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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有一个儿子朱琦和一个女儿朱敏。朱和平是朱琦的第二个儿子。1952年出生后，刚满8个月就被抱到爷爷朱德和奶奶康克清身边，跟着两位老人共同生活了将近40年。朱和平的经历并非人们想象的享受了“特殊待遇”，而是从普通工人到普通士兵，渐渐成长为一名空军少将。本文为其口述。
—— 编 者
投身革命无法照顾家人
我爷爷朱德是农民出身，全家节衣缩食供他读书，后来投笔从戎。1912年，爷爷认识了滇军中一位朋友的妹妹萧菊芳。萧菊芳是昆明师范学校的学生，当时爷爷已是少校教官，不久，他同18岁的萧菊芳结婚。婚后萧菊芳继续在师范学校读书，住集体宿舍，爷爷也依旧住在讲武堂，他们只能周日团聚。
1916年年初，我爷爷随讨袁护国军第一军北征，这时已经怀孕的萧菊芳也随军出征。9月底，萧菊芳生下一个男孩，就是我的父亲朱琦。我父亲出生不久，萧菊芳奶奶因病去世。我爷爷一边要打仗，一边又要照顾孩子，很不容易。经人介绍，爷爷娶了挚友孙炳文的外甥女陈玉珍。
1922年夏末，我爷爷与孙炳文一道前往上海寻找革命之路。八一南昌起义的前夕，爷爷准备武装起义，为了保护妻子和孩子，便让他们二人悄悄回老家隐姓埋名藏起来。八一南昌起义后，爷爷成了“匪首”，所以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投身革命后，爷爷常年无法顾家，也没有财力帮助家里。1937年11月的一天，爷爷老师的儿子找到八路军总部。我爷爷从谈话中得知四川老家仪陇正逢旱灾，生活艰难。亲人们的境况令爷爷十分牵挂，他给陈玉珍写下三封家书。
字里行间流露的革命意志
我爷爷给陈玉珍的第一封家书，写于1937年9月5日，在奔赴抗日前线的途中。毕竟十年没见，不知道对方境遇如何，所以写了一些试探性的话。“玉珍：别久念甚。我以革命工作累及家属，本属常事，但不知你们究受到何等程度，望你接信后将十年情况告诉我是荷。理书、尚书、宝书等在何处？我两母亲是否在人间？你的母亲及家属如何统望告。近来，国已亡三分之一，全国抗战已打了月余，我们的队伍已到了前线，我已动身在途中。对日战争，我们有信心有把握打胜日本。如理书等可到前线来看我，也可以送他们读书。自别了你后，我的行动谅你是知道的，不再说，此问近好。”
这封信中提到的“两母亲”是我爷爷的生母钟氏和养母刘氏，理书是我爷爷二哥的儿子，尚书是我爷爷的养子，宝书是我父亲朱琦。
陈玉珍接到这封家书后，立即给我爷爷写了回信。爷爷接到回信时，正在五台山前线。9月27日，他给陈玉珍写了第二封家书。
“……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我的母亲仍在南溪或回川北老家去了，川北的母亲现在还在否，川北家中情况如何？望调查告知。庄弟及理书、尚书、宝书、许杨明等现在还生存否？做什么事，在何处？统望调查告知。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战线，决不要误此光阴……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
我父亲当时已经20多岁，在云南军阀龙云的部队里。接到爷爷来信以后，他迅速赶赴延安，经中央党校培训后入党，1938年渡过黄河到山西，在120师干了五年，在一次突破敌人封锁线的战斗中负伤。那时我爷爷也在山西抗战前线。我爷爷作为八路军的最高领导人，自己只有一个儿子，还把他送上前线。
清贫到拿不出200块钱
此间，陈玉珍给我爷爷写了几封信，告知家中十年来的详细情况。1937年11月6日，我爷爷在山西昔阳县给陈玉珍写了第三封家书。
“……唯两老母亲均八十，尚在饿饭中，实不忍闻。望你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分，接济两母两千元以内，至少四百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望你千万办到。至于你的生活，切不要依赖我，我担负革命工作昼夜奔忙，十年来艰苦生活，无一文薪水，与士卒同甘共苦，决非虚语……也只有这样才能将革命做得成功……”
毕竟已经10年了，爷爷10年前买的东西、置办的家当，基本上都没有了，所以陈玉珍收到爷爷的家书之后，也没办法，没能给爷爷办成这件事。
百般无奈之际，我爷爷想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戴与龄。戴与龄也是四川人，过去在滇军时任朱德旅部的军需官。爷爷给戴与龄写了一封信，商借200元。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爷爷是上将，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任命了31名共产党员为将军，其中上将只有我爷爷一人。但我爷爷手里连200块钱都没有。因为八路军官兵一致，每个人的军饷都是1块钱。爷爷每个月拿到5块钱，其中1块属于自己，剩下4块是招待费。戴与龄收到信非常感动，二话没说，借给了爷爷200块钱。
我爷爷在这些家书中埋藏着对自己母亲和家乡的牵挂与深爱，但是国家有难，在国与家之间，他坚决地选择了前者。1966年，我爷爷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时碰到一位意大利记者，记者问我爷爷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爷爷说：“我没能侍奉老母，在她离开人间时，我没能端一碗水给她喝，很遗憾。”
（摘自《天津日报》）
—— 编 者
投身革命无法照顾家人
我爷爷朱德是农民出身，全家节衣缩食供他读书，后来投笔从戎。1912年，爷爷认识了滇军中一位朋友的妹妹萧菊芳。萧菊芳是昆明师范学校的学生，当时爷爷已是少校教官，不久，他同18岁的萧菊芳结婚。婚后萧菊芳继续在师范学校读书，住集体宿舍，爷爷也依旧住在讲武堂，他们只能周日团聚。
1916年年初，我爷爷随讨袁护国军第一军北征，这时已经怀孕的萧菊芳也随军出征。9月底，萧菊芳生下一个男孩，就是我的父亲朱琦。我父亲出生不久，萧菊芳奶奶因病去世。我爷爷一边要打仗，一边又要照顾孩子，很不容易。经人介绍，爷爷娶了挚友孙炳文的外甥女陈玉珍。
1922年夏末，我爷爷与孙炳文一道前往上海寻找革命之路。八一南昌起义的前夕，爷爷准备武装起义，为了保护妻子和孩子，便让他们二人悄悄回老家隐姓埋名藏起来。八一南昌起义后，爷爷成了“匪首”，所以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投身革命后，爷爷常年无法顾家，也没有财力帮助家里。1937年11月的一天，爷爷老师的儿子找到八路军总部。我爷爷从谈话中得知四川老家仪陇正逢旱灾，生活艰难。亲人们的境况令爷爷十分牵挂，他给陈玉珍写下三封家书。
字里行间流露的革命意志
我爷爷给陈玉珍的第一封家书，写于1937年9月5日，在奔赴抗日前线的途中。毕竟十年没见，不知道对方境遇如何，所以写了一些试探性的话。“玉珍：别久念甚。我以革命工作累及家属，本属常事，但不知你们究受到何等程度，望你接信后将十年情况告诉我是荷。理书、尚书、宝书等在何处？我两母亲是否在人间？你的母亲及家属如何统望告。近来，国已亡三分之一，全国抗战已打了月余，我们的队伍已到了前线，我已动身在途中。对日战争，我们有信心有把握打胜日本。如理书等可到前线来看我，也可以送他们读书。自别了你后，我的行动谅你是知道的，不再说，此问近好。”
这封信中提到的“两母亲”是我爷爷的生母钟氏和养母刘氏，理书是我爷爷二哥的儿子，尚书是我爷爷的养子，宝书是我父亲朱琦。
陈玉珍接到这封家书后，立即给我爷爷写了回信。爷爷接到回信时，正在五台山前线。9月27日，他给陈玉珍写了第二封家书。
“……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我的母亲仍在南溪或回川北老家去了，川北的母亲现在还在否，川北家中情况如何？望调查告知。庄弟及理书、尚书、宝书、许杨明等现在还生存否？做什么事，在何处？统望调查告知。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战线，决不要误此光阴……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
我父亲当时已经20多岁，在云南军阀龙云的部队里。接到爷爷来信以后，他迅速赶赴延安，经中央党校培训后入党，1938年渡过黄河到山西，在120师干了五年，在一次突破敌人封锁线的战斗中负伤。那时我爷爷也在山西抗战前线。我爷爷作为八路军的最高领导人，自己只有一个儿子，还把他送上前线。
清贫到拿不出200块钱
此间，陈玉珍给我爷爷写了几封信，告知家中十年来的详细情况。1937年11月6日，我爷爷在山西昔阳县给陈玉珍写了第三封家书。
“……唯两老母亲均八十，尚在饿饭中，实不忍闻。望你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分，接济两母两千元以内，至少四百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望你千万办到。至于你的生活，切不要依赖我，我担负革命工作昼夜奔忙，十年来艰苦生活，无一文薪水，与士卒同甘共苦，决非虚语……也只有这样才能将革命做得成功……”
毕竟已经10年了，爷爷10年前买的东西、置办的家当，基本上都没有了，所以陈玉珍收到爷爷的家书之后，也没办法，没能给爷爷办成这件事。
百般无奈之际，我爷爷想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戴与龄。戴与龄也是四川人，过去在滇军时任朱德旅部的军需官。爷爷给戴与龄写了一封信，商借200元。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爷爷是上将，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任命了31名共产党员为将军，其中上将只有我爷爷一人。但我爷爷手里连200块钱都没有。因为八路军官兵一致，每个人的军饷都是1块钱。爷爷每个月拿到5块钱，其中1块属于自己，剩下4块是招待费。戴与龄收到信非常感动，二话没说，借给了爷爷200块钱。
我爷爷在这些家书中埋藏着对自己母亲和家乡的牵挂与深爱，但是国家有难，在国与家之间，他坚决地选择了前者。1966年，我爷爷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时碰到一位意大利记者，记者问我爷爷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爷爷说：“我没能侍奉老母，在她离开人间时，我没能端一碗水给她喝，很遗憾。”
（摘自《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