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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诗人食指批评余秀华成为了近来一个小小的热点。两人不在一个时空和语境下隔空喊话，本没有什么好谈的，但若放眼白话诗的发展状况，还是需要慎重思考的。
“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打打炮，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评论界的严肃呢？我很担心。今天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是强调对历史负责。不对历史负责，就会被历史嘲弄，成为历史的笑话。”食指在活动现场说道。
食指为什么会有如此批评
这不是食指第一次表达类似的态度。去年在复旦大学主办的活动上，食指在主旨发言和第二天与复旦诗社青年诗人的交流上，在涉及诗歌观念部分都特别强调传统性、民族性等诸如此类的宏大叙事，而在诗歌技艺上则不断重复押韵的重要性。
尽管食指被誉为是“朦胧诗”的鼻祖，但他与1980年代之后的诗歌写作是有着明显不同的。
他最重要也是他最满意的一批诗歌都是完成于特殊年代，是集体颂歌转向个人化写作重要的一环，但也永远停留在了那里。
在1965年到1968年间，食指完成了《海洋三部曲》，这是收录在他诗集里最早的诗。在这组诗里，食指把自己比作“水滴”，把集体比作“海洋”，鲜明地呈现出他的诗歌信念：“我将永远为你歌唱”。但这并不是单纯地对那个时代集体颂歌的回应，而是留有余地的，以不失去“小我”（水滴）个性地为“大我”歌唱。
以“小我”的嗓音发声，在那个时代具有发聩式的穿透力，尽管未能在1980年代形成持续影响力，但1990年代之后主流诗歌所推崇的个人化写作其源头式的人物绕不开老诗人食指。而为“大我”歌唱的调式也无疑伴随其一生，包括二十余年的精神病院生涯，直到今天。
余秀华：我的过错在于，在底层却偏偏高昂着头
针对食指的批评，4天里，余秀华通过不同方式至少回应了6次，言辞激烈，有委屈、有愤怒也有直接地谩骂。
乍闻批评，余秀华在朋友圈中平和而带着委屈地回应道：“食指先生说我不提‘农民生活的痛苦’……可是，我从来不觉得农民生活是痛苦的啊，真是一个高深的课题：人们向往田园生活，凭什么又鄙薄它？真正的痛苦是作为一个农民，眼睁睁看着乡村文明的流逝啊。再过几年，哪里还有原始的农村？”
稍后，情绪一转，余秀华连续发微博发泄情绪：“我的过错在于：我不会装，更不愿意装可怜！我的过错还在于，在社会底层，偏偏高昂着头。我不知道何为尊严，我只是想如此活着……”
其后，在1月16日，余秀华在其新浪博客上发表了博文《兼致食指，不是谁都有说真话的能力》，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地对食指进行了多角度反驳和多轮次反击。
针对两位诗人不那么“文学”的隔空喊话，舆论多是踩食指而站余秀华。诗人谭克修认为，食指批评余秀华的用词，带有集体抒情时代的历史痕迹。
诗人廖伟棠也说，余秀华的诗歌里显然是有农村的痛苦的：“她的《我养的狗，叫小巫》写的不止是农村的痛苦，不止是农村女性的痛苦，不止是时代造就的痛苦，也不止是生活的痛苦，只不过有的读者只看见其中的‘屁股’‘叫床’。”廖伟棠认为，农村的痛苦渗透在余秀华诗歌的生活细节中，“她不去声泪俱下地哭诉、控诉，相反，她极其倔强，用语言掌控了自己的世界，她的世界实在、自足，不需要谁来怜悯和知道。”
余秀华的写作处在哪个位置？
余秀华的诗里有她的生活，但正因為有她的生活，所以绝不是什么田园牧歌或农民艰辛；她也写疾病馈赠的种种不便和痛苦，但不贩卖苦难，更多是从由此带来的不同视角去观察生活。
余秀华是当代诗歌语境下个人化写作群体中的一个。诗人最大的责任以及最能处理的问题就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经验。但是不管是有意或无意，这种个人生活和经验都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碎片化时代的历史正是由一部部个人史所构成。
余秀华之所以能够超脱于大时代下诗歌与大众的分离，重新赢回公众的目光，当然离不开媒体对其符号标签的渲染，但更多的是她的诗歌拥有浓烈的抒情性。同时，在媒体的不断曝光下，她的私人经验被最大限度的公开，读者进一步走进其文字的可能性被极大提高。
回到诗学观念，食指不是单纯批评余秀华，他是在批评整个当下的个人化写作。但是他忘了，个人化写作的发端正是他在集体无意识颂歌的时代，那为“小我”保留的一点点余地。
或许他没忘，只是因为在他那里，“小我”的保留终究是要为“大我”歌唱的。只不过当代诗歌的“小我”里尽管能见到“大我”，但不是那么一眼而见，更不再是一元式歌唱。这大概是他最不满意的。
本刊综合
“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打打炮，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评论界的严肃呢？我很担心。今天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是强调对历史负责。不对历史负责，就会被历史嘲弄，成为历史的笑话。”食指在活动现场说道。
食指为什么会有如此批评
这不是食指第一次表达类似的态度。去年在复旦大学主办的活动上，食指在主旨发言和第二天与复旦诗社青年诗人的交流上，在涉及诗歌观念部分都特别强调传统性、民族性等诸如此类的宏大叙事，而在诗歌技艺上则不断重复押韵的重要性。
尽管食指被誉为是“朦胧诗”的鼻祖，但他与1980年代之后的诗歌写作是有着明显不同的。
他最重要也是他最满意的一批诗歌都是完成于特殊年代，是集体颂歌转向个人化写作重要的一环，但也永远停留在了那里。
在1965年到1968年间，食指完成了《海洋三部曲》，这是收录在他诗集里最早的诗。在这组诗里，食指把自己比作“水滴”，把集体比作“海洋”，鲜明地呈现出他的诗歌信念：“我将永远为你歌唱”。但这并不是单纯地对那个时代集体颂歌的回应，而是留有余地的，以不失去“小我”（水滴）个性地为“大我”歌唱。
以“小我”的嗓音发声，在那个时代具有发聩式的穿透力，尽管未能在1980年代形成持续影响力，但1990年代之后主流诗歌所推崇的个人化写作其源头式的人物绕不开老诗人食指。而为“大我”歌唱的调式也无疑伴随其一生，包括二十余年的精神病院生涯，直到今天。
余秀华：我的过错在于，在底层却偏偏高昂着头
针对食指的批评，4天里，余秀华通过不同方式至少回应了6次，言辞激烈，有委屈、有愤怒也有直接地谩骂。
乍闻批评，余秀华在朋友圈中平和而带着委屈地回应道：“食指先生说我不提‘农民生活的痛苦’……可是，我从来不觉得农民生活是痛苦的啊，真是一个高深的课题：人们向往田园生活，凭什么又鄙薄它？真正的痛苦是作为一个农民，眼睁睁看着乡村文明的流逝啊。再过几年，哪里还有原始的农村？”
稍后，情绪一转，余秀华连续发微博发泄情绪：“我的过错在于：我不会装，更不愿意装可怜！我的过错还在于，在社会底层，偏偏高昂着头。我不知道何为尊严，我只是想如此活着……”
其后，在1月16日，余秀华在其新浪博客上发表了博文《兼致食指，不是谁都有说真话的能力》，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地对食指进行了多角度反驳和多轮次反击。
针对两位诗人不那么“文学”的隔空喊话，舆论多是踩食指而站余秀华。诗人谭克修认为，食指批评余秀华的用词，带有集体抒情时代的历史痕迹。
诗人廖伟棠也说，余秀华的诗歌里显然是有农村的痛苦的：“她的《我养的狗，叫小巫》写的不止是农村的痛苦，不止是农村女性的痛苦，不止是时代造就的痛苦，也不止是生活的痛苦，只不过有的读者只看见其中的‘屁股’‘叫床’。”廖伟棠认为，农村的痛苦渗透在余秀华诗歌的生活细节中，“她不去声泪俱下地哭诉、控诉，相反，她极其倔强，用语言掌控了自己的世界，她的世界实在、自足，不需要谁来怜悯和知道。”
余秀华的写作处在哪个位置？
余秀华的诗里有她的生活，但正因為有她的生活，所以绝不是什么田园牧歌或农民艰辛；她也写疾病馈赠的种种不便和痛苦，但不贩卖苦难，更多是从由此带来的不同视角去观察生活。
余秀华是当代诗歌语境下个人化写作群体中的一个。诗人最大的责任以及最能处理的问题就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经验。但是不管是有意或无意，这种个人生活和经验都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碎片化时代的历史正是由一部部个人史所构成。
余秀华之所以能够超脱于大时代下诗歌与大众的分离，重新赢回公众的目光，当然离不开媒体对其符号标签的渲染，但更多的是她的诗歌拥有浓烈的抒情性。同时，在媒体的不断曝光下，她的私人经验被最大限度的公开，读者进一步走进其文字的可能性被极大提高。
回到诗学观念，食指不是单纯批评余秀华，他是在批评整个当下的个人化写作。但是他忘了，个人化写作的发端正是他在集体无意识颂歌的时代，那为“小我”保留的一点点余地。
或许他没忘，只是因为在他那里，“小我”的保留终究是要为“大我”歌唱的。只不过当代诗歌的“小我”里尽管能见到“大我”，但不是那么一眼而见，更不再是一元式歌唱。这大概是他最不满意的。
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