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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刘恒是一位趴在地下以一个最低姿态关注人性与生存意义的新写实作家。他对人的本能欲望的袒露与解剖,对人的潜意识的描写,对理想人性的辛勤勘探,往往充斥着挥之不去的宿命色彩。
[关键词] 刘恒 人性与生存 悲剧与宿命
翻开刘恒的小说,从《狗日的粮食》到《冬之门》,从《白涡》到《苍河白日梦》,从《黑的雪》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总有一条看不见的绳索贯穿其中,那便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刘恒苦苦地寻找人的生命与周围世界不和谐的根源,试图勘探一条人类的生存之道,然而这条勘探之路却是那么地坎坷崎岖,充满了险恶、残酷与丑陋,以致将自己卷入了几乎无法摆脱的宿命状态之中。
一、勘探以“食”与“性”为基点的生存之道
孙郁在谈到刘恒时,曾感叹说:“刘恒看到了与生俱来的生命的困惑……那种对人生的无情的剖示,和鲁迅的反省一样森冷到让人战栗的程度。残酷,残酷,还是残酷,刘恒把笔下的人物,都赶到了那片洪荒的沙漠上。”可以说,鲁迅和刘恒都是拿着手术刀的大夫,只不过,鲁迅的手术刀用来解剖人的心理,而刘恒的手术刀则更多地用来解剖人的生理。在刘恒的大多数小说,尤其是关于农民题材的小说中,“食”与“性”成为必不可少的两大主题,也成为刘恒勘探人性与生存的基点与源头。
《狗日的粮食》曾获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因为这部作品,刘恒开始引起人们注意,他的创作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天地。小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人类的生存困境描写得淋漓尽致。小说主人公曹杏花是一个光棍汉用二百斤谷子买回的一个长瘿袋脖儿的“丑狠了”的女人。因为她丑,自身的一切需求与欲望便归结于“粮食”,所以她拥有比一般人更强的生存欲望。为了吃,她成了刁蛮泼恶的母老虎,比自己的男人更具胆量和本事;为了吃,丑陋的她还干了许多丑陋的事:理直气壮地将邻家的葫芦据为己有,顺理成章地把集体生产的粮食裹回家里……对她而言,粮食就是她的生命,没有粮食也就没有了一切,道德、良心、羞耻在她身上起不了作用。然而,这个具有强烈生存欲望的女人仍旧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她因丢失粮证而自杀。“粮食——狗日的——粮食”,她临终前又爱又恨地呼叫恰好给人类传达了一个真理:再顽强的生命在致命的“粮食”面前也是多么地脆弱与无助。
如果说《狗日的粮食》讲的是“食”的困苦,那么《伏羲伏羲》说的是“性”的悲壮。杨天青年富力强,王菊豆年轻漂亮,二人的野合奏响了人性的赞歌,这既是对人的本能欲望的肯定与张扬,也是对世俗偏见的有力回击。然而,快乐的开始伴随着悲剧的诞生,世俗伦理如一柄利剑斩断了二人的幸福,自我摧残式的偷情使得双方身心疲惫,而儿子天白对父亲的怨恨促使天青的自殺,最可悲的是天青的第二个儿子被唤做“天黄”,“杨天青受尽磨难而得到的仍旧是个弟弟,跟天白一样。”正常的性欲需求终被强大的伦理道德扼杀,杨王的结合最终没被世人认同。刘恒在竭力宣扬原始生命欲望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世俗精神无法使人真正确立自身,反而在与人性的冲突中,把人推向死灭的大泽中。”
通过以上两部作品,刘恒仿佛在告诉人们,“食”与“性”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人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采取各种方法并通过各种途径来满足这两大首要的需求。然而,“食”和“性”的满足还只是人的自然需求,作为社会的人,有思维活动的人,要想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生存,单有对“食”和“性”的满足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当刘恒袒露与解剖了人的本能欲望之后,又开始以“性”为基点探讨更复杂的人性,展现不同性格人物的生存状况。
《黑的雪》是一部探索性的精神分析长篇小说。刘恒试图对一个社会弃儿——李慧泉进行回归似的拯救,可是李慧泉的性格阻遏了他的回归。李慧泉个性强悍,讲哥们义气,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结果在一次为朋友出面时被抓,劳教三年。出狱后,他希望告别过去,不愿与马义甫、崔永利之流来往,但又看不到前进的方向,在一种得过且过、苦闷彷徨的精神状态中虚度岁月。表面上看,他的生活蛮充实,生意做得挺红火,还被居委会提名为“先进个体劳动者”,其实他的内心孤独而虚无,因为坐过牢,他具有强烈的自卑,总觉得周围的人都在用鄙视的眼神看他,因而又滋生了厌世思想,尤其是曾被他像女神一样守护的赵雅秋不仅离他而去,而且同化于时俗的浅薄之中后,他心中残留的一点美好与追求荡然无存。一个毫无精神依托与追求的人,除了死亡,还能有什么出路?
如果说李慧泉是以一个“强”者的面貌出现的话,那么《虚证》中的郭普云则是以一个“弱”者的姿态登场的。他体格瘦弱,外表柔弱,连声音也是女性化的,尽管长得漂亮,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却没有给他带来乐观与自信,反而使他变得敏感与脆弱。初恋失败直接导致他性能力的丧失,高考落第重重地打击了他脆弱的心,朋友面前的掉队、菜农的误会、容貌的毁坏加深了他的自卑,这一系列的打击使得患有精神抑郁症的郭普云备受活的煎熬,选择死亡成为他摆脱痛苦的唯一方法。也许郭普云的死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客观因素,但只要他自身忧郁、自卑、脆弱的性格不改变,死亡也就成为必然。郭普云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
二、面对生存困境的积极转身
读者也许会惊讶,刘恒为何孜孜不倦地写人性的悲剧,写人的死亡?其实,刘恒很想用理想主义的创作方式写出纯洁而又美好的作品来,但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他写作的目的是要寻求一条人类生存之道,即人要以一个什么样的精神,以怎样的行动去应付、去征服现实的种种困境。他深知现实的残酷与人性的缺陷,也强烈感受到蕴藏着无限生机的人欲内核在破土而出的过程中势必遭遇无情的阻碍与围剿,尤其是在经历外祖父去世的家庭变故后,心中的愁苦一时无处排遣,对死亡的恐惧竟成了他挥之不去的纠缠。这使得他的文学创作异常艰难与沉重。他把写作比作一场壮烈的精神圣战,用他的话说就是“你的敌人是文学……你必须确立与他决一死战的意志。你孤军奋战。你的脚下有许多尸者。无论你愿不愿意,你将加入这个悲惨的行列”。他觉得“写小说是件痛苦的乃至绝望的事情”。因此,刘恒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不自觉地陷入到“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行为的有限性的冲突”的怪圈之中,给作品笼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剧气息和宿命色彩。
但刘恒并没有一直悲观下去,他逐渐意识到从挖掘悲剧价值去寻求人类生存之道是徒劳的,开始坦然地面对现实生活,不再过分地苛求人性的完整,转过身来,注目芸芸众生,写普通生活中的普通人性。他的中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通篇都是调侃,耍贫嘴,风格与此前的作品大相径庭。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改变?刘恒自己做了解释,他说:“我写《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多年来最感觉放松的时候,我以往的那种愤怒情绪被压抑到最低点,我是觉得现在只有自己救自己了。如果你知道了任何美好的背后都必定是一个大悲剧的话,反而你就不那么容易悲观和愤怒了,你会变得高高兴兴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掌握了生命这个过程(《朴素的人生观》)。”刘恒像是大彻大悟地向人们宣告:像张大民一样活着,你将拥有幸福的生活。的确,张大民的生活是幸福的,因为他懂得怎样去面对生活。虽然其貌不扬,又胖又矮,但他的一张贫嘴赢得了云芳的爱情;虽然生活异常艰难,但他乐观,有韧劲,能将生活“挤”着过;更可贵的是他善良,宁愿为了比自己更困难的工人而放弃40元的贫困申请,却兴高采烈地没收别人遗失的钱包,他帮助妹夫治病却不贪报酬……刘恒说过:“人类要活得好一点,必须得把自己的那种善良贡献出来。”也许,正是这种善良造就了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也揭示出芸芸众生的生存秘诀。在小说最后,张大民对儿子说:“没意思,也得活着,别找死”,“有人枪毙你,没辙了,你再死,死就死了。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好好活着。”“活着,好好活着”,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句话,却回答了刘恒苦苦追问的人性与生存问题。“平凡地活着,善良地活着。”也许,刘恒还会继续追问下去,但这个声音已经通过电视传遍千家万户,普通的人们也正在这个声音的感召下编织着自己的人生。
刘恒是一位具有独特个性的作家,他的小说是对人性与生存的剖析与勘探,他对人的生态本能描写冷酷而残忍,他编制的一个又一个宿命故事令人压抑与窒息。然而,他探索人性的角度和方法,揭示人性的大胆与自然以及冷峻、奇崛的文风都成为当代文学史上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刘恒.苍河白日梦.作家出版社,1993.
[2]刘恒小说精品集.长春出版社,1999.
[3]孙郁.刘恒和他的文化隐喻.当代作家评论,1994,(3):80-83.
[4]吴方.勘探者与勘探者的故事.当代作家评论,1990,(3):14-19.
[关键词] 刘恒 人性与生存 悲剧与宿命
翻开刘恒的小说,从《狗日的粮食》到《冬之门》,从《白涡》到《苍河白日梦》,从《黑的雪》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总有一条看不见的绳索贯穿其中,那便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刘恒苦苦地寻找人的生命与周围世界不和谐的根源,试图勘探一条人类的生存之道,然而这条勘探之路却是那么地坎坷崎岖,充满了险恶、残酷与丑陋,以致将自己卷入了几乎无法摆脱的宿命状态之中。
一、勘探以“食”与“性”为基点的生存之道
孙郁在谈到刘恒时,曾感叹说:“刘恒看到了与生俱来的生命的困惑……那种对人生的无情的剖示,和鲁迅的反省一样森冷到让人战栗的程度。残酷,残酷,还是残酷,刘恒把笔下的人物,都赶到了那片洪荒的沙漠上。”可以说,鲁迅和刘恒都是拿着手术刀的大夫,只不过,鲁迅的手术刀用来解剖人的心理,而刘恒的手术刀则更多地用来解剖人的生理。在刘恒的大多数小说,尤其是关于农民题材的小说中,“食”与“性”成为必不可少的两大主题,也成为刘恒勘探人性与生存的基点与源头。
《狗日的粮食》曾获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因为这部作品,刘恒开始引起人们注意,他的创作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天地。小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人类的生存困境描写得淋漓尽致。小说主人公曹杏花是一个光棍汉用二百斤谷子买回的一个长瘿袋脖儿的“丑狠了”的女人。因为她丑,自身的一切需求与欲望便归结于“粮食”,所以她拥有比一般人更强的生存欲望。为了吃,她成了刁蛮泼恶的母老虎,比自己的男人更具胆量和本事;为了吃,丑陋的她还干了许多丑陋的事:理直气壮地将邻家的葫芦据为己有,顺理成章地把集体生产的粮食裹回家里……对她而言,粮食就是她的生命,没有粮食也就没有了一切,道德、良心、羞耻在她身上起不了作用。然而,这个具有强烈生存欲望的女人仍旧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她因丢失粮证而自杀。“粮食——狗日的——粮食”,她临终前又爱又恨地呼叫恰好给人类传达了一个真理:再顽强的生命在致命的“粮食”面前也是多么地脆弱与无助。
如果说《狗日的粮食》讲的是“食”的困苦,那么《伏羲伏羲》说的是“性”的悲壮。杨天青年富力强,王菊豆年轻漂亮,二人的野合奏响了人性的赞歌,这既是对人的本能欲望的肯定与张扬,也是对世俗偏见的有力回击。然而,快乐的开始伴随着悲剧的诞生,世俗伦理如一柄利剑斩断了二人的幸福,自我摧残式的偷情使得双方身心疲惫,而儿子天白对父亲的怨恨促使天青的自殺,最可悲的是天青的第二个儿子被唤做“天黄”,“杨天青受尽磨难而得到的仍旧是个弟弟,跟天白一样。”正常的性欲需求终被强大的伦理道德扼杀,杨王的结合最终没被世人认同。刘恒在竭力宣扬原始生命欲望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世俗精神无法使人真正确立自身,反而在与人性的冲突中,把人推向死灭的大泽中。”
通过以上两部作品,刘恒仿佛在告诉人们,“食”与“性”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人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采取各种方法并通过各种途径来满足这两大首要的需求。然而,“食”和“性”的满足还只是人的自然需求,作为社会的人,有思维活动的人,要想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生存,单有对“食”和“性”的满足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当刘恒袒露与解剖了人的本能欲望之后,又开始以“性”为基点探讨更复杂的人性,展现不同性格人物的生存状况。
《黑的雪》是一部探索性的精神分析长篇小说。刘恒试图对一个社会弃儿——李慧泉进行回归似的拯救,可是李慧泉的性格阻遏了他的回归。李慧泉个性强悍,讲哥们义气,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结果在一次为朋友出面时被抓,劳教三年。出狱后,他希望告别过去,不愿与马义甫、崔永利之流来往,但又看不到前进的方向,在一种得过且过、苦闷彷徨的精神状态中虚度岁月。表面上看,他的生活蛮充实,生意做得挺红火,还被居委会提名为“先进个体劳动者”,其实他的内心孤独而虚无,因为坐过牢,他具有强烈的自卑,总觉得周围的人都在用鄙视的眼神看他,因而又滋生了厌世思想,尤其是曾被他像女神一样守护的赵雅秋不仅离他而去,而且同化于时俗的浅薄之中后,他心中残留的一点美好与追求荡然无存。一个毫无精神依托与追求的人,除了死亡,还能有什么出路?
如果说李慧泉是以一个“强”者的面貌出现的话,那么《虚证》中的郭普云则是以一个“弱”者的姿态登场的。他体格瘦弱,外表柔弱,连声音也是女性化的,尽管长得漂亮,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却没有给他带来乐观与自信,反而使他变得敏感与脆弱。初恋失败直接导致他性能力的丧失,高考落第重重地打击了他脆弱的心,朋友面前的掉队、菜农的误会、容貌的毁坏加深了他的自卑,这一系列的打击使得患有精神抑郁症的郭普云备受活的煎熬,选择死亡成为他摆脱痛苦的唯一方法。也许郭普云的死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客观因素,但只要他自身忧郁、自卑、脆弱的性格不改变,死亡也就成为必然。郭普云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
二、面对生存困境的积极转身
读者也许会惊讶,刘恒为何孜孜不倦地写人性的悲剧,写人的死亡?其实,刘恒很想用理想主义的创作方式写出纯洁而又美好的作品来,但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他写作的目的是要寻求一条人类生存之道,即人要以一个什么样的精神,以怎样的行动去应付、去征服现实的种种困境。他深知现实的残酷与人性的缺陷,也强烈感受到蕴藏着无限生机的人欲内核在破土而出的过程中势必遭遇无情的阻碍与围剿,尤其是在经历外祖父去世的家庭变故后,心中的愁苦一时无处排遣,对死亡的恐惧竟成了他挥之不去的纠缠。这使得他的文学创作异常艰难与沉重。他把写作比作一场壮烈的精神圣战,用他的话说就是“你的敌人是文学……你必须确立与他决一死战的意志。你孤军奋战。你的脚下有许多尸者。无论你愿不愿意,你将加入这个悲惨的行列”。他觉得“写小说是件痛苦的乃至绝望的事情”。因此,刘恒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不自觉地陷入到“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行为的有限性的冲突”的怪圈之中,给作品笼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剧气息和宿命色彩。
但刘恒并没有一直悲观下去,他逐渐意识到从挖掘悲剧价值去寻求人类生存之道是徒劳的,开始坦然地面对现实生活,不再过分地苛求人性的完整,转过身来,注目芸芸众生,写普通生活中的普通人性。他的中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通篇都是调侃,耍贫嘴,风格与此前的作品大相径庭。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改变?刘恒自己做了解释,他说:“我写《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多年来最感觉放松的时候,我以往的那种愤怒情绪被压抑到最低点,我是觉得现在只有自己救自己了。如果你知道了任何美好的背后都必定是一个大悲剧的话,反而你就不那么容易悲观和愤怒了,你会变得高高兴兴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掌握了生命这个过程(《朴素的人生观》)。”刘恒像是大彻大悟地向人们宣告:像张大民一样活着,你将拥有幸福的生活。的确,张大民的生活是幸福的,因为他懂得怎样去面对生活。虽然其貌不扬,又胖又矮,但他的一张贫嘴赢得了云芳的爱情;虽然生活异常艰难,但他乐观,有韧劲,能将生活“挤”着过;更可贵的是他善良,宁愿为了比自己更困难的工人而放弃40元的贫困申请,却兴高采烈地没收别人遗失的钱包,他帮助妹夫治病却不贪报酬……刘恒说过:“人类要活得好一点,必须得把自己的那种善良贡献出来。”也许,正是这种善良造就了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也揭示出芸芸众生的生存秘诀。在小说最后,张大民对儿子说:“没意思,也得活着,别找死”,“有人枪毙你,没辙了,你再死,死就死了。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好好活着。”“活着,好好活着”,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句话,却回答了刘恒苦苦追问的人性与生存问题。“平凡地活着,善良地活着。”也许,刘恒还会继续追问下去,但这个声音已经通过电视传遍千家万户,普通的人们也正在这个声音的感召下编织着自己的人生。
刘恒是一位具有独特个性的作家,他的小说是对人性与生存的剖析与勘探,他对人的生态本能描写冷酷而残忍,他编制的一个又一个宿命故事令人压抑与窒息。然而,他探索人性的角度和方法,揭示人性的大胆与自然以及冷峻、奇崛的文风都成为当代文学史上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刘恒.苍河白日梦.作家出版社,1993.
[2]刘恒小说精品集.长春出版社,1999.
[3]孙郁.刘恒和他的文化隐喻.当代作家评论,1994,(3):80-83.
[4]吴方.勘探者与勘探者的故事.当代作家评论,1990,(3):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