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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当韩国总统李明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其任内第六次访华之行时，中韩舆论普遍关注，两国关系会否随之“软着陆”。2010年3月的天安舰事件、8月的美韩黄海军演、11月的延坪岛炮击事件以及2011年底的中韩渔业冲突，已使两国民间情感几乎降至冰点。正因为此，李明博那次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也被赋予了让中韩关系“触底反弹”的期待。
但高层访问似乎没能改变中韩关系“跌宕起伏”的演进路径。2月中旬，韩媒关于“中国将遣返数十脱北者”的报道，再次点燃了韩国的国民情绪。从民间示威到外交抗议，“脱北者”问题迅速上升到外交层面，韩方还把问题提交到了联合国，给中国施加“国际压力”。李明博总统访华后稍微回暖的中韩关系，似乎又回到“原点”。进入3月，中韩之间又因苏岩礁（韩国称“离于岛”）的归属问题而起争执。
3月26~27日首尔核安全峰会上，中韩两国领导人再次会面。
“脱北者”，老问题新热度
“脱北者”这个词汇，完全属于“韩国造”，起初特指那些逃离朝鲜，“归顺”韩国的朝鲜人，现在泛指所有从朝鲜逃离的人。不过，自“脱北者”问题产生起，中国就成了被动的卷入者。1995年至1997年，朝鲜连续3年自然灾害，严重的粮食短缺，导致大量朝鲜人通过中朝边界拥入中国吉林延边地区。曾经的“脱北者”、现任韩国《朝鲜日报》记者的姜哲焕曾撰文透露，当时大量朝鲜难民给中国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中方曾与韩国金大中政府联系，询问韩方是否愿意接收逃离的朝鲜人，但没有得到韩方的明确回应。
2001年9月江泽民访问朝鲜后，因中韩建交等问题而一度冷淡的中朝关系开始回暖。随后中朝加强了边界管理，加之朝鲜经济形势好转，朝鲜人大量拥入中国的情况得到遏制。但也正是从那时起，“脱北者”问题愈发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其中韩国人权组织、宗教团体等民间组织扮演了重要角色。2002年韩国人权组织协助“脱北者”闯入日本驻沈阳领事馆一事，曾在中韩间酿成不小的外交危机。此外，韩国政府对成功进入韩国的“脱北者”发放数额不菲的“定居金”，也给人蛇集团通过组织朝鲜人偷渡来捞取佣金提供了空间。
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脱北者”成为长期困扰中韩关系的老问题。2月13日，“中国将遣返数十脱北者”的消息见诸媒体后，韩国民间团体连续数日在中国驻韩使领馆外示威。随着4月11日国会选举的临近，韩国朝野政治势力都不敢轻易在“脱北者”问题上示弱，以至于最终这个问题被提交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表明，“脱北者”问题在韩国国内遭遇了政治绑架。
事实上，中韩双方都清楚，目前不可能找到一劳永逸解决“脱北者”问题的办法。与此同时，复杂的“脱北者”问题，也并非全都是充满着“侵犯人权”、“政治迫害”的悲情故事。韩国首尔国民大学教授安德烈·兰考夫研究“脱北者”问题已经10多年，接触过数百名“脱北者”，在他看来，目前逃离朝鲜的人很少是出于政治原因，把这些人定义为“叛逃者”本身就容易产生误导。兰考夫认为，大多数“脱北者”初始目的并不是为了去韩国，而是希望能到中国寻找挣钱、改善生活的机会。
外交摩擦成中韩关系“标签”
在围绕“脱北者”问题的争议尚未平息之时，苏岩礁归属问题又导致中韩新的外交摩擦。针对中国海洋局官员“巡航苏岩礁”的发言，韩国外交部于3月12日召见中国驻韩大使以示抗议，并强调韩国对“离于岛”的管辖权。这是继去年12月“韩海警被刺身亡”事件后，3个月内韩国第二次召见中国大使表示抗议。中韩关系延续着2010年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以来的态势，形成了中韩建交以来少有的外交摩擦密集出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外交摩擦都出现在李明博政府时期。2008年上台时，李明博总统提出“全球外交”的概念，推行“务实外交”，但这些年来其实践的却是“亲美外交”，这显然对韩国的对华外交产生了影响。中国社科院朝鲜半岛问题专家朴键一表示，李明博上台后，韩国政策圈内的“知华派”遭到排挤，而那些受重用的大多是保守的“亲美派”，但这些人对中国的了解比较肤浅，这是造成李明博政府在对华外交的判断上屡屡失误的重要原因。
在分析中韩外交摩擦不断的原因时，韩国学者李成贤也提到了李明博政府的“亲美外交”。他说：“围绕李明博总统的战略班底都是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属于保守派的人士，其中有些人从高中就在美国读书，思维方式非常‘西化’，他们通过观察和对比，认为美国比中国可靠。”李成贤进一步分析称，韩国是过去60年当中，以美国为中心看世界的国家，“韩国以美国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不想改变他们已经熟悉的世界。这些人现在是韩国社会的主流”。随着今年3月15日《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韩国的主要利益集团跟美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中国的崛起，短期内改变不了韩国人的地缘政治观。
尽管李明博“亲美”色彩浓厚，但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对华关系。今年是李明博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他把这一年首次出访的对象定为中国。不仅如此，李明博上台以来已经6次访华，为韩国历任总统之最。即使中韩外交频亮红灯，两国间各层级的沟通交流渠道一直畅通。复旦大学韩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说：“应该看到，李明博总统也是想把对华关系搞好的，因为中韩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方面都有共同点。如果没有选举因素，他不一定会在‘脱北者’问题、苏岩礁争议上这么强硬。”
国家利益的“對立与统一”
“鲸鱼打架，殃及小虾”，是朝鲜民族的一句古谚，现在多被用来形容韩国的地缘政治窘境。在东亚因中国实力上升而引发地缘格局变动的背景下，韩国面临着愈加突出的如何平衡与中国和美国关系的问题。2008年5月李明博出任总统后首次访华期间，中韩奠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目前中国的对外关系排序中，这种定位已是最高层级。但对于韩国来说，“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分量上无疑次于“韩美战略同盟关系”。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中韩这种外交关系定位上的“错位”所引发的矛盾会日益凸显。
石源华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美韩战略同盟关系”之间的差异，称为中韩关系中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他对《南风窗》记者说：“韩国在韩中关系和韩美关系之间不断地面临选择，以前的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与中国靠得近一点，中韩关系就好一些。李明博上台以后明显与美国靠得更近，中韩关系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李成贤认为，从天安舰事件到最近的离于岛争端，这些问题都发生在中美各自调整世界战略的时期，韩国也在跟着中美两国的变化试图寻找自身新的定位。
最近几年，中韩之间的外交摩擦多与韩朝关系有关，无论是韩国在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上对中国的不满，还是最近中韩在“脱北者”问题上的分歧。在石源华看来，这反映了中韩关系中的第二个结构性问题，即“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中朝合作互助关系”之间的矛盾。石源华分析称，在朝韩关系比较好的时候，中韩关系也很少出现大的问题。朝韩关系恶化，无论对中国还是韩国来说都面临考验。天安舰事件闹到联合国，这次“脱北者”问题又闹到联合国，矛盾发展的路径几乎是一样的。
中韩关系存在“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从金大中总统时期的“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到卢武铉总统时期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再到李明博总统时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韩外交关系每隔几年就提升一个级别，背后的驱动力正是中韩在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上的共同点。石源华认为，这一点决定了中韩关系会继续向前发展，“但两国关系中两大结构性的矛盾，又决定了中韩关系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过去是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渔业冲突问题，现在是‘脱北者’问题、苏岩礁争端，将来还会出现新的问题”。
但高层访问似乎没能改变中韩关系“跌宕起伏”的演进路径。2月中旬，韩媒关于“中国将遣返数十脱北者”的报道，再次点燃了韩国的国民情绪。从民间示威到外交抗议，“脱北者”问题迅速上升到外交层面，韩方还把问题提交到了联合国，给中国施加“国际压力”。李明博总统访华后稍微回暖的中韩关系，似乎又回到“原点”。进入3月，中韩之间又因苏岩礁（韩国称“离于岛”）的归属问题而起争执。
3月26~27日首尔核安全峰会上，中韩两国领导人再次会面。
“脱北者”，老问题新热度
“脱北者”这个词汇，完全属于“韩国造”，起初特指那些逃离朝鲜，“归顺”韩国的朝鲜人，现在泛指所有从朝鲜逃离的人。不过，自“脱北者”问题产生起，中国就成了被动的卷入者。1995年至1997年，朝鲜连续3年自然灾害，严重的粮食短缺，导致大量朝鲜人通过中朝边界拥入中国吉林延边地区。曾经的“脱北者”、现任韩国《朝鲜日报》记者的姜哲焕曾撰文透露，当时大量朝鲜难民给中国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中方曾与韩国金大中政府联系，询问韩方是否愿意接收逃离的朝鲜人，但没有得到韩方的明确回应。
2001年9月江泽民访问朝鲜后，因中韩建交等问题而一度冷淡的中朝关系开始回暖。随后中朝加强了边界管理，加之朝鲜经济形势好转，朝鲜人大量拥入中国的情况得到遏制。但也正是从那时起，“脱北者”问题愈发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其中韩国人权组织、宗教团体等民间组织扮演了重要角色。2002年韩国人权组织协助“脱北者”闯入日本驻沈阳领事馆一事，曾在中韩间酿成不小的外交危机。此外，韩国政府对成功进入韩国的“脱北者”发放数额不菲的“定居金”，也给人蛇集团通过组织朝鲜人偷渡来捞取佣金提供了空间。
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脱北者”成为长期困扰中韩关系的老问题。2月13日，“中国将遣返数十脱北者”的消息见诸媒体后，韩国民间团体连续数日在中国驻韩使领馆外示威。随着4月11日国会选举的临近，韩国朝野政治势力都不敢轻易在“脱北者”问题上示弱，以至于最终这个问题被提交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表明，“脱北者”问题在韩国国内遭遇了政治绑架。
事实上，中韩双方都清楚，目前不可能找到一劳永逸解决“脱北者”问题的办法。与此同时，复杂的“脱北者”问题，也并非全都是充满着“侵犯人权”、“政治迫害”的悲情故事。韩国首尔国民大学教授安德烈·兰考夫研究“脱北者”问题已经10多年，接触过数百名“脱北者”，在他看来，目前逃离朝鲜的人很少是出于政治原因，把这些人定义为“叛逃者”本身就容易产生误导。兰考夫认为，大多数“脱北者”初始目的并不是为了去韩国，而是希望能到中国寻找挣钱、改善生活的机会。
外交摩擦成中韩关系“标签”
在围绕“脱北者”问题的争议尚未平息之时，苏岩礁归属问题又导致中韩新的外交摩擦。针对中国海洋局官员“巡航苏岩礁”的发言，韩国外交部于3月12日召见中国驻韩大使以示抗议，并强调韩国对“离于岛”的管辖权。这是继去年12月“韩海警被刺身亡”事件后，3个月内韩国第二次召见中国大使表示抗议。中韩关系延续着2010年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以来的态势，形成了中韩建交以来少有的外交摩擦密集出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外交摩擦都出现在李明博政府时期。2008年上台时，李明博总统提出“全球外交”的概念，推行“务实外交”，但这些年来其实践的却是“亲美外交”，这显然对韩国的对华外交产生了影响。中国社科院朝鲜半岛问题专家朴键一表示，李明博上台后，韩国政策圈内的“知华派”遭到排挤，而那些受重用的大多是保守的“亲美派”，但这些人对中国的了解比较肤浅，这是造成李明博政府在对华外交的判断上屡屡失误的重要原因。
在分析中韩外交摩擦不断的原因时，韩国学者李成贤也提到了李明博政府的“亲美外交”。他说：“围绕李明博总统的战略班底都是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属于保守派的人士，其中有些人从高中就在美国读书，思维方式非常‘西化’，他们通过观察和对比，认为美国比中国可靠。”李成贤进一步分析称，韩国是过去60年当中，以美国为中心看世界的国家，“韩国以美国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不想改变他们已经熟悉的世界。这些人现在是韩国社会的主流”。随着今年3月15日《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韩国的主要利益集团跟美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中国的崛起，短期内改变不了韩国人的地缘政治观。
尽管李明博“亲美”色彩浓厚，但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对华关系。今年是李明博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他把这一年首次出访的对象定为中国。不仅如此，李明博上台以来已经6次访华，为韩国历任总统之最。即使中韩外交频亮红灯，两国间各层级的沟通交流渠道一直畅通。复旦大学韩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说：“应该看到，李明博总统也是想把对华关系搞好的，因为中韩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方面都有共同点。如果没有选举因素，他不一定会在‘脱北者’问题、苏岩礁争议上这么强硬。”
国家利益的“對立与统一”
“鲸鱼打架，殃及小虾”，是朝鲜民族的一句古谚，现在多被用来形容韩国的地缘政治窘境。在东亚因中国实力上升而引发地缘格局变动的背景下，韩国面临着愈加突出的如何平衡与中国和美国关系的问题。2008年5月李明博出任总统后首次访华期间，中韩奠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目前中国的对外关系排序中，这种定位已是最高层级。但对于韩国来说，“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分量上无疑次于“韩美战略同盟关系”。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中韩这种外交关系定位上的“错位”所引发的矛盾会日益凸显。
石源华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美韩战略同盟关系”之间的差异，称为中韩关系中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他对《南风窗》记者说：“韩国在韩中关系和韩美关系之间不断地面临选择，以前的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与中国靠得近一点，中韩关系就好一些。李明博上台以后明显与美国靠得更近，中韩关系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李成贤认为，从天安舰事件到最近的离于岛争端，这些问题都发生在中美各自调整世界战略的时期，韩国也在跟着中美两国的变化试图寻找自身新的定位。
最近几年，中韩之间的外交摩擦多与韩朝关系有关，无论是韩国在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上对中国的不满，还是最近中韩在“脱北者”问题上的分歧。在石源华看来，这反映了中韩关系中的第二个结构性问题，即“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中朝合作互助关系”之间的矛盾。石源华分析称，在朝韩关系比较好的时候，中韩关系也很少出现大的问题。朝韩关系恶化，无论对中国还是韩国来说都面临考验。天安舰事件闹到联合国，这次“脱北者”问题又闹到联合国，矛盾发展的路径几乎是一样的。
中韩关系存在“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从金大中总统时期的“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到卢武铉总统时期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再到李明博总统时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韩外交关系每隔几年就提升一个级别，背后的驱动力正是中韩在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上的共同点。石源华认为，这一点决定了中韩关系会继续向前发展，“但两国关系中两大结构性的矛盾，又决定了中韩关系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过去是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渔业冲突问题，现在是‘脱北者’问题、苏岩礁争端，将来还会出现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