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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四月底到五月初，我得黄君实先生和香港“石斋之友”邀请，到香港旅行两周时间。参观了一些展览，接触了一些书法朋友，也在“石斋之友”做了一次演讲并与听众座谈。香港社会的文化氛围及人情状态与内地有很多相似处，也因为长期分离，形成其自身特点。在香港，很多文化运作形态，非久居内地者可以想象，而在内地习以为常的情况，香港人也颇觉诧异。
香港的书法团体
此番为我发邀请函的“石斋之友”，从名称上看，不像一个正式的组织，我在西安办通行证时就受到诘问：这是个团体吗？为什么不叫个什么协会？香港也有叫什么协会的很多组织，只要不重名，不发生注册上的重叠，一切随便。这个“石斋之友”其实是香港相当有名的书法团体，它以黄博铮先生的石斋书屋为依托，吸引了香港一批水平甚高的书法家参加，每周都举办会员联谊活动，在香港书法界的地位，颇相似于内地的沧浪书社，两者之间也举办过书法联展。“石斋之友”成员基本上都是事业有成的中产人士，没有人是要在这里依靠书法来解决生计问题。
成员之间，书法造诣有高低，但地位完全平等。会长由众人公推，条件是必须尽心为大家服务。会员之间每周的聚会，是在谈书论艺，濡墨挥毫之后聚餐，费用平均分摊。仅此一点，与内地就大有不同。内地团体聚会，多为公款请客。同人雅集，往往又由大款买单，其间因人情冷暖，利益纠葛，虽细事却难为持久。那夜聚餐后，我见他们算账掏钱，一点也不扭捏。市场经济的契约性质看似有些冰冷，但在现实条件下却可以长久。
香港书法界也曾经有人提出希望成立一个与内地的书法组织对应的统一的团体，其主要理由是便于与内地书法界联系，再则也可以集中展现香港书法家的力量。但此议终于难行，大多数书法家不论从理性还是感情上都不愿意接受什么人的领导或者领导他人。在他们的观念里，颜真卿当部长，怀素做和尚，但在书法交流上是平等的。观念行为之不同，使得书法这一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里的国粹，引起很多思考：即以书法团体的组织方式而论，大一统的团体虽然有很多“便宜行事”的好处，能够迅速发动有广大人群参加的热闹活动，制造轰动效应，但于文化艺术的发展本质颇多悖谬。
中国古代书法经典都是在分散状态下由不同书家个人的精勤努力发展起来的，即使曾经有书院画院这样的皇家组织，但社会舆论和集体意识从来不承认文化人创作行为之间的从属关系。王羲之最终是一个自动抛弃职位的隐士，杜甫则是一个被朝廷权力排斥的长期失业者，他们的艺术达到高峰之际，实际上也是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发言权被完全剥夺之际，但是，权力方面固然着意让他们投闲置散，却不可能也不曾设想封杀或者减弱他们的艺术影响力。权力者明白，九五之尊固然高贵无比，也还有其不该管、管不着，因而干脆不管的事。其实这不管之管，最终还是给时代留下了始料未及的光彩。
东晋王朝不欢喜王羲之，但王羲之的书法最终辉耀了东晋王朝；李唐王朝对不起杜甫，但若不是杜甫及其“之流”的锦绣诗篇，仅仅是“贞观之治”也还压不起这个被誉为最辉煌的时代的秤盘。最原始的艺术传播方式也是最本质的方式。比较现代，“权力”与“话语”的合谋，有时则可以让黄种毁弃，瓦釜长鸣。
一个越来越普遍化的现象：我们熟悉的书法界，举办展览规模最大、次数最频繁、媒体报道最热烈、印刷品纸张最精良者，远未必是人们真正喜欢的作品。
书法基本形态的速成，书法传播方式的简便，以社会公众权力为主导的舆论炒作的私用，使得个中人越来越张扬地利用书法这一媒质，肆行着与人生修养技艺磨砺文化提升完全异趣歧途的事情。以书法官僚为核心，书法权贵、书法托，书法打手以及被这些力量裹挟着的书法人群，交织形成着一个规模不断扩大、利益不断增加、争斗日益激烈、与书法精神本质相去甚远的书法社会。比较之下，香港的书法朋友们，在近乎凄清的气氛里，倒表现出本能的坚守。他们在赖以谋生的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我无从了解，但他们从事于书法的行为与心境，却表现出久违了的传统意味。
香港书法团体的民间性，与内地也可做比较，“石斋之友”在香港虽然名誉很高，参加却几乎没有门槛。香港社会崇拜财富，人们平生打拼为过好日子，因为机遇、遗传继承及努力资质等不同而形成社会差距，但地位差距并不容许人格歧视，倒是歧视他人者会被视为缺乏教养。我在“石斋之友”的座谈，参加者除会中朋友外，还有书店的顾客，根本看不出各人的职业地位，大家随便提问交流。
任何书法爱好者，都可以凭自我感觉选择参加他们中意的书法团体。展览则是书法“出道”的标志，在此之前，参加他们的活动，比如集体临帖，还会得到老会员的指点。如果水平差距甚大，往往自行告退，真正有心趣于此者，则会下工夫追赶，需要付出的全是心理与学力的“内功”，最终成为团体里心安理得之一员。送礼行贿之类手段在这里根本不顶用也用不着。
如果一个人对书法有兴趣，有造诣，团体会欢迎你加入，任何高手的加入也不会形成对他人的威胁，因为根本没有什么直接利益存在。担任团体领导的不一定是最高水平者，却必须是热心公益者，甚至还是年资较轻者。他可能因为经常主持活动而提高知名度，这也算得社会给予其劳动的隐性报偿。至于在社会方面有成就者，若想靠其权力威望到书法界发号施令，则匪夷所思。书法艺术本来是具有其清高品味的，在香港，书法团体中人，也被社會视为文人、艺术家，这当然也是个中人之愿望，但团体的活动方式又十分开放，十分平民化。
艺术家如果有了可以支配别人精神行为的权力，那就已经不是艺术家了。艺术行为如果被权力笼罩，也就不是艺术了。这样讲，并非否定社会主流对艺术的作用，政府的文化施为在兼容并包之下，必然还要提倡“主旋律”，这是任何政府都不会放弃的职守。问题是，主旋律的实现也需要社会成员在平等氛围里共同努力。居于主导地位的政府，在对待艺术团体的运作及管理方面，完全可以按照其客观规律办事。以书法活动为例，“书法权力”的存在与发展，已经完全悖谬文化本质。香港的书法家们宁肯惨淡经营，也拒绝书法权力，值得内地书坛尊重。 书法的热闹与寂寞
我在香港期间，还参观了一位书法家的展览，他也是“石斋之友”一员。展览在中央图书馆举行，这是香港的一处文化中心，开幕式上来了一位特区政府的高官和诸多名流，又由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司仪捧场，所以显得十分热闹。这一点，和内地相仿。全世界的传媒都有其共同点，就是追逐明星，追逐政要。什么级别的官员到场，传媒就必然要有什么规格的报导。
书法家办展览，是把作品从自己的书房拿到社会上给公众看，当然希望影响越大越好，而官员行为在社会中影响巨大，出席就是宣传，就是推广。香港的多数书法家不敢办这样规模的展览，场租，宴会，花钱不说，请客也是颇为麻烦的。香港人常年处于打拼之中，时间宝贵，展览会的开幕式多安排在晚上下班以后，时间宝贵亦衬托人情珍贵。
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甚大，在“石斋之友”这个团体里，也是如此。人们之间很少“怨望”，别人有钱，是因为努力、机遇。算命看风水甚为普遍，人人都想有好运气，却并不“仇富”。富人也多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我参观的那位书家的展览，办得红火热闹，但他声明作品出售后全部捐助给儿童健康事业，实际上还是自己在其他方面赚了钱，用在艺术爱好上，又举办活动回馈社会。
所谓百金买名，千金买义。“名”与“义”，实际就是文化，文明。香港社会在追赶新潮方面十分新，在恪守传统方面又十分旧。书法界人崇拜清高，对名譽、名声看得很重。如果因为书法而闹出什么“贿选”“贿展”之类丑闻，那是难以自立于人群的。事业有成，不回避风头，在漫长的日常生活里，却耐得寂寞。比较之下，“石斋之友”那些朋友聚集在书店的小小茶座里，切磋书法，况味就颇显寂寞。我看见他们的一些活动安排，某次专门集体临习《十七帖》，再次则是《淳化阁帖》，并且邀请来书店的顾客参加，免费提供纸墨。除却同仁自己的学习外，还表现出为社会传播书法艺术的责任感，与外面的万丈红尘相较，真若钱锺书所云“学问乃二三素心人于荒江野老屋中商量培养之事”。我此次接触的几位香港书家，若“石斋之友”会长刘永耀先生，是一位中学化学教师，叶荣枝先生则是一家高档茶馆的老板，他们的职业与书法性质颇迥，潜心之际，期望的正是笔墨运动里精神的张扬与和谐。
香港的书法家几乎没有完全靠书法而生存的。书法家之优秀者可以得到尊重，但不可能变换成实际利益。这原因主要是香港社会对外洋文化求新，而对中华文化求古的普遍心理所致。这样的现象肯定也会随着一些真正的优秀书家作品的日益深入人心而改变，但这过程是漫长的。因为不存在书法权力，也就不可能有权力出租，靠书法地位而暴富者则根本找不到。据说饶宗颐先生的书法价格在香港最高，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如名人崇拜，视书法为文物等，但决无“书法权力”的因素。
香港书法家比较好的职业前途是办少年培训班或者做家庭书法教师。香港人对子女培养甚不惜费，正常学业之外，学钢琴，学舞蹈，都要另外找老师。回归之后，中华传统文化升温，学习书法的少年增多，这为一部分书家提供了机会。但这挣的是辛苦钱。我到“石斋之友”去座谈那晚，从书店出来，走过街灯辉煌的夜街，沿路尽是摆摊子算卦的，其闹热，远过于我们刚刚结束的座谈会。翻览香港报刊，颇多关于算命风水方面的报道，相形之下，书法在香港，确实是寂寞之道。
官方对书法活动的赞助
回归之前，港英当局在文化设施方面做了一些实事，如修建位于九龙的文化中心，为全民提供文化服务，如将全港跑马收入用于社会公益等，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是隔膜的。近年特区政府在弘扬民族文化方面颇多规划，其中之一就是加强对艺术社团的扶持和对优秀艺术家的赞助和奖励。既然有奖励，也就有相应的争取，香港书法团体也是以得到政府赞助为荣的。以“石斋之友”为例，他们因为取得了社会声誉，在举办展览时也就得到政府免费提供场地的赞助。当然，每一次活动的举办，政府投入多少，都有严格的规定。第一位得到政府奖励的书法家则是冯一峰先生，他也是“石斋之友”成员，因为在香港政府举办的书法、美术展览中获得一等奖，在众多默默努力的书法家中脱颖而出。他得到的奖励是：由香港官方文化机构提供创作场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创作，然后由官方出资为他举办一次展览，出版一本书法集。冯一峰自年轻时就打拼生活，已经事业有成。他没有读过大学，但对书法自有其敏悟，多年精研孙过庭《书谱》，得到香港书法大奖后，他也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在香港，既无专业书法机构，自然也没有专业书法家。
香港的大学里有些艺术类专业，经常邀请专家学者演讲。但进入大学谋一教职的门槛非常高，除成就卓越的名家外，非博士学位者难入其门。因为书法，因为写字，因为获奖而到大学当教师者还无其例。比较之下，内地一些学历不够的青年因为书法获奖而入学府，改变了身份命运，其实是太幸运了。这也可以看出，在内地，广阔的文化、教育市场，为书法活动提供了巨大的利益空间，自然也就形成激烈的竞争。
在香港，你想办书法展览吗？你干好自己事业多赚钱吧！书法是修养，是名誉，甚至也是尊严，唯独不成为权力，不等同于金钱。这样状态下的书法家，固然没有内地的风光，但显出其自然和本色。以“石斋之友”诸同仁为例，在没有什么利益驱动，甚至还要耽误其他事情的前提下，他们年复一年的每周聚会，唯一支撑的力量就是对书法的热爱，以及在这热爱下形成的朋友感情。这里，可以看到香港人精神的可贵，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终年为生活奔波，而存在于心底的那份热爱，则保持着长久的真诚。我有时候在比较中想起：在我自己生活的环境里，还能够聚集起这样一群不以书法为功利的朋友吗？内地的书法热，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让香港朋友羡慕的，内地的很多青年人，依靠书法展览和评奖比较容易地就解决了职业问题，甚至成为高收入群体。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样的热闹，没有这样的利益，还能够年复一年地坚持吗？还可能因为书法收获长久的友谊吗？一个悖论出现了：在热闹非凡的书法运动里，我们也面临着丢失书法精神本质的危险。
香港的书法团体
此番为我发邀请函的“石斋之友”，从名称上看，不像一个正式的组织，我在西安办通行证时就受到诘问：这是个团体吗？为什么不叫个什么协会？香港也有叫什么协会的很多组织，只要不重名，不发生注册上的重叠，一切随便。这个“石斋之友”其实是香港相当有名的书法团体，它以黄博铮先生的石斋书屋为依托，吸引了香港一批水平甚高的书法家参加，每周都举办会员联谊活动，在香港书法界的地位，颇相似于内地的沧浪书社，两者之间也举办过书法联展。“石斋之友”成员基本上都是事业有成的中产人士，没有人是要在这里依靠书法来解决生计问题。
成员之间，书法造诣有高低，但地位完全平等。会长由众人公推，条件是必须尽心为大家服务。会员之间每周的聚会，是在谈书论艺，濡墨挥毫之后聚餐，费用平均分摊。仅此一点，与内地就大有不同。内地团体聚会，多为公款请客。同人雅集，往往又由大款买单，其间因人情冷暖，利益纠葛，虽细事却难为持久。那夜聚餐后，我见他们算账掏钱，一点也不扭捏。市场经济的契约性质看似有些冰冷，但在现实条件下却可以长久。
香港书法界也曾经有人提出希望成立一个与内地的书法组织对应的统一的团体，其主要理由是便于与内地书法界联系，再则也可以集中展现香港书法家的力量。但此议终于难行，大多数书法家不论从理性还是感情上都不愿意接受什么人的领导或者领导他人。在他们的观念里，颜真卿当部长，怀素做和尚，但在书法交流上是平等的。观念行为之不同，使得书法这一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里的国粹，引起很多思考：即以书法团体的组织方式而论，大一统的团体虽然有很多“便宜行事”的好处，能够迅速发动有广大人群参加的热闹活动，制造轰动效应，但于文化艺术的发展本质颇多悖谬。
中国古代书法经典都是在分散状态下由不同书家个人的精勤努力发展起来的，即使曾经有书院画院这样的皇家组织，但社会舆论和集体意识从来不承认文化人创作行为之间的从属关系。王羲之最终是一个自动抛弃职位的隐士，杜甫则是一个被朝廷权力排斥的长期失业者，他们的艺术达到高峰之际，实际上也是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发言权被完全剥夺之际，但是，权力方面固然着意让他们投闲置散，却不可能也不曾设想封杀或者减弱他们的艺术影响力。权力者明白，九五之尊固然高贵无比，也还有其不该管、管不着，因而干脆不管的事。其实这不管之管，最终还是给时代留下了始料未及的光彩。
东晋王朝不欢喜王羲之，但王羲之的书法最终辉耀了东晋王朝；李唐王朝对不起杜甫，但若不是杜甫及其“之流”的锦绣诗篇，仅仅是“贞观之治”也还压不起这个被誉为最辉煌的时代的秤盘。最原始的艺术传播方式也是最本质的方式。比较现代，“权力”与“话语”的合谋，有时则可以让黄种毁弃，瓦釜长鸣。
一个越来越普遍化的现象：我们熟悉的书法界，举办展览规模最大、次数最频繁、媒体报道最热烈、印刷品纸张最精良者，远未必是人们真正喜欢的作品。
书法基本形态的速成，书法传播方式的简便，以社会公众权力为主导的舆论炒作的私用，使得个中人越来越张扬地利用书法这一媒质，肆行着与人生修养技艺磨砺文化提升完全异趣歧途的事情。以书法官僚为核心，书法权贵、书法托，书法打手以及被这些力量裹挟着的书法人群，交织形成着一个规模不断扩大、利益不断增加、争斗日益激烈、与书法精神本质相去甚远的书法社会。比较之下，香港的书法朋友们，在近乎凄清的气氛里，倒表现出本能的坚守。他们在赖以谋生的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我无从了解，但他们从事于书法的行为与心境，却表现出久违了的传统意味。
香港书法团体的民间性，与内地也可做比较，“石斋之友”在香港虽然名誉很高，参加却几乎没有门槛。香港社会崇拜财富，人们平生打拼为过好日子，因为机遇、遗传继承及努力资质等不同而形成社会差距，但地位差距并不容许人格歧视，倒是歧视他人者会被视为缺乏教养。我在“石斋之友”的座谈，参加者除会中朋友外，还有书店的顾客，根本看不出各人的职业地位，大家随便提问交流。
任何书法爱好者，都可以凭自我感觉选择参加他们中意的书法团体。展览则是书法“出道”的标志，在此之前，参加他们的活动，比如集体临帖，还会得到老会员的指点。如果水平差距甚大，往往自行告退，真正有心趣于此者，则会下工夫追赶，需要付出的全是心理与学力的“内功”，最终成为团体里心安理得之一员。送礼行贿之类手段在这里根本不顶用也用不着。
如果一个人对书法有兴趣，有造诣，团体会欢迎你加入，任何高手的加入也不会形成对他人的威胁，因为根本没有什么直接利益存在。担任团体领导的不一定是最高水平者，却必须是热心公益者，甚至还是年资较轻者。他可能因为经常主持活动而提高知名度，这也算得社会给予其劳动的隐性报偿。至于在社会方面有成就者，若想靠其权力威望到书法界发号施令，则匪夷所思。书法艺术本来是具有其清高品味的，在香港，书法团体中人，也被社會视为文人、艺术家，这当然也是个中人之愿望，但团体的活动方式又十分开放，十分平民化。
艺术家如果有了可以支配别人精神行为的权力，那就已经不是艺术家了。艺术行为如果被权力笼罩，也就不是艺术了。这样讲，并非否定社会主流对艺术的作用，政府的文化施为在兼容并包之下，必然还要提倡“主旋律”，这是任何政府都不会放弃的职守。问题是，主旋律的实现也需要社会成员在平等氛围里共同努力。居于主导地位的政府，在对待艺术团体的运作及管理方面，完全可以按照其客观规律办事。以书法活动为例，“书法权力”的存在与发展，已经完全悖谬文化本质。香港的书法家们宁肯惨淡经营，也拒绝书法权力，值得内地书坛尊重。 书法的热闹与寂寞
我在香港期间，还参观了一位书法家的展览，他也是“石斋之友”一员。展览在中央图书馆举行，这是香港的一处文化中心，开幕式上来了一位特区政府的高官和诸多名流，又由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司仪捧场，所以显得十分热闹。这一点，和内地相仿。全世界的传媒都有其共同点，就是追逐明星，追逐政要。什么级别的官员到场，传媒就必然要有什么规格的报导。
书法家办展览，是把作品从自己的书房拿到社会上给公众看，当然希望影响越大越好，而官员行为在社会中影响巨大，出席就是宣传，就是推广。香港的多数书法家不敢办这样规模的展览，场租，宴会，花钱不说，请客也是颇为麻烦的。香港人常年处于打拼之中，时间宝贵，展览会的开幕式多安排在晚上下班以后，时间宝贵亦衬托人情珍贵。
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甚大，在“石斋之友”这个团体里，也是如此。人们之间很少“怨望”，别人有钱，是因为努力、机遇。算命看风水甚为普遍，人人都想有好运气，却并不“仇富”。富人也多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我参观的那位书家的展览，办得红火热闹，但他声明作品出售后全部捐助给儿童健康事业，实际上还是自己在其他方面赚了钱，用在艺术爱好上，又举办活动回馈社会。
所谓百金买名，千金买义。“名”与“义”，实际就是文化，文明。香港社会在追赶新潮方面十分新，在恪守传统方面又十分旧。书法界人崇拜清高，对名譽、名声看得很重。如果因为书法而闹出什么“贿选”“贿展”之类丑闻，那是难以自立于人群的。事业有成，不回避风头，在漫长的日常生活里，却耐得寂寞。比较之下，“石斋之友”那些朋友聚集在书店的小小茶座里，切磋书法，况味就颇显寂寞。我看见他们的一些活动安排，某次专门集体临习《十七帖》，再次则是《淳化阁帖》，并且邀请来书店的顾客参加，免费提供纸墨。除却同仁自己的学习外，还表现出为社会传播书法艺术的责任感，与外面的万丈红尘相较，真若钱锺书所云“学问乃二三素心人于荒江野老屋中商量培养之事”。我此次接触的几位香港书家，若“石斋之友”会长刘永耀先生，是一位中学化学教师，叶荣枝先生则是一家高档茶馆的老板，他们的职业与书法性质颇迥，潜心之际，期望的正是笔墨运动里精神的张扬与和谐。
香港的书法家几乎没有完全靠书法而生存的。书法家之优秀者可以得到尊重，但不可能变换成实际利益。这原因主要是香港社会对外洋文化求新，而对中华文化求古的普遍心理所致。这样的现象肯定也会随着一些真正的优秀书家作品的日益深入人心而改变，但这过程是漫长的。因为不存在书法权力，也就不可能有权力出租，靠书法地位而暴富者则根本找不到。据说饶宗颐先生的书法价格在香港最高，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如名人崇拜，视书法为文物等，但决无“书法权力”的因素。
香港书法家比较好的职业前途是办少年培训班或者做家庭书法教师。香港人对子女培养甚不惜费，正常学业之外，学钢琴，学舞蹈，都要另外找老师。回归之后，中华传统文化升温，学习书法的少年增多，这为一部分书家提供了机会。但这挣的是辛苦钱。我到“石斋之友”去座谈那晚，从书店出来，走过街灯辉煌的夜街，沿路尽是摆摊子算卦的，其闹热，远过于我们刚刚结束的座谈会。翻览香港报刊，颇多关于算命风水方面的报道，相形之下，书法在香港，确实是寂寞之道。
官方对书法活动的赞助
回归之前，港英当局在文化设施方面做了一些实事，如修建位于九龙的文化中心，为全民提供文化服务，如将全港跑马收入用于社会公益等，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是隔膜的。近年特区政府在弘扬民族文化方面颇多规划，其中之一就是加强对艺术社团的扶持和对优秀艺术家的赞助和奖励。既然有奖励，也就有相应的争取，香港书法团体也是以得到政府赞助为荣的。以“石斋之友”为例，他们因为取得了社会声誉，在举办展览时也就得到政府免费提供场地的赞助。当然，每一次活动的举办，政府投入多少，都有严格的规定。第一位得到政府奖励的书法家则是冯一峰先生，他也是“石斋之友”成员，因为在香港政府举办的书法、美术展览中获得一等奖，在众多默默努力的书法家中脱颖而出。他得到的奖励是：由香港官方文化机构提供创作场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创作，然后由官方出资为他举办一次展览，出版一本书法集。冯一峰自年轻时就打拼生活，已经事业有成。他没有读过大学，但对书法自有其敏悟，多年精研孙过庭《书谱》，得到香港书法大奖后，他也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在香港，既无专业书法机构，自然也没有专业书法家。
香港的大学里有些艺术类专业，经常邀请专家学者演讲。但进入大学谋一教职的门槛非常高，除成就卓越的名家外，非博士学位者难入其门。因为书法，因为写字，因为获奖而到大学当教师者还无其例。比较之下，内地一些学历不够的青年因为书法获奖而入学府，改变了身份命运，其实是太幸运了。这也可以看出，在内地，广阔的文化、教育市场，为书法活动提供了巨大的利益空间，自然也就形成激烈的竞争。
在香港，你想办书法展览吗？你干好自己事业多赚钱吧！书法是修养，是名誉，甚至也是尊严，唯独不成为权力，不等同于金钱。这样状态下的书法家，固然没有内地的风光，但显出其自然和本色。以“石斋之友”诸同仁为例，在没有什么利益驱动，甚至还要耽误其他事情的前提下，他们年复一年的每周聚会，唯一支撑的力量就是对书法的热爱，以及在这热爱下形成的朋友感情。这里，可以看到香港人精神的可贵，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终年为生活奔波，而存在于心底的那份热爱，则保持着长久的真诚。我有时候在比较中想起：在我自己生活的环境里，还能够聚集起这样一群不以书法为功利的朋友吗？内地的书法热，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让香港朋友羡慕的，内地的很多青年人，依靠书法展览和评奖比较容易地就解决了职业问题，甚至成为高收入群体。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样的热闹，没有这样的利益，还能够年复一年地坚持吗？还可能因为书法收获长久的友谊吗？一个悖论出现了：在热闹非凡的书法运动里，我们也面临着丢失书法精神本质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