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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康健等律师的推动下，各地劳工及其遗属也正准备在中国法院提起新一轮的诉讼。漫长的维权与诉讼何时是一个尽头，康健也很难说清
8月3日下午，刚参加完北京市海淀区律师协会举办的日本劳工律师维权回顾座谈会，一身白色职业装，戴着金丝边老花眼镜的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主任康健在短短两个小时里，就接到了路透社、读卖新闻社等多家媒体的轮番电话采访。
起因是这天上午，三个二战期间中国三菱受害劳工团体召开通报会，发布了“幸存者年事已高，接受和解”的消息，认可三菱公司7月19日对美国劳工的道歉谢罪，并要求三菱公司尽早对中国劳工谢罪，达成和解。
作为二战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团长，康健却并不认可三菱公司的道歉。“中国劳工及相关组织没有收到过来自三菱公司的任何正式文件。我们已经宣布中止与三菱公司的和解谈判。”康健说。
对于这次通报会，康健曾主动要求参加，但组织者给予的回复却是一句反问：“康健律师要参加这个会议，合适吗？”最终，康健代表的劳工团体选择用书面声明的方式表明了不接受和解的立场。
日本律师促使康健开始对日维权
50多岁的康健谈及自己20年来亲身参与“日本劳工维权”案件的经历，言语激昂，又带着几分哀愁。从1995年起，康健开始代理慰安妇、劳工等对日索赔案，同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了整整20年艰难的对决，她的身后则是一群风烛残年却又伤痕累累的抗战受害者。
1995年之前，康健一直在国办律师事务所工作。恰逢体制改革，已经从事了13年律师工作的康健就从国办所出来，开始担任一家合伙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正当事业风生水起，可大展宏图的时候，一次会议却决定了她此后20年的工作重点和方向。
在那年的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上，康健参加了一个和日本女律师代表的座谈会，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日方代表大森典子突然提出议题单子上没有的内容，就是要给中国山西慰安妇诉讼提供法律援助，希望得到中国律师的帮助。
起初，康健心里有些怀疑，也很戒备：日本律师为什么要为中国受害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但是当看到对方已经拟好的起诉书时，她被打动了。起诉书长达几十页，写得非常详细，大森典子对于自己国家所犯下的种种战争罪行毫不回避。
康健决定跟大森典子合作，打一场为慰安妇说话的官司。当时，大森典子已年近50，她还有一个90多岁的婆婆需要照顾。一次，为了查证案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大森典子专程赶乘下午6点多的飞机到北京，和康健进行讨论。两人一直讨论到第二天凌晨2点，身心俱疲。顾不上休息，大森典子又马上搭乘早上7点的飞机回日本了。
“她办公的地点离她的家很远，每天得先搭电车，再坐地铁赶到办公地。她的公文包永远都是沉甸甸的。正是日本律师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和做法，才促使我开始关注对日索赔诉讼，并对它有信心。”康健说。
然而，真正做起这项工作来，却比想象中艰难得多。“这些案件的代理是完全不收费的，差旅费、食宿费的来源只能靠自己代理一些其他的案件来补贴”。
与此同时，还有精神上的压力。“没有人做过这些案件，繁琐的涉外诉讼、需要的大量证据材料，都迫使我们在接到开庭通知后就保持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在每次案件开庭前，康健都会提前一两个月推掉所有别人找她代理的收费案件。“这么多年了，我所在的律所还是一个袖珍律所，没有破产我就觉得挺庆幸的了，但是有些东西可能是金钱换不来的。”说完之后，康健微微笑了一下。
或许在康健眼中，“有些东西”比金钱更宝贵。如她自己所述，维权中不仅开阔了眼界，也看到了人性。在8月3日下午的座谈会上，北京律师李海彦说了一番话：“对于一个律师而言，最宝贵的莫过于时间和精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工维权律师团队中也有律师退出，但能做到20年如一日，体现的是一位优秀律师的担当，这种付出不单单是时间和精力，更是良心。……如果将这么多年来康健律师参与劳工维权的事情写成一本回忆录，那将是一本非常精彩的故事集。”
白纸黑字的劳工名单
康健介绍，对日索赔诉讼，在律师界有着特殊的含义。对日索赔诉讼是指因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所实施的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的严重犯罪行为，而遭受人身、财产、精神方面重大损失的各受害国的受害者或其遗属，对加害者日本国政府及日本企业和其他日本组织所提起的，要求其承担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并承担其他民事法律责任（如公開赔礼道歉）的民事诉讼。这类诉讼有的在日本国内进行，有的则在受害国或第三国进行，它在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远较一般意义上的涉外民事诉讼复杂，不仅涉及法律问题，还牵涉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问题。
在康健介入对日索赔诉讼之前，虽然民间零星地有中国公民就日本侵华战争赔偿问题与日本有过交涉，但一直没有进入诉讼程序。直到1995年6月，国内才有了第一起劳工索赔案件；同年8月，又有了第一起慰安妇索赔案件。而在上世界90年代初期，韩国开始提起一些相关诉讼，这是战后诸受害国首先向日本提出赔偿请求的案件。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展开，都依赖于一份特别的数据，康健基本也将这个数据作为主要的诉讼依据。
抗战结束时，日本外务省曾组织人员对135个战时作业场所作了一个调查报告，涉及一个庞大的劳工名单。1948年，日本政府决定将这些资料销毁，但是当时有些日本人认为这个资料很宝贵，就悄悄留存了一套，尽管有些遗失，但基本上是完整的。名单拿出来之后，最后落到了东京华侨总会手上。华侨总会将其保管起来，但始终不敢公布。
直到1994年，日本NHK电视台采访了日本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随之公布了这份劳工名单，引起一片哗然。要知道在此之前，日本官方都是不承认战时曾强掳劳工的行为的。
随后，以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所属律师为中心组成的访华法律调查团，开始向战争受害者听取事实的调查活动，并与中方相关人员合作，于是有了1995年的首次诉讼。康健也于该年以律师身份加入了这一长程的“法律马拉松”。 为了保证诉讼活动能够顺利进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于2002年1月30日成立了“民间对日索赔工作指导小组”，借以对诉讼活动进行必要的规范和指导，康健担任副组长。
“得到了中华律师协会的支持，就如同有了组织的坚强后盾。”经过协调，康健带领着团队通过查询大量史料，从各地的档案馆中找到了很多珍贵的资料作为证据，尤其是那一本白纸黑字的劳工名单，清楚地记载了日本企业对中国劳工的迫害。“在铁一样的证据面前，日方的代理律师便只能提供一些书面辩护，很少当庭能作出一些正面回应了”。
不停地起诉，不停地败诉
20年来，对日索赔诉讼一个接一个地进行着，然而康健却表示，单纯地看案件的诉讼结果的话，并不乐观。从1995年至2011年3月，康健作为代理律师总共参与了15件对日索赔案，但这些案件最终没有一件胜诉。
“判决我们败诉的日本法院几乎用了清一色的理由：个人不具备国际法上的主体资格、诉讼已过时效、国家免责。但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现在没有多少日本人了解和承认那段历史。有些人认为我们主要是去要钱的，因此非常傲慢，甚至对受害者不屑一顾。但事实上，二战劳工问题从本质上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应该基于国际上已确立的规范，基于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进行国际性的解决。”经历这些年对日索赔诉讼之后，康健最大的感触是，“败诉不是输在法律上，而是因为日本政府始终不能拿出自己的诚意和责任心来面对当年的侵华战争。”
随着三菱受害劳工团在日本诉讼的终结，此后的维权过程也变得艰难起来。官司打完了，日本法院不判赔，谈判就陷入了被动。康健和律师团的律师曾多次向三菱等涉嫌侵害劳工的企业提出索赔，均遭到拒绝或者不予回应。“谈判很被动，有些公司直接对我们的要求不予理睬，有些公司表面上说代为转达，此后便杳无音讯了”。
同时，在漫长的对日索赔诉讼过程中，还有一些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比如受害者多是高龄，很多人等不到结果就告别人世了。也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现实，导致一些劳工及遗属有了希望早早地获得赔偿的想法。
于是，这一次对三菱公司提出的索赔诉讼中，中国有3个劳工团召开了通报会，声明虽然对三菱公司的谢罪书、拟支付的和解金额不满意，但考虑到幸存者均年事已高，希望有生之年解决此问题，在征询大多数受害者及遗属意见后，认为此和解是可以接受的。
对于这些劳工团体发表的“和解”声明，康健有些义愤填膺。“这些年来我接触了不下200名劳工，听他们讲述了那些悲惨的遭遇，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劳工的苦难，心里非常难受。但是日本企业所谓的谢罪书却把强掳中国劳工的企业说成‘使用者’，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描述成‘为今后中日友好发展作出贡献’，这种在实质问题上遮遮掩掩、推卸法律责任而形成的‘和解’，达不到正视历史事实、告慰被残害致死的亲人、抚慰幸存者、安抚死难者遗属的基本要求。草率和解只能让一些日本企业的阴谋得逞。”康健说。
然而，康健也在不斷反思，“纠正认识与复原真相同样困难而艰巨，路也很长。相较于对历史的愤怒，如何让生者的权利得以实现，确实更有价值”。
寻求国内起诉日本企业的机会
采访之中，一个三菱受害劳工的儿子给康健打来咨询电话。这名受害劳工叫王俊祥，在1944年被日本军队强掳至日本新潟县。在这个港口城市，王俊祥最后被分配到码头做搬运工，在那里度过了不堪回首的一年多时间。
“冬天的码头寒风刺骨，而劳工们仅有破麻袋布裹成的衣服做外套，每天要进行10个小时以上的高负荷体力劳动，但却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给解决。胃病、皮肤病成为了劳工最普通最常见的疾病。”康健向记者转述了王俊祥向他描述的当时境遇。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王俊祥才得以回国。
王俊祥的案件是康健代理的劳工案件中典型的一个。作为当事人，王俊祥曾以重要的证人身份参与了诉讼，他的案件也是唯一一个让日本法官做了现场勘验的案件。作为中方代理律师，康健也一起去到了现场。“那天在新潟县的码头，王俊祥再次还原了当时被奴役时的穿着和搬运场景，真实地体现了当时劳工的苦难”。最后，王俊祥的个案在众多劳工被判败诉的背景中获得了突破，法院一审判决王俊祥胜诉。
但是在接下来的二审和终审中，王俊祥的案件还是没有逃离败诉的噩运，日本法院以个人诉讼已过时效等几个理由作出了王俊祥败诉的判决。
时隔数年之后的今天，王俊祥已经离世，他的儿子再次联系到了康健，想在中国为父亲提起诉讼。康健熟练了向他列出了所需准备的证明材料：身份证、户口本、所有有继承权利的人……还特别对他说明，有继承权利的人包括已经出嫁的王俊祥的女儿。但是电话那边的人却似乎并不能一下子理解和记住这些要求，仅仅回答这个问题，康健重复了三遍答案。“很多劳工和他们的后代因为生活在偏远地区而文化程度不高，给他们做代理的时候需要尽可能地说明一些细节问题。”康健说。
电话咨询只是案件的开始，对劳工的初步调查需要很长的周期，而每一次的记录都得在10小时以上，康健平时的工作强度很高。而且，这些案件的当事人主要居住在交通不发达的农村，康健和助手经常不得不坐长途汽车、拖拉机甚至步行到当事人家中取证。为了赶路，他们经常连夜穿行在群山峻岭当中，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王俊祥的儿子所咨询的在国内起诉日本企业的先例并不是没有。2014年2月26日，在二战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的帮助下，曾被三菱公司奴役的部分在北京居住的劳工及遗属把三菱公司告上了中国法庭。3月1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正式受理了此案。
近日，在康健等律师的推动下，各地劳工及其遗属也正准备在中国法院提起新一轮的诉讼。漫长的维权与诉讼何时是一个尽头，康健也很难说清。对于这个问题，康健认为只关注当下就好了，“我个人只是在凭良心做事，并不能预测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多久。无论如何，解决问题的前提都是日本政府和企业承认历史、正视历史。当然，对于中国受害劳工来说，什么时候他们能拧成一股绳，维权的进程也就自然而然会加快了。”康健说。
8月3日下午，刚参加完北京市海淀区律师协会举办的日本劳工律师维权回顾座谈会，一身白色职业装，戴着金丝边老花眼镜的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主任康健在短短两个小时里，就接到了路透社、读卖新闻社等多家媒体的轮番电话采访。
起因是这天上午，三个二战期间中国三菱受害劳工团体召开通报会，发布了“幸存者年事已高，接受和解”的消息，认可三菱公司7月19日对美国劳工的道歉谢罪，并要求三菱公司尽早对中国劳工谢罪，达成和解。
作为二战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团长，康健却并不认可三菱公司的道歉。“中国劳工及相关组织没有收到过来自三菱公司的任何正式文件。我们已经宣布中止与三菱公司的和解谈判。”康健说。
对于这次通报会，康健曾主动要求参加，但组织者给予的回复却是一句反问：“康健律师要参加这个会议，合适吗？”最终，康健代表的劳工团体选择用书面声明的方式表明了不接受和解的立场。
日本律师促使康健开始对日维权
50多岁的康健谈及自己20年来亲身参与“日本劳工维权”案件的经历，言语激昂，又带着几分哀愁。从1995年起，康健开始代理慰安妇、劳工等对日索赔案，同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了整整20年艰难的对决，她的身后则是一群风烛残年却又伤痕累累的抗战受害者。
1995年之前，康健一直在国办律师事务所工作。恰逢体制改革，已经从事了13年律师工作的康健就从国办所出来，开始担任一家合伙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正当事业风生水起，可大展宏图的时候，一次会议却决定了她此后20年的工作重点和方向。
在那年的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上，康健参加了一个和日本女律师代表的座谈会，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日方代表大森典子突然提出议题单子上没有的内容，就是要给中国山西慰安妇诉讼提供法律援助，希望得到中国律师的帮助。
起初，康健心里有些怀疑，也很戒备：日本律师为什么要为中国受害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但是当看到对方已经拟好的起诉书时，她被打动了。起诉书长达几十页，写得非常详细，大森典子对于自己国家所犯下的种种战争罪行毫不回避。
康健决定跟大森典子合作，打一场为慰安妇说话的官司。当时，大森典子已年近50，她还有一个90多岁的婆婆需要照顾。一次，为了查证案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大森典子专程赶乘下午6点多的飞机到北京，和康健进行讨论。两人一直讨论到第二天凌晨2点，身心俱疲。顾不上休息，大森典子又马上搭乘早上7点的飞机回日本了。
“她办公的地点离她的家很远，每天得先搭电车，再坐地铁赶到办公地。她的公文包永远都是沉甸甸的。正是日本律师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和做法，才促使我开始关注对日索赔诉讼，并对它有信心。”康健说。
然而，真正做起这项工作来，却比想象中艰难得多。“这些案件的代理是完全不收费的，差旅费、食宿费的来源只能靠自己代理一些其他的案件来补贴”。
与此同时，还有精神上的压力。“没有人做过这些案件，繁琐的涉外诉讼、需要的大量证据材料，都迫使我们在接到开庭通知后就保持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在每次案件开庭前，康健都会提前一两个月推掉所有别人找她代理的收费案件。“这么多年了，我所在的律所还是一个袖珍律所，没有破产我就觉得挺庆幸的了，但是有些东西可能是金钱换不来的。”说完之后，康健微微笑了一下。
或许在康健眼中，“有些东西”比金钱更宝贵。如她自己所述，维权中不仅开阔了眼界，也看到了人性。在8月3日下午的座谈会上，北京律师李海彦说了一番话：“对于一个律师而言，最宝贵的莫过于时间和精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工维权律师团队中也有律师退出，但能做到20年如一日，体现的是一位优秀律师的担当，这种付出不单单是时间和精力，更是良心。……如果将这么多年来康健律师参与劳工维权的事情写成一本回忆录，那将是一本非常精彩的故事集。”
白纸黑字的劳工名单
康健介绍，对日索赔诉讼，在律师界有着特殊的含义。对日索赔诉讼是指因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所实施的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的严重犯罪行为，而遭受人身、财产、精神方面重大损失的各受害国的受害者或其遗属，对加害者日本国政府及日本企业和其他日本组织所提起的，要求其承担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并承担其他民事法律责任（如公開赔礼道歉）的民事诉讼。这类诉讼有的在日本国内进行，有的则在受害国或第三国进行，它在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远较一般意义上的涉外民事诉讼复杂，不仅涉及法律问题，还牵涉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问题。
在康健介入对日索赔诉讼之前，虽然民间零星地有中国公民就日本侵华战争赔偿问题与日本有过交涉，但一直没有进入诉讼程序。直到1995年6月，国内才有了第一起劳工索赔案件；同年8月，又有了第一起慰安妇索赔案件。而在上世界90年代初期，韩国开始提起一些相关诉讼，这是战后诸受害国首先向日本提出赔偿请求的案件。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展开，都依赖于一份特别的数据，康健基本也将这个数据作为主要的诉讼依据。
抗战结束时，日本外务省曾组织人员对135个战时作业场所作了一个调查报告，涉及一个庞大的劳工名单。1948年，日本政府决定将这些资料销毁，但是当时有些日本人认为这个资料很宝贵，就悄悄留存了一套，尽管有些遗失，但基本上是完整的。名单拿出来之后，最后落到了东京华侨总会手上。华侨总会将其保管起来，但始终不敢公布。
直到1994年，日本NHK电视台采访了日本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随之公布了这份劳工名单，引起一片哗然。要知道在此之前，日本官方都是不承认战时曾强掳劳工的行为的。
随后，以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所属律师为中心组成的访华法律调查团，开始向战争受害者听取事实的调查活动，并与中方相关人员合作，于是有了1995年的首次诉讼。康健也于该年以律师身份加入了这一长程的“法律马拉松”。 为了保证诉讼活动能够顺利进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于2002年1月30日成立了“民间对日索赔工作指导小组”，借以对诉讼活动进行必要的规范和指导，康健担任副组长。
“得到了中华律师协会的支持，就如同有了组织的坚强后盾。”经过协调，康健带领着团队通过查询大量史料，从各地的档案馆中找到了很多珍贵的资料作为证据，尤其是那一本白纸黑字的劳工名单，清楚地记载了日本企业对中国劳工的迫害。“在铁一样的证据面前，日方的代理律师便只能提供一些书面辩护，很少当庭能作出一些正面回应了”。
不停地起诉，不停地败诉
20年来，对日索赔诉讼一个接一个地进行着，然而康健却表示，单纯地看案件的诉讼结果的话，并不乐观。从1995年至2011年3月，康健作为代理律师总共参与了15件对日索赔案，但这些案件最终没有一件胜诉。
“判决我们败诉的日本法院几乎用了清一色的理由：个人不具备国际法上的主体资格、诉讼已过时效、国家免责。但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现在没有多少日本人了解和承认那段历史。有些人认为我们主要是去要钱的，因此非常傲慢，甚至对受害者不屑一顾。但事实上，二战劳工问题从本质上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应该基于国际上已确立的规范，基于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进行国际性的解决。”经历这些年对日索赔诉讼之后，康健最大的感触是，“败诉不是输在法律上，而是因为日本政府始终不能拿出自己的诚意和责任心来面对当年的侵华战争。”
随着三菱受害劳工团在日本诉讼的终结，此后的维权过程也变得艰难起来。官司打完了，日本法院不判赔，谈判就陷入了被动。康健和律师团的律师曾多次向三菱等涉嫌侵害劳工的企业提出索赔，均遭到拒绝或者不予回应。“谈判很被动，有些公司直接对我们的要求不予理睬，有些公司表面上说代为转达，此后便杳无音讯了”。
同时，在漫长的对日索赔诉讼过程中，还有一些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比如受害者多是高龄，很多人等不到结果就告别人世了。也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现实，导致一些劳工及遗属有了希望早早地获得赔偿的想法。
于是，这一次对三菱公司提出的索赔诉讼中，中国有3个劳工团召开了通报会，声明虽然对三菱公司的谢罪书、拟支付的和解金额不满意，但考虑到幸存者均年事已高，希望有生之年解决此问题，在征询大多数受害者及遗属意见后，认为此和解是可以接受的。
对于这些劳工团体发表的“和解”声明，康健有些义愤填膺。“这些年来我接触了不下200名劳工，听他们讲述了那些悲惨的遭遇，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劳工的苦难，心里非常难受。但是日本企业所谓的谢罪书却把强掳中国劳工的企业说成‘使用者’，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描述成‘为今后中日友好发展作出贡献’，这种在实质问题上遮遮掩掩、推卸法律责任而形成的‘和解’，达不到正视历史事实、告慰被残害致死的亲人、抚慰幸存者、安抚死难者遗属的基本要求。草率和解只能让一些日本企业的阴谋得逞。”康健说。
然而，康健也在不斷反思，“纠正认识与复原真相同样困难而艰巨，路也很长。相较于对历史的愤怒，如何让生者的权利得以实现，确实更有价值”。
寻求国内起诉日本企业的机会
采访之中，一个三菱受害劳工的儿子给康健打来咨询电话。这名受害劳工叫王俊祥，在1944年被日本军队强掳至日本新潟县。在这个港口城市，王俊祥最后被分配到码头做搬运工，在那里度过了不堪回首的一年多时间。
“冬天的码头寒风刺骨，而劳工们仅有破麻袋布裹成的衣服做外套，每天要进行10个小时以上的高负荷体力劳动，但却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给解决。胃病、皮肤病成为了劳工最普通最常见的疾病。”康健向记者转述了王俊祥向他描述的当时境遇。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王俊祥才得以回国。
王俊祥的案件是康健代理的劳工案件中典型的一个。作为当事人，王俊祥曾以重要的证人身份参与了诉讼，他的案件也是唯一一个让日本法官做了现场勘验的案件。作为中方代理律师，康健也一起去到了现场。“那天在新潟县的码头，王俊祥再次还原了当时被奴役时的穿着和搬运场景，真实地体现了当时劳工的苦难”。最后，王俊祥的个案在众多劳工被判败诉的背景中获得了突破，法院一审判决王俊祥胜诉。
但是在接下来的二审和终审中，王俊祥的案件还是没有逃离败诉的噩运，日本法院以个人诉讼已过时效等几个理由作出了王俊祥败诉的判决。
时隔数年之后的今天，王俊祥已经离世，他的儿子再次联系到了康健，想在中国为父亲提起诉讼。康健熟练了向他列出了所需准备的证明材料：身份证、户口本、所有有继承权利的人……还特别对他说明，有继承权利的人包括已经出嫁的王俊祥的女儿。但是电话那边的人却似乎并不能一下子理解和记住这些要求，仅仅回答这个问题，康健重复了三遍答案。“很多劳工和他们的后代因为生活在偏远地区而文化程度不高，给他们做代理的时候需要尽可能地说明一些细节问题。”康健说。
电话咨询只是案件的开始，对劳工的初步调查需要很长的周期，而每一次的记录都得在10小时以上，康健平时的工作强度很高。而且，这些案件的当事人主要居住在交通不发达的农村，康健和助手经常不得不坐长途汽车、拖拉机甚至步行到当事人家中取证。为了赶路，他们经常连夜穿行在群山峻岭当中，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王俊祥的儿子所咨询的在国内起诉日本企业的先例并不是没有。2014年2月26日，在二战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的帮助下，曾被三菱公司奴役的部分在北京居住的劳工及遗属把三菱公司告上了中国法庭。3月1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正式受理了此案。
近日，在康健等律师的推动下，各地劳工及其遗属也正准备在中国法院提起新一轮的诉讼。漫长的维权与诉讼何时是一个尽头，康健也很难说清。对于这个问题，康健认为只关注当下就好了，“我个人只是在凭良心做事，并不能预测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多久。无论如何，解决问题的前提都是日本政府和企业承认历史、正视历史。当然，对于中国受害劳工来说，什么时候他们能拧成一股绳，维权的进程也就自然而然会加快了。”康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