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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各界对家电下乡政策多有质疑，主要观点有：一是认为家电下乡政策补富不补贫，显失公平；二是认为现行的“谁购买，补贴谁”的补贴方式不如家电消费券好；三是认为下乡产品质量低劣，农民的满意度和积极性均较低。基于江西省314户农民的调查，有效回应了这些质疑，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已经购买和打算购买下乡家电产品的农户分别为中等及中等偏低收入农户而不是相对富裕农户；确实有更多的农民偏爱家电消费券，但并不认为现行的补贴方式很麻烦；农民的满意度较高，少数农户缺乏积极性是因为缺钱，而不是担心下乡家电有瑕疵。这表明，现有的对家电下乡政策的质疑大部分并不成立，但扩大农村家电消费根本上还要依靠农民收入的增长。
〔关键词〕家电下乡，家电消费券，江西省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5-0091-05
一、问题与研究设计
梳理近期社会各界对家电下乡政策的看法，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主要观点有：一是认为只有富裕农户才会购买下乡家电，导致补富不补贫，存在逆向淘汰，有失公平；二是认为现行的“谁购买，补贴谁”的补贴方式不如家电消费券更有效率和公平；三是认为下乡产品质量低劣，农民对补贴政策的积极性和满意度均较低。这些质疑汇聚起来，也就成了一些人反对“家电下乡”政策的理由。例如，一些学者撰文指出“家电下乡面临困境” 〔1 〕 （P47-49）、“发补贴不如发家电购物券” 〔2 〕 （P69），甚至直言“我为什么反对家电下乡” 〔3 〕 （P71）。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家电下乡政策展开进一步的较大样本的抽样调查研究，以回应（证实或证伪）上述质疑。
对此，本文以江西省为调查区域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的对象是农户户主，调查时间从2010年元月中旬开始至2010年2月下旬结束。抽样采取随机与非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分三个阶段：先在江西省非随机抽取两个县，再在每县随机抽取两个行政村，每村随机抽取80户左右的农户，派调查员①入户发放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320份问卷，有效回收314份，有效回收率为98.1%。问卷调查涵盖了农户的家庭基本情况（包括户主职业、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和经济收入等），对“家电下乡”政策的参与情况，对补贴方式和家电下乡政策的评价等内容。而且，为了弥补问卷调查的不足，本次调查还对其中的少数代表性农户进行了深入访谈。
基于这项调查，本文共分三个部分详细考察了与上述质疑相对应的三大问题：一是究竟哪些农户购买了下乡家电，会不会存在逆向淘汰问题？二是农民偏爱的补贴方式是什么？他们是否认为现行补贴款的领取方法很麻烦？三是农民对下乡家电产品和家电下乡政策的满意度如何？部分农户缺乏购买积极性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对这三大类问题的回答，本文有效地回应了上述质疑。
二、哪些农民购买了下乡家电？会不会存在“逆向淘汰”？
目前，很多学者认为只有相对富裕的农户才会购买下乡家电，导致财政补贴补富不补贫，存在逆向淘汰，有失公平。例如：郑风田认为，农村穷人买不起家电，实际上拿不到补贴，换言之，家电下乡实际上补贴的是农村中的富人，存在逆向淘汰现象。〔2 〕 （P69）贺雪峰认为，能购买家电的农民都是比较富裕的，这明显是在补“富人”而不是补“穷人”。〔3 〕 （P71）方筱萍、卢旋也认为，家电下乡的财政补贴，最终大部分可能会落到农村地区相对富裕的人手中。〔4 〕 （P86）
然而，仔细分析上述文献发现，上述论者在阐述自己观点时多数缺乏充分的实证依据，没有深入农村地区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我们的调查结果与上述论者的看法完全不同。首先，我们在问卷中对被访问对象提问：“在这次‘家电下乡’的过程中，你家购买了能获得补贴的‘下乡家电’吗？”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户主的回答情况如表1所示。
表1显示，在314户有效样本中，共有71户（占22.6%）购买了能获下乡补贴的家电产品。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已经购买了下乡家电产品的71户农户（简称“已购农户”）中，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贫困农户只有6户，占“已购农户”的8.5%；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富裕农户只有1户，占“已购农户”的1.4%；中等收入农户（年收入在2-3万元）的数量最多，占“已购农户”的45.1%；中等偏低收入农户（年收入在1-2万元）的数量次多，占“已购农户”的32.4%；中等偏高收入农户（年收入在3-5万元）的数量排第三位，占“已购农户”的12.7%。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在所调查的地区，已经购买了下乡补贴家电的农户多为中等收入的农户和中等偏低收入的农户，而不是如学界所估计的那样多为相对富裕的农户。
紧接着，我们在问卷中对“未购农户”提问：“如果你没有购买‘下乡家电’，你打算买吗？”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户主的回答情况如表2所示。
表2显示，在243户“未购农户”中，有170户（约占70.0%）打算购买下乡家电产品。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所有打算购买下乡家电的未购农户中，中等偏低收入农户（年收入在1-2万元）的数量最多（共75户），占44.1%；中等收入农户（年收入在2-3万元）次之，共52户，占30.6%；贫困农户的数量排第三位，共28户，占16.5%；中等偏高收入和富裕农户的数量均很少，仅占百分之四点多。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在所调查的地区，没有购买、但打算购买下乡补贴家电的农户多为中等收入偏低的农户和中等收入农户，而不是如学界所估计的那样多为相对富裕的农户。
因此，学界所普遍担心的“财政补贴补富不补贫，存在逆向淘汰有失公平”的现象并不存在。之所以没有出现“补富不补贫”的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作者所调查的中部地区，虽然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拉大，但纵向比较，农民的收入近几年仍在持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富裕的农户在家电下乡政策实施之前就已经购买了相应的家电，而贫困农户又暂时没有购买能力，只有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的农户正要提升家电消费档次，恰好赶上了国家实施家电下乡政策，导致该补贴政策能够惠及中等收入及中等偏低收入的农户而不是相对富裕的农户。
三、家电下乡好，还是家电券下乡好？补贴款领取是否便利？
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均认为“家电下乡”不如“家电券下乡”，建议用“家电消费券”替代现行的补贴方式。例如，盛翔认为，现行的按销售价格补贴13%的做法充满了计划色彩，破坏了商业竞争的公平——即便招标过程很公正，财政补贴少数企业生产和销售的行为，也没有任何公平性可言；而且又限制了农民对家电产品的自由选择权——农民只能选择贴有“家电下乡”标识的特定商品。〔5 〕（P64-65）郑风田主张改变先购买后补贴政策，向低收入家庭的农民发放家电购物券或者直补现金，让农民有选择购买的权利，不想买的也可以自由转让。〔1 〕 （P47-49）刘虹、甘新玲则对目前实行的家电下乡补贴政策与直接发放现金消费券的方式进行了比较，得出了无论从效率还是公平的角度来衡量，直接向农民发放现金消费券的政策效果都优于对家电产品实施价格补贴。〔6 〕 （P84-96）
进一步分析也发现，上述论者用来支持其论点的依据，借鉴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旨在充分发挥消费者选择权的教育券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政策要取得预期绩效，除了合理性之外，我们还需要搞清楚政策的合意性，即它的民意基础。但是，现行的文献并没有深入调查农民的意愿，因而我们无法由现有文献了解广大农民更喜欢哪一种补贴方式，是现行的“谁购买，补贴谁”的方式，还是普惠式的家电消费券方式？对此，本文的问卷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具体调查结果见表3。
表3显示，在312份有效问卷中，共有122户农民更喜欢现行的“谁购买，补贴谁”的办法，占有效问卷的39.1%；有190户农民更喜欢“家电消费券”的补贴方式，占有效样本数的60.9%。由此可知，大多数农民确实更偏爱普惠式的家电消费券的补贴方式，这一点与学界现有的观点基本一致。
另外，对于补贴款领取是否便利，现有的文献几乎一致地认为，当前施行的财政补贴款领取手续烦琐，部分抵消了家电下乡政策的（惠农）效果。例如，武在平指出，按照有关部门规定的补贴兑现办法，农民购买家电下乡产品后，首先要由商家录入相关产品信息及购买人资料，然后由购买人填写《家电下乡财政补贴申请表》，并持身份证、户口本、粮食直补存折、家电下乡产品标识卡、产品销售发票等材料，到乡财政所办理申报补贴手续，然后再由县商务局进行审核、登记，报财政部门审批，最后发放补贴款。整个环节下来，一般需要一两个月时间。如果碰上材料不符合要求，或者有关经办人员开会、学习，农民跑个三趟两趟，等3个月甚至半年都有可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电下乡政策的效果。〔7 〕 （P32-33）谢辉也认为，（家电下乡）补贴手续烦琐，降低了惠农实效。〔8 〕 （P38 ）
然而，仔细分析上述文献不难发现，上述论者所提出的“补贴手续繁琐，降低了惠农效应”的观点，缺乏更广泛的实证依据，没有系统地了解农民在领取补贴时的真实感受。对此，我们在问卷中对那些已经购买了“下乡家电”的71户农民提问：“你购买‘下乡家电’后，领取财政补贴款时麻烦吗？”农民的回答如表4所示。
表4显示，在已经购买了下乡补贴家电的71户农民中，只有3户农民（占4.2%）认为领取补贴款很麻烦，更多的农民（48人，占67.6%）认为领取补贴款不麻烦，还有28.2%（20户）的农民认为“很方便”。这一调查结果与笔者的访谈相一致。在笔者所调查的地区，2009年当地农民购买下乡家电后，领取财政补贴的方式和上述武在平阐述的基本一致，但农民并没有感到特别费时费力，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笔者所调查的中部地区的交通比较便利。
四、惠农还是伤农？农民的满意度和积极性如何？
从家电下乡政策的初衷来看，政策效果应该是农民获益、企业促销和政府扩大内需的三方多赢，或者形象地称其为“农民得实惠、企业得市场、政府得民心”。然而，当前学界普遍担忧家电下乡产品质量低劣，农民的积极性和满意度较低，政策的惠农效果较差。例如，皮菊云基于“家电下乡”官方网站上有一些投诉，认为“家电下乡”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如价格高、质量低劣），使得“家电下乡”政策到底是否惠农成为目前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苗育才对其个别邻居的访谈也揭示：由于列入补贴的相同质量的产品价格不菲，再加上补贴的程序繁杂，需要的证件、票据太多，领取时要费不少周折，农民怨气很大。 朱文蔚、袁岳驷总结其对部分农户的走访和商户的暗访后认为，落后的农村条件和较低的收入水平制约了农民对部分“家电下乡产品的消费；选择权的限制和繁琐的手续以及对售后服务的担忧抑制了农民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积极性；部分家电销售市场的折扣优惠等促销活动削弱了家电下乡惠农的意义。王晓振、唐晓通过总结一些媒体的报道后认为，“目前这项利国利民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陷入了困境，不论政府怎样补贴，农民购买的积极性仍旧不高。” 〔1 〕 （Ｐ47-49）更有甚者，前述中国消费者协会于2009年12月4日发布的调查报告认为，“家电下乡产品维修比例高达12.6%，相当于每8件家电下乡产品中就有1件出过维修情况。” 〔4 〕 （P86）农民的满意度自然较低。
不可否认，由于家电下乡政策在全国14个省市全面推广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正所谓“初生之物，其形必丑”，该政策在初始运行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学界所担忧的惠农效应被消减的情况。但是，仔细分析上述文献也发现，论者在提出自己观点的时候，多是基于个别的访谈或媒体报道的销售个案，虽有中国消费者协会所做的较大样本的问卷调查，但其结论未被各方接受。因而上述质疑的说服力是否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或证伪。对此，本文基于农民对政策满意度和积极性的调查可作为对上述质疑的一种补充性回应。
首先，我们在问卷中对已经购买“下乡家电”的71户农民提问：“你对所购买的‘下乡家电’满意吗？”接着，在问卷的末尾，我们对所有被调查的314户农民提问：“考虑到上面提到的‘下乡家电’的质量、款式、补贴办法、使用花销等各个方面，您对现在推行的‘家电下乡’政策的做法满意吗？”农民的回答结果如表5所示。
表5显示：第一，在71户已经购买了下乡家电的农民中，仅有2户（占2.8%）农民感到“很不满意”、4户（占5.6%）感到“不太满意”，两者累积也只有6户（占8.4%）农民至少感到“不太满意”，表明在作者所调查的地区，已经购买了下乡家电的农民对下乡的家电产品并没有明显不满意的现象。第二，在312户有效问卷中，仅有12户（占3.8%）农民对家电下乡政策感到“很不满意”、25户（占8.0%）感到“不太满意”，两者累积也只有37户（占11.8%）农民至少感到“不太满意”，表明在作者所调查的地区，农民对家电下乡政策并没有明显不满意的现象。
我们在问卷中进一步对那些既没有购买下乡家电，今后也不打算购买的农户提问：“如果你没有购买，甚至今后也不打算购买下乡家电，为什么？”希望弄清那些未买也不打算购买的农户积极性不高的原因。调查结果如表6所示。
表6显示：在73户没有购买、也不打算购买下乡家电的农户当中，有46.6%的农户是因为“缺钱”，有16.5%的农户是因为怕“费电”（想省钱），还有17.8%的农户认为“农村不需要太多家电”（实质上也是省钱）。与此相反，只有2.7%的农户认为“下乡家电的价格比非下乡家电高”，9.6%的农户是因为“对质量和售后不放心”。据此我们可以推知，农民对家电的消费很富于理性，他们没有购买和不打算购买下乡家电，主要是因为“缺钱”（省钱可看作是缺钱的表现）的缘故，而不是如上述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下乡家电存在诸如质量、售后和价格偏高等瑕疵。就此而言，本文的调查与孟华兴、张凯的看法有一致的地方。他们认为，农民在对待下乡家电的产品时会更倾向于理性，不会因为单纯13%的补贴而盲目消费对自己意义不大的产品。而且，上述调查结论也有效地支持了中国家电协会对中国消费者协会的质疑，这与后来的商务部的回应基本一致——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于2009年12月16日表示：“个别问题是存在的，前一段时间质检总局进行过专项抽查，不合格产品销售量不到总销售量的千分之一。”②
五、结论
如前所述，当前社会各界对家电下乡政策多持质疑甚至反对的态度，然而本文的调查显示出与上述质疑大不相同的结论。第一，已经购买了下乡家电的农户多为中等收入或中等偏低收入农户，没有购买但打算购买下乡补贴家电的农户也多为这部分农户，不存在学界所普遍担忧的“财政补贴补富不补贫，存在逆向淘汰有失公平”的现象；第二，与现行的“谁购买，补贴谁”的方式相比，大多数农民确实更偏爱普惠式的家电消费券的补贴方式，但并不认为现行的领取补贴款的手续很麻烦；第三，农民对现行的家电下乡政策并没有明显不满意现象，他们中的少部分人对购买下乡家电缺乏积极性，主要是因为“缺钱”或为了“省钱”等，而不是担心下乡家电产品存在质量、售后和价格偏高等瑕疵。
由上可知，虽然调查显示出有更多的农民偏爱家电消费券的补贴方式，但现行的家电下乡政策也并非如学界所认为的那样存在“补富不补贫”、“产品质量低劣”、“农民极端不满意”等现象，因而现有的质疑并不能成为“反对家电下乡”的充足理由。况且，如果考虑到任何制度都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在一项制度已经启动且沿着既定路径运行的情况下，要推翻它并启用另一项新的制度来取代它，那么，这一新制度的供给成本是非常高的，以致于不可行。因此，笔者建议学界应理性地、多角度地重新审视家电下乡政策及其绩效，为完善该政策提一些可行的合理化建议，而不是一味地“反对”或用“家电券下乡”来取代现行的“家电下乡”。
对此，本文以为，家电下乡政策要实现其“农民获益、企业促销和政府扩大内需”的三方共赢的初衷，除了要求政府不断完善当下正在进行的对下乡家电产品质量的监管、督促下乡企业提升售后服务水平、简化财政补贴款的领取手续③等方面的改革外，一个根本性的措施还是要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这正如前文表6所显示的那样，对于那些没有购买和不打算购买下乡家电的农民而言，他们多是因为“缺钱”和“省钱”的缘故而不是其他。
注释：
①担任此次问卷调查的调查员，系本文作者所在院系大四年级学生。
②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其调查报告中称“家电下乡产品维修比例高达12.6%”。随即，中国家电协会质疑该调查结论（参见中国新闻网2009年12月9日刊文《家电协会质疑下乡家电质量差：如此低劣没道理》），紧接着，商务部否认该结论（参见腾讯新闻网2009年12月17日刊文《商务部：家电下乡不合格率1％，无大面积质量问题》）。
③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实行了“即买即兑”的补贴方式，彻底解决了一些地区农民领取补贴款麻烦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晓振，唐晓.家电下乡面临困境的主要因素分析〔J〕.经济视角，2009，（6）.
〔2〕郑风田.发补贴不如发家电购物券〔J〕.新西部，2009，（4）.
〔3〕贺雪峰.我为什么反对家电下乡〔J〕.新西部，2009，（4）.
〔4〕方筱萍，卢旋.“家电下乡”政策的实证分析〔J〕.经营管理者，2009，（12）.
〔5〕盛翔.“家电下乡”不如“家电券下乡”〔J〕.新西部，2009，（3）.
〔6〕刘虹，甘新玲.我国家电下乡补贴政策评析：兼与现金消费券方式比较〔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3）.
〔7〕武在平.如何保证家电下乡不走样〔J〕.中国经济周刊，2009，（14）.
〔8〕谢辉.四大因素影响“家电下乡”政策效果亟待关注〔J〕.金融经济，2009，（4）.
责任编辑于晓媛
〔关键词〕家电下乡，家电消费券，江西省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5-0091-05
一、问题与研究设计
梳理近期社会各界对家电下乡政策的看法，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主要观点有：一是认为只有富裕农户才会购买下乡家电，导致补富不补贫，存在逆向淘汰，有失公平；二是认为现行的“谁购买，补贴谁”的补贴方式不如家电消费券更有效率和公平；三是认为下乡产品质量低劣，农民对补贴政策的积极性和满意度均较低。这些质疑汇聚起来，也就成了一些人反对“家电下乡”政策的理由。例如，一些学者撰文指出“家电下乡面临困境” 〔1 〕 （P47-49）、“发补贴不如发家电购物券” 〔2 〕 （P69），甚至直言“我为什么反对家电下乡” 〔3 〕 （P71）。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家电下乡政策展开进一步的较大样本的抽样调查研究，以回应（证实或证伪）上述质疑。
对此，本文以江西省为调查区域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的对象是农户户主，调查时间从2010年元月中旬开始至2010年2月下旬结束。抽样采取随机与非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分三个阶段：先在江西省非随机抽取两个县，再在每县随机抽取两个行政村，每村随机抽取80户左右的农户，派调查员①入户发放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320份问卷，有效回收314份，有效回收率为98.1%。问卷调查涵盖了农户的家庭基本情况（包括户主职业、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和经济收入等），对“家电下乡”政策的参与情况，对补贴方式和家电下乡政策的评价等内容。而且，为了弥补问卷调查的不足，本次调查还对其中的少数代表性农户进行了深入访谈。
基于这项调查，本文共分三个部分详细考察了与上述质疑相对应的三大问题：一是究竟哪些农户购买了下乡家电，会不会存在逆向淘汰问题？二是农民偏爱的补贴方式是什么？他们是否认为现行补贴款的领取方法很麻烦？三是农民对下乡家电产品和家电下乡政策的满意度如何？部分农户缺乏购买积极性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对这三大类问题的回答，本文有效地回应了上述质疑。
二、哪些农民购买了下乡家电？会不会存在“逆向淘汰”？
目前，很多学者认为只有相对富裕的农户才会购买下乡家电，导致财政补贴补富不补贫，存在逆向淘汰，有失公平。例如：郑风田认为，农村穷人买不起家电，实际上拿不到补贴，换言之，家电下乡实际上补贴的是农村中的富人，存在逆向淘汰现象。〔2 〕 （P69）贺雪峰认为，能购买家电的农民都是比较富裕的，这明显是在补“富人”而不是补“穷人”。〔3 〕 （P71）方筱萍、卢旋也认为，家电下乡的财政补贴，最终大部分可能会落到农村地区相对富裕的人手中。〔4 〕 （P86）
然而，仔细分析上述文献发现，上述论者在阐述自己观点时多数缺乏充分的实证依据，没有深入农村地区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我们的调查结果与上述论者的看法完全不同。首先，我们在问卷中对被访问对象提问：“在这次‘家电下乡’的过程中，你家购买了能获得补贴的‘下乡家电’吗？”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户主的回答情况如表1所示。
表1显示，在314户有效样本中，共有71户（占22.6%）购买了能获下乡补贴的家电产品。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已经购买了下乡家电产品的71户农户（简称“已购农户”）中，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贫困农户只有6户，占“已购农户”的8.5%；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富裕农户只有1户，占“已购农户”的1.4%；中等收入农户（年收入在2-3万元）的数量最多，占“已购农户”的45.1%；中等偏低收入农户（年收入在1-2万元）的数量次多，占“已购农户”的32.4%；中等偏高收入农户（年收入在3-5万元）的数量排第三位，占“已购农户”的12.7%。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在所调查的地区，已经购买了下乡补贴家电的农户多为中等收入的农户和中等偏低收入的农户，而不是如学界所估计的那样多为相对富裕的农户。
紧接着，我们在问卷中对“未购农户”提问：“如果你没有购买‘下乡家电’，你打算买吗？”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户主的回答情况如表2所示。
表2显示，在243户“未购农户”中，有170户（约占70.0%）打算购买下乡家电产品。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所有打算购买下乡家电的未购农户中，中等偏低收入农户（年收入在1-2万元）的数量最多（共75户），占44.1%；中等收入农户（年收入在2-3万元）次之，共52户，占30.6%；贫困农户的数量排第三位，共28户，占16.5%；中等偏高收入和富裕农户的数量均很少，仅占百分之四点多。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在所调查的地区，没有购买、但打算购买下乡补贴家电的农户多为中等收入偏低的农户和中等收入农户，而不是如学界所估计的那样多为相对富裕的农户。
因此，学界所普遍担心的“财政补贴补富不补贫，存在逆向淘汰有失公平”的现象并不存在。之所以没有出现“补富不补贫”的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作者所调查的中部地区，虽然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拉大，但纵向比较，农民的收入近几年仍在持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富裕的农户在家电下乡政策实施之前就已经购买了相应的家电，而贫困农户又暂时没有购买能力，只有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的农户正要提升家电消费档次，恰好赶上了国家实施家电下乡政策，导致该补贴政策能够惠及中等收入及中等偏低收入的农户而不是相对富裕的农户。
三、家电下乡好，还是家电券下乡好？补贴款领取是否便利？
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均认为“家电下乡”不如“家电券下乡”，建议用“家电消费券”替代现行的补贴方式。例如，盛翔认为，现行的按销售价格补贴13%的做法充满了计划色彩，破坏了商业竞争的公平——即便招标过程很公正，财政补贴少数企业生产和销售的行为，也没有任何公平性可言；而且又限制了农民对家电产品的自由选择权——农民只能选择贴有“家电下乡”标识的特定商品。〔5 〕（P64-65）郑风田主张改变先购买后补贴政策，向低收入家庭的农民发放家电购物券或者直补现金，让农民有选择购买的权利，不想买的也可以自由转让。〔1 〕 （P47-49）刘虹、甘新玲则对目前实行的家电下乡补贴政策与直接发放现金消费券的方式进行了比较，得出了无论从效率还是公平的角度来衡量，直接向农民发放现金消费券的政策效果都优于对家电产品实施价格补贴。〔6 〕 （P84-96）
进一步分析也发现，上述论者用来支持其论点的依据，借鉴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旨在充分发挥消费者选择权的教育券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政策要取得预期绩效，除了合理性之外，我们还需要搞清楚政策的合意性，即它的民意基础。但是，现行的文献并没有深入调查农民的意愿，因而我们无法由现有文献了解广大农民更喜欢哪一种补贴方式，是现行的“谁购买，补贴谁”的方式，还是普惠式的家电消费券方式？对此，本文的问卷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具体调查结果见表3。
表3显示，在312份有效问卷中，共有122户农民更喜欢现行的“谁购买，补贴谁”的办法，占有效问卷的39.1%；有190户农民更喜欢“家电消费券”的补贴方式，占有效样本数的60.9%。由此可知，大多数农民确实更偏爱普惠式的家电消费券的补贴方式，这一点与学界现有的观点基本一致。
另外，对于补贴款领取是否便利，现有的文献几乎一致地认为，当前施行的财政补贴款领取手续烦琐，部分抵消了家电下乡政策的（惠农）效果。例如，武在平指出，按照有关部门规定的补贴兑现办法，农民购买家电下乡产品后，首先要由商家录入相关产品信息及购买人资料，然后由购买人填写《家电下乡财政补贴申请表》，并持身份证、户口本、粮食直补存折、家电下乡产品标识卡、产品销售发票等材料，到乡财政所办理申报补贴手续，然后再由县商务局进行审核、登记，报财政部门审批，最后发放补贴款。整个环节下来，一般需要一两个月时间。如果碰上材料不符合要求，或者有关经办人员开会、学习，农民跑个三趟两趟，等3个月甚至半年都有可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电下乡政策的效果。〔7 〕 （P32-33）谢辉也认为，（家电下乡）补贴手续烦琐，降低了惠农实效。〔8 〕 （P38 ）
然而，仔细分析上述文献不难发现，上述论者所提出的“补贴手续繁琐，降低了惠农效应”的观点，缺乏更广泛的实证依据，没有系统地了解农民在领取补贴时的真实感受。对此，我们在问卷中对那些已经购买了“下乡家电”的71户农民提问：“你购买‘下乡家电’后，领取财政补贴款时麻烦吗？”农民的回答如表4所示。
表4显示，在已经购买了下乡补贴家电的71户农民中，只有3户农民（占4.2%）认为领取补贴款很麻烦，更多的农民（48人，占67.6%）认为领取补贴款不麻烦，还有28.2%（20户）的农民认为“很方便”。这一调查结果与笔者的访谈相一致。在笔者所调查的地区，2009年当地农民购买下乡家电后，领取财政补贴的方式和上述武在平阐述的基本一致，但农民并没有感到特别费时费力，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笔者所调查的中部地区的交通比较便利。
四、惠农还是伤农？农民的满意度和积极性如何？
从家电下乡政策的初衷来看，政策效果应该是农民获益、企业促销和政府扩大内需的三方多赢，或者形象地称其为“农民得实惠、企业得市场、政府得民心”。然而，当前学界普遍担忧家电下乡产品质量低劣，农民的积极性和满意度较低，政策的惠农效果较差。例如，皮菊云基于“家电下乡”官方网站上有一些投诉，认为“家电下乡”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如价格高、质量低劣），使得“家电下乡”政策到底是否惠农成为目前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苗育才对其个别邻居的访谈也揭示：由于列入补贴的相同质量的产品价格不菲，再加上补贴的程序繁杂，需要的证件、票据太多，领取时要费不少周折，农民怨气很大。 朱文蔚、袁岳驷总结其对部分农户的走访和商户的暗访后认为，落后的农村条件和较低的收入水平制约了农民对部分“家电下乡产品的消费；选择权的限制和繁琐的手续以及对售后服务的担忧抑制了农民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积极性；部分家电销售市场的折扣优惠等促销活动削弱了家电下乡惠农的意义。王晓振、唐晓通过总结一些媒体的报道后认为，“目前这项利国利民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陷入了困境，不论政府怎样补贴，农民购买的积极性仍旧不高。” 〔1 〕 （Ｐ47-49）更有甚者，前述中国消费者协会于2009年12月4日发布的调查报告认为，“家电下乡产品维修比例高达12.6%，相当于每8件家电下乡产品中就有1件出过维修情况。” 〔4 〕 （P86）农民的满意度自然较低。
不可否认，由于家电下乡政策在全国14个省市全面推广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正所谓“初生之物，其形必丑”，该政策在初始运行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学界所担忧的惠农效应被消减的情况。但是，仔细分析上述文献也发现，论者在提出自己观点的时候，多是基于个别的访谈或媒体报道的销售个案，虽有中国消费者协会所做的较大样本的问卷调查，但其结论未被各方接受。因而上述质疑的说服力是否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或证伪。对此，本文基于农民对政策满意度和积极性的调查可作为对上述质疑的一种补充性回应。
首先，我们在问卷中对已经购买“下乡家电”的71户农民提问：“你对所购买的‘下乡家电’满意吗？”接着，在问卷的末尾，我们对所有被调查的314户农民提问：“考虑到上面提到的‘下乡家电’的质量、款式、补贴办法、使用花销等各个方面，您对现在推行的‘家电下乡’政策的做法满意吗？”农民的回答结果如表5所示。
表5显示：第一，在71户已经购买了下乡家电的农民中，仅有2户（占2.8%）农民感到“很不满意”、4户（占5.6%）感到“不太满意”，两者累积也只有6户（占8.4%）农民至少感到“不太满意”，表明在作者所调查的地区，已经购买了下乡家电的农民对下乡的家电产品并没有明显不满意的现象。第二，在312户有效问卷中，仅有12户（占3.8%）农民对家电下乡政策感到“很不满意”、25户（占8.0%）感到“不太满意”，两者累积也只有37户（占11.8%）农民至少感到“不太满意”，表明在作者所调查的地区，农民对家电下乡政策并没有明显不满意的现象。
我们在问卷中进一步对那些既没有购买下乡家电，今后也不打算购买的农户提问：“如果你没有购买，甚至今后也不打算购买下乡家电，为什么？”希望弄清那些未买也不打算购买的农户积极性不高的原因。调查结果如表6所示。
表6显示：在73户没有购买、也不打算购买下乡家电的农户当中，有46.6%的农户是因为“缺钱”，有16.5%的农户是因为怕“费电”（想省钱），还有17.8%的农户认为“农村不需要太多家电”（实质上也是省钱）。与此相反，只有2.7%的农户认为“下乡家电的价格比非下乡家电高”，9.6%的农户是因为“对质量和售后不放心”。据此我们可以推知，农民对家电的消费很富于理性，他们没有购买和不打算购买下乡家电，主要是因为“缺钱”（省钱可看作是缺钱的表现）的缘故，而不是如上述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下乡家电存在诸如质量、售后和价格偏高等瑕疵。就此而言，本文的调查与孟华兴、张凯的看法有一致的地方。他们认为，农民在对待下乡家电的产品时会更倾向于理性，不会因为单纯13%的补贴而盲目消费对自己意义不大的产品。而且，上述调查结论也有效地支持了中国家电协会对中国消费者协会的质疑，这与后来的商务部的回应基本一致——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于2009年12月16日表示：“个别问题是存在的，前一段时间质检总局进行过专项抽查，不合格产品销售量不到总销售量的千分之一。”②
五、结论
如前所述，当前社会各界对家电下乡政策多持质疑甚至反对的态度，然而本文的调查显示出与上述质疑大不相同的结论。第一，已经购买了下乡家电的农户多为中等收入或中等偏低收入农户，没有购买但打算购买下乡补贴家电的农户也多为这部分农户，不存在学界所普遍担忧的“财政补贴补富不补贫，存在逆向淘汰有失公平”的现象；第二，与现行的“谁购买，补贴谁”的方式相比，大多数农民确实更偏爱普惠式的家电消费券的补贴方式，但并不认为现行的领取补贴款的手续很麻烦；第三，农民对现行的家电下乡政策并没有明显不满意现象，他们中的少部分人对购买下乡家电缺乏积极性，主要是因为“缺钱”或为了“省钱”等，而不是担心下乡家电产品存在质量、售后和价格偏高等瑕疵。
由上可知，虽然调查显示出有更多的农民偏爱家电消费券的补贴方式，但现行的家电下乡政策也并非如学界所认为的那样存在“补富不补贫”、“产品质量低劣”、“农民极端不满意”等现象，因而现有的质疑并不能成为“反对家电下乡”的充足理由。况且，如果考虑到任何制度都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在一项制度已经启动且沿着既定路径运行的情况下，要推翻它并启用另一项新的制度来取代它，那么，这一新制度的供给成本是非常高的，以致于不可行。因此，笔者建议学界应理性地、多角度地重新审视家电下乡政策及其绩效，为完善该政策提一些可行的合理化建议，而不是一味地“反对”或用“家电券下乡”来取代现行的“家电下乡”。
对此，本文以为，家电下乡政策要实现其“农民获益、企业促销和政府扩大内需”的三方共赢的初衷，除了要求政府不断完善当下正在进行的对下乡家电产品质量的监管、督促下乡企业提升售后服务水平、简化财政补贴款的领取手续③等方面的改革外，一个根本性的措施还是要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这正如前文表6所显示的那样，对于那些没有购买和不打算购买下乡家电的农民而言，他们多是因为“缺钱”和“省钱”的缘故而不是其他。
注释：
①担任此次问卷调查的调查员，系本文作者所在院系大四年级学生。
②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其调查报告中称“家电下乡产品维修比例高达12.6%”。随即，中国家电协会质疑该调查结论（参见中国新闻网2009年12月9日刊文《家电协会质疑下乡家电质量差：如此低劣没道理》），紧接着，商务部否认该结论（参见腾讯新闻网2009年12月17日刊文《商务部：家电下乡不合格率1％，无大面积质量问题》）。
③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实行了“即买即兑”的补贴方式，彻底解决了一些地区农民领取补贴款麻烦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晓振，唐晓.家电下乡面临困境的主要因素分析〔J〕.经济视角，2009，（6）.
〔2〕郑风田.发补贴不如发家电购物券〔J〕.新西部，2009，（4）.
〔3〕贺雪峰.我为什么反对家电下乡〔J〕.新西部，2009，（4）.
〔4〕方筱萍，卢旋.“家电下乡”政策的实证分析〔J〕.经营管理者，2009，（12）.
〔5〕盛翔.“家电下乡”不如“家电券下乡”〔J〕.新西部，2009，（3）.
〔6〕刘虹，甘新玲.我国家电下乡补贴政策评析：兼与现金消费券方式比较〔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3）.
〔7〕武在平.如何保证家电下乡不走样〔J〕.中国经济周刊，2009，（14）.
〔8〕谢辉.四大因素影响“家电下乡”政策效果亟待关注〔J〕.金融经济，2009，（4）.
责任编辑于晓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