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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翻箱底时发现一枚帽徽，说这东西还留着干啥？我接过一看，是那枚摔扁的铜帽徽。由此，一件50多年前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眼前。
高中毕业那年我怀着骑马挎枪走天下的豪情考入武汉某军校，从此远离父母开始军旅生涯。寒假前，我们一个排第一次乘卡车到滠口教练场上野外作业课，大家兴奋地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汉黄公路的飕飕冷风下，荡漾着我们这群未来军官激越的歌声。
车到滠口，走便道去教练场要横跨一条铁路。铁路路基很高，过铁路后要下坡，并向左急转弯，便道路基也很高，两侧是一两丈深收割过的稻田，地形比较复杂。司机是位第一次单独出车的新手，过铁路时他没减速，冲过铁路后急速向左打轮，忙乱中角度过大，他又反向打轮，汽车顿时失去重心。我们在车上突然感到剧烈颠簸，歌声戛然而止，我身子向后一仰，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当我梦幻般地睁开眼睛，发现左脸紧贴地面，想站起来但两手无力，撑不动身子。四周死一样寂静，我身旁还趴着一位同学，他闭着眼，脸上的表情很难看，嘴角往外流着血……
后来好像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迷迷糊糊地睁眼看看是班长，他和另外一名同志把我搀扶起来，说：“别怕，别怕，慢慢走。”我逐渐有了力量，看见同学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但没有声音。我惊恐地看到卡车翻了90度，躺在路侧的斜坡上，车头变形，玻璃全碎了。司机的头从里边探出来，脸上没有血色，两眼发直，还在瑟瑟发抖。我全明白了，肯定是翻车时它像泼水一样将我们全洒在稻田里，幸好车只翻90度，要是翻180度，我们会全被压在下面。
教员也坐在驾驶室，他比司机老练多了，很快爬出来对排长说，你负责清理伤亡情况，我马上去教练场打电话，让学院派车来抢救。慢慢苏醒过来的同学看到这可怕的场面，一个个脸色煞白，有的动也不敢动，有的自己脸上还在滴血就去救护别人，有的摔掉了帽子，有的武装带也断裂开了。
田埂上斜躺着一个同学两腿不能动弹，大概是腰摔坏了，怎么扶也站不起来。这位同学姓廖，我们叫他阿廖沙，是我们排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几经努力仍然不能站，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我们将他抬到平地。还有一位姓李的同学，一只膀子晃荡在那里不听使唤，我们扶他侧卧在地上，头上枕个挂包还垫个水壶，他咬着牙表情痛苦。
我们这群刚穿上军装的青年学生，经过入伍教育，都认为自己是解放军、男子汉了，表现坚强，要是还在妈妈身边，恐怕早就哭得一塌糊涂了。
经过逐个清理，伤势有轻有重，但确信没有死人，大家才松了一口气。风越刮越大，我们像群受伤的羊羔，惊恐地看着排长。排长叫大家不要害怕，教员已去打电话叫救护车了，不能动的同志千万别动。我活动一下身子好像没什么问题，帽子仍在头上，只是厚厚的圆形铜帽徽已摔扁了。我好像是头先着地，幸亏棉帽和铜帽徽起到了缓冲作用，仅使我经受了一下死亡的洗礼。
排长去安慰司机，司机哭了：“你们摔伤了没有……过铁路时我没减速，我对不起大家！”排长连忙说：“还好，还好，我们没摔伤。”两人都不敢说那个“死”字。
后来大家发现第一个起来救人的是排长。原来我们车上带了两捆旧棉衣，是准备作业时穿的，翻车时排长紧紧抱着一捆棉衣，正好摔在旧棉衣捆上，反弹一下就站起来了，什么事没有。他还告诉我们他去朝鲜时曾翻车摔进鸭绿江，扒拉几下江水就上岸了，也是什么事没有。听了他的故事，大家哭丧的脸上露出凄惨的笑容，佩服这位潇洒的排长什么时候都不失军人风采。
救护车还没有到，北风越刮越大，据说刚受伤时会有麻木期，过后大家受伤处痛得火烧火燎，小李抱着一只膀子揪着腰疼得直跺脚，但他们咬牙坚持不哭。此时教练场的领导和炊事班的同志们闻讯赶来看望我们，大家虽不相识，但在寒风中接过他们送来的姜汤时，心里顿感热乎乎的。
救护车终于到了！营长、教导员也来了。我们把重伤员抬上救护车，营长叫几个轻伤的同学坐他的吉普车，他和教导员同我们一起坐在卡车的车厢板上。营长把旧棉衣捆打开，让我们每人坐一件棉衣，营长不仅安慰我们，还给我们讲他参加徐州大会战时的情形，使我们备感亲切。到校后，伤重的同学住院观察、治疗，没问题的同学在宿舍休息，学校的领导、教员、友邻连队的同志们都来看望我们，使我们深感大家庭的温暖。
深夜，我辗转反侧：教员的老练、遇事不慌，排长的机智灵敏、风趣幽默，小廖、小李的坚强，同学们的相互友爱，司机的悔恨自责，炊事员的眼神，营长的关爱……这一切，都在我这名新兵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在以后的几十年军旅生涯中，我曾多次遇到意外事故和险情，回想起来，还是滠口的这次经历，使我在征途中跨出了第一步，从此不畏艰险。
（责编：辛娅）
高中毕业那年我怀着骑马挎枪走天下的豪情考入武汉某军校，从此远离父母开始军旅生涯。寒假前，我们一个排第一次乘卡车到滠口教练场上野外作业课，大家兴奋地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汉黄公路的飕飕冷风下，荡漾着我们这群未来军官激越的歌声。
车到滠口，走便道去教练场要横跨一条铁路。铁路路基很高，过铁路后要下坡，并向左急转弯，便道路基也很高，两侧是一两丈深收割过的稻田，地形比较复杂。司机是位第一次单独出车的新手，过铁路时他没减速，冲过铁路后急速向左打轮，忙乱中角度过大，他又反向打轮，汽车顿时失去重心。我们在车上突然感到剧烈颠簸，歌声戛然而止，我身子向后一仰，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当我梦幻般地睁开眼睛，发现左脸紧贴地面，想站起来但两手无力，撑不动身子。四周死一样寂静，我身旁还趴着一位同学，他闭着眼，脸上的表情很难看，嘴角往外流着血……
后来好像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迷迷糊糊地睁眼看看是班长，他和另外一名同志把我搀扶起来，说：“别怕，别怕，慢慢走。”我逐渐有了力量，看见同学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但没有声音。我惊恐地看到卡车翻了90度，躺在路侧的斜坡上，车头变形，玻璃全碎了。司机的头从里边探出来，脸上没有血色，两眼发直，还在瑟瑟发抖。我全明白了，肯定是翻车时它像泼水一样将我们全洒在稻田里，幸好车只翻90度，要是翻180度，我们会全被压在下面。
教员也坐在驾驶室，他比司机老练多了，很快爬出来对排长说，你负责清理伤亡情况，我马上去教练场打电话，让学院派车来抢救。慢慢苏醒过来的同学看到这可怕的场面，一个个脸色煞白，有的动也不敢动，有的自己脸上还在滴血就去救护别人，有的摔掉了帽子，有的武装带也断裂开了。
田埂上斜躺着一个同学两腿不能动弹，大概是腰摔坏了，怎么扶也站不起来。这位同学姓廖，我们叫他阿廖沙，是我们排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几经努力仍然不能站，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我们将他抬到平地。还有一位姓李的同学，一只膀子晃荡在那里不听使唤，我们扶他侧卧在地上，头上枕个挂包还垫个水壶，他咬着牙表情痛苦。
我们这群刚穿上军装的青年学生，经过入伍教育，都认为自己是解放军、男子汉了，表现坚强，要是还在妈妈身边，恐怕早就哭得一塌糊涂了。
经过逐个清理，伤势有轻有重，但确信没有死人，大家才松了一口气。风越刮越大，我们像群受伤的羊羔，惊恐地看着排长。排长叫大家不要害怕，教员已去打电话叫救护车了，不能动的同志千万别动。我活动一下身子好像没什么问题，帽子仍在头上，只是厚厚的圆形铜帽徽已摔扁了。我好像是头先着地，幸亏棉帽和铜帽徽起到了缓冲作用，仅使我经受了一下死亡的洗礼。
排长去安慰司机，司机哭了：“你们摔伤了没有……过铁路时我没减速，我对不起大家！”排长连忙说：“还好，还好，我们没摔伤。”两人都不敢说那个“死”字。
后来大家发现第一个起来救人的是排长。原来我们车上带了两捆旧棉衣，是准备作业时穿的，翻车时排长紧紧抱着一捆棉衣，正好摔在旧棉衣捆上，反弹一下就站起来了，什么事没有。他还告诉我们他去朝鲜时曾翻车摔进鸭绿江，扒拉几下江水就上岸了，也是什么事没有。听了他的故事，大家哭丧的脸上露出凄惨的笑容，佩服这位潇洒的排长什么时候都不失军人风采。
救护车还没有到，北风越刮越大，据说刚受伤时会有麻木期，过后大家受伤处痛得火烧火燎，小李抱着一只膀子揪着腰疼得直跺脚，但他们咬牙坚持不哭。此时教练场的领导和炊事班的同志们闻讯赶来看望我们，大家虽不相识，但在寒风中接过他们送来的姜汤时，心里顿感热乎乎的。
救护车终于到了！营长、教导员也来了。我们把重伤员抬上救护车，营长叫几个轻伤的同学坐他的吉普车，他和教导员同我们一起坐在卡车的车厢板上。营长把旧棉衣捆打开，让我们每人坐一件棉衣，营长不仅安慰我们，还给我们讲他参加徐州大会战时的情形，使我们备感亲切。到校后，伤重的同学住院观察、治疗，没问题的同学在宿舍休息，学校的领导、教员、友邻连队的同志们都来看望我们，使我们深感大家庭的温暖。
深夜，我辗转反侧：教员的老练、遇事不慌，排长的机智灵敏、风趣幽默，小廖、小李的坚强，同学们的相互友爱，司机的悔恨自责，炊事员的眼神，营长的关爱……这一切，都在我这名新兵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在以后的几十年军旅生涯中，我曾多次遇到意外事故和险情，回想起来，还是滠口的这次经历，使我在征途中跨出了第一步，从此不畏艰险。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