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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有一块东到唐古拉，西到喀喇昆仑，北至阿尔金山，南至喜马拉雅山，面积140万平方公里的冰雪永冻层，由于环境恶劣无人能进，人称“无人区”。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这里还是中国地形图上的空白点。根据中央军委命令，1970年，以我所在的兰州军区第一测绘大队为骨干的八支测绘部队在此集结，展开了一场为期五年的测绘会战。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士兵突击，它磨炼了我的意志，丰富了我的阅历，使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一
医学测试表明，人在1800米以上的高山就会有相应的肌体反应，不同程度地出现头疼、恶心、失眠、健忘、食欲不振、体重减轻等症状，海拔越高，反应越重。人的极限高度为5000米，我大队所在的测区平均海拔480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还不到平原地区的60%。极度缺氧使人的脑袋像安了风机，嗡嗡作响，嗓子像塞了棉团无法喘气，双腿像灌了铅水，平地走路也如同背着一袋面粉爬楼梯。老实说，在这种条件下坚持生存已属不易，还要进行高强度的测绘作业，没点奉献和牺牲精神是做不到的。1970年，勘察组在翻越6000米的雪山时，被一道近10米高的冰川挡住了去路，排长刘玉汉带领大伙耗时半天，硬是用镐刨石砸双手扒，才开出了一条血路。然而高山缺氧和极度劳累使他瘫软在地不省人事，测量体能指标，脉搏每分钟跳动200多次，体温39.9℃，血压几乎量不到了，多亏医生全力抢救，才使他在鬼门关前躲过一劫。
长期在高海拔环境下生活，人的生理感觉会发生异常，具体反应是出现了“三个不知道”：没有饥饿感和进食欲，吃了像没吃，没吃像吃了，一日三餐吃没吃饱不知道；缺氧憋气彻夜难眠，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睡没睡觉不知道；许多疾病特征被高山反应的假象掩盖，没病像有病，有病像没病，生没生病不知道。不知饱、不知困尽管无益健康却无碍大局，但明明生病了却不知道，后果十分可怕。1973年，汽车司机李振泉同志患了感冒，就是因为不知不觉，延误治疗而转化成肺水肿，只有几天时间就被夺去了生命。更令人痛心的是，烈士父母哭儿心碎，要见孩子的骨灰。战友们无奈，只好把烈士遗体装入锯开的汽油桶内，架上干柴浇上汽油，在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举行了一场火葬仪式。那一天，天气阴霾，雪花飞舞，看着战友遗体在烈火中焚烧，大家的眼在流泪，心在滴血。
二
“无人区”里无四季，一年大体分为两个阶段：4个月的短暂雨季，我们称为夏季；8个月的漫长寒季，我们称为冬季。夏季气温相对较高，人的适应性较好，开始我们主要是在这个时段进行作业。但“无人区”的夏季气候多变，喜怒无常，时而狂风大作，时而阵雨倾盆，这边阳光明媚，那边乌云翻卷，一日之内可以感受四季的不同，而且经常会发生阴、晴、雨、雪、雹、风、雷、电在同一天、同一时交替出现的奇观。然而测绘不是旅游，进“无人区”不是为了观景，这种奇观带给我们的不是愉悦，而是困苦甚至灾难。一次，高大贵小组去一座高山观测，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攀登好不容易就要到达山顶，却被突如其来的狂风送回了山底。狂风过后重新上山，阵雨夹着冰雹又悄然而至，大伙被浇得落汤鸡似的，只好收起仪器在山上过夜，等待明天的观测机会。
这种情况我们已司空见惯，除了耗时费力倒无多大危险，时间长了并不觉得可怕。可怕的是夏季高原上一种特有的“地滚雷”，来去无常，破坏力极大，一旦与之遭遇必有灭顶之灾。1971年5月20日，组长邹志毅带领战士和民工外出架设砚标，原本晴好的天气突然雷声大作，一个火球紧贴地面呼啸而至，迎面炸在新竖起的钢标上，邹志毅当场牺牲，一名战士和一名民工严重烧伤，周围山坡被烧成一片焦土。
为避免夏季作业带来的伤害，会战中期指挥部做出调整，将夏季作业改为跨冬连续作业。那一年夏季作业一结束，部队就地休整，随即转场进入新的测区，开始了挑战人体极限的冬季会战。“无人区”的冬季日平均温度为零下十五六摄氏度，夜间最低可达-50℃。那个年代我们国家穷，官兵们在超低温环境下工作却无足够的棉帐篷御寒，许多小组住的是单帐篷，一顶帐篷就是一座冰窖，睡觉时鸭绒睡袋、棉被、皮大衣全压在身上也抵不住刺骨的寒冷。第二天起床，大头鞋被冰土冻住拔不起来，打开特制的保温壶想喝口温水，里边全结成了冰块，根本就倒不出来。
晚上睡觉不好过，白天作业更难受。怒号的狂风夹着冰雪像无数把尖刀，把官兵的手脸割得满是血口子，遇风一吹疼痛难忍。平时蛮保暖的皮大衣此刻像麻袋片似的不经吹，即使这样还要不断地脱下来，或者为仪器观察挡风，或者为汽车防滑铺路。一天下来，衣服鞋帽都被冰雪浸透冻僵，眉毛胡子挂满了冰凌，人站在那里僵硬呆板，活脱脱一尊刚出土的兵马俑。
三
测绘作业的最大特点是走路，会战5年我们每人徒步走过的路程超过5万公里，相当于围绕地球走了一圈。然而走路这个最简单的动作，在“无人区”却成了最头痛的难题，不单是因为高山反应，而是根本就无路可走。
夏季的“无人区”，地表解冻，四处翻浆一片泥泞，大伙外出作业几乎是在泥浆里摸爬滚打。同时高山积雪从4月份开始融化，沿沟壑四处流淌，6月以后随着气温升高水流增大，在下游形成无数条河流，更为测绘作业增添了难度。1971年，九中队战士王烈国、王永瑞二人骑马作业返回小组，在过扎曲河时突然被上游雨后汇水形成的山洪冲走，战友们沿河寻找多日，始终没有找到两位烈士的遗体。
夏季作业还有一险，就是要预防沼泽陷阱。“无人区”里有不少沼泽地，一旦误入其中人陷不见顶、畜陷不见头，后果不堪设想。1972年，一中队三头送给养的牦牛误陷沼泽，同志们在泥潭里铺上皮衣拼死抢救，还是没能挽救它们的生命。那一年，这个中队共租来117头牦牛，年底收测时只带出63头，导致牲畜大批死亡的原因是缺草少料、饮水苦咸和在泥泞中长途跋涉。牦牛是我们“无人区”作业的主要交通工具，因为个头大、体力壮、耐力好，素有“爬山健将”和“高原之舟”之美誉，连它们在如此险恶环境中都难以生存，可见“无人区”会战有多么艰难。 冬季作业解决了河流难越、沼泽难防、泥泞难行的问题，汽车派上了用场，但抛锚窝车却成了家常便饭。一次，雷达分队外出路过一段冰达坂，三四公里路程抛了20多次锚，每次同志们都要用皮衣铺路，然后一起推车方能摆脱困境。冬季，汽车在冰湖上行驶有时会遇到冰裂险情，1974年底，汽车排长邹强驾车往测区运送汽油，因冰面断裂，车子掉进了叶鲁苏湖，多亏沉陷有个过程，才没造成人员伤亡。
四
在“无人区”作业吃的大都是便于保存、运输和携带的方便食品，这些东西只能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绝对与美食无缘。比如压缩饼干粗硬噎人，味同嚼蜡，脱水蔬菜干涩难咽，与吃草无异。比较而言，蛋粉算是高档食品，但偶尔吃点可以，长年累月吃这玩意儿，张嘴全是一股鸡屎味。还有罐头，吃多了，那股防腐剂的味道也让人头痛，有的战友上过几年高原之后从此不再吃它，一闻到罐头味就恶心呕吐。
老实讲，对这些困难我们都有思想准备，吃好吃孬没人计较，问题在于有时连这种最低的生存需求都难以保障。1972年，夏天“无人区”的气温异常偏高，地表大面积翻浆，导致全测区人员陷入断粮困境，前线指挥部紧急请求空军支援，利用飞机空投才解除了险情。但投下来的米面因袋子破碎，与沙土混在一起，大伙凑合着吃到收测，总算活着离开了“无人区”。
一顶帐篷、一口热饭是在“无人区”作业的起码生存条件，但为了争分夺秒赢取时间，官兵们连这点微薄的“享受”也主动放弃。野外测绘每天要跑几十公里路，晚上回帐篷休息会浪费很多工夫，大伙不忍心把宝贵的时间消耗在往返路上，于是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作业方式叫做“打游击”，即背包干粮随身带，干到哪就在哪过夜，第二天爬起来接着干活。在“无人区”打游击不同于在内地，可以到老乡家借宿，冰天雪地之中只能遥望星空露天而居，困了不敢睡觉，需不时地起来跑跑步、跺跺脚，否则会冻出毛病来。饿了啃着雪团，吃压缩饼干，有时带的食品吃完了，还得挖草根或者打野味充饥。
五
“无人区”作业再苦再累，官兵们都能忍受，唯一忍受不了的是寂寞与孤独。走进与世隔绝的“无人区”，等于把自己封闭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时没有无线电话，更没有网络，与家人联络的唯一方式是写信，但只能寄到格尔木指挥部，然后再由运送物资的车队或牦牛送进带出，辗转到手至少要两三个月时间。有的亲人去世，别说奔丧送别，就是得到消息都在数月之后。有的妻子生产，丈夫不仅不能在身边照顾，甚至连当了爸爸都不知道。人食五谷杂粮，岂无儿女情长？但官兵们对亲人牵肠挂肚的思念平时只能深藏在心底，唯有晚上躺进睡袋打着手电偷看照片时，才能打开感情的闸门，任由眼泪流淌，泪水滴在照片上，是与亲人最亲密的接触。
每当节日来临，更是对官兵情感的煎熬。每年八月十五的晚上，几乎所有人都难以入眠，悄悄找个地方举目望月，即使阴霾无光也会久久地遥望天空，在那寻找“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感觉，品味“西北望月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的寓意，表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心愿。1971年除夕，副大队长杨兴龙带领勘探组忙活了一天，傍晚，他和同志们一起搭好帐篷，让炊事员打开几筒罐头，自己从挎包里拿出一瓶白酒，给每人碗里倒上一点，说今天是大年三十，亲人们正在家里放鞭炮吃水饺呢，虽然我们无法回家，但年不能不过。大家把酒端起来，为了新春佳节，为了亲人安康，也为了早日回到家人身边，干杯！那一刻，大伙的眼睛湿润了，拌着不知是高兴还是苦涩的泪水，喝下了恐怕是今生最难忘的一杯年夜酒。
测绘是个艰苦行业，选择了测绘等于选择了吃苦，甚至是选择了牺牲。5年会战，仅我们大队就有十多位战友长眠在了“无人区”。我20岁入伍到36岁离开，也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青藏高原。有人问我，你付出那么多，后悔吗？我总要认真地纠正说，不，我的收获大于付出！是的，是部队的培养教育让我学会了做人，是测绘工作的精准细密让我学会了做事，是测绘兵的坚韧跋涉让我学会了走路，是雪山冰峰的奋力攀登让我学会了逾越，是江河源头的涓涓细流让我学会了包容，是艰难清苦的野外生活让我学会了简朴，是“无人区”的封闭孤独让我学会了面对寂寞。
我的青春没有虚度，而且在最美好的时段放射出最亮丽的光彩，我为这段难得的人生经历感到骄傲！
一
医学测试表明，人在1800米以上的高山就会有相应的肌体反应，不同程度地出现头疼、恶心、失眠、健忘、食欲不振、体重减轻等症状，海拔越高，反应越重。人的极限高度为5000米，我大队所在的测区平均海拔480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还不到平原地区的60%。极度缺氧使人的脑袋像安了风机，嗡嗡作响，嗓子像塞了棉团无法喘气，双腿像灌了铅水，平地走路也如同背着一袋面粉爬楼梯。老实说，在这种条件下坚持生存已属不易，还要进行高强度的测绘作业，没点奉献和牺牲精神是做不到的。1970年，勘察组在翻越6000米的雪山时，被一道近10米高的冰川挡住了去路，排长刘玉汉带领大伙耗时半天，硬是用镐刨石砸双手扒，才开出了一条血路。然而高山缺氧和极度劳累使他瘫软在地不省人事，测量体能指标，脉搏每分钟跳动200多次，体温39.9℃，血压几乎量不到了，多亏医生全力抢救，才使他在鬼门关前躲过一劫。
长期在高海拔环境下生活，人的生理感觉会发生异常，具体反应是出现了“三个不知道”：没有饥饿感和进食欲，吃了像没吃，没吃像吃了，一日三餐吃没吃饱不知道；缺氧憋气彻夜难眠，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睡没睡觉不知道；许多疾病特征被高山反应的假象掩盖，没病像有病，有病像没病，生没生病不知道。不知饱、不知困尽管无益健康却无碍大局，但明明生病了却不知道，后果十分可怕。1973年，汽车司机李振泉同志患了感冒，就是因为不知不觉，延误治疗而转化成肺水肿，只有几天时间就被夺去了生命。更令人痛心的是，烈士父母哭儿心碎，要见孩子的骨灰。战友们无奈，只好把烈士遗体装入锯开的汽油桶内，架上干柴浇上汽油，在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举行了一场火葬仪式。那一天，天气阴霾，雪花飞舞，看着战友遗体在烈火中焚烧，大家的眼在流泪，心在滴血。
二
“无人区”里无四季，一年大体分为两个阶段：4个月的短暂雨季，我们称为夏季；8个月的漫长寒季，我们称为冬季。夏季气温相对较高，人的适应性较好，开始我们主要是在这个时段进行作业。但“无人区”的夏季气候多变，喜怒无常，时而狂风大作，时而阵雨倾盆，这边阳光明媚，那边乌云翻卷，一日之内可以感受四季的不同，而且经常会发生阴、晴、雨、雪、雹、风、雷、电在同一天、同一时交替出现的奇观。然而测绘不是旅游，进“无人区”不是为了观景，这种奇观带给我们的不是愉悦，而是困苦甚至灾难。一次，高大贵小组去一座高山观测，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攀登好不容易就要到达山顶，却被突如其来的狂风送回了山底。狂风过后重新上山，阵雨夹着冰雹又悄然而至，大伙被浇得落汤鸡似的，只好收起仪器在山上过夜，等待明天的观测机会。
这种情况我们已司空见惯，除了耗时费力倒无多大危险，时间长了并不觉得可怕。可怕的是夏季高原上一种特有的“地滚雷”，来去无常，破坏力极大，一旦与之遭遇必有灭顶之灾。1971年5月20日，组长邹志毅带领战士和民工外出架设砚标，原本晴好的天气突然雷声大作，一个火球紧贴地面呼啸而至，迎面炸在新竖起的钢标上，邹志毅当场牺牲，一名战士和一名民工严重烧伤，周围山坡被烧成一片焦土。
为避免夏季作业带来的伤害，会战中期指挥部做出调整，将夏季作业改为跨冬连续作业。那一年夏季作业一结束，部队就地休整，随即转场进入新的测区，开始了挑战人体极限的冬季会战。“无人区”的冬季日平均温度为零下十五六摄氏度，夜间最低可达-50℃。那个年代我们国家穷，官兵们在超低温环境下工作却无足够的棉帐篷御寒，许多小组住的是单帐篷，一顶帐篷就是一座冰窖，睡觉时鸭绒睡袋、棉被、皮大衣全压在身上也抵不住刺骨的寒冷。第二天起床，大头鞋被冰土冻住拔不起来，打开特制的保温壶想喝口温水，里边全结成了冰块，根本就倒不出来。
晚上睡觉不好过，白天作业更难受。怒号的狂风夹着冰雪像无数把尖刀，把官兵的手脸割得满是血口子，遇风一吹疼痛难忍。平时蛮保暖的皮大衣此刻像麻袋片似的不经吹，即使这样还要不断地脱下来，或者为仪器观察挡风，或者为汽车防滑铺路。一天下来，衣服鞋帽都被冰雪浸透冻僵，眉毛胡子挂满了冰凌，人站在那里僵硬呆板，活脱脱一尊刚出土的兵马俑。
三
测绘作业的最大特点是走路，会战5年我们每人徒步走过的路程超过5万公里，相当于围绕地球走了一圈。然而走路这个最简单的动作，在“无人区”却成了最头痛的难题，不单是因为高山反应，而是根本就无路可走。
夏季的“无人区”，地表解冻，四处翻浆一片泥泞，大伙外出作业几乎是在泥浆里摸爬滚打。同时高山积雪从4月份开始融化，沿沟壑四处流淌，6月以后随着气温升高水流增大，在下游形成无数条河流，更为测绘作业增添了难度。1971年，九中队战士王烈国、王永瑞二人骑马作业返回小组，在过扎曲河时突然被上游雨后汇水形成的山洪冲走，战友们沿河寻找多日，始终没有找到两位烈士的遗体。
夏季作业还有一险，就是要预防沼泽陷阱。“无人区”里有不少沼泽地，一旦误入其中人陷不见顶、畜陷不见头，后果不堪设想。1972年，一中队三头送给养的牦牛误陷沼泽，同志们在泥潭里铺上皮衣拼死抢救，还是没能挽救它们的生命。那一年，这个中队共租来117头牦牛，年底收测时只带出63头，导致牲畜大批死亡的原因是缺草少料、饮水苦咸和在泥泞中长途跋涉。牦牛是我们“无人区”作业的主要交通工具，因为个头大、体力壮、耐力好，素有“爬山健将”和“高原之舟”之美誉，连它们在如此险恶环境中都难以生存，可见“无人区”会战有多么艰难。 冬季作业解决了河流难越、沼泽难防、泥泞难行的问题，汽车派上了用场，但抛锚窝车却成了家常便饭。一次，雷达分队外出路过一段冰达坂，三四公里路程抛了20多次锚，每次同志们都要用皮衣铺路，然后一起推车方能摆脱困境。冬季，汽车在冰湖上行驶有时会遇到冰裂险情，1974年底，汽车排长邹强驾车往测区运送汽油，因冰面断裂，车子掉进了叶鲁苏湖，多亏沉陷有个过程，才没造成人员伤亡。
四
在“无人区”作业吃的大都是便于保存、运输和携带的方便食品，这些东西只能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绝对与美食无缘。比如压缩饼干粗硬噎人，味同嚼蜡，脱水蔬菜干涩难咽，与吃草无异。比较而言，蛋粉算是高档食品，但偶尔吃点可以，长年累月吃这玩意儿，张嘴全是一股鸡屎味。还有罐头，吃多了，那股防腐剂的味道也让人头痛，有的战友上过几年高原之后从此不再吃它，一闻到罐头味就恶心呕吐。
老实讲，对这些困难我们都有思想准备，吃好吃孬没人计较，问题在于有时连这种最低的生存需求都难以保障。1972年，夏天“无人区”的气温异常偏高，地表大面积翻浆，导致全测区人员陷入断粮困境，前线指挥部紧急请求空军支援，利用飞机空投才解除了险情。但投下来的米面因袋子破碎，与沙土混在一起，大伙凑合着吃到收测，总算活着离开了“无人区”。
一顶帐篷、一口热饭是在“无人区”作业的起码生存条件，但为了争分夺秒赢取时间，官兵们连这点微薄的“享受”也主动放弃。野外测绘每天要跑几十公里路，晚上回帐篷休息会浪费很多工夫，大伙不忍心把宝贵的时间消耗在往返路上，于是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作业方式叫做“打游击”，即背包干粮随身带，干到哪就在哪过夜，第二天爬起来接着干活。在“无人区”打游击不同于在内地，可以到老乡家借宿，冰天雪地之中只能遥望星空露天而居，困了不敢睡觉，需不时地起来跑跑步、跺跺脚，否则会冻出毛病来。饿了啃着雪团，吃压缩饼干，有时带的食品吃完了，还得挖草根或者打野味充饥。
五
“无人区”作业再苦再累，官兵们都能忍受，唯一忍受不了的是寂寞与孤独。走进与世隔绝的“无人区”，等于把自己封闭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时没有无线电话，更没有网络，与家人联络的唯一方式是写信，但只能寄到格尔木指挥部，然后再由运送物资的车队或牦牛送进带出，辗转到手至少要两三个月时间。有的亲人去世，别说奔丧送别，就是得到消息都在数月之后。有的妻子生产，丈夫不仅不能在身边照顾，甚至连当了爸爸都不知道。人食五谷杂粮，岂无儿女情长？但官兵们对亲人牵肠挂肚的思念平时只能深藏在心底，唯有晚上躺进睡袋打着手电偷看照片时，才能打开感情的闸门，任由眼泪流淌，泪水滴在照片上，是与亲人最亲密的接触。
每当节日来临，更是对官兵情感的煎熬。每年八月十五的晚上，几乎所有人都难以入眠，悄悄找个地方举目望月，即使阴霾无光也会久久地遥望天空，在那寻找“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感觉，品味“西北望月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的寓意，表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心愿。1971年除夕，副大队长杨兴龙带领勘探组忙活了一天，傍晚，他和同志们一起搭好帐篷，让炊事员打开几筒罐头，自己从挎包里拿出一瓶白酒，给每人碗里倒上一点，说今天是大年三十，亲人们正在家里放鞭炮吃水饺呢，虽然我们无法回家，但年不能不过。大家把酒端起来，为了新春佳节，为了亲人安康，也为了早日回到家人身边，干杯！那一刻，大伙的眼睛湿润了，拌着不知是高兴还是苦涩的泪水，喝下了恐怕是今生最难忘的一杯年夜酒。
测绘是个艰苦行业，选择了测绘等于选择了吃苦，甚至是选择了牺牲。5年会战，仅我们大队就有十多位战友长眠在了“无人区”。我20岁入伍到36岁离开，也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青藏高原。有人问我，你付出那么多，后悔吗？我总要认真地纠正说，不，我的收获大于付出！是的，是部队的培养教育让我学会了做人，是测绘工作的精准细密让我学会了做事，是测绘兵的坚韧跋涉让我学会了走路，是雪山冰峰的奋力攀登让我学会了逾越，是江河源头的涓涓细流让我学会了包容，是艰难清苦的野外生活让我学会了简朴，是“无人区”的封闭孤独让我学会了面对寂寞。
我的青春没有虚度，而且在最美好的时段放射出最亮丽的光彩，我为这段难得的人生经历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