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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的编辑要我为一九八三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得者麦克林托克的传记《情有独钟》写一篇文章，向读者介绍这位献身于(或者按本书的书名读为“钟情”于)科学的女生物学家，这使我想起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一九八三年上半年的时候，我的一位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观点鲜明地提出麦克林托克应得诺贝尔奖的预测。当时麦克林托克在中国还鲜为人知。我将文章推荐给了《自然杂志》。后来文章发表了。过不多久就传来了麦克林托克得奖的消息。我感到很欣慰。这位遗传学的伟大先驱者终于得到了科学上的最高荣誉——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诺贝尔奖，从而确立了她在遗传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我以为，科学的发展犹如一条滚滚的长河，无数的科学发现和发明推动着它，使它奔腾向前。不少杰出的科学家以其非凡的思想站在长河潮流的前头，指导着科学的发展。由于他们的发现和发明，很快为科学本身所证实，他们就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这些都是“幸运儿”。象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华生和克里克的DNA双螺旋模型的假说，都马上得到了科学界的承认，为它们的作者赢得了诺贝尔奖。人们表彰他们，给他们以巨大的荣誉，这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在科学的发展中，也有一些“奇特”的人们。他们的思想往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在的时代，而与当时“正统”的科学潮流有分歧，甚至背道而驰。他们甘冒被人不理解的风险，以其独特的方式探索并坚持真理。这些具有非凡勇气的人们，同样推动着科学长河的发展进程。但人们在认识这点时，则往往要在很久以后，因此许多科学家无法看到自己的成果被承认。这是何等的不公正啊！
本书的主人公麦克林托克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非凡思想的奇特人物。她生于一九○二年，一九二七年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后，一直从事玉米细胞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这也是她终身从事的事业。她的工作得到了摩尔根和埃默森等科学巨擘和其他人的支持，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成就可以与当时正飞速发展的果蝇遗传学相媲美。一九三九年，她当选为美国遗传学会副主席。一九四四年，成为美国全国科学院院士。翌年，担任了美国遗传学会主席。到此时为止，她始终是遗传学主流中的中坚人物。在当时风行轻视妇女的美国科学界，她被公认为是仅有的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周围是一片赞扬声。
然而就在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之际，麦克林托克开始了后来证明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转座的研究，并在六年后发表了论文。但是，这一实验是远远超越时空的，在当时，即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都没有人能理解和接受。她的威望从光辉的顶点跌落下来了。她游离于科学的主流之外，被遗传学界摒弃了。
幸亏麦克林托克长寿，使她亲眼看到了自己的非正统理论为她重新赢得了声望和荣誉——诺贝尔科学奖。这虽是一种为时过迟的承认，但对她本人而言，毕竟是值得庆幸的(诺贝尔奖不授予已逝世了的科学家)。
我认为，作为科学家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不仅应该授予那些处于科学长河主流的科学家们，面且也应该表彰象麦克林托克那样离开主流，默默地进行探索的那些具有非凡勇气的科学家们，特别是急功好利的西方世界更应如此。这就是我为何向《自然杂志》推荐我那位学生文章的原因。
第二件事与本书的书名有关。一九七八和一九八四年我两次访美时，都在冷泉港麦克林托克的实验室里见到了这位科学巨匠，当时就想起四十多年前(约一九三五年)，我曾在这个实验室里度过了一个暑期，同她经常在一起打网球、讨论问题。她对我的瓢虫色斑镶嵌显性现象的发现，极感兴趣。根据她当时在玉米中转座现象的发现，向我提出一个可供进一步研究探索的假说方案。可惜那时我回国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继续这方面的工作。而她却五十年如一日，现虽年逾八旬，仍在继续从事玉米细胞遗传学的研究，且很关心中国遗传学的研究动态。
在和麦克林托克告别之际，我突然想到，在她一生之中，有过两个光辉的顶点，她现在继续在实验室里进行的研究，也许再也达不到可与她四十年代末相比的成就，也许不会再次赢得象现在这样高的荣誉，但她仍留在实验室里，执著地进行她的探索和追求。这又是为何呢？
麦克林托克终身未婚，她的一生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也许，她未曾有过象爱情一类的儿女之情，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确实麦克林托克是有“情”的，她的“情”，正如本书的书名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是“钟”于遗传学，“钟”于科学事业。她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荣誉，都献给了她所“钟情”的自然科学了。读完这本传记，就可以知道麦克林托克的“情”之所在了，而我上面提出的问题，大概也能找到圆满的答案了。
最后，我要向读者进一步指出，本书虽是一本人物传记，然而，对生物学工作者，以及对生物学有兴趣的读者来说，此书还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值得一读。书的作者E.F.凯勒是美国东北大学的生物数学教授，曾从事过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她对麦克林托克所研究的领域有深刻的了解，在为麦克林托克作传的同时，作者化了大量的笔墨介绍了分子生物学这门新兴学科。因此，此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门学科的科学记载。译校者的专业知识和文字上的功力，使此书能正确地表达原著的思想和风格。
(《情有独钟》，〔美〕凯勒著，赵台安、赵振尧译，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第一件事是一九八三年上半年的时候，我的一位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观点鲜明地提出麦克林托克应得诺贝尔奖的预测。当时麦克林托克在中国还鲜为人知。我将文章推荐给了《自然杂志》。后来文章发表了。过不多久就传来了麦克林托克得奖的消息。我感到很欣慰。这位遗传学的伟大先驱者终于得到了科学上的最高荣誉——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诺贝尔奖，从而确立了她在遗传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我以为，科学的发展犹如一条滚滚的长河，无数的科学发现和发明推动着它，使它奔腾向前。不少杰出的科学家以其非凡的思想站在长河潮流的前头，指导着科学的发展。由于他们的发现和发明，很快为科学本身所证实，他们就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这些都是“幸运儿”。象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华生和克里克的DNA双螺旋模型的假说，都马上得到了科学界的承认，为它们的作者赢得了诺贝尔奖。人们表彰他们，给他们以巨大的荣誉，这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在科学的发展中，也有一些“奇特”的人们。他们的思想往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在的时代，而与当时“正统”的科学潮流有分歧，甚至背道而驰。他们甘冒被人不理解的风险，以其独特的方式探索并坚持真理。这些具有非凡勇气的人们，同样推动着科学长河的发展进程。但人们在认识这点时，则往往要在很久以后，因此许多科学家无法看到自己的成果被承认。这是何等的不公正啊！
本书的主人公麦克林托克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非凡思想的奇特人物。她生于一九○二年，一九二七年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后，一直从事玉米细胞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这也是她终身从事的事业。她的工作得到了摩尔根和埃默森等科学巨擘和其他人的支持，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成就可以与当时正飞速发展的果蝇遗传学相媲美。一九三九年，她当选为美国遗传学会副主席。一九四四年，成为美国全国科学院院士。翌年，担任了美国遗传学会主席。到此时为止，她始终是遗传学主流中的中坚人物。在当时风行轻视妇女的美国科学界，她被公认为是仅有的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周围是一片赞扬声。
然而就在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之际，麦克林托克开始了后来证明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转座的研究，并在六年后发表了论文。但是，这一实验是远远超越时空的，在当时，即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都没有人能理解和接受。她的威望从光辉的顶点跌落下来了。她游离于科学的主流之外，被遗传学界摒弃了。
幸亏麦克林托克长寿，使她亲眼看到了自己的非正统理论为她重新赢得了声望和荣誉——诺贝尔科学奖。这虽是一种为时过迟的承认，但对她本人而言，毕竟是值得庆幸的(诺贝尔奖不授予已逝世了的科学家)。
我认为，作为科学家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不仅应该授予那些处于科学长河主流的科学家们，面且也应该表彰象麦克林托克那样离开主流，默默地进行探索的那些具有非凡勇气的科学家们，特别是急功好利的西方世界更应如此。这就是我为何向《自然杂志》推荐我那位学生文章的原因。
第二件事与本书的书名有关。一九七八和一九八四年我两次访美时，都在冷泉港麦克林托克的实验室里见到了这位科学巨匠，当时就想起四十多年前(约一九三五年)，我曾在这个实验室里度过了一个暑期，同她经常在一起打网球、讨论问题。她对我的瓢虫色斑镶嵌显性现象的发现，极感兴趣。根据她当时在玉米中转座现象的发现，向我提出一个可供进一步研究探索的假说方案。可惜那时我回国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继续这方面的工作。而她却五十年如一日，现虽年逾八旬，仍在继续从事玉米细胞遗传学的研究，且很关心中国遗传学的研究动态。
在和麦克林托克告别之际，我突然想到，在她一生之中，有过两个光辉的顶点，她现在继续在实验室里进行的研究，也许再也达不到可与她四十年代末相比的成就，也许不会再次赢得象现在这样高的荣誉，但她仍留在实验室里，执著地进行她的探索和追求。这又是为何呢？
麦克林托克终身未婚，她的一生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也许，她未曾有过象爱情一类的儿女之情，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确实麦克林托克是有“情”的，她的“情”，正如本书的书名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是“钟”于遗传学，“钟”于科学事业。她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荣誉，都献给了她所“钟情”的自然科学了。读完这本传记，就可以知道麦克林托克的“情”之所在了，而我上面提出的问题，大概也能找到圆满的答案了。
最后，我要向读者进一步指出，本书虽是一本人物传记，然而，对生物学工作者，以及对生物学有兴趣的读者来说，此书还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值得一读。书的作者E.F.凯勒是美国东北大学的生物数学教授，曾从事过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她对麦克林托克所研究的领域有深刻的了解，在为麦克林托克作传的同时，作者化了大量的笔墨介绍了分子生物学这门新兴学科。因此，此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门学科的科学记载。译校者的专业知识和文字上的功力，使此书能正确地表达原著的思想和风格。
(《情有独钟》，〔美〕凯勒著，赵台安、赵振尧译，将由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