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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荒”从珠江三角洲迅速扩展到长江三角洲，素有最佳务工地的天堂——苏州也未能幸免：仅苏州高新区人才市场一家最新数据显示，该市场今年2月10日到14日接连举办了5场招聘会，提供岗位23829个，同比增加5.4%，但进场找“饭碗”的人仅14268人，减少了26.7%。苏州市人社局抽样调查了906家劳动保障工作较健全、生产经营较稳定的企业，发现有近半数员工需要补充。面对越发加剧的“用工荒”，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该作如何选择？
一、“用工荒”：东部沿海经济发展的新纠结
苏州市人社局于今年初对本地906家劳动保障工作较健全、生产经营较稳定的企业用工需求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其中包括转型升级企业222家，占本次抽查的24.5%，并发布了《苏州市2011年企业用工需求抽样调查情况报告》，该《报告》显示：90.7%的企业有明确的招工需求，需招聘技能型蓝领员工25.9万人，占现有工人总数的42%。其中，电子、机械、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用工需求较多的行业，分别占总需求人数的40.5%、27.8%、4.2%和3.9%；新兴产业如软件服务外包、新能源、医药生物技术等的用工需求显著高于总体需求水平，需招聘员工占现有员工人数的83.7%。在计划招工人数排前三位的是昆山市、高新区和吴江市。《报告》还显示，在企业的从业人员中，本地劳动者仅占22.2%，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主体，具备高中、职高或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外地员工已成为绝对主力。但是，鉴于用工紧张，“招工难”几乎使所有招工企业“饥不择食”、“来者不拒”，纷纷“降格以求”，致“无技能要求”占到计划招聘数的81.9 %。仅苏州高新区人才市场一家最新数据显示，该市场今年2月10日到14日接连举办了5场招聘会，提供岗位23829个，同比增加5.4%，但进场找“饭碗”的仅有14268人，减少了26.7%。《报告》还显示出更加令人担忧的状况：抽样企业去年的离职人数达22.9万人，年度离职超过1/3，“工作不到三天就跳槽”很普遍很方便。吴江市经济开发区一企业，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协助下，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甘肃一职校招得70多名工人，不到一个月，留下来的“正好一桌（10人）”。类似这样的现象并非发生在苏州一地，素有“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对务工者有较强吸附力的广东，情形更不乐观，据《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2011年3月10日的调研报告：《珠三角用工荒原因》显示，2010年广东省企业缺工就达90万，其中珠三角缺工55万以上，而且中国企业“用工荒”最早于2004年发端于珠三角地区。这样的态势，无疑会给中国经济的两大引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生产秩序的维持以及经济总量与质量的提高造成冲击。
二、“用工荒”：企业、政府、教育，到底谁在慌？
从表层上看企业慌了：《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报道说：“对于一个劳动力依然极度过剩的国家，珠江三角洲等中国经济增长引擎地区在春节后出现严重用工荒的报道让人有些难以理解，这些地方在过去30年中一直是号称中国出口热潮的中心所在，现在却无数生产线闲置、建筑工地停工，焦急不已的用工方已将工资提高了30%以上，却仍然无法吸引足够的求职者。”因“用工荒”而关闭生产线的企业在苏州地区也并不鲜见。从相关媒体报道来看，企业的对策大增：一在提高工资待遇、规范加班行为、改善劳保福利、逐步实现市民待遇，试图充分的还外来务工者以尊严感。但此举看上去并不为多数外来务工者所领情，企业仍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其实，这也是事出有因：一方面党和国家对“三农”的重视，特别是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后，扶持“三农”力度不断加大，加之农民土地被政府规划和企业租赁获得的补偿，这让“不出门口袋已经鼓起来”的农村务工人员极大地增强了外出打工的理性，特别是年轻一代农村青年多为独生子女和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到哪里去赚钱，赚哪里的钱更有尊严更具幸福感，人人都有一本账；另一方面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连接西部国家开放口岸的开通，外向型产业和国际新兴加工制造业首选成都、重庆、武汉、西安等二线内陆城市已成不争的事实。企业对策之二是转移生产线或开设经营型分理，如富士康把工厂开到了湖南、河南等地，苏南以对口支援的形式在政府主导下将劳动密集型企业或生产线移师苏北。单从企业发展的角度上看，这无疑是一个较优化战略。但资本转移难易、资金规模大小，特别是企业在东部多年积累起来的政府及社会人脉资源，是左右其做出异地经营之抉择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企业一般不轻易西迁。企业对策之三是加快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转型，谓之“腾笼换鸟”。不过，转型升级对企业而言并非是“硬任务”，因为技改不仅需要巨额资金投入，而且上马自动化生产线之后，其设备磨损与折旧都将成为企业的成本，尤为重要的是，具有创新特质和充满个性化的产品也将随之消失。所以，对技能型、技术型员工的需求永远是企业的“心穷”。看来，企业破解“用工荒”的对策并不奏效，出路在哪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成思危认为，“我们国家现在属于工业化的中期，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对资金、技术、人才的需求是一体的，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很高。目前企业发展不仅需要技术，要实现现代化经营还需要管理、会计、外贸、文秘以及供销等各个方面的人才，这些都要靠职业教育来满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也认为，“企业和学校应共同合作来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没有企业介入职业教育很难直接面对市场。”所以，重视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永远是硬道理。
从中层上看政府慌了，不管是企业西移还是生产线关闭，“用工荒”都将是对东部地区政府部门执行力的一个严峻考验，特别是“用工荒”由珠三角快速移向长三角、由员工只在企业间的跳槽到老乡集团式“连根拔”离开“三角地”、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蔓延、由短期能够缓解到持续困局难破，让政府不得不担心GDP，不得不担心地方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不得不担心百姓生活质量的改善与提高，不得不担心社会的稳定。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政府纷纷组团协助企业奔赴西部：东莞组团西去甘肃、广西、河南招工；温州组团去了四川、青海揽人；苏州、南通等地不间断分批派人捧着优厚待遇到达云、贵、甘、宁等省份招人。而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据温州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副书记王鸥翔介绍，“现在招工情况不理想，一些老的招工渠道日趋枯竭。人招来了又难留，为了留人，春节时企业还组织高管分赴民工家乡登门拜年送红包。”据吴江市人社局的一位同志说：“能够去的地方都去了，就差没有出国了，招工确实难。”正眼看，东部地区政府部门的努力和其职能的发挥，对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就连香港企业也在期待政府给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就在今年两会期间建议政府协助港商举办大型招聘会，并推出政策保障民工权利，以吸引民工留在适当地方发展。反眼看，东部地区政府部门如果仅仅停留在外出招工的层面上，不在加快产业升级、迅速从劳动力密集的加工业跨越到资金、技术、人才密集的新兴产业转型上有所作为；不在具有较强吸引力的区域性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上有所作为；不在校企结合的体制和制度创新上有所作为，其任何努力最终也只是“解燃眉”，如此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付出，也只能换回今年“用工荒”的不慌。因此，要有效破解“用工荒”难题，政府应清醒地意识到：我国正在面临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那时，劳动力将会进一步短缺，劳动成本将会进一步上升，企业员工短缺将会进一步加剧。对此，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表示，“如果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各级政府应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发展本地的职业教育，企业、行业也将更加关注职业教育。”重视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应该说是政府有所作为的硬理念。
从内层上看应该是我们的教育慌了。仅就苏州而言，一个1200万常住人口的地级市拥有高等院校24所，另还有5所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学校，其中还不包括坐落在独墅湖高教区清华、北大、中科大、南大、东大等十多所国内“985重点”高校的研究生院，这个地区每年有着数十万的大学毕业生，如果加上中职校毕业生，这里每年就有逾百万的本地新增劳动力。然而，那么庞大的受过专门教育的待就业队伍，却让苏州闹起了“用工荒”。 位于苏、浙、沪中央的吴江市，一个仅有78万户籍人口的县级市，却建有高职院校一所，成规模的中等职业学校三所，年毕业生近8000人，加之周边密集地分布着几十所高等学校和中职学校，年初企业用工抽调却也有2.1万人的缺口。一边是高喊“就业难”，一边是苦叫“用工荒”，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教育的反思。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十佳”律师刘玲认为：“一方面用工单位找不到适合企业的人才，另一方面院校的学生找不到岗位，这一问题长期存在将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教育，如果丧失了其应有的生产性功能，而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实现有效服务，那么我们的教育一定出了问题。成思危认为：“义务教育是‘躯干’，是基础。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两翼’。两翼齐飞，教育才能真正发展。现在的情况是普通教育强，职业教育弱，这种现象在全社会都很普遍，这跟整个社会的传统观念有关。”从根本上说，这也是导致“用工荒”越发严峻的深层原因，职业教育被弱化，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根基遭到撼动。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他在今年两会期间作客新华网时强调：“‘用工荒’源于教育培养体系与人才需求不匹配。”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认为：“‘用工荒’背后，说明技能型工人供应告急。与高等教育的高速度发展相比，职业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特别是在面向产业发展的技术工人的培养上相对弱化。”这从苏州个例上已经得到证明。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仅用短短8个字：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虽然字数不多，但却字字忧国。
三、“用工荒”：哪里去寻找破解的钥匙？
“用工荒”给出的第一个命题，就是如何办出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秀兰认为，“近年来频繁的‘用工荒’现象表明，我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的技能型人才仍严重不足。其中既有总量性不足因素，也有结构性不足因素，其中，就业能力与岗位需求不相匹配引发的结构性不足问题更为严峻。”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利时集团董事长李立新认为：“东部地区持续多年的‘用工荒’似有愈演愈烈之势，从表面上看，经济回暖、订单回升是其导火索，但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滞后。”当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丧失，政府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循环发展，企业要掌握核心技术增强竞争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改造步伐，就成为东部政府和企业的必然选择。比如，吴江市去年技改投入就达到170亿元，并已实现规模效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已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46%，新兴产业产值也已占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32%。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减少对普通操作型员工的依赖，可保持对技能型、技术型员工的高旺需求。办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还须重视职业院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这从现实来看，还有难度。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职业教育协会副会长谈松华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没有法律和制度保证，又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实际上大多数地区和学校仍然是‘两张皮’，仍然是学校‘孤军奋战’。”不过，东部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寻求应对之策。吴江市政府正积极着手从澳大利亚引进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优质国际教育培训机构，建立具有国际化职业资格认证水准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推进双证书制度的实施。同时，借助与国家职教联盟合作的优势，或以减免税点等办法创新校企合作制度和体制，建立市场导向，推动企业与职业院校的深度合作，加快“校中企”、“企中校”建设步伐，实现企业生产过程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过程的无缝衔接。在这方面，张家港用“根植张家港、融合张家港、服务张家港”的高职办学理念，用“企业班”冠名形式把专业教学融化在企业生产过程里来办中职，顺应了企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太仓以健雄职业职业技术学院为龙头，在消化德国双元制职教模式基础上，创立“工学交替，定岗双元”、“2＋1定岗双元”特色，联合中职学校，建立多层次的职教体系、创业能力培养体系和企业行业合作伙伴体系。都是值得借鉴的好经验。
“用工荒”给出的另一个命题，就是如何办出具有高吸引力的职业教育。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东营市蜜蜂研究所所长宋心仿认为：“当前，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个行业办的学校各自为政，这种管理模式导致职业学校专业设置重复、资源统筹难，有限资源得不到综合利用，形不成合力和优势。”可以说，这是当前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沈志刚认为，扩大规模提高质量是一条途径。可充分发挥东部大中城市现有职业院校的资源优势，挖掘现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潜力，可尝试与西部欠发达省份中职校乃至高职院校实行“渗透性办学”，即在专业设置和实践性教学环节上进行衔接，让外地中职或高职最后一个学年安排在东部相关职业院校开展教学和顶岗实习，这样，内陆学生通过在东部沿海一年的学习、生活和就业实践过渡，一定能够克服因“水土不服”而致的念家情绪，留在当地安心工作，东部城市应以制度化形式给予其市民待遇，使其乐业。并可充分利用在政府主导下的“校中企”、“企中校”建设条件，通过人才定单计划、实施技能型人才定向就业奖励等途径，让职业院校所招新生一跨进校门就获得“在校生”和“企业员工”的双重身份，一进校门就明确自己的岗位要求和技能发展方向。沈志刚还认为政策引导是不可缺少的。可制定优惠扶持政策鼓励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对在职业院校就读的学生可通过学费减免、一定的生活补贴以及毕业后就业在当地的给予其进岗后3～5年的工资浮动，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接受职业教育。
温家宝总理在座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会议上说：“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蓝图怎么描绘都不过分，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质”的意义上说，办好了职业教育，就有了明天的经济。
一、“用工荒”：东部沿海经济发展的新纠结
苏州市人社局于今年初对本地906家劳动保障工作较健全、生产经营较稳定的企业用工需求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其中包括转型升级企业222家，占本次抽查的24.5%，并发布了《苏州市2011年企业用工需求抽样调查情况报告》，该《报告》显示：90.7%的企业有明确的招工需求，需招聘技能型蓝领员工25.9万人，占现有工人总数的42%。其中，电子、机械、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用工需求较多的行业，分别占总需求人数的40.5%、27.8%、4.2%和3.9%；新兴产业如软件服务外包、新能源、医药生物技术等的用工需求显著高于总体需求水平，需招聘员工占现有员工人数的83.7%。在计划招工人数排前三位的是昆山市、高新区和吴江市。《报告》还显示，在企业的从业人员中，本地劳动者仅占22.2%，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主体，具备高中、职高或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外地员工已成为绝对主力。但是，鉴于用工紧张，“招工难”几乎使所有招工企业“饥不择食”、“来者不拒”，纷纷“降格以求”，致“无技能要求”占到计划招聘数的81.9 %。仅苏州高新区人才市场一家最新数据显示，该市场今年2月10日到14日接连举办了5场招聘会，提供岗位23829个，同比增加5.4%，但进场找“饭碗”的仅有14268人，减少了26.7%。《报告》还显示出更加令人担忧的状况：抽样企业去年的离职人数达22.9万人，年度离职超过1/3，“工作不到三天就跳槽”很普遍很方便。吴江市经济开发区一企业，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协助下，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甘肃一职校招得70多名工人，不到一个月，留下来的“正好一桌（10人）”。类似这样的现象并非发生在苏州一地，素有“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对务工者有较强吸附力的广东，情形更不乐观，据《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2011年3月10日的调研报告：《珠三角用工荒原因》显示，2010年广东省企业缺工就达90万，其中珠三角缺工55万以上，而且中国企业“用工荒”最早于2004年发端于珠三角地区。这样的态势，无疑会给中国经济的两大引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生产秩序的维持以及经济总量与质量的提高造成冲击。
二、“用工荒”：企业、政府、教育，到底谁在慌？
从表层上看企业慌了：《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报道说：“对于一个劳动力依然极度过剩的国家，珠江三角洲等中国经济增长引擎地区在春节后出现严重用工荒的报道让人有些难以理解，这些地方在过去30年中一直是号称中国出口热潮的中心所在，现在却无数生产线闲置、建筑工地停工，焦急不已的用工方已将工资提高了30%以上，却仍然无法吸引足够的求职者。”因“用工荒”而关闭生产线的企业在苏州地区也并不鲜见。从相关媒体报道来看，企业的对策大增：一在提高工资待遇、规范加班行为、改善劳保福利、逐步实现市民待遇，试图充分的还外来务工者以尊严感。但此举看上去并不为多数外来务工者所领情，企业仍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其实，这也是事出有因：一方面党和国家对“三农”的重视，特别是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后，扶持“三农”力度不断加大，加之农民土地被政府规划和企业租赁获得的补偿，这让“不出门口袋已经鼓起来”的农村务工人员极大地增强了外出打工的理性，特别是年轻一代农村青年多为独生子女和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到哪里去赚钱，赚哪里的钱更有尊严更具幸福感，人人都有一本账；另一方面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连接西部国家开放口岸的开通，外向型产业和国际新兴加工制造业首选成都、重庆、武汉、西安等二线内陆城市已成不争的事实。企业对策之二是转移生产线或开设经营型分理，如富士康把工厂开到了湖南、河南等地，苏南以对口支援的形式在政府主导下将劳动密集型企业或生产线移师苏北。单从企业发展的角度上看，这无疑是一个较优化战略。但资本转移难易、资金规模大小，特别是企业在东部多年积累起来的政府及社会人脉资源，是左右其做出异地经营之抉择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企业一般不轻易西迁。企业对策之三是加快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转型，谓之“腾笼换鸟”。不过，转型升级对企业而言并非是“硬任务”，因为技改不仅需要巨额资金投入，而且上马自动化生产线之后，其设备磨损与折旧都将成为企业的成本，尤为重要的是，具有创新特质和充满个性化的产品也将随之消失。所以，对技能型、技术型员工的需求永远是企业的“心穷”。看来，企业破解“用工荒”的对策并不奏效，出路在哪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成思危认为，“我们国家现在属于工业化的中期，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对资金、技术、人才的需求是一体的，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很高。目前企业发展不仅需要技术，要实现现代化经营还需要管理、会计、外贸、文秘以及供销等各个方面的人才，这些都要靠职业教育来满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也认为，“企业和学校应共同合作来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没有企业介入职业教育很难直接面对市场。”所以，重视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永远是硬道理。
从中层上看政府慌了，不管是企业西移还是生产线关闭，“用工荒”都将是对东部地区政府部门执行力的一个严峻考验，特别是“用工荒”由珠三角快速移向长三角、由员工只在企业间的跳槽到老乡集团式“连根拔”离开“三角地”、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蔓延、由短期能够缓解到持续困局难破，让政府不得不担心GDP，不得不担心地方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不得不担心百姓生活质量的改善与提高，不得不担心社会的稳定。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政府纷纷组团协助企业奔赴西部：东莞组团西去甘肃、广西、河南招工；温州组团去了四川、青海揽人；苏州、南通等地不间断分批派人捧着优厚待遇到达云、贵、甘、宁等省份招人。而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据温州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副书记王鸥翔介绍，“现在招工情况不理想，一些老的招工渠道日趋枯竭。人招来了又难留，为了留人，春节时企业还组织高管分赴民工家乡登门拜年送红包。”据吴江市人社局的一位同志说：“能够去的地方都去了，就差没有出国了，招工确实难。”正眼看，东部地区政府部门的努力和其职能的发挥，对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就连香港企业也在期待政府给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就在今年两会期间建议政府协助港商举办大型招聘会，并推出政策保障民工权利，以吸引民工留在适当地方发展。反眼看，东部地区政府部门如果仅仅停留在外出招工的层面上，不在加快产业升级、迅速从劳动力密集的加工业跨越到资金、技术、人才密集的新兴产业转型上有所作为；不在具有较强吸引力的区域性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上有所作为；不在校企结合的体制和制度创新上有所作为，其任何努力最终也只是“解燃眉”，如此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付出，也只能换回今年“用工荒”的不慌。因此，要有效破解“用工荒”难题，政府应清醒地意识到：我国正在面临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那时，劳动力将会进一步短缺，劳动成本将会进一步上升，企业员工短缺将会进一步加剧。对此，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表示，“如果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各级政府应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发展本地的职业教育，企业、行业也将更加关注职业教育。”重视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应该说是政府有所作为的硬理念。
从内层上看应该是我们的教育慌了。仅就苏州而言，一个1200万常住人口的地级市拥有高等院校24所，另还有5所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学校，其中还不包括坐落在独墅湖高教区清华、北大、中科大、南大、东大等十多所国内“985重点”高校的研究生院，这个地区每年有着数十万的大学毕业生，如果加上中职校毕业生，这里每年就有逾百万的本地新增劳动力。然而，那么庞大的受过专门教育的待就业队伍，却让苏州闹起了“用工荒”。 位于苏、浙、沪中央的吴江市，一个仅有78万户籍人口的县级市，却建有高职院校一所，成规模的中等职业学校三所，年毕业生近8000人，加之周边密集地分布着几十所高等学校和中职学校，年初企业用工抽调却也有2.1万人的缺口。一边是高喊“就业难”，一边是苦叫“用工荒”，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教育的反思。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十佳”律师刘玲认为：“一方面用工单位找不到适合企业的人才，另一方面院校的学生找不到岗位，这一问题长期存在将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教育，如果丧失了其应有的生产性功能，而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实现有效服务，那么我们的教育一定出了问题。成思危认为：“义务教育是‘躯干’，是基础。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两翼’。两翼齐飞，教育才能真正发展。现在的情况是普通教育强，职业教育弱，这种现象在全社会都很普遍，这跟整个社会的传统观念有关。”从根本上说，这也是导致“用工荒”越发严峻的深层原因，职业教育被弱化，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根基遭到撼动。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他在今年两会期间作客新华网时强调：“‘用工荒’源于教育培养体系与人才需求不匹配。”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认为：“‘用工荒’背后，说明技能型工人供应告急。与高等教育的高速度发展相比，职业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特别是在面向产业发展的技术工人的培养上相对弱化。”这从苏州个例上已经得到证明。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仅用短短8个字：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虽然字数不多，但却字字忧国。
三、“用工荒”：哪里去寻找破解的钥匙？
“用工荒”给出的第一个命题，就是如何办出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秀兰认为，“近年来频繁的‘用工荒’现象表明，我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的技能型人才仍严重不足。其中既有总量性不足因素，也有结构性不足因素，其中，就业能力与岗位需求不相匹配引发的结构性不足问题更为严峻。”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利时集团董事长李立新认为：“东部地区持续多年的‘用工荒’似有愈演愈烈之势，从表面上看，经济回暖、订单回升是其导火索，但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滞后。”当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丧失，政府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循环发展，企业要掌握核心技术增强竞争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改造步伐，就成为东部政府和企业的必然选择。比如，吴江市去年技改投入就达到170亿元，并已实现规模效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已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46%，新兴产业产值也已占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32%。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减少对普通操作型员工的依赖，可保持对技能型、技术型员工的高旺需求。办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还须重视职业院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这从现实来看，还有难度。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职业教育协会副会长谈松华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没有法律和制度保证，又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实际上大多数地区和学校仍然是‘两张皮’，仍然是学校‘孤军奋战’。”不过，东部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寻求应对之策。吴江市政府正积极着手从澳大利亚引进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优质国际教育培训机构，建立具有国际化职业资格认证水准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推进双证书制度的实施。同时，借助与国家职教联盟合作的优势，或以减免税点等办法创新校企合作制度和体制，建立市场导向，推动企业与职业院校的深度合作，加快“校中企”、“企中校”建设步伐，实现企业生产过程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过程的无缝衔接。在这方面，张家港用“根植张家港、融合张家港、服务张家港”的高职办学理念，用“企业班”冠名形式把专业教学融化在企业生产过程里来办中职，顺应了企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太仓以健雄职业职业技术学院为龙头，在消化德国双元制职教模式基础上，创立“工学交替，定岗双元”、“2＋1定岗双元”特色，联合中职学校，建立多层次的职教体系、创业能力培养体系和企业行业合作伙伴体系。都是值得借鉴的好经验。
“用工荒”给出的另一个命题，就是如何办出具有高吸引力的职业教育。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东营市蜜蜂研究所所长宋心仿认为：“当前，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个行业办的学校各自为政，这种管理模式导致职业学校专业设置重复、资源统筹难，有限资源得不到综合利用，形不成合力和优势。”可以说，这是当前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沈志刚认为，扩大规模提高质量是一条途径。可充分发挥东部大中城市现有职业院校的资源优势，挖掘现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潜力，可尝试与西部欠发达省份中职校乃至高职院校实行“渗透性办学”，即在专业设置和实践性教学环节上进行衔接，让外地中职或高职最后一个学年安排在东部相关职业院校开展教学和顶岗实习，这样，内陆学生通过在东部沿海一年的学习、生活和就业实践过渡，一定能够克服因“水土不服”而致的念家情绪，留在当地安心工作，东部城市应以制度化形式给予其市民待遇，使其乐业。并可充分利用在政府主导下的“校中企”、“企中校”建设条件，通过人才定单计划、实施技能型人才定向就业奖励等途径，让职业院校所招新生一跨进校门就获得“在校生”和“企业员工”的双重身份，一进校门就明确自己的岗位要求和技能发展方向。沈志刚还认为政策引导是不可缺少的。可制定优惠扶持政策鼓励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对在职业院校就读的学生可通过学费减免、一定的生活补贴以及毕业后就业在当地的给予其进岗后3～5年的工资浮动，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接受职业教育。
温家宝总理在座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会议上说：“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蓝图怎么描绘都不过分，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质”的意义上说，办好了职业教育，就有了明天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