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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所谓者何，牺牲所谓者何，这是电影要表达的精神。”
见到张黎导演时，他刚刚从故宫拍摄回来，拍摄的是电影《辛亥革命》中一些紫禁城的空镜头和清帝退位后的几场戏。夜里三点钟，导演就带着拍摄团队前去架设机器，一直拍到早晨八点多游人进入故宫游览才结束。十点钟回到工作室的张黎，精神依然很好。“凌晨三点在故宫拍摄，只有一个字，就是黑，什么都看不见。”张黎笑着说。
电影《辛亥革命》，是全国政协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献礼片，将在2011年10月国庆节档期登录全国影院。这部献礼片由上海电影集团、长影集团、江苏省委宣传部等多家单位投资拍摄，谈到总投资额，张黎透露，“大概8000多万左右。”话音未落，身边的制片人胡凡忙补充：“不包括宣传费用，现在的花费离一亿元已一步之遥了”。
缺失的精神
辛亥革命的这段历史，张黎早在《走向共和》的电视剧中就拍摄过，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一直把故事讲到张勋复辟。电影《辛亥革命》涵盖的历史时间没有那么长，只选取了1911年5月到1912年农历春节前这一年内发生的事件。影片以秋瑾之死为引子，着重讲述了广州起义、武昌起义以及孙中山去欧洲筹款、断清政府的粮草，回国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逼迫清帝退位等系列历史事件。
张黎对历史题材的偏好，可从《走向共和》和《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窥见一斑。他认为，历史的真实其实是精神的一种真实，“精神的真实往往很难界定，拍摄历史题材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为的是体现一种缺失的精神和民族魂。”
“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这段历史还不太明白：那时候的那些年轻人为什么敢死，为什么愿意死，为什么明知道会死还前赴后继？任何历史进程中牺牲的人多了，达到一个质变的时候，就会有所改变。家境还不错的一帮年轻人，以卵击石，革命所谓者何，牺牲所谓者何，这是电影要表达的精神。”张黎说。
在筹备电影《辛亥革命》之前，张黎查过很多资料，辛亥革命前后，有上千有名有姓的知名人士为了革命慷慨赴死。这些义士遍布全国，其中有些年轻人只有二十多岁，“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这种牺牲中包含着巨大的信念和精神，我并不是说通过一部电影就要启迪大家都具有某种精神，最起码把缺失的东西展现出来，还是可以做到的。”张黎说，因此《辛亥革命》前五分之一是“牺牲”的主题。
主旋律可以有多种实现途径
作为重大题材和献礼影片，《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定下的基调就是主旋律。《辛亥革命》由曾经担任《建国大业》编剧之一的王兴东立项，并列出详细结构。张黎从2009年10月就开始着手准备，并邀请到编剧关山参与创作，剧本历经多次讨论打磨。
对于主旋律电影新，《建国大业》开创的“明星总动员”在形式上带来了一种新鲜感，《辛亥革命》也做了借鉴，邀请赵文瑄扮演片中最主要的人物孙中山。孙中山是贯穿影片的核心人物，张黎坦言，作为全片倾注笔墨最多的人物，孙中山也是最难拍的人物。虽然之前赵文瑄就在影视剧中扮演过孙中山，这次为了人物更加贴近，剧组在人物造型和化妆上下了很大功夫，赵文瑄在嘴里垫了硅胶的牙托，让脸显得更加立体。
成龙中国公司作为影片的投资方之一，除了担负起海外发行的工作之外，成龙本人出演黄兴，并挂名总导演。“我开始心里也犯憷，觉得成龙在外形上不太像黄兴，但要找到和黄兴很像的人也很难，但开拍后发现他真的非常拼，效果很好。”张黎说。
李冰冰在《辛亥革命》中扮演女革命家徐宗汉，是黄兴的妻子，也是片中所有女性角色中戏份最重的。此外，孙淳扮演袁世凯，胡歌扮演林觉民，余少群扮演青年汪精卫。“整个影片大场面戏并不多，很多孙中山在欧洲的戏，都是剧组在上海搭景拍摄的。”张黎表示，影片的价值观一旦确定，实现起来手段是多样的，比如明星参与等。
张黎认为，在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电视剧和电影其实差别很大。在众多人物关系处理和重大事件呈现，以及镜头语言的处理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别，电影更倾向于打造一种诗意的感觉。发掘主旋律影片对当下的精神指导意义是电影希望做到的。“其实辛亥革命是让‘奴隶’有了成为公民的可能，推翻千年帝制意义非凡。”
艰难的创作过程
张黎原先以为拍摄这部电影最难的是如何让观众更好地接受，但实际拍摄起来，却发现最难的是整个创作的过程。剧本的讨论就从始至终没有停止，在已经拍摄了三分之二的时候，有一段关于孙中山的戏就让编剧和导演煞费苦心。
张黎设想在影片中有一场孙中山接见林觉民妻子的戏，在聊天的过程中孙中山没有一句台词，只是掉眼泪。由于林觉民牺牲前衣服已经被打烂了，去买寿衣的时候，林觉民的妻子下意识地问了一句：“觉民，你说买哪一套”。张黎觉得这样拍摄，足以让人感受到他们夫妻之间的爱与相互扶持，以及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执着和牺牲精神。
编剧王兴东主张在秋瑾就义后，由孙中山接见秋瑾的丈夫和孩子，有孩子在孙中山办公室玩耍的画面。他认为，其实在夫权的社会，孤儿寡母才更具有自由和解放的意义。
类似于这样关于剧本的讨论还有很多。张黎说，导演的力量也极其有限，有的时候使尽浑身解数也不一定够用。拍摄电视剧和电影的差别在于，电视剧可以用很长的篇幅铺垫，把前因后果都说清楚，而电影既要把一段故事说好，把情绪展现出来，又不可能用那么大的篇幅，而且电视和电影在画面语言的运用上也有很大差别。
由于这部影片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重要项目，参与该片的投资方和发行方多达25家，作为重大历史题材项目，立项拍摄电影的过程相当复杂。“因为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段艰难的历史过程。”张黎说。
影片结尾时，张黎引用了孙中山的一段旁白：“卑微者见到位高权重者不必再下跪，贪官污吏不可能再逍遥法外，每个人都有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的权利。”
也许这段话浓缩了影片某种“精神启迪”所指。
见到张黎导演时，他刚刚从故宫拍摄回来，拍摄的是电影《辛亥革命》中一些紫禁城的空镜头和清帝退位后的几场戏。夜里三点钟，导演就带着拍摄团队前去架设机器，一直拍到早晨八点多游人进入故宫游览才结束。十点钟回到工作室的张黎，精神依然很好。“凌晨三点在故宫拍摄，只有一个字，就是黑，什么都看不见。”张黎笑着说。
电影《辛亥革命》，是全国政协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献礼片，将在2011年10月国庆节档期登录全国影院。这部献礼片由上海电影集团、长影集团、江苏省委宣传部等多家单位投资拍摄，谈到总投资额，张黎透露，“大概8000多万左右。”话音未落，身边的制片人胡凡忙补充：“不包括宣传费用，现在的花费离一亿元已一步之遥了”。
缺失的精神
辛亥革命的这段历史，张黎早在《走向共和》的电视剧中就拍摄过，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一直把故事讲到张勋复辟。电影《辛亥革命》涵盖的历史时间没有那么长，只选取了1911年5月到1912年农历春节前这一年内发生的事件。影片以秋瑾之死为引子，着重讲述了广州起义、武昌起义以及孙中山去欧洲筹款、断清政府的粮草，回国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逼迫清帝退位等系列历史事件。
张黎对历史题材的偏好，可从《走向共和》和《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窥见一斑。他认为，历史的真实其实是精神的一种真实，“精神的真实往往很难界定，拍摄历史题材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为的是体现一种缺失的精神和民族魂。”
“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这段历史还不太明白：那时候的那些年轻人为什么敢死，为什么愿意死，为什么明知道会死还前赴后继？任何历史进程中牺牲的人多了，达到一个质变的时候，就会有所改变。家境还不错的一帮年轻人，以卵击石，革命所谓者何，牺牲所谓者何，这是电影要表达的精神。”张黎说。
在筹备电影《辛亥革命》之前，张黎查过很多资料，辛亥革命前后，有上千有名有姓的知名人士为了革命慷慨赴死。这些义士遍布全国，其中有些年轻人只有二十多岁，“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这种牺牲中包含着巨大的信念和精神，我并不是说通过一部电影就要启迪大家都具有某种精神，最起码把缺失的东西展现出来，还是可以做到的。”张黎说，因此《辛亥革命》前五分之一是“牺牲”的主题。
主旋律可以有多种实现途径
作为重大题材和献礼影片，《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定下的基调就是主旋律。《辛亥革命》由曾经担任《建国大业》编剧之一的王兴东立项，并列出详细结构。张黎从2009年10月就开始着手准备，并邀请到编剧关山参与创作，剧本历经多次讨论打磨。
对于主旋律电影新，《建国大业》开创的“明星总动员”在形式上带来了一种新鲜感，《辛亥革命》也做了借鉴，邀请赵文瑄扮演片中最主要的人物孙中山。孙中山是贯穿影片的核心人物，张黎坦言，作为全片倾注笔墨最多的人物，孙中山也是最难拍的人物。虽然之前赵文瑄就在影视剧中扮演过孙中山，这次为了人物更加贴近，剧组在人物造型和化妆上下了很大功夫，赵文瑄在嘴里垫了硅胶的牙托，让脸显得更加立体。
成龙中国公司作为影片的投资方之一，除了担负起海外发行的工作之外，成龙本人出演黄兴，并挂名总导演。“我开始心里也犯憷，觉得成龙在外形上不太像黄兴，但要找到和黄兴很像的人也很难，但开拍后发现他真的非常拼，效果很好。”张黎说。
李冰冰在《辛亥革命》中扮演女革命家徐宗汉，是黄兴的妻子，也是片中所有女性角色中戏份最重的。此外，孙淳扮演袁世凯，胡歌扮演林觉民，余少群扮演青年汪精卫。“整个影片大场面戏并不多，很多孙中山在欧洲的戏，都是剧组在上海搭景拍摄的。”张黎表示，影片的价值观一旦确定，实现起来手段是多样的，比如明星参与等。
张黎认为，在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电视剧和电影其实差别很大。在众多人物关系处理和重大事件呈现，以及镜头语言的处理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别，电影更倾向于打造一种诗意的感觉。发掘主旋律影片对当下的精神指导意义是电影希望做到的。“其实辛亥革命是让‘奴隶’有了成为公民的可能，推翻千年帝制意义非凡。”
艰难的创作过程
张黎原先以为拍摄这部电影最难的是如何让观众更好地接受，但实际拍摄起来，却发现最难的是整个创作的过程。剧本的讨论就从始至终没有停止，在已经拍摄了三分之二的时候，有一段关于孙中山的戏就让编剧和导演煞费苦心。
张黎设想在影片中有一场孙中山接见林觉民妻子的戏，在聊天的过程中孙中山没有一句台词，只是掉眼泪。由于林觉民牺牲前衣服已经被打烂了，去买寿衣的时候，林觉民的妻子下意识地问了一句：“觉民，你说买哪一套”。张黎觉得这样拍摄，足以让人感受到他们夫妻之间的爱与相互扶持，以及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执着和牺牲精神。
编剧王兴东主张在秋瑾就义后，由孙中山接见秋瑾的丈夫和孩子，有孩子在孙中山办公室玩耍的画面。他认为，其实在夫权的社会，孤儿寡母才更具有自由和解放的意义。
类似于这样关于剧本的讨论还有很多。张黎说，导演的力量也极其有限，有的时候使尽浑身解数也不一定够用。拍摄电视剧和电影的差别在于，电视剧可以用很长的篇幅铺垫，把前因后果都说清楚，而电影既要把一段故事说好，把情绪展现出来，又不可能用那么大的篇幅，而且电视和电影在画面语言的运用上也有很大差别。
由于这部影片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重要项目，参与该片的投资方和发行方多达25家，作为重大历史题材项目，立项拍摄电影的过程相当复杂。“因为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段艰难的历史过程。”张黎说。
影片结尾时，张黎引用了孙中山的一段旁白：“卑微者见到位高权重者不必再下跪，贪官污吏不可能再逍遥法外，每个人都有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的权利。”
也许这段话浓缩了影片某种“精神启迪”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