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证明，中国经济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具有超乎想象的弹性和韧性，这一次的贸易战未必不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契机
7月6日，美国开始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不过特朗普的枪口不仅指向中国：豁免期后，美国6月1日起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关税，日本则从一开始就不在豁免名单之中。特朗普还称，除非欧盟解除“长期以来对美国施加”的关税和壁垒，否则美国就要对欧洲进口汽车加征20%关税。
在自诩“有世界上最为开放的贸易体系”的美国频频动用贸易制裁大棒之际，中国承受的炮火还是最为严重。但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也表明，中国经济的弹性和韧性超乎想象，外部压力往往带来了自身改革和结构优化。
与其观望美国不确定的下一次动作，不如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以更好、更精细的产业政策来化解贸易摩擦带来的阵痛。
“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源泉必须是生产率的提高和发明创造，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好的迹象。”近日，亚洲开发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魏尚进在上海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自身改革开放和谈判的战术战略并重是中国在这次贸易战中的应对之道。
《财经》：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收获与贡献？
魏尚进：贸易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共赢的。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参与程度的上升速度之快在全球独一无二。40年前，中国是贸易小国，今天是贸易第一大国。贸易共赢不仅是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老百姓之所以有今天的生活，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而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改革和开放又相辅相成。中国的改革开放，也造福于别的国家。由于中国参与了国际贸易，别国的老百姓可以买更便宜的商品，他们的企业可以买相对便宜的中间品，从而国际竞争力得到提高；中国越来越大的市场也为他们提供了机会。所以，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参与的程度和深度越来越强对中国百姓、中国企业、别国百姓以及企业都有利。
而且，中国国际贸易参与深度的提高，不仅体现在贸易量，也体现在自身不断的改革。比如降低贸易壁垒，往往开始是别的国家的要求，但中国老百姓与企业自己也会有这样的要求。中国加入WTO时别国要求中国做出许多改革，其中一项是降低关税。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平均关税在30%-40%，但今天的平均关税低于10%。关税的下降，当然源于很多別的国家的要求，但是降低关税本身代表的是中国老百姓买东西便宜了，物质生活丰富了。而且间接地，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一部分，使得进口的中间品价格低了，产品更有竞争力。比如华为、中兴卖的产品之所以能便宜，部分原因是他们进口的零部件价格相对更低。
《财经》：中国汽车关税降低对老百姓有益，但对中国品牌和就业会有影响吗？
魏尚进：对自己的品牌表面上会有冲击，关税壁垒的目的也是保护这些企业。但是，降低壁垒的过程，也是促进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的过程。中国现在有一大批行业竞争力很强，部分原因是受到了世界企业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是有好处的，使得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得到扩展，有比较劣势的行业相对萎缩。
最近的贸易摩擦也是一样。如果贸易摩擦促进了开放，那最终这个摩擦是好的，对老百姓提高消费水平、对企业提高竞争力有好处。在开放过程中，短期会对一部分企业形成冲击，随之而来企业的调整不一定很顺利，可能会对就业等造成压力。开放带来一定的冲击这种说法不仅仅适用于中国，别的国家也是一样的。
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调整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在所有国家中的调整能力是比较强的，从来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失业。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很有弹性，调整比较迅速。也就是说，虽然有了压力，但是因为市场调整比较快，最后反而产业结构优化了，剩下来的是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且做大了。贸易摩擦给中国带来的“短痛”还真是比较短的。
《财经》：您觉得产业政策在刚才说的调整中能起到什么作用？近期的贸易争端中，美国似乎一直在批评中国的产业政策。
魏尚进：首先，我认为很多情况下产业政策有可取之处。因为市场有时候会失灵，比如外部性或自然垄断，也有些行业会有规模经济。也就是说在有些情况下市场均衡未必是社会最优均衡，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是可取的。实际上，最早提倡产业政策的就是美国政府。美国建国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Alexander Hamilton正式提出需要通过政府行为来支持制造业产业发展。
实际政策执行过程中，各个国家的情况很不同。产业政策经常被滥用，资源被浪费，效果适得其反。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中国要设计好的产业政策，也是要看什么是市场做不了的，只有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政府进行干预才会提高效率。
其次，产业政策和贸易规则的关系需要分析，不能简单概论。WTO的规则并没有说成员国不可以实施产业政策，但任何产业政策不能区别对待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
比如说，假设因为我们认为芯片行业的发展是有规模经济的或有正外部性的，会帮助别的相关行业的发展，所以政府要支持。那么政府在支持的时候，支持的是这个行业，也就是只要在中国做芯片的企业都支持，这就不和WTO规则相违背。再比如修路、基础设施等，在金融市场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民企因为无法得到长期融资而不一定做得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支持一下，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只要是不区分本国、外国企业，就与WTO规则没有冲突。 我看了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文件本身没有歧视外企的说法，所以文件本身和WTO没有矛盾。当然，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可以执行得没有矛盾，也可以执行得有矛盾。
《财经》：您认为本次美国政府并没有针对中国搞贸易战，只是中国的贸易体量和发展速度到了特定的阶段之后的反应？
魏尚进：首先，美国国内有不同派别，比如国防派、商贸派、学院派， 他们对中美关系的态度不同。
国防派从来都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不只是从这届政府开始的。早在18年前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说中国可能是美国政治、军事上的竞争对手，必须要遏制它。但国防派在美国国内以前没有占优势。商贸派与学院派则一般认为中美之间经贸关系发展是共赢的，中国比美国发展速度快一点是正常的，因为中国本身基础相对弱些。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美国的老百姓和企业都会有好处。
总统自己其实从来没有说这一次的关税行为是战略遏制行为，总统以下的官员中当然有国防派。在中国的开放程度没有美国高的事实背景下，以往的美国总统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但这个总统可能觉得谈判太慢了。
从实际行为上来看，如果美国的行动只是针对中国的战略遏制行为，那它不会对自己的盟国也同时开火。美国的盟国抱怨说，要对付中国别把他们也当敌人对待。但是，特朗普并不理会，还是好几个方面同时开火。所以倒过来说，特朗普对中国以增加贸易壁垒作为威胁要求中国改变经贸政策，还不完全是因为他把中美的战略竞争作为他最重要的目标。可能他就是认为：美国很傻，其整个贸易体系比包括欧洲、日本在内的国家更为开放，所以，现在要对多方同时开火，让所有其他国家都降低贸易壁垒。事实上也的确有人妥协。韩国承诺接下来对美国的钢铁出口不超过原有水平的70%；据说德国很多汽车企业也要求他们的总理彻底取消美国和欧盟之间的所有汽车关税。
我认为，不是说在美国没有人针对中国，一定有些派系把中国当做战略敌人，很希望能和别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但是这位美国总统本人看重的是眼前利益，而不一定把战略竞争看成最重要的目标。
当然，中国今天的经济规模、发展的速度、在国际上的声音，使得一些美国商贸派的态度也改变了。很多美国的跨国公司，曾经把中国看做自己的主要出口市场，或是外包工厂的地方，它们曾经是在美国支持开放的重要势力。
同样的这些企业今天把中国更多看成是竞争对手，所以它们在和美国政府的互动中心情很复杂，支持对中国继续开放的力度弱了下来。由于传统的支持共和党经济开放的企业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使得共和党政客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财经》：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应该怎么应对？
魏尚进：要把改革开放和谈判的战术战略区别开来。一方面对中国有好处的开放政策，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去做。另一方面，在談判中，坚持要求对方把他们的改革开放和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打好谈判牌。
其实不仅美国对中国有要求，中国对美国也有很多要求，比如中国要求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对海外对美投资的审批过程、条件要更透明；要求美国对反倾销行为的判定、反倾销税的执行中反市场原则的做法也要改革。
《财经》：有观点认为，CFIUS更加针对中国的国企？
魏尚进：美国海外投资审批会对于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来自中国的民企，虽然没有直接政府背景，美国认为也有间接政府背景。还有民企的老板说我的所有财产都是党的，美国会问这不是民企国企界限不明的证明吗？
美国的法律体系的优势一般是相对透明、相对可预测，但美国对外资审核过程不具备这些特点。它是美国政府中几个部门联合审批的，有权力在任何时候告诉企业说这一次兼并收购不符合规定，可以事后宣布兼并收购无效。
当然审批也不是只针对中国企业的，也否决过加拿大、以色列、英国企业的兼并收购行为，所以法律本身不一定针对中国，但执行中中国企业被否决的比率要高很多。
实际上中国对美国投资在2017年相对2016年下降，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外汇管制收紧，不完全是美国的审查。不过在不通过的审查里，很多中国企业觉得自己不是在敏感行业里，美国政府不应该否决，但这些其实是可松可紧的灰色地带中，美国政府可能就从严处理了。
《财经》：产业政策有好有坏，这么看需要区分具体行业。哪些是需要产业政策扶持的，比如一些新兴行业、投资大周期长的行业？
魏尚进：不是所有的新兴行业，或者所有的投资大周期长的行业都要扶持。比如制药业虽然投资大周期长，但是可以是纯市场的；世界上多数好的药、高级医疗器械都是民营企业做出来的。所以总的前提是大多商业活动市场做得很好，只有少数需要政府来支持或干预。
如何区分这些少数行业呢？当然是要做分析。 针对这些少数的行业，就需要专家来分析，看是不是存在市场失灵，具体失灵在哪里。除此之外，即使有市场失灵，同样是要政府干预，也有很多不同手法，它们的相对效率是不一样的。补贴、部分补贴等等，同样是补贴，也需要考虑怎么样才使用资源最少。
《财经》：中国今天的产业政策该怎么调整？
魏尚进：具体的做法有很多改善的空间。假设某行业需要发展，但市场做不了，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家看到的回报率比社会回报率低，这个时候企业自己做不了，或者太少太慢，就需要政府帮忙。
帮忙有很多办法。一种做法是：凡是这个行业里的企业都补贴，这种做法不是很有效率，要撒一大笔钱给许多企业；另外一种做法是：考虑到之所以有市场失灵，是因为每个企业家看到的回报率比社会回报率要低，所以政府要做的是拉高企业家的预期回报率。
政府可以说，任何企业如果把某件事情做成功了，政府就再奖励一笔钱给这家企业，使得企业家的总预期回报，是市场回报加政府（事后）奖励，达到了应有的社会回报率。相比于前一种做法，后一种做法更有效，用的（纳税人的）资源更少，因为只有做成功的企业被补贴了；而从企业事先激励的角度来说，这两种做法是没有区别的。 《财经》：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补贴基本是补到企业身上，如果直接补到消费者头上会不会更好？
魏尚进：德国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就是补贴消费者，结果德国企业又抱怨说，这些补贴都补到了中国企业头上了。因为中国新能源的产品得到了本国政府的补贴，本身价格就便宜，然后德国消费者都去买中国产品。补贴应该给最有效率的企业，但德国企业认为中国企业是因为有了补贴才更有效率。假设有个国际协议说，大家都不能补贴企业，只补贴消费者，那没有问题。
当然针对新能源，如果它的最终目的是减少排放，那最直接的办法还是任何有排放行为的企业都必须要付排放税，把排放的成本提上去，这样达到目的的社会成本最低。
《财经》：在创新方面，您觉得中国现在的产学研状态如何？
魏尚进：中国有很多企业，会主动找科学家，把产学研结合起来。
举个例子，甘肃一个主要产品是枸杞。枸杞要怎么选种、运输、保存，企业会找农业科学院的专家来改良种子，研究抗风、改变季节性；会找专家来研究包装等等。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中国发展这么快，一定有很多非常成功的产学研结合的例子。当然反过来的例子也有，有时候因为体制的问题，产学研相互配合的动机不是很强；有时候是信息的问题。
中国制造想从Made in China到Created in China，首先是因为到了这个发展阶段，其必要性很强。我们曾经是把廉价劳动力作为竞争优势，但接下来一定会要求生产率的提高和更多发明创造来作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源泉。非这么做不可。
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很多了Created in China的例子，华为、大疆，以及很多不太被人所知的公司都很有创新能力。中国企业的专利，不光是国内数量增长快，在美国申请专利增长速度也快，比大多数国家都快。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专利在美国得到别的企业引用的增长速度同样也很快。
除了专利之外，在商业模式等方面，中国的发展也很快。我认为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只会靠廉价劳动力，没有创新能力。一旦发展对发明创造、劳动生产力的要求高了，自然而然经济会有反应，尤其是民企。
发明创造，有没有政府可以做好的支持工作呢？中国对创新的支持的资源支配，有明显的偏国企的倾向，但是中国多半的发明创造是民企做的，然而民企要拿到政府的补贴要难很多。
换言之，在同等的财政支出情况下，如果能够把对企业的支持从偏重国有企业到不区别民企国企，那么中国的发明创造可能会更快。
《财经》：我们也看到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双边协议，而不是多边协议，您如何看接下来诸如WTO等贸易协议格局的走向？
魏尚进：实际上WTO的規则中也是允许双边协议的，第24条只要求协议国之间实行的贸易必须是substantially liberalization，比如两个国家签协议，不能只说把某一行业如钢铁关税降低为零，这对别的国家不公平。如果要签，必须要把所有行业都降低关税壁垒，而且都得为零。
WTO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一项规则要通过，必须所有国家都要同意，这很难做到，所以前面几次WTO谈判时间很长，结果也不好。WTO未来的格局令人担心，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自己谈，对推动WTO的发展就失去了兴趣。
7月6日，美国开始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不过特朗普的枪口不仅指向中国：豁免期后，美国6月1日起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关税，日本则从一开始就不在豁免名单之中。特朗普还称，除非欧盟解除“长期以来对美国施加”的关税和壁垒，否则美国就要对欧洲进口汽车加征20%关税。
在自诩“有世界上最为开放的贸易体系”的美国频频动用贸易制裁大棒之际，中国承受的炮火还是最为严重。但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也表明，中国经济的弹性和韧性超乎想象，外部压力往往带来了自身改革和结构优化。
与其观望美国不确定的下一次动作，不如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以更好、更精细的产业政策来化解贸易摩擦带来的阵痛。
“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源泉必须是生产率的提高和发明创造，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好的迹象。”近日，亚洲开发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魏尚进在上海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自身改革开放和谈判的战术战略并重是中国在这次贸易战中的应对之道。
逼出了开放的贸易摩擦最终是有益的
《财经》：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收获与贡献？
魏尚进：贸易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共赢的。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参与程度的上升速度之快在全球独一无二。40年前，中国是贸易小国，今天是贸易第一大国。贸易共赢不仅是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老百姓之所以有今天的生活，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而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改革和开放又相辅相成。中国的改革开放，也造福于别的国家。由于中国参与了国际贸易，别国的老百姓可以买更便宜的商品，他们的企业可以买相对便宜的中间品，从而国际竞争力得到提高；中国越来越大的市场也为他们提供了机会。所以，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参与的程度和深度越来越强对中国百姓、中国企业、别国百姓以及企业都有利。
而且，中国国际贸易参与深度的提高，不仅体现在贸易量，也体现在自身不断的改革。比如降低贸易壁垒，往往开始是别的国家的要求，但中国老百姓与企业自己也会有这样的要求。中国加入WTO时别国要求中国做出许多改革，其中一项是降低关税。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平均关税在30%-40%，但今天的平均关税低于10%。关税的下降，当然源于很多別的国家的要求，但是降低关税本身代表的是中国老百姓买东西便宜了，物质生活丰富了。而且间接地，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一部分，使得进口的中间品价格低了，产品更有竞争力。比如华为、中兴卖的产品之所以能便宜，部分原因是他们进口的零部件价格相对更低。
《财经》：中国汽车关税降低对老百姓有益，但对中国品牌和就业会有影响吗？
魏尚进：对自己的品牌表面上会有冲击，关税壁垒的目的也是保护这些企业。但是，降低壁垒的过程，也是促进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的过程。中国现在有一大批行业竞争力很强，部分原因是受到了世界企业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是有好处的，使得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得到扩展，有比较劣势的行业相对萎缩。
最近的贸易摩擦也是一样。如果贸易摩擦促进了开放，那最终这个摩擦是好的，对老百姓提高消费水平、对企业提高竞争力有好处。在开放过程中，短期会对一部分企业形成冲击，随之而来企业的调整不一定很顺利，可能会对就业等造成压力。开放带来一定的冲击这种说法不仅仅适用于中国，别的国家也是一样的。
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调整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在所有国家中的调整能力是比较强的，从来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失业。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很有弹性，调整比较迅速。也就是说，虽然有了压力，但是因为市场调整比较快，最后反而产业结构优化了，剩下来的是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且做大了。贸易摩擦给中国带来的“短痛”还真是比较短的。
“中国制造2025”本身不能成为贸易战的借口
《财经》：您觉得产业政策在刚才说的调整中能起到什么作用？近期的贸易争端中，美国似乎一直在批评中国的产业政策。
魏尚进：首先，我认为很多情况下产业政策有可取之处。因为市场有时候会失灵，比如外部性或自然垄断，也有些行业会有规模经济。也就是说在有些情况下市场均衡未必是社会最优均衡，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是可取的。实际上，最早提倡产业政策的就是美国政府。美国建国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Alexander Hamilton正式提出需要通过政府行为来支持制造业产业发展。
实际政策执行过程中，各个国家的情况很不同。产业政策经常被滥用，资源被浪费，效果适得其反。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中国要设计好的产业政策，也是要看什么是市场做不了的，只有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政府进行干预才会提高效率。
其次，产业政策和贸易规则的关系需要分析，不能简单概论。WTO的规则并没有说成员国不可以实施产业政策，但任何产业政策不能区别对待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
比如说，假设因为我们认为芯片行业的发展是有规模经济的或有正外部性的，会帮助别的相关行业的发展，所以政府要支持。那么政府在支持的时候，支持的是这个行业，也就是只要在中国做芯片的企业都支持，这就不和WTO规则相违背。再比如修路、基础设施等，在金融市场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民企因为无法得到长期融资而不一定做得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支持一下，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只要是不区分本国、外国企业，就与WTO规则没有冲突。 我看了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文件本身没有歧视外企的说法，所以文件本身和WTO没有矛盾。当然，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可以执行得没有矛盾，也可以执行得有矛盾。
《财经》：您认为本次美国政府并没有针对中国搞贸易战，只是中国的贸易体量和发展速度到了特定的阶段之后的反应？
魏尚进：首先，美国国内有不同派别，比如国防派、商贸派、学院派， 他们对中美关系的态度不同。
国防派从来都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不只是从这届政府开始的。早在18年前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说中国可能是美国政治、军事上的竞争对手，必须要遏制它。但国防派在美国国内以前没有占优势。商贸派与学院派则一般认为中美之间经贸关系发展是共赢的，中国比美国发展速度快一点是正常的，因为中国本身基础相对弱些。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美国的老百姓和企业都会有好处。
总统自己其实从来没有说这一次的关税行为是战略遏制行为，总统以下的官员中当然有国防派。在中国的开放程度没有美国高的事实背景下，以往的美国总统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但这个总统可能觉得谈判太慢了。
从实际行为上来看，如果美国的行动只是针对中国的战略遏制行为，那它不会对自己的盟国也同时开火。美国的盟国抱怨说，要对付中国别把他们也当敌人对待。但是，特朗普并不理会，还是好几个方面同时开火。所以倒过来说，特朗普对中国以增加贸易壁垒作为威胁要求中国改变经贸政策，还不完全是因为他把中美的战略竞争作为他最重要的目标。可能他就是认为：美国很傻，其整个贸易体系比包括欧洲、日本在内的国家更为开放，所以，现在要对多方同时开火，让所有其他国家都降低贸易壁垒。事实上也的确有人妥协。韩国承诺接下来对美国的钢铁出口不超过原有水平的70%；据说德国很多汽车企业也要求他们的总理彻底取消美国和欧盟之间的所有汽车关税。
我认为，不是说在美国没有人针对中国，一定有些派系把中国当做战略敌人，很希望能和别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但是这位美国总统本人看重的是眼前利益，而不一定把战略竞争看成最重要的目标。
当然，中国今天的经济规模、发展的速度、在国际上的声音，使得一些美国商贸派的态度也改变了。很多美国的跨国公司，曾经把中国看做自己的主要出口市场，或是外包工厂的地方，它们曾经是在美国支持开放的重要势力。
同样的这些企业今天把中国更多看成是竞争对手，所以它们在和美国政府的互动中心情很复杂，支持对中国继续开放的力度弱了下来。由于传统的支持共和党经济开放的企业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使得共和党政客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财经》：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应该怎么应对？
魏尚进：要把改革开放和谈判的战术战略区别开来。一方面对中国有好处的开放政策，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去做。另一方面，在談判中，坚持要求对方把他们的改革开放和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打好谈判牌。
其实不仅美国对中国有要求，中国对美国也有很多要求，比如中国要求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对海外对美投资的审批过程、条件要更透明；要求美国对反倾销行为的判定、反倾销税的执行中反市场原则的做法也要改革。
《财经》：有观点认为，CFIUS更加针对中国的国企？
魏尚进：美国海外投资审批会对于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来自中国的民企，虽然没有直接政府背景，美国认为也有间接政府背景。还有民企的老板说我的所有财产都是党的，美国会问这不是民企国企界限不明的证明吗？
美国的法律体系的优势一般是相对透明、相对可预测，但美国对外资审核过程不具备这些特点。它是美国政府中几个部门联合审批的，有权力在任何时候告诉企业说这一次兼并收购不符合规定，可以事后宣布兼并收购无效。
当然审批也不是只针对中国企业的，也否决过加拿大、以色列、英国企业的兼并收购行为，所以法律本身不一定针对中国，但执行中中国企业被否决的比率要高很多。
实际上中国对美国投资在2017年相对2016年下降，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外汇管制收紧，不完全是美国的审查。不过在不通过的审查里，很多中国企业觉得自己不是在敏感行业里，美国政府不应该否决，但这些其实是可松可紧的灰色地带中，美国政府可能就从严处理了。
产业政策也需要精细化设计
《财经》：产业政策有好有坏，这么看需要区分具体行业。哪些是需要产业政策扶持的，比如一些新兴行业、投资大周期长的行业？
魏尚进：不是所有的新兴行业，或者所有的投资大周期长的行业都要扶持。比如制药业虽然投资大周期长，但是可以是纯市场的；世界上多数好的药、高级医疗器械都是民营企业做出来的。所以总的前提是大多商业活动市场做得很好，只有少数需要政府来支持或干预。
如何区分这些少数行业呢？当然是要做分析。 针对这些少数的行业，就需要专家来分析，看是不是存在市场失灵，具体失灵在哪里。除此之外，即使有市场失灵，同样是要政府干预，也有很多不同手法，它们的相对效率是不一样的。补贴、部分补贴等等，同样是补贴，也需要考虑怎么样才使用资源最少。
《财经》：中国今天的产业政策该怎么调整？
魏尚进：具体的做法有很多改善的空间。假设某行业需要发展，但市场做不了，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家看到的回报率比社会回报率低，这个时候企业自己做不了，或者太少太慢，就需要政府帮忙。
帮忙有很多办法。一种做法是：凡是这个行业里的企业都补贴，这种做法不是很有效率，要撒一大笔钱给许多企业；另外一种做法是：考虑到之所以有市场失灵，是因为每个企业家看到的回报率比社会回报率要低，所以政府要做的是拉高企业家的预期回报率。
政府可以说，任何企业如果把某件事情做成功了，政府就再奖励一笔钱给这家企业，使得企业家的总预期回报，是市场回报加政府（事后）奖励，达到了应有的社会回报率。相比于前一种做法，后一种做法更有效，用的（纳税人的）资源更少，因为只有做成功的企业被补贴了；而从企业事先激励的角度来说，这两种做法是没有区别的。 《财经》：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补贴基本是补到企业身上，如果直接补到消费者头上会不会更好？
魏尚进：德国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就是补贴消费者，结果德国企业又抱怨说，这些补贴都补到了中国企业头上了。因为中国新能源的产品得到了本国政府的补贴，本身价格就便宜，然后德国消费者都去买中国产品。补贴应该给最有效率的企业，但德国企业认为中国企业是因为有了补贴才更有效率。假设有个国际协议说，大家都不能补贴企业，只补贴消费者，那没有问题。
当然针对新能源，如果它的最终目的是减少排放，那最直接的办法还是任何有排放行为的企业都必须要付排放税，把排放的成本提上去，这样达到目的的社会成本最低。
《财经》：在创新方面，您觉得中国现在的产学研状态如何？
魏尚进：中国有很多企业，会主动找科学家，把产学研结合起来。
举个例子，甘肃一个主要产品是枸杞。枸杞要怎么选种、运输、保存，企业会找农业科学院的专家来改良种子，研究抗风、改变季节性；会找专家来研究包装等等。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中国发展这么快，一定有很多非常成功的产学研结合的例子。当然反过来的例子也有，有时候因为体制的问题，产学研相互配合的动机不是很强；有时候是信息的问题。
中国制造想从Made in China到Created in China，首先是因为到了这个发展阶段，其必要性很强。我们曾经是把廉价劳动力作为竞争优势，但接下来一定会要求生产率的提高和更多发明创造来作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源泉。非这么做不可。
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很多了Created in China的例子，华为、大疆，以及很多不太被人所知的公司都很有创新能力。中国企业的专利，不光是国内数量增长快，在美国申请专利增长速度也快，比大多数国家都快。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专利在美国得到别的企业引用的增长速度同样也很快。
除了专利之外，在商业模式等方面，中国的发展也很快。我认为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只会靠廉价劳动力，没有创新能力。一旦发展对发明创造、劳动生产力的要求高了，自然而然经济会有反应，尤其是民企。
发明创造，有没有政府可以做好的支持工作呢？中国对创新的支持的资源支配，有明显的偏国企的倾向，但是中国多半的发明创造是民企做的，然而民企要拿到政府的补贴要难很多。
换言之，在同等的财政支出情况下，如果能够把对企业的支持从偏重国有企业到不区别民企国企，那么中国的发明创造可能会更快。
《财经》：我们也看到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双边协议，而不是多边协议，您如何看接下来诸如WTO等贸易协议格局的走向？
魏尚进：实际上WTO的規则中也是允许双边协议的，第24条只要求协议国之间实行的贸易必须是substantially liberalization，比如两个国家签协议，不能只说把某一行业如钢铁关税降低为零，这对别的国家不公平。如果要签，必须要把所有行业都降低关税壁垒，而且都得为零。
WTO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一项规则要通过，必须所有国家都要同意，这很难做到，所以前面几次WTO谈判时间很长，结果也不好。WTO未来的格局令人担心，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自己谈，对推动WTO的发展就失去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