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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反映的二重尺度往往表现出对立性：价值足度里的否定因素常在历史尺度里变成肯定的因素，反之亦然。而坚持“历史尺度统摄价值尺度”原则，又使困境的解读变成了解读的困境。从两个尺度生成的理论根据来看，历史尺度不具备统摄价值尺度的理由；从两个尺度的内涵与外延分析来看，二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逻辑非对比性。这本不是一个“合题”问题，而是在两个界域中各自如何发挥恰到好处功效的问题。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二重尺度 逻辑困境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8)06－0007－05
一、解读困境
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是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基本方法。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两个尺度的统一论者，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两个尺度的评价往往表现出对立性——价值尺度里的否定因素常在历史尺度里变成肯定的因素。其中有些典型例子：异化具有历史必然性、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侵略造成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对李嘉图与西斯蒙第经济理论的褒贬评价、“恶”是社会发展动力的表现形式等。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论证逻辑是：这些例子可以证明两个尺度往往呈现矛盾状态。这一论证的错误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所说：“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假定为事实、事件。”对这些例子存在的困惑，通常的解释是，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历史尺度统摄价值尺度的原则。这样虽然使解释工具与解释对象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解释的结果却陷入逻辑困境中。
既然历史评价始终是首要的，价值评价则是第二位的，那么，价值尺度如何体现出自己相对于历史尺度的独立性存在?有人用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来说明这种悖论体现了辩证法精神。在两点论中谈论重点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重点与非重点之间只有量上的程度差别，没有质上的对立冲突。因为在是非真伪之间是无需分出主次轻重的。而在上面的例证中，两个尺度反映的观点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资本家的无耻的贪婪(恶)带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所以，“恶”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正因为侵略者带给殖民地走上现代化的机会，所以，侵略是有功的，被侵略者所遭受的痛苦是实现社会历史进步不可或缺的价值支付。
类似的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道德原则的例证不仅体现在逻辑推导之中，还体现在解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引文中。很多人为了论证马克思坚持“历史尺度的优先性”，都曾引用了《资本论》第四卷中的一段话：“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不过，马克思曾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批判了类似的观点：“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业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而且是民族的福祉所必要的。”那么，是马克思搞错了呢?还是我们解读错了呢?难道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这样明显的价值评价对抗中实现“两个尺度辩证统一”的吗?尽管没有人不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弱化价值尺度的重要性，但由于确立“价值尺度服从历史尺度”的基本原则，在客观上已经造成了这种逻辑态势：只要肯定一点，另一点实际上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任何不做科学论证的观点声明都掩盖不了这个阴影的存在。
二、困境的理论解读
为什么“价值尺度服从历史尺度”原则会存在逻辑困境呢?首先，从两个尺度生成理论根据来看，这是一个有纰漏的逻辑推导过程。
一般的理由是：人和社会一方面不仅是自然的产物，而且依存于自在自然，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必然具有自然規律的特征。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历史又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的结果，是人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上的展开，所以，又打上人的本质力量的烙印。因此。考察社会历史，既需要反映历史客观必然性的理性尺度、历史尺度，也需要反映历史主体目的性的道德尺度、价值尺度。犹如自然界对人类拥有“优先地位”一样，历史规律对人也有优先性。相应地，历史尺度对价值尺度也具有优先性。
当我们用传统的二分法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两个特性——规律性和主体性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读：似乎历史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力量置身于人之外，并支配着人的主观选择。
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主体性应该是什么关系呢?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论及历史规律的成因，而当代哲学“对于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关系问题，迄今为止的理论上的解决是极难令人满意的”，所以，我们只能在二者作用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功能层面上而不能在二者直接的逻辑环节层面上谈论彼此关系。在对社会历史发展功能的考察过程中，由于把历史规律存在作为既定的前提条件，所以，它就自然取得了外在于人的地位。而在功能上，历史规律又具有客观的、必然的属性，相应的，历史尺度在两个尺度中就理所当然地处于支配地位。
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两个特性直接的关系，笔者认为，从根源上看，历史规律不具有优先性。尽管还不能解读历史客观规律是如何形成的，但在逻辑上它应该是从人的相互能动作用中产生的。因为人是社会存在的理由，社会历史不过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痕迹，而历史规律不可能是超越社会历史之外的“自在”。另外，从运动环节的因果联系上看，历史规律也不具有优先性。二者不是“并存”的，而是“序存”的，历史规律就存在于人的能动性之中并发挥着作用。如果没有人的活动，更确切地说，没有人的能动活动，就不会有历史规律的存在。正如没有炒股者的投机行为，就没有“买高不买低”规律的作用一样。历史规律制约人所表现出来的客观性、外在性，是相对于个体的人来说的；而其成因与存在的属人性，是相对于社会整体的人即社会主体来说的。
人的能动作用表现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其中，确定性具有客观特征，起到内在的必然性作用，这就是历史规律(包括生产力、生产方式等客观因素)存在和作用的根据；而不确定性具有主观特征，起到外在的偶然性作用。由于人的能动作用首先表现为不确定性——确定性渗透在不确定性中，所以，我们习惯上把人的能动作用包含的不确定性功能理解为人的能动作用本身的功能，这就造成了人的能动作用与历史规律或生产力、生产方式直接对比的现象。显然，在人的能动作用中，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属于其确定性功能范畴，这与唯心史观片面强调其不确定性功能(人的主观选择性)起决定作用是对立的。所以，唯物史观强调历史规律、生产力、生产方式起到支配作用、决定作用，在逻辑上，并不是超越于人的能动作用的表现，实际上，只是超越于人的能动作用之不确定性功能的表现。
总之，在这个逻辑推导过程中，我们找不到价值尺度服从历史尺度的根据。是否坚持历史尺度优先性与是否坚持唯物史观是两码事。历史尺度尽管具有侧重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属性，但它的存 在形式与价值尺度一样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因为它只是执行一种评价功能。把历史尺度上升为社会存在的地位，这是把存在形式与反映内容、反映原则混为一体。
其次，从两个尺度的内涵与外延来分析，二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逻辑非对比性。
确立两个尺度的范畴以及对范畴的解释虽然多种多样，但基本要点却是：历史尺度(客体尺度、理性尺度等)主要是根据历史规律审视其历史进步性；价值尺度(人的尺度、主体尺度、道德尺度等)则是以人性伦理道德原则审视社会发展对人的需求产生的积极效应。既然历史尺度是以社会进步概念为前提，而“进步的概念就包含着价值的评价”，也就是说，历史尺度也应该有自身的价值评价主体，尽管它可以置其于内涵摄取范围之外。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必然要站在所确定的人的利益立场上来审视社会历史的进步性。在历史尺度中，能够作出符合历史进步结论的评价主体，依据其内在主体受益者的特性，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即时社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这就决定了在阶级社会中，只能是社会分配中的直接获益者——统治阶级。而被统治阶级，除了在社会巨大变革时期，因束缚在自身的枷锁有所松动而相对感觉到社会进步外，作為社会分配的直接受损者，不可能认可社会进步性，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是否定整个社会现存秩序的。二是历时代的所有后代人。因为所有后代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前代社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再来看价值尺度的特点。价值尺度是以人性道德为出发点作出的评价。尽管有普适性道德原则，但在阶级对抗的社会，所有道德原则都必然会打上阶级利益的烙印。因为阶级社会是一个分裂性、异化性的社会，在这里，“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这种阶级利益对抗性决定了道德观、价值观上的冲突与对立。恩格斯指出：“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因此，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从现实出发，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认同只要创造社会财富就是社会进步。
这就意味着，如果以统治阶级利益要求或以历时所有后代人的利益取向作为价值尺度的根据，那就与历史尺度的衡量标尺是一致的，两个尺度评价的结果是不矛盾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不管是从历史当事人的视角还是从后代人的视角，常常会站在被剥削阶级的价值立场上或者剥削阶级道德对立面上来评价历史。这就会与历史尺度的标尺相冲突，如果我们一定要把两个尺度相提并论的话。这不仅表现在结论上——因为现时上的被剥削阶级价值观不会认可社会进步性，而且也表现在时空逻辑上——历史尺度的视野是要展示波澜壮阔的社会整体发展图景，而基于被剥削阶级利益要求的价值尺度不具有这一空间视野。当然，若从统治阶级价值视角出发，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因为统治阶级扮演着社会“共同利益”的虚假身份，“凡是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统治阶级是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的——也应该是好的”。而被剥削阶级只能展示自身的利益视角空间。另外，两个尺度的时间视角也常常不一样。马克思、恩格斯一般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审视历史进步性(这包容着自身的已经转换的价值尺度——历时后者的价值尺度)，却常以当时时代或者以写作所处时代的批判者的角度进行价值评价。
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从历史运动的趋势上看，两个尺度才有统一起来的根据。而在历史发展的趋势上，价值尺度只有从历时后者的角度才能看到历时前者的历史进步性，所以，两个尺度不可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具备“合题”条件。
三、困境的实证解读
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那些典型的例子呢?限于篇幅，在这里只能作观点性解释。
1.关于“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的论断。这是恩格斯通过与黑格尔的伦理学相比较，批判了费尔巴哈脱离社会现实抽象地谈论人性道德问题，所以解释的是黑格尔的观点，这是无异议的。关键是恩格斯在多大程度上认同黑格尔的看法。
人们对财富追求的欲望永远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体动力，应该说，这是人类超越依附大自然恩赐的原始社会走向自我发展的文明社会的内源动力。人类历史的发展，在私有制时代走向异化、分裂和冲突，于是，这种“人的欲望”被不同的利益集团(阶级)赋予不同的道德评价。但是，不管视其为“恶”还是看作“资本主义精神”，它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却是客观存在着。显然，黑格尔看到了“恶”的社会功能，所以，黑格尔的伦理学“内容是现实的”。恩格斯称赞了黑格尔看问题的深刻性。但是，黑格尔伦理学“形式是唯心的”，他认为“恶”是普遍的人性的表现。恩格斯不赞同这一点。恩格斯明确指出道德的阶级性：“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在阶级社会，“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也就是说，被道德界定的“恶”取决于不同的阶级立场。这也是恩格斯对黑格尔关于“恶”的观点的扬弃的根据。恩格斯认可黑格尔对“恶”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但并不认同黑格尔对“恶”的社会普遍性的认识。所以，这一论断所体现的二重尺度，只能算在黑格尔头上，因为黑格尔的“人性恶”所具有的普遍性才能够表现出价值尺度与历史尺度的关系。
2.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本质的揭示。2003年，张奎良就《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异化评价问题，与俞吾金展开对话。主要分歧是俞吾金提出了马克思坚持“价值评价优先”观点，而张奎良则强调“历史评价”的不可或缺性和重要性。在这里，两位大家都认为对于两个尺度，“不可将二者割裂”，因为“如果没有另一维度作比照，单纯的历史评价或人的价值评价就只能是其自身而不可能产生异化概念和‘历史之谜’的意识了”。笔者认为，异化概念的产生不是因为我们用了两个纬度考察的结果，而是阶级社会生产与分配的分离性客观上形成了这种存在，人们在认识它的时候不自觉地运用道德色彩的表达方式，造成价值评价的意味。异化概念的产生确实可以说明社会历史两个纬度的存在，但这不能证明两个纬度的统一性、不可割裂性。正因为二者在“端点”上没有联系起来的“甬道”，所以才有“历史之谜”的意识。马克思在手稿中，主旨是要揭示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而富于价值倾向性的语言，与其说是道德或者价值评价，不如说是借助了道德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历史性的陈述。
当有人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找到关于对异化的历史必要性和相对的合理性的评价的时候，也同样会找到对其历史阶段性、暂时必然性的论述。这种反映历史尺度自身的前后不一致性，若仅以既定的观点来解读，争论在所难免。
3.马克思对李嘉图与西斯蒙第经济学观点的 褒贬评价。从经济理论上看，马克思确实吸收了李嘉图的“发展生产力原则”。马克思认为，在经济循环的链条中，首先需要创造出财富，再谈论消费公平才有意义。但是，在《资本论》(第四卷)中关于对李嘉图、西斯蒙第经济学观点的褒贬评价目的不是在这里，有人籍此作为马克思坚持“历史尺度优先性”原则的例证是不确切的。整体看来，马克思只是为了批判马尔萨斯在维护某个阶级利益基础上搞的伪科学欺骗，从而赞誉李嘉图学术所追求的公正与诚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认可李嘉图理论本身是科学的——马克思曾这样评价李嘉图：“只要有可能不对他的科学犯罪，李嘉图总是一个博爱主义者”。这句评语的言外之意是，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在客观上也会造成不当的阶级利益倾向性，但与马尔萨斯的主观故意不同，这只是他学术研究上的失误，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博爱主义者”。事实上，在文中，马克思在评价李嘉图的观点时，非常严谨地用到“对于他那个时代”、“对李嘉图来说”、“从李嘉图的观点来看”等限定词，明确指出这些理论观点只是属于李嘉图的，不能等同于马克思认可的。所以，在这里不是马克思的历史尺度的反映。而马克思反对西斯蒙第的，也不是他的道德立场，而是他的道德化的经济研究方法和结论。这本不在价值尺度的视域中，而是历史尺度视域中的错误表现。
4.马克思关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侵略造成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论断。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中，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批判了英国对印度的侵略，这是主旨。关键是如何按照这一思路理解那个具有特别个性的论断。
笔者认为，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结尾处的整个逻辑应该是这样展开的：英国殖民者破坏了印度古老的社会组织，给印度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和痛苦，但相比于这种传统组织的野蛮落后性以及印度过去遭受种种侵略所带来的奴役和痛苦，要好一些，毕竟，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与以往单项度的受灾受难不同，这是一个进步程度较高对一个进步程度较低的侵略，它的破坏性的后面还有一个重建的憧憬。所以，当我们谴责英国侵略者的罪恶的时候，客观上应该看到这一点，而不是单纯地感情宣泄。
在这里，这与其说是两个尺度对比的反映，不如说是在历史尺度的原则上进行了价值对比评价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以历史的视角，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积极进取的历史发展图景，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而之所以认定价值尺度要服从历史尺度，是因为只从字面上看到马克思对英国造成印度现实痛苦的道德立场，而没有看到这个道德立场是与印度过去的痛苦比较的结果。
这一论断的脊索，实际上只是马克思在两种价值对比评价中的一个论据，旨在说明英国带给印度的痛苦不是印度历史上所遭受的痛苦的简单重复。应该说，这一论断本身体现出历史尺度來，但是，对应的价值尺度不是遭受苦难的现实的印度人民的价值反映，而是立足于印度人民的未来的价值追求。因此，这与全文所要求的历史尺度是不一致的。
5.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制度能否跨越“卡夫丁大峡谷”的问题。这个论断的最大困惑就是马克思最终只是有条件地隐含着指出俄国有机会不经过西方资本主义阶段，而走向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其价值尺度在历史尺度基础上具有什么样的分量，很难作出判断。
社会向前发展，我们从历史规律那里只能获得一个发展方向性的经验规定，具体如何展开，是一个建立在现有条件之上的可能的范畴——“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马克思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表明俄国未来不要教条地照搬西欧历史运动的逻辑规则。在马克思的逻辑推定中，俄国未来发展不管有多少种可能姑且不论，只要能够证明跨越“卡夫丁大峡谷”这种可能性是合理存在的，就意味着否定了俄国所谓的“社会新栋梁”的逻辑规则——依照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规律，俄国农村公社必然地、唯一地要走向西方资本主义的痛苦历程。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显然，如果我们把马克思这一推定看作历史尺度的反映，也就意味着历史发展具有唯一性了，从而陷入机械决定论中。另外，从价值取向上来说，马克思自然希望俄国能够跨越“卡夫丁大峡谷”，但是，这不是一个情感、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客观、理性问题。强调“价值尺度优先性”，实际上伤害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精神。
对这些例子的解释表明，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虽然确实体现出两个尺度，但是，二者未必能够同列对比优先性。
四、现实意义
在现实社会中，对人的主观需要的反映与对社会客观进步程度的反映，不能直接联系起来考察，不能削足适履，片面地使人的主观需要必须服从于社会进步程度的要求，如果那样，所谓的“社会进步”也就无意义了。唯物史观并非只见物不见人。在历史尺度视野中，有自己的价值底线，这本不具有道德倾向性。而人的欲望一旦超越促进社会生产的内源动力所要求的范域，就存在道德评价的导向问题。历史尺度视野内在的价值要求，不管是“不及”还是“过分”，道德评价所给予张扬和贬抑都是必要的，不仅会促使社会发展受到理性鞭策，而且使社会充满人性化色彩。尽管二者在“源点”上统一在社会发展的大树上，但是，它们的“端点”却在各自的枝丫中竞相攀长。这本不是一个“合题”问题，而是在两个界域中各自如何发挥恰到好处功效的问题。实际上，用经济视野中的价值标准很难准确衡量道德视野中的价值原则——多劳多得，这是一个经济视野中的公正原则，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客观条件差异性，容易造成贫富不均的道德公正问题；搞平均主义则克服了这一问题，这是一个道德公正原则，但是它实际上包含着少劳者对多劳者剥削的经济视野中的公正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批判，只是从理想出发去关照现实社会，至于如何实际地解决这些问题，是不需要操心的，所以其价值尺度必然具有追求至善的刚性。但如果要建设一个世界，价值尺度这种“越界”评价，就会造成问题，因为原先不需要界分的问题就摆在了人们面前。人们必须从现实出发，关照历史尺度所反映的内在价值要求，否则，不从道德的理想性界分出来，就会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社会主义必然“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所以，当毛泽东按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价值批判所提出的理想道德要求构建“人民公社”的时候，就是扩张了价值尺度视野，伤害到了历史尺度视野的价值底线，把价值尺度中的至善标尺视为历史尺度视野的价值底线，造成二者界域的混乱。邓小平推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把两个界域区分开来——当我们论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历史尺度视野中的问题，它的价值底线是追求共同富裕，这不能用道德的至善刚性原则来考察。而当我们论及社会公平问题时，这是一个价值尺度视野中的问题，它的道德限度是保持一定的社会发展效率，这不能用经济的至强刚性原则来要求。
但是，区分开两个界域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联系——它们既在两个领域中，又密切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发展。效率与公平是两个界域中的功能反映，但二者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在两个界域中，我们谈论二者的对立性，在推动社会发展这一平台上，我们谈论二者的统一性。如果只把二者“合”起来谈论彼此关系，就会陷入困境。改革开放之初，发展生产力是当务之急，所以，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有人“用价值尺度服从历史尺度”，来诠释这一原则，殊不知我们的政策很快就提出效率与公平同样重要，把“又快又好发展”改为“又好又快发展”。
有人试图把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凝成一个合题。我们认为，这是推动社会全面健康发展的两条线——科学发展观在历史尺度视野中，主旨是推动社会如何向前发展的纵向经线；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在价值尺度视野中，主旨是推动社会如何实现和谐状态的横向纬线。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互动互进，但二者却是在各自的“端点”上发挥着作用，本无需“合”起来。
责任编辑 文 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二重尺度 逻辑困境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8)06－0007－05
一、解读困境
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是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基本方法。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两个尺度的统一论者，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两个尺度的评价往往表现出对立性——价值尺度里的否定因素常在历史尺度里变成肯定的因素。其中有些典型例子：异化具有历史必然性、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侵略造成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对李嘉图与西斯蒙第经济理论的褒贬评价、“恶”是社会发展动力的表现形式等。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论证逻辑是：这些例子可以证明两个尺度往往呈现矛盾状态。这一论证的错误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所说：“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假定为事实、事件。”对这些例子存在的困惑，通常的解释是，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历史尺度统摄价值尺度的原则。这样虽然使解释工具与解释对象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解释的结果却陷入逻辑困境中。
既然历史评价始终是首要的，价值评价则是第二位的，那么，价值尺度如何体现出自己相对于历史尺度的独立性存在?有人用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来说明这种悖论体现了辩证法精神。在两点论中谈论重点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重点与非重点之间只有量上的程度差别，没有质上的对立冲突。因为在是非真伪之间是无需分出主次轻重的。而在上面的例证中，两个尺度反映的观点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资本家的无耻的贪婪(恶)带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所以，“恶”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正因为侵略者带给殖民地走上现代化的机会，所以，侵略是有功的，被侵略者所遭受的痛苦是实现社会历史进步不可或缺的价值支付。
类似的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道德原则的例证不仅体现在逻辑推导之中，还体现在解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引文中。很多人为了论证马克思坚持“历史尺度的优先性”，都曾引用了《资本论》第四卷中的一段话：“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不过，马克思曾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批判了类似的观点：“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业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而且是民族的福祉所必要的。”那么，是马克思搞错了呢?还是我们解读错了呢?难道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这样明显的价值评价对抗中实现“两个尺度辩证统一”的吗?尽管没有人不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弱化价值尺度的重要性，但由于确立“价值尺度服从历史尺度”的基本原则，在客观上已经造成了这种逻辑态势：只要肯定一点，另一点实际上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任何不做科学论证的观点声明都掩盖不了这个阴影的存在。
二、困境的理论解读
为什么“价值尺度服从历史尺度”原则会存在逻辑困境呢?首先，从两个尺度生成理论根据来看，这是一个有纰漏的逻辑推导过程。
一般的理由是：人和社会一方面不仅是自然的产物，而且依存于自在自然，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必然具有自然規律的特征。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历史又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的结果，是人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上的展开，所以，又打上人的本质力量的烙印。因此。考察社会历史，既需要反映历史客观必然性的理性尺度、历史尺度，也需要反映历史主体目的性的道德尺度、价值尺度。犹如自然界对人类拥有“优先地位”一样，历史规律对人也有优先性。相应地，历史尺度对价值尺度也具有优先性。
当我们用传统的二分法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两个特性——规律性和主体性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读：似乎历史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力量置身于人之外，并支配着人的主观选择。
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主体性应该是什么关系呢?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论及历史规律的成因，而当代哲学“对于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关系问题，迄今为止的理论上的解决是极难令人满意的”，所以，我们只能在二者作用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功能层面上而不能在二者直接的逻辑环节层面上谈论彼此关系。在对社会历史发展功能的考察过程中，由于把历史规律存在作为既定的前提条件，所以，它就自然取得了外在于人的地位。而在功能上，历史规律又具有客观的、必然的属性，相应的，历史尺度在两个尺度中就理所当然地处于支配地位。
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两个特性直接的关系，笔者认为，从根源上看，历史规律不具有优先性。尽管还不能解读历史客观规律是如何形成的，但在逻辑上它应该是从人的相互能动作用中产生的。因为人是社会存在的理由，社会历史不过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痕迹，而历史规律不可能是超越社会历史之外的“自在”。另外，从运动环节的因果联系上看，历史规律也不具有优先性。二者不是“并存”的，而是“序存”的，历史规律就存在于人的能动性之中并发挥着作用。如果没有人的活动，更确切地说，没有人的能动活动，就不会有历史规律的存在。正如没有炒股者的投机行为，就没有“买高不买低”规律的作用一样。历史规律制约人所表现出来的客观性、外在性，是相对于个体的人来说的；而其成因与存在的属人性，是相对于社会整体的人即社会主体来说的。
人的能动作用表现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其中，确定性具有客观特征，起到内在的必然性作用，这就是历史规律(包括生产力、生产方式等客观因素)存在和作用的根据；而不确定性具有主观特征，起到外在的偶然性作用。由于人的能动作用首先表现为不确定性——确定性渗透在不确定性中，所以，我们习惯上把人的能动作用包含的不确定性功能理解为人的能动作用本身的功能，这就造成了人的能动作用与历史规律或生产力、生产方式直接对比的现象。显然，在人的能动作用中，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属于其确定性功能范畴，这与唯心史观片面强调其不确定性功能(人的主观选择性)起决定作用是对立的。所以，唯物史观强调历史规律、生产力、生产方式起到支配作用、决定作用，在逻辑上，并不是超越于人的能动作用的表现，实际上，只是超越于人的能动作用之不确定性功能的表现。
总之，在这个逻辑推导过程中，我们找不到价值尺度服从历史尺度的根据。是否坚持历史尺度优先性与是否坚持唯物史观是两码事。历史尺度尽管具有侧重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属性，但它的存 在形式与价值尺度一样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因为它只是执行一种评价功能。把历史尺度上升为社会存在的地位，这是把存在形式与反映内容、反映原则混为一体。
其次，从两个尺度的内涵与外延来分析，二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逻辑非对比性。
确立两个尺度的范畴以及对范畴的解释虽然多种多样，但基本要点却是：历史尺度(客体尺度、理性尺度等)主要是根据历史规律审视其历史进步性；价值尺度(人的尺度、主体尺度、道德尺度等)则是以人性伦理道德原则审视社会发展对人的需求产生的积极效应。既然历史尺度是以社会进步概念为前提，而“进步的概念就包含着价值的评价”，也就是说，历史尺度也应该有自身的价值评价主体，尽管它可以置其于内涵摄取范围之外。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必然要站在所确定的人的利益立场上来审视社会历史的进步性。在历史尺度中，能够作出符合历史进步结论的评价主体，依据其内在主体受益者的特性，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即时社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这就决定了在阶级社会中，只能是社会分配中的直接获益者——统治阶级。而被统治阶级，除了在社会巨大变革时期，因束缚在自身的枷锁有所松动而相对感觉到社会进步外，作為社会分配的直接受损者，不可能认可社会进步性，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是否定整个社会现存秩序的。二是历时代的所有后代人。因为所有后代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前代社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再来看价值尺度的特点。价值尺度是以人性道德为出发点作出的评价。尽管有普适性道德原则，但在阶级对抗的社会，所有道德原则都必然会打上阶级利益的烙印。因为阶级社会是一个分裂性、异化性的社会，在这里，“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这种阶级利益对抗性决定了道德观、价值观上的冲突与对立。恩格斯指出：“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因此，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从现实出发，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认同只要创造社会财富就是社会进步。
这就意味着，如果以统治阶级利益要求或以历时所有后代人的利益取向作为价值尺度的根据，那就与历史尺度的衡量标尺是一致的，两个尺度评价的结果是不矛盾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不管是从历史当事人的视角还是从后代人的视角，常常会站在被剥削阶级的价值立场上或者剥削阶级道德对立面上来评价历史。这就会与历史尺度的标尺相冲突，如果我们一定要把两个尺度相提并论的话。这不仅表现在结论上——因为现时上的被剥削阶级价值观不会认可社会进步性，而且也表现在时空逻辑上——历史尺度的视野是要展示波澜壮阔的社会整体发展图景，而基于被剥削阶级利益要求的价值尺度不具有这一空间视野。当然，若从统治阶级价值视角出发，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因为统治阶级扮演着社会“共同利益”的虚假身份，“凡是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统治阶级是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的——也应该是好的”。而被剥削阶级只能展示自身的利益视角空间。另外，两个尺度的时间视角也常常不一样。马克思、恩格斯一般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审视历史进步性(这包容着自身的已经转换的价值尺度——历时后者的价值尺度)，却常以当时时代或者以写作所处时代的批判者的角度进行价值评价。
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从历史运动的趋势上看，两个尺度才有统一起来的根据。而在历史发展的趋势上，价值尺度只有从历时后者的角度才能看到历时前者的历史进步性，所以，两个尺度不可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具备“合题”条件。
三、困境的实证解读
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那些典型的例子呢?限于篇幅，在这里只能作观点性解释。
1.关于“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的论断。这是恩格斯通过与黑格尔的伦理学相比较，批判了费尔巴哈脱离社会现实抽象地谈论人性道德问题，所以解释的是黑格尔的观点，这是无异议的。关键是恩格斯在多大程度上认同黑格尔的看法。
人们对财富追求的欲望永远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体动力，应该说，这是人类超越依附大自然恩赐的原始社会走向自我发展的文明社会的内源动力。人类历史的发展，在私有制时代走向异化、分裂和冲突，于是，这种“人的欲望”被不同的利益集团(阶级)赋予不同的道德评价。但是，不管视其为“恶”还是看作“资本主义精神”，它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却是客观存在着。显然，黑格尔看到了“恶”的社会功能，所以，黑格尔的伦理学“内容是现实的”。恩格斯称赞了黑格尔看问题的深刻性。但是，黑格尔伦理学“形式是唯心的”，他认为“恶”是普遍的人性的表现。恩格斯不赞同这一点。恩格斯明确指出道德的阶级性：“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在阶级社会，“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也就是说，被道德界定的“恶”取决于不同的阶级立场。这也是恩格斯对黑格尔关于“恶”的观点的扬弃的根据。恩格斯认可黑格尔对“恶”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但并不认同黑格尔对“恶”的社会普遍性的认识。所以，这一论断所体现的二重尺度，只能算在黑格尔头上，因为黑格尔的“人性恶”所具有的普遍性才能够表现出价值尺度与历史尺度的关系。
2.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本质的揭示。2003年，张奎良就《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异化评价问题，与俞吾金展开对话。主要分歧是俞吾金提出了马克思坚持“价值评价优先”观点，而张奎良则强调“历史评价”的不可或缺性和重要性。在这里，两位大家都认为对于两个尺度，“不可将二者割裂”，因为“如果没有另一维度作比照，单纯的历史评价或人的价值评价就只能是其自身而不可能产生异化概念和‘历史之谜’的意识了”。笔者认为，异化概念的产生不是因为我们用了两个纬度考察的结果，而是阶级社会生产与分配的分离性客观上形成了这种存在，人们在认识它的时候不自觉地运用道德色彩的表达方式，造成价值评价的意味。异化概念的产生确实可以说明社会历史两个纬度的存在，但这不能证明两个纬度的统一性、不可割裂性。正因为二者在“端点”上没有联系起来的“甬道”，所以才有“历史之谜”的意识。马克思在手稿中，主旨是要揭示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而富于价值倾向性的语言，与其说是道德或者价值评价，不如说是借助了道德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历史性的陈述。
当有人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找到关于对异化的历史必要性和相对的合理性的评价的时候，也同样会找到对其历史阶段性、暂时必然性的论述。这种反映历史尺度自身的前后不一致性，若仅以既定的观点来解读，争论在所难免。
3.马克思对李嘉图与西斯蒙第经济学观点的 褒贬评价。从经济理论上看，马克思确实吸收了李嘉图的“发展生产力原则”。马克思认为，在经济循环的链条中，首先需要创造出财富，再谈论消费公平才有意义。但是，在《资本论》(第四卷)中关于对李嘉图、西斯蒙第经济学观点的褒贬评价目的不是在这里，有人籍此作为马克思坚持“历史尺度优先性”原则的例证是不确切的。整体看来，马克思只是为了批判马尔萨斯在维护某个阶级利益基础上搞的伪科学欺骗，从而赞誉李嘉图学术所追求的公正与诚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认可李嘉图理论本身是科学的——马克思曾这样评价李嘉图：“只要有可能不对他的科学犯罪，李嘉图总是一个博爱主义者”。这句评语的言外之意是，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在客观上也会造成不当的阶级利益倾向性，但与马尔萨斯的主观故意不同，这只是他学术研究上的失误，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博爱主义者”。事实上，在文中，马克思在评价李嘉图的观点时，非常严谨地用到“对于他那个时代”、“对李嘉图来说”、“从李嘉图的观点来看”等限定词，明确指出这些理论观点只是属于李嘉图的，不能等同于马克思认可的。所以，在这里不是马克思的历史尺度的反映。而马克思反对西斯蒙第的，也不是他的道德立场，而是他的道德化的经济研究方法和结论。这本不在价值尺度的视域中，而是历史尺度视域中的错误表现。
4.马克思关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侵略造成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论断。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中，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批判了英国对印度的侵略，这是主旨。关键是如何按照这一思路理解那个具有特别个性的论断。
笔者认为，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结尾处的整个逻辑应该是这样展开的：英国殖民者破坏了印度古老的社会组织，给印度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和痛苦，但相比于这种传统组织的野蛮落后性以及印度过去遭受种种侵略所带来的奴役和痛苦，要好一些，毕竟，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与以往单项度的受灾受难不同，这是一个进步程度较高对一个进步程度较低的侵略，它的破坏性的后面还有一个重建的憧憬。所以，当我们谴责英国侵略者的罪恶的时候，客观上应该看到这一点，而不是单纯地感情宣泄。
在这里，这与其说是两个尺度对比的反映，不如说是在历史尺度的原则上进行了价值对比评价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以历史的视角，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积极进取的历史发展图景，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而之所以认定价值尺度要服从历史尺度，是因为只从字面上看到马克思对英国造成印度现实痛苦的道德立场，而没有看到这个道德立场是与印度过去的痛苦比较的结果。
这一论断的脊索，实际上只是马克思在两种价值对比评价中的一个论据，旨在说明英国带给印度的痛苦不是印度历史上所遭受的痛苦的简单重复。应该说，这一论断本身体现出历史尺度來，但是，对应的价值尺度不是遭受苦难的现实的印度人民的价值反映，而是立足于印度人民的未来的价值追求。因此，这与全文所要求的历史尺度是不一致的。
5.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制度能否跨越“卡夫丁大峡谷”的问题。这个论断的最大困惑就是马克思最终只是有条件地隐含着指出俄国有机会不经过西方资本主义阶段，而走向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其价值尺度在历史尺度基础上具有什么样的分量，很难作出判断。
社会向前发展，我们从历史规律那里只能获得一个发展方向性的经验规定，具体如何展开，是一个建立在现有条件之上的可能的范畴——“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马克思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表明俄国未来不要教条地照搬西欧历史运动的逻辑规则。在马克思的逻辑推定中，俄国未来发展不管有多少种可能姑且不论，只要能够证明跨越“卡夫丁大峡谷”这种可能性是合理存在的，就意味着否定了俄国所谓的“社会新栋梁”的逻辑规则——依照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规律，俄国农村公社必然地、唯一地要走向西方资本主义的痛苦历程。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显然，如果我们把马克思这一推定看作历史尺度的反映，也就意味着历史发展具有唯一性了，从而陷入机械决定论中。另外，从价值取向上来说，马克思自然希望俄国能够跨越“卡夫丁大峡谷”，但是，这不是一个情感、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客观、理性问题。强调“价值尺度优先性”，实际上伤害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精神。
对这些例子的解释表明，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虽然确实体现出两个尺度，但是，二者未必能够同列对比优先性。
四、现实意义
在现实社会中，对人的主观需要的反映与对社会客观进步程度的反映，不能直接联系起来考察，不能削足适履，片面地使人的主观需要必须服从于社会进步程度的要求，如果那样，所谓的“社会进步”也就无意义了。唯物史观并非只见物不见人。在历史尺度视野中，有自己的价值底线，这本不具有道德倾向性。而人的欲望一旦超越促进社会生产的内源动力所要求的范域，就存在道德评价的导向问题。历史尺度视野内在的价值要求，不管是“不及”还是“过分”，道德评价所给予张扬和贬抑都是必要的，不仅会促使社会发展受到理性鞭策，而且使社会充满人性化色彩。尽管二者在“源点”上统一在社会发展的大树上，但是，它们的“端点”却在各自的枝丫中竞相攀长。这本不是一个“合题”问题，而是在两个界域中各自如何发挥恰到好处功效的问题。实际上，用经济视野中的价值标准很难准确衡量道德视野中的价值原则——多劳多得，这是一个经济视野中的公正原则，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客观条件差异性，容易造成贫富不均的道德公正问题；搞平均主义则克服了这一问题，这是一个道德公正原则，但是它实际上包含着少劳者对多劳者剥削的经济视野中的公正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批判，只是从理想出发去关照现实社会，至于如何实际地解决这些问题，是不需要操心的，所以其价值尺度必然具有追求至善的刚性。但如果要建设一个世界，价值尺度这种“越界”评价，就会造成问题，因为原先不需要界分的问题就摆在了人们面前。人们必须从现实出发，关照历史尺度所反映的内在价值要求，否则，不从道德的理想性界分出来，就会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社会主义必然“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所以，当毛泽东按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价值批判所提出的理想道德要求构建“人民公社”的时候，就是扩张了价值尺度视野，伤害到了历史尺度视野的价值底线，把价值尺度中的至善标尺视为历史尺度视野的价值底线，造成二者界域的混乱。邓小平推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把两个界域区分开来——当我们论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历史尺度视野中的问题，它的价值底线是追求共同富裕，这不能用道德的至善刚性原则来考察。而当我们论及社会公平问题时，这是一个价值尺度视野中的问题，它的道德限度是保持一定的社会发展效率，这不能用经济的至强刚性原则来要求。
但是，区分开两个界域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联系——它们既在两个领域中，又密切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发展。效率与公平是两个界域中的功能反映，但二者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在两个界域中，我们谈论二者的对立性，在推动社会发展这一平台上，我们谈论二者的统一性。如果只把二者“合”起来谈论彼此关系，就会陷入困境。改革开放之初，发展生产力是当务之急，所以，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有人“用价值尺度服从历史尺度”，来诠释这一原则，殊不知我们的政策很快就提出效率与公平同样重要，把“又快又好发展”改为“又好又快发展”。
有人试图把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凝成一个合题。我们认为，这是推动社会全面健康发展的两条线——科学发展观在历史尺度视野中，主旨是推动社会如何向前发展的纵向经线；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在价值尺度视野中，主旨是推动社会如何实现和谐状态的横向纬线。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互动互进，但二者却是在各自的“端点”上发挥着作用，本无需“合”起来。
责任编辑 文 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