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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导引】
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是知识教育，更是一种公民素养教育。为了让不同文化水平、价值观念的群体都能理解自己的意图，作者使用了极其平实清晰的语言，并且引用的材料来源十分广泛，横跨文学、哲学、社会学乃至我们熟知的新闻报道。作者在书中对许多涉及批判性思维的概念都进行了细致的辨析，他认为即使是我们最日常的情绪，也涉及了我们做判断时最先调用的一些概念框架，同样需要被彻底地审视。本文中，作者探讨了面对批评和选择沉默时的心理状态。
面对批评，甚至刺耳的声音时，我们应以理性的姿态，有理说理，有事说事，尽可能做到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可当今有这样一种风气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即一些人往往举起道德大棒，不由分说先给你扣上诸如“质疑国家/法律”“反华势力”的帽子。此概念有简单化、扩大化的倾向，将态度和立场极端化，从而避开了对问题的客观讨论，而是开始质疑说话人的动机，这是非常反智的思维倾向。又或者在生活中，多数人见到不良现象时，出于种种原因，往往不会选择批评，而是沉默。人们憎恨批评，因为批评打破了“沉默”的“潜规则”。在很多警惕批评的人看来，对错不重要，批评的“立场和目的”才是他们真正在乎的。在他们看来，批评者就是“敌对外部势力”。然而，沉默对于犯罪来说无疑是一种共谋行为，它出自集体性的自我欺骗。不幸的是，这种自欺欺人却常常在社会中被视为“高情商、有涵养”。实际上，只有打破这种“沉默的共识”，公共生活才能有新的面貌，人类的文明层次才能进一步得到提升。
【作者简介】徐贲，毕业于马萨诸塞大学，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他的代表作有《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等。
【附文】
批评者就是敌对势力吗
徐贲
越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就越是难以接受别人的批评。良好的自我感觉会扭曲一个人或群体与他者的关系，阻碍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
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被人批评都是一件不爽的事情。他们会觉得被人揭了短，把不想让世人看见的东西故意暴露出来。他们如果觉得被人打了脸、丢了脸面，自然会归咎于批评的“不良动机”，将之视为“恶意攻击”或“敌意”。
其实，批评的动机和意图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评是否合理和真实。只要是揭露真相的批评就是好的批评，再令人不爽也是值得考虑和欢迎的。
然而，现实情况是，人们对于那些试图让他们看到真相的人或意见最常见的反应是，要么忽视，要么敌视。忽视是不拿批评当一回事，再怎么说也是白说。敌视是太拿批评当一回事，一点点都容不得往眼里揉沙子。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姑且用一句老套话），大多数人就算见到不良现象，也是不批评的，他们对不良现象保持沉默，洁身自好，不愿意被推入“敌对势力”。正因为众人总是在自觉地把不好听的话咽到肚子里去，所以那些打破沉默，偏偏要把话说出来的人才特别让人不爽，特别遭人白眼。
他们遭人痛恨，不仅是因为他们说了一些众人心里都明白却又都不敢说出来的话，更因为他们的公共行为本身就是在提醒别人的自私、胆怯和懦弱。人们憎恨批评者，是因为批评者挑战了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沉默。
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维尔在《房间里的大象》一书里指出，人们保持沉默，成为沉默的同谋，“保护的不只是个人的颜面，也保护整个集体的颜面，因此打破沉默的人通常被认为不仅仅是不得体，事实上，他们经常被伙伴们公开指认为叛徒”。
在那些高度警惕敌对势力的人的眼里，“敌人”是内外有别的。“敌对势力”不仅指来自外部的批评，还指内部提出的批评。内部的批评者会被视为配合外部敌人的“内奸”。外部敌人干的是污蔑、唱衰和抹黑；而内部敌人干的则是家丑外扬和泄密。
日本有一张传统的“三不猴”图：三只猴子，一只捂着眼睛，一只捂着耳朵，一只捂着嘴巴——它们不看、不听、不说。虽然不说是沉默的直接起因，但最后一定要有不看和不聽的积极配合。因此，沉默的合谋不仅是不说者的串通，而且也是不看者、不听者共同加入的集体合作。
任何一个沉默的合谋都可能被某个潜在的发声者打破。在美国，有人画了一幅描绘尼克松水门事件的讽刺画，给这“三不猴”图添加了一只猴子。这第四只猴子手拿电话，正在和美国头牌新闻调查记者、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通话。
泽鲁巴维尔说：“这张漫画恰切地描摹出这样一股会暗中破坏沉默合谋的社会力量，告诫我们：尽管拒绝面对某些事物的需要非常强烈，但会被同样强烈的揭露真相的愿望所抵消。”
和沉默一样，打破沉默也需要众人的合作。要结束沉默的合谋，不需要等到沉默合作者一个不剩统统消失，只要不沉默的人足够多就可以了。
2017年12月6日，美国《时代周刊》2017年度人物揭晓，这项殊荣被授予那些敢于“打破沉默”，揭露性骚扰和性虐待的女性。就在前一个星期，美国NBC电视台“Today”早晨节目王牌主持人麦特·劳尔被女同事指控有“不当性行为”，NBC接到投诉后将劳尔解雇。
令许多人觉得诧异的是，对劳尔性骚扰的公开指控是头一次；但是，这位在NBC供职长达20年的大牌主持人喜欢“追女人”的癖好却是圈内人都知道的。为什么直到今天才“东窗事发”呢？
这主要是因为名人、要人的性骚扰行为在美国正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前被认为只是男人的风流小事现在被视为严重的错误，甚至是犯罪行为。沉默可以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也可以是一种犯罪共谋。先前对劳尔“追女人”保持沉默的人也许是给他面子。现在她们不再沉默，是因为对事情的错误性质有了新的认识，所以行为也就发生了改变。
人们在不同的事情上保持沉默，造成的伤害后果是不同的，沉默者和当事人的感受也会完全不同。 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里，伊万·伊里奇快要死了：“最折磨他的是欺骗，是谎言。不知为什么，他周围的人都认为，他只不过是病了，不会死的。所以，他只需保持安静，接受治疗，然后好事就会发生了。但他知道，照他们说的去做，不会有什么结果，到头来是受更痛苦的罪，然后死掉。这种欺骗折磨着伊万·伊里奇——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和他都知道的事情，而是要对他的病情说谎，并且希望和强迫他参与这个谎言。”
沉默和欺骗的共谋有它的社会作用，那就是在坏事发生时，让人们仍然可以保持一团和气，避免出现令人难以应对的尴尬和窘迫。有时这无伤大雅，有时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但是，看似无害的共同沉默与犯罪的恶性共谋却有着相同的社会心理机制：出于某种大家心照不宣的原因，对有些事情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这样的默契是一种集体性的自我欺骗。
这种沉默在职业人士中尤其常见——他们都是有涵养和“拎得清”的人，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像没文化的人那样“大嘴巴”。
美国医生的毒瘾问题就是职业人士一直用沉默掩盖着的一个公开的秘密。麻醉师威廉·法莱是“医生戒毒计划”的负责人，他自己以前就有药瘾，长达十年之久。他不仅饮酒上瘾，而且还离不开一种叫“带尔眠”的抗焦虑药，要是三小时不用这个药品，手就颤抖不停，打静脉针的时候把病人都吓坏了。
他的药瘾非常明显：穿着邋遢，脾气暴躁，眼睛又红又肿。但是，法莱说，他有一个保护，那就是，“我的医生同事们都对此缄口不言。他们知道我一定是出了毛病，但就是没有人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医生之间忌讳谈论与药瘾有关的事情。
忌讳其实是一种社会性欺骗，忌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划出一个个可能令人糟心、令人不快，或者置人于险境的禁忌圈子。忌讳的圈子有大有小，包纳的人员也多有不同。
打破忌讳的往往是“不懂事”的圈外人。《皇帝的新装》里唯一说实话的是那个不懂事的孩子。
圈内人加入沉默的共谋与自身利益有关。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古尔曼在《必要的谎言，简明的真相》一书里讲述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他一位刑事律师朋友告诉他，警官们在法庭上说谎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在涉及毒品案件的时候。这位朋友就算知道警官在说谎，但因为那样便于他辦案，也就眼开眼闭，默认了事。
古尔曼问他，那么法官知道吗？朋友说，法官也许会怀疑警官没说实话；但是，法官和警官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法官与被告人只是在法庭上才相见，所以做出相信警官的样子，办案就少些麻烦。
古尔曼问，那么好人是否会被冤枉呢？他朋友说，有可能吧。古尔曼认为，如果法官和刑事律师对警官证词的真伪保持沉默，造成冤案，那么他们就是共犯。
不透明的权力经常靠强制沉默来维持，而集体沉默则无一例外都是在默认强制权力的合理性。
上司对下属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是一种凭借权力的犯罪行为，对此，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有了明确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有了公开控告的勇气。她们一旦先打破沉默，集体沉默也就变得难以维持，也让对性侵犯的“不哑忍”和“零容忍”渐渐成为今天公共生活的新规范。
（附文来源：徐贲《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