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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作者,2008年12月24日辞世,享年81岁
浏览一下亨廷顿成长的经历,不得不感叹他确是一个神童:1946年,年仅18岁即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20岁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24岁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他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年仅23岁。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1927年8月18日出生于纽约,年轻时就是一个喜欢标新立异的人。1959年,他与布热津斯基一起被哈佛大学辞退,皆因其某些观点被视做“离经叛道”。当时,哥伦比亚大学为两人敞开了大门,于是他们一同前往任教,很快就在学术领域崭露头角。1962年,哈佛大学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把两名有才华的年轻人推出了门。为此,哈佛大学公开向两人正式作出道歉,并欢迎他们回到哈佛。亨廷顿不计前嫌,重返故里,布热津斯基则留在了哥伦比亚大学。此后,除了1977年和1978年在卡特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至2007年退休,亨廷顿始终没有离开过哈佛大学。
在哈佛的岁月里,亨廷顿曾经担任过政治系主任、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学院教授。他还是《外交政策》杂志的发起人和主编之一,以及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在长达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亨廷顿写作或主编了17本著作,足迹遍布于美国政治、军民关系、民主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世界政治中的文化因素、美国的国家认同等。
与看上去甚至有些不擅言辞的外表不同,亨廷顿的写作每每“语出惊人”,观点备受争议也属家常便饭。为此,他两次被提名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候选人,均最终落选。在他的著作中,有三本书最引人注目,也为他带来了最大的“恶名”。
第一本是《变化中的政治秩序》。该书出版之前,多数西方政治学家都认为民主化的关键是现代化,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稳定的民主制会在“二战”后的非殖民化国家中很快成长起来。对此,亨廷顿提出了相反的观点:现代化常常带来社会混乱,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了创造政治改革的条件,任何能够加强秩序的制度甚至独裁制度,都是合法的。在中国学者眼中,这些观点或被认为富于洞见和启发性,殊不知在美国却受到激烈批评,亦为亨廷顿带来了容忍和支持独裁制的坏名声。
传播更广泛也引起最大争论的,则是迄今已译成39种文字出版的《文明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人们开始尝试提出各种观察世界的新方法。观点之一,就是弗朗西斯·福山于1992年提出的“历史的终结”——西方自由主义获得了普遍的胜利;另一个是由经济学家提出的观点,认为“华盛顿共识”将给全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而亨廷顿在他的书中提出,意识形态是理解20世纪“冷战”的关键因素。在“后冷战”世界里,普遍的和谐并不会出现,意识形态的分裂将被文化分裂所代替;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宗教,未来最危险的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这一“文明的冲突范式”,不仅使亨廷顿在国内遭到他所经历过的最猛烈的抨击,也使他受到世界各地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声讨。尤其是他关于伊斯兰的边界是“充满血腥的”说法,更酿成伊斯兰世界对他的反感。
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却令亨廷顿名声大震,《文明的冲突》出版五年后,蓦然跃升为美国最畅销的书。“9·11”难道竟是“文明的冲突”的象征或前奏?巧合的是,亨廷顿在事发当天早上也从波士顿机场登机,安全降落在华盛顿机场。他直接前往市中心参加一个会议,很快听说有两架飞机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大厦。事后有采访者问及:这是不是一场你所警告会发生的文明的冲突?你是否因此感到它证明了你的正确?亨廷顿答曰:“恐怖主义者并不代表伊斯兰教文化,这不是一场真正的文明的冲突,它只是可能导致这样一场冲突。”
第三本颇受争议的书,是亨廷顿的最后一本著作《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他在书中提出,美国的文明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产物;并警告说,拉丁裔的大量涌入,会造成对美国文明根基的威胁。这为亨廷顿带来了另一恶名——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者。 事实上,亨廷顿一生都是一个民主党人,强烈反对新保守主义者把美国的价值和制度输入中东的主张,并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帝国主义”使命持怀疑态度。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亨廷顿始终处于学术争论漩涡的中心,他所提出的概念和观点也无不成为流行话语。国际关系理论界承认,有两个“非嫡系”的理论家目前掌握着这一领域的话语权,即亨廷顿与福山;比较政治学的经典教科书也指出,在20世纪将近结束时,有两个人为此领域贡献了新的思想,亦即亨廷顿与福山——他们的理论争论的焦点,是对文化的不同看法。也许正因如此,尽管亨廷顿生前遭到如此之多的抨击,在他去世时,人们仍称其为“上半个世纪美国知识生活中的巨匠之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政治室主任、研究员
浏览一下亨廷顿成长的经历,不得不感叹他确是一个神童:1946年,年仅18岁即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20岁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24岁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他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年仅23岁。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1927年8月18日出生于纽约,年轻时就是一个喜欢标新立异的人。1959年,他与布热津斯基一起被哈佛大学辞退,皆因其某些观点被视做“离经叛道”。当时,哥伦比亚大学为两人敞开了大门,于是他们一同前往任教,很快就在学术领域崭露头角。1962年,哈佛大学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把两名有才华的年轻人推出了门。为此,哈佛大学公开向两人正式作出道歉,并欢迎他们回到哈佛。亨廷顿不计前嫌,重返故里,布热津斯基则留在了哥伦比亚大学。此后,除了1977年和1978年在卡特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至2007年退休,亨廷顿始终没有离开过哈佛大学。
在哈佛的岁月里,亨廷顿曾经担任过政治系主任、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学院教授。他还是《外交政策》杂志的发起人和主编之一,以及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在长达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亨廷顿写作或主编了17本著作,足迹遍布于美国政治、军民关系、民主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世界政治中的文化因素、美国的国家认同等。
与看上去甚至有些不擅言辞的外表不同,亨廷顿的写作每每“语出惊人”,观点备受争议也属家常便饭。为此,他两次被提名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候选人,均最终落选。在他的著作中,有三本书最引人注目,也为他带来了最大的“恶名”。
第一本是《变化中的政治秩序》。该书出版之前,多数西方政治学家都认为民主化的关键是现代化,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稳定的民主制会在“二战”后的非殖民化国家中很快成长起来。对此,亨廷顿提出了相反的观点:现代化常常带来社会混乱,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了创造政治改革的条件,任何能够加强秩序的制度甚至独裁制度,都是合法的。在中国学者眼中,这些观点或被认为富于洞见和启发性,殊不知在美国却受到激烈批评,亦为亨廷顿带来了容忍和支持独裁制的坏名声。
传播更广泛也引起最大争论的,则是迄今已译成39种文字出版的《文明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人们开始尝试提出各种观察世界的新方法。观点之一,就是弗朗西斯·福山于1992年提出的“历史的终结”——西方自由主义获得了普遍的胜利;另一个是由经济学家提出的观点,认为“华盛顿共识”将给全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而亨廷顿在他的书中提出,意识形态是理解20世纪“冷战”的关键因素。在“后冷战”世界里,普遍的和谐并不会出现,意识形态的分裂将被文化分裂所代替;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宗教,未来最危险的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这一“文明的冲突范式”,不仅使亨廷顿在国内遭到他所经历过的最猛烈的抨击,也使他受到世界各地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声讨。尤其是他关于伊斯兰的边界是“充满血腥的”说法,更酿成伊斯兰世界对他的反感。
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却令亨廷顿名声大震,《文明的冲突》出版五年后,蓦然跃升为美国最畅销的书。“9·11”难道竟是“文明的冲突”的象征或前奏?巧合的是,亨廷顿在事发当天早上也从波士顿机场登机,安全降落在华盛顿机场。他直接前往市中心参加一个会议,很快听说有两架飞机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大厦。事后有采访者问及:这是不是一场你所警告会发生的文明的冲突?你是否因此感到它证明了你的正确?亨廷顿答曰:“恐怖主义者并不代表伊斯兰教文化,这不是一场真正的文明的冲突,它只是可能导致这样一场冲突。”
第三本颇受争议的书,是亨廷顿的最后一本著作《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他在书中提出,美国的文明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产物;并警告说,拉丁裔的大量涌入,会造成对美国文明根基的威胁。这为亨廷顿带来了另一恶名——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者。 事实上,亨廷顿一生都是一个民主党人,强烈反对新保守主义者把美国的价值和制度输入中东的主张,并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帝国主义”使命持怀疑态度。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亨廷顿始终处于学术争论漩涡的中心,他所提出的概念和观点也无不成为流行话语。国际关系理论界承认,有两个“非嫡系”的理论家目前掌握着这一领域的话语权,即亨廷顿与福山;比较政治学的经典教科书也指出,在20世纪将近结束时,有两个人为此领域贡献了新的思想,亦即亨廷顿与福山——他们的理论争论的焦点,是对文化的不同看法。也许正因如此,尽管亨廷顿生前遭到如此之多的抨击,在他去世时,人们仍称其为“上半个世纪美国知识生活中的巨匠之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政治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