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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战结束60多年来，数百名德国纳粹战犯至今依旧逍遥法外，过着宁静悠闲的生活，他们以为自己不会再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历史学家埃弗拉伊姆·苏罗夫却始终锲而不舍，他发誓：要在剩下不多的日子里，将那些自以为侥幸逃脱法律制裁的德国纳粹战犯送上法庭。
“最后的追捕者”：埃弗拉伊姆·苏罗夫
2006年9月的某一天，坐落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列奥·弗朗凯勒大街的犹太教堂里，记者云集，他们被历史学家埃弗拉伊姆·苏罗夫的讲话惊讶得目瞪口呆。苏罗夫指出，在1942年一手炮制了1200名犹太人、塞尔维亚人和茨冈人(即吉卜赛人编者注)丧生的纳粹罪犯山多尔·凯普伊罗(匈牙利籍)一直住在布达佩斯，“你们一定会问，他躲藏在什么地方?我可以告诉你们，他就在教堂对面的那幢楼内。”
苏罗夫以纳粹战犯的“最后追捕者”而盛名天下，他是西蒙·威森塔尔中心耶路撒冷办事处的主任，该中心总部设在美国洛杉矶，其宗旨是捍卫犹太人的利益，并致力追捕隐匿的纳粹战犯。自2002年起，他带头谋划了代号为“最后时刻”的追捕行动，要在全世界将那些漏网多年、尚未受到惩处的纳粹罪犯绳之以法。
苏罗夫，今年61岁，体格魁伟，性格热情。最近，他发现了前党卫军成员阿里贝·海姆的踪迹。1941年，他在奥地利一座集中营担任主任医生，由于他的残酷被人们称为“死亡医生”。他进行了种种骇人听闻的“实验”，结果造成了数以百计关押者的惨死。他不给受害者上任何麻醉，割下了他们的器官；他还给他们心脏注射致命的毒剂，他手握秒表，计算着这些受害者在痛苦挣扎中直至死亡的时间。自1962年起，他销声匿迹，在西蒙·威森塔尔中心通缉的十大纳粹战犯的名单上，他名列榜首。
2008年9月9日上午，苏罗夫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城镇秘密见到了阿里贝·海姆的私生女瓦尔特劳德，她今年67岁。尽管瓦尔特劳德赌咒发誓，说再也没见过她父亲阿里贝·海姆，苏罗夫对她的发誓不屑一顾。瓦尔特劳德长期·生活在智利，经常出没于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小城，这是座距离阿根廷边境不远的小城镇。阿里贝·海姆完全有可能隐匿在该地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应该94岁了。最令人疑惑的是，他在德国柏林银行的账户上还有120万欧元现金和80万欧元股票，至今无人领取。苏罗夫承认：“我们无法断定，他是否真的死了，或依旧活着。但不管怎样，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将竭尽全力将他送上法庭。”
精湛的历史学识在这场追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留给参与这场全球追捕行动的志愿者的时间并不很多，这些纳粹战犯和他们的合作者如今已是90多岁的垂暮老人，他们正逐渐因年老而离世。60多年来，他们隐姓埋名地藏匿着，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他们相信自己再也不会受到惩罚，他们以为过去的事情已一去不复返了。事实上，这完全是他们一相情愿的梦想。这项“最后时刻”的行动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的15个国家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苏罗夫对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大屠杀的研究已有四十来年，他依靠丰富的历史知识，有条不紊地展开了这一行动。首先，他要让那些沉睡在档案馆的档案材料开口说话；在阅读数以万计的卡片过程中，他在难民名单中发现了不少漏网的纳粹罪犯名字，这些难民在战后受到众多国际组织的援助。他仔细地将这些漏网的罪犯一一甄别出来。西蒙·威森塔尔中心的调查者在立陶宛、阿根廷和德国等国家历史学家协会的专家们的帮助下，这些罪犯一一被他们识别了出来。长期在该中心工作的德国历史学家史泰芬·克兰比指出：“可能有上百名，甚至上千名战犯混在这些难民中。”
其次，这些调查者还通过其他多种方法找到了那些亲历这段历史的证人。他们在媒体上刊登启事，并开通了24小时热线电话，还给重要消息提供者颁发了价值2.5万美元的赏金。尽管该协会长期得到美国大企业家、慈善家阿里耶·鲁宾的资助，但是采取这样耗巨资悬赏的措施显然还是不多见。在巨额悬赏的激励下，许多莫名其妙的举报信也纷纷涌来，该中心的调查人员很快地排除了这些干扰，因真正的证人通常不为这些悬赏而来，他们往往是从痛苦中走出’来，用血淋淋的事实将那些藏匿的年迈纳粹战犯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例如在2005年，苏罗夫依靠一位死难者的家人转送来的文件，他在奥地利找到了87岁的匈牙利籍战犯卡罗伊·曾陶伊的踪迹。这个匈牙利战犯曾被称为“犹太人杀手”，在1944年，他曾亲自将一位犹太年轻人活活打死。在西蒙·威森塔尔中心的名单上，卡罗伊·曾陶伊被列在第七位。2006年，苏罗夫在布达佩斯找到的匈牙利籍战犯山多尔·凯普伊罗德，在西蒙·威森塔尔中心的名单上，他被列在第三位。
近6年来，约有5D0名纳粹战犯、反人类罪的主谋犯与同谋者纷纷被该中心的调查人员所“铆牢”，揭发他们罪行的有关材料纷纷送往他们居住地的司法部门，或直接寄到他们国家的司法机关。大约有百余件的案件，警方已经开始了调查。苏罗夫认为：“这些人必须在法庭前交代他们的行为，这不是报复，这是正义，是对死难者和他们家属的尊重，它将唤醒人们的良知，让现在的年轻人真正了解当年大屠杀的真相，了解第三帝国的滔天罪行。”
处在追捕最前沿的西蒙·威森塔尔中心
西蒙·威森塔尔中心成立于美国布鲁斯金，1970年迁到了以色列耶路撒冷。西蒙·威森塔尔是该中心的创始人，他是德国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他被称为是真正的“犹太种族灭绝的记忆守护人”。该中心的建立是为了悼念二战时期在德国纳粹大屠杀中所死去的数以百万的犹太人，同时也是为了找到这些至今还没受到任何惩处的德国纳粹刽子手。为此，西蒙·威森塔尔花了50多年的时间，发现了上千个纳粹罪犯。2005年，他不幸因病逝世。历史学家兼律师塞日尔·克拉斯菲勒特和他的妻子贝阿特继续着西蒙·威森塔尔的未竟事业，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他们将那些强制法国犹太人走上流放之路的纳粹负责人送上了法庭。塞日尔坚决支持这场“最后时刻”的追捕行动，他说，一想到那些罪犯还在逍遥法外，他实在无法忍受。但是对于那些可能即将发生的审判，他颇有担忧，他指出：“那些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已死了，或被送进了大牢，剩下的是那些没什么名气的罪犯，他们如今到了垂暮之年，对他们的罪行，人们缺乏足够的文字证据。”对此说法，苏罗夫并不以为然，他说：“当人们抓到了匪首，难道就不去追捕那些同伙吗?我担心的是，并不是人们忘记这场大屠杀，而是这段历史被篡改，尤其是在东欧的那些国家，在那些国家里，有不少人与 德国纳粹曾经狼狈为奸，他们似乎更愿意忘记这些史实。”
在这次追捕过程中，困难的并不是找到这些罪犯的藏身之处，而是如何将这些人送上法庭。有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拖延时间，例如，年老体衰，或他们装出身患重病的样子，还有那些程序极为复杂的司法引渡手续。这些战犯很清楚，时间对他们有利，尤其那些繁琐冗长的行政手续和政治庇护，正在帮助他们逃脱司法的审判。
从奥茨维辛集中营幸存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犹太人作家埃利·威塞尔指出：“一想到这些罪犯躺在床上平静地死去，而那些受害者却在痛苦中挣扎死亡，对此，我深为愤怒。我反对死刑，但这些罪犯至少要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怎么能接受他们逍遥法外的事实呢?”
他居然还在奥地利大街上庆祝球队的胜利
关于那些尚未受到惩罚的罪犯，最令人惊异与愤怒的例子就是克罗地亚的纳粹罪犯米利沃奇·阿什内尔，在西蒙·威森塔尔中心的罪犯名单上，他被排在第四位。米利沃奇·阿什内尔今年已95岁，战争结束后，他一直没受到任何法律惩罚。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他迫使克罗地亚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塞族·人和茨冈人离开家园，走上被强制流放的不归路。2004年来，他一直躲藏在奥地利的卡拉根富地区，克罗地亚政府要审判他，国际刑警组织也发出了通缉令来抓他。但直至现在，奥地利政府拒绝合作，其理由是“他的身体状况极差”。但在6月10日，也就是欧洲足球锦标赛期间，有记者在卡拉根富的大街上亲眼目睹他挽着其妻子的手臂，与众多狂欢的球迷在一起庆祝球队的胜利。尽管媒体将此事披露了，但是当地政府还是想方设法地庇护他。当局说：“多年来，他一直平静地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很重视这个家庭”。苏罗夫即刻与奥地利司法部部长交涉，要求对阿什内尔的身体状况做鉴定，当局同意了他的要求，但是什么时候实施呢?谁也不知道。
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克罗迪雅指出：“战争已经过去60多年了，要在法庭前将这些罪犯的罪行充分揭露出来，这似乎并不容易。由于缺少文件资料，那些证人不得不在法庭前靠回忆来作证。”时间如此紧迫，或许再过四五年，这场“最后时刻”的行动计划将不得不宣告结束，因这些德国纳粹罪犯将由于年龄原因而逐渐离世。苏罗夫斩钉截铁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可能将这些罪犯抓捕归案，这是历史给他们的判决。”
编辑：陈畅鸣
“最后的追捕者”：埃弗拉伊姆·苏罗夫
2006年9月的某一天，坐落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列奥·弗朗凯勒大街的犹太教堂里，记者云集，他们被历史学家埃弗拉伊姆·苏罗夫的讲话惊讶得目瞪口呆。苏罗夫指出，在1942年一手炮制了1200名犹太人、塞尔维亚人和茨冈人(即吉卜赛人编者注)丧生的纳粹罪犯山多尔·凯普伊罗(匈牙利籍)一直住在布达佩斯，“你们一定会问，他躲藏在什么地方?我可以告诉你们，他就在教堂对面的那幢楼内。”
苏罗夫以纳粹战犯的“最后追捕者”而盛名天下，他是西蒙·威森塔尔中心耶路撒冷办事处的主任，该中心总部设在美国洛杉矶，其宗旨是捍卫犹太人的利益，并致力追捕隐匿的纳粹战犯。自2002年起，他带头谋划了代号为“最后时刻”的追捕行动，要在全世界将那些漏网多年、尚未受到惩处的纳粹罪犯绳之以法。
苏罗夫，今年61岁，体格魁伟，性格热情。最近，他发现了前党卫军成员阿里贝·海姆的踪迹。1941年，他在奥地利一座集中营担任主任医生，由于他的残酷被人们称为“死亡医生”。他进行了种种骇人听闻的“实验”，结果造成了数以百计关押者的惨死。他不给受害者上任何麻醉，割下了他们的器官；他还给他们心脏注射致命的毒剂，他手握秒表，计算着这些受害者在痛苦挣扎中直至死亡的时间。自1962年起，他销声匿迹，在西蒙·威森塔尔中心通缉的十大纳粹战犯的名单上，他名列榜首。
2008年9月9日上午，苏罗夫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城镇秘密见到了阿里贝·海姆的私生女瓦尔特劳德，她今年67岁。尽管瓦尔特劳德赌咒发誓，说再也没见过她父亲阿里贝·海姆，苏罗夫对她的发誓不屑一顾。瓦尔特劳德长期·生活在智利，经常出没于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小城，这是座距离阿根廷边境不远的小城镇。阿里贝·海姆完全有可能隐匿在该地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应该94岁了。最令人疑惑的是，他在德国柏林银行的账户上还有120万欧元现金和80万欧元股票，至今无人领取。苏罗夫承认：“我们无法断定，他是否真的死了，或依旧活着。但不管怎样，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将竭尽全力将他送上法庭。”
精湛的历史学识在这场追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留给参与这场全球追捕行动的志愿者的时间并不很多，这些纳粹战犯和他们的合作者如今已是90多岁的垂暮老人，他们正逐渐因年老而离世。60多年来，他们隐姓埋名地藏匿着，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他们相信自己再也不会受到惩罚，他们以为过去的事情已一去不复返了。事实上，这完全是他们一相情愿的梦想。这项“最后时刻”的行动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的15个国家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苏罗夫对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大屠杀的研究已有四十来年，他依靠丰富的历史知识，有条不紊地展开了这一行动。首先，他要让那些沉睡在档案馆的档案材料开口说话；在阅读数以万计的卡片过程中，他在难民名单中发现了不少漏网的纳粹罪犯名字，这些难民在战后受到众多国际组织的援助。他仔细地将这些漏网的罪犯一一甄别出来。西蒙·威森塔尔中心的调查者在立陶宛、阿根廷和德国等国家历史学家协会的专家们的帮助下，这些罪犯一一被他们识别了出来。长期在该中心工作的德国历史学家史泰芬·克兰比指出：“可能有上百名，甚至上千名战犯混在这些难民中。”
其次，这些调查者还通过其他多种方法找到了那些亲历这段历史的证人。他们在媒体上刊登启事，并开通了24小时热线电话，还给重要消息提供者颁发了价值2.5万美元的赏金。尽管该协会长期得到美国大企业家、慈善家阿里耶·鲁宾的资助，但是采取这样耗巨资悬赏的措施显然还是不多见。在巨额悬赏的激励下，许多莫名其妙的举报信也纷纷涌来，该中心的调查人员很快地排除了这些干扰，因真正的证人通常不为这些悬赏而来，他们往往是从痛苦中走出’来，用血淋淋的事实将那些藏匿的年迈纳粹战犯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例如在2005年，苏罗夫依靠一位死难者的家人转送来的文件，他在奥地利找到了87岁的匈牙利籍战犯卡罗伊·曾陶伊的踪迹。这个匈牙利战犯曾被称为“犹太人杀手”，在1944年，他曾亲自将一位犹太年轻人活活打死。在西蒙·威森塔尔中心的名单上，卡罗伊·曾陶伊被列在第七位。2006年，苏罗夫在布达佩斯找到的匈牙利籍战犯山多尔·凯普伊罗德，在西蒙·威森塔尔中心的名单上，他被列在第三位。
近6年来，约有5D0名纳粹战犯、反人类罪的主谋犯与同谋者纷纷被该中心的调查人员所“铆牢”，揭发他们罪行的有关材料纷纷送往他们居住地的司法部门，或直接寄到他们国家的司法机关。大约有百余件的案件，警方已经开始了调查。苏罗夫认为：“这些人必须在法庭前交代他们的行为，这不是报复，这是正义，是对死难者和他们家属的尊重，它将唤醒人们的良知，让现在的年轻人真正了解当年大屠杀的真相，了解第三帝国的滔天罪行。”
处在追捕最前沿的西蒙·威森塔尔中心
西蒙·威森塔尔中心成立于美国布鲁斯金，1970年迁到了以色列耶路撒冷。西蒙·威森塔尔是该中心的创始人，他是德国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他被称为是真正的“犹太种族灭绝的记忆守护人”。该中心的建立是为了悼念二战时期在德国纳粹大屠杀中所死去的数以百万的犹太人，同时也是为了找到这些至今还没受到任何惩处的德国纳粹刽子手。为此，西蒙·威森塔尔花了50多年的时间，发现了上千个纳粹罪犯。2005年，他不幸因病逝世。历史学家兼律师塞日尔·克拉斯菲勒特和他的妻子贝阿特继续着西蒙·威森塔尔的未竟事业，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他们将那些强制法国犹太人走上流放之路的纳粹负责人送上了法庭。塞日尔坚决支持这场“最后时刻”的追捕行动，他说，一想到那些罪犯还在逍遥法外，他实在无法忍受。但是对于那些可能即将发生的审判，他颇有担忧，他指出：“那些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已死了，或被送进了大牢，剩下的是那些没什么名气的罪犯，他们如今到了垂暮之年，对他们的罪行，人们缺乏足够的文字证据。”对此说法，苏罗夫并不以为然，他说：“当人们抓到了匪首，难道就不去追捕那些同伙吗?我担心的是，并不是人们忘记这场大屠杀，而是这段历史被篡改，尤其是在东欧的那些国家，在那些国家里，有不少人与 德国纳粹曾经狼狈为奸，他们似乎更愿意忘记这些史实。”
在这次追捕过程中，困难的并不是找到这些罪犯的藏身之处，而是如何将这些人送上法庭。有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拖延时间，例如，年老体衰，或他们装出身患重病的样子，还有那些程序极为复杂的司法引渡手续。这些战犯很清楚，时间对他们有利，尤其那些繁琐冗长的行政手续和政治庇护，正在帮助他们逃脱司法的审判。
从奥茨维辛集中营幸存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犹太人作家埃利·威塞尔指出：“一想到这些罪犯躺在床上平静地死去，而那些受害者却在痛苦中挣扎死亡，对此，我深为愤怒。我反对死刑，但这些罪犯至少要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怎么能接受他们逍遥法外的事实呢?”
他居然还在奥地利大街上庆祝球队的胜利
关于那些尚未受到惩罚的罪犯，最令人惊异与愤怒的例子就是克罗地亚的纳粹罪犯米利沃奇·阿什内尔，在西蒙·威森塔尔中心的罪犯名单上，他被排在第四位。米利沃奇·阿什内尔今年已95岁，战争结束后，他一直没受到任何法律惩罚。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他迫使克罗地亚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塞族·人和茨冈人离开家园，走上被强制流放的不归路。2004年来，他一直躲藏在奥地利的卡拉根富地区，克罗地亚政府要审判他，国际刑警组织也发出了通缉令来抓他。但直至现在，奥地利政府拒绝合作，其理由是“他的身体状况极差”。但在6月10日，也就是欧洲足球锦标赛期间，有记者在卡拉根富的大街上亲眼目睹他挽着其妻子的手臂，与众多狂欢的球迷在一起庆祝球队的胜利。尽管媒体将此事披露了，但是当地政府还是想方设法地庇护他。当局说：“多年来，他一直平静地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很重视这个家庭”。苏罗夫即刻与奥地利司法部部长交涉，要求对阿什内尔的身体状况做鉴定，当局同意了他的要求，但是什么时候实施呢?谁也不知道。
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克罗迪雅指出：“战争已经过去60多年了，要在法庭前将这些罪犯的罪行充分揭露出来，这似乎并不容易。由于缺少文件资料，那些证人不得不在法庭前靠回忆来作证。”时间如此紧迫，或许再过四五年，这场“最后时刻”的行动计划将不得不宣告结束，因这些德国纳粹罪犯将由于年龄原因而逐渐离世。苏罗夫斩钉截铁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可能将这些罪犯抓捕归案，这是历史给他们的判决。”
编辑：陈畅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