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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彭宗超教授和李贺楼博士联名在2013年第6期的《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社会指标运动源起、评价及启示”的文章，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开始关注社会指标及其构建的相关研究，迄今为止已产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实践领域中的各项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工作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持和技术帮助。2003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此后，党和政府逐步重视、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2012年十八大报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进一步提出的六项社会建设目标。这为国内社会科学领域关于各类社会指标及其构建的研究提供了机遇。
在分析反思了西方学者对社会指标运动的一些教训，如社会指标构建的非系统性、数据方面的局限性、对社会指标作用指向性存在争论等缺陷性之后，作者认为，社会指标代表着对理性的推崇和运用，且属于一种历史现象，因此必须关注如下四方面：一是任何社会指标的构建都应以相应的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为前提条件；二是社会指标的实施要以有效的数据收集为前提条件；三是发展社会指标的目的在于为加强社会建设、增进社会福利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和方法帮助，其关系到民众的福祉，因而在研究工作中研究者应该考虑从民众中间获取相应信息；四是在现实中社会指标主要是通过各种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来加以实施。总之，一旦特定社会指标被政府采纳并予以实施，因其对民众生活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引导甚至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规范作用，会产生相应的社会后果，从而具备类似于公共政策的功能。
责任编辑：张 炜
在分析反思了西方学者对社会指标运动的一些教训，如社会指标构建的非系统性、数据方面的局限性、对社会指标作用指向性存在争论等缺陷性之后，作者认为，社会指标代表着对理性的推崇和运用，且属于一种历史现象，因此必须关注如下四方面：一是任何社会指标的构建都应以相应的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为前提条件；二是社会指标的实施要以有效的数据收集为前提条件；三是发展社会指标的目的在于为加强社会建设、增进社会福利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和方法帮助，其关系到民众的福祉，因而在研究工作中研究者应该考虑从民众中间获取相应信息；四是在现实中社会指标主要是通过各种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来加以实施。总之，一旦特定社会指标被政府采纳并予以实施，因其对民众生活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引导甚至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规范作用，会产生相应的社会后果，从而具备类似于公共政策的功能。
责任编辑：张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