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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1942年到1945年，是盟军驼峰作业的高峰期，平均每天就有一架飞机失事。因此，在驼峰地区搜寻失踪飞行人员，就成了盟军的一项重要工作。
飞机失事后，我们跳伞到了地面。我们原地坐了一个小时，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我们听见了飞机轰鸣的声音。不可能这么快就发现我们吧！但是，感谢上帝，他们发现了我们！飞机直接飞到飞机残骸的上空。我们疯狂地挥舞降落伞，拼命地大声叫喊。飞机来回盘旋。奈维说：“他们会投下日常用品。他们想让我们到一个方便空投的空地。”
我们到达空地后，飞机飞了过来，丢下来两大包东西。第一个包裹里有两支步枪、罐头食品、一大壶水、香烟、火柴、长长的丛林砍刀、毯子。另一个降落伞没打开。包是黄色的，我们据此知道里面是无线电设备。在找包的时候，我们听见路上传来当地人的喊叫声。
汉瑞手里拿着一页纸，上面写的是伞兵遇到紧急情况时给当地人看的几句话。但是这个部落的人都看不懂。
当地人很快和我们一起找到了包。传输装置损坏了，但接收器尚好。包裹里有长长的白布匹，可以铺在地上做信号板，并附上了使用密码。最重要的是，有一段打印的话：“待在残骸处，等待救援人员到来。你们是安全的，这里没有敌人。烧一堆火，或者把降落伞平铺在地上，向搜救飞机显示生命迹象。明天将空投更多食物。”
下午稍晚，我们到达了一个村子。这时，又有一架飞机来了，不一会儿，飞机投下食物、包裹……后来，飞机又飞回来一次，丢下三包东西。让我们吃惊的是，这次的包长了腿，变成了人！几个人飘到了山边。我气喘吁吁地跑到第一个人身边，他正从膝盖上脱下防护绷带。他微笑着伸出手，说：“我是弗里金杰上校。我是医生。你们的信号板说你们需要医生。”
这几个人是自愿来援助我们的，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喉头发哽，只会傻傻地眨巴着眼睛。“英勇”是一个宝贵的词汇，我一辈子也没用过，但用来形容弗里金杰上校和他的两位助手的行为，这个词恰如其分。
那天晚上，在我们的茅舍里，就着手电简。上校接好了奥斯瓦尔特的断腿，用竹夹板固定住。一位看热闹的老人背着孙子，他指着孩子耳朵下方的一个脓疮，敞开手掌，手掌里有一枚鸡蛋——这是他准备给医生的诊疗费。上校处理完奥斯瓦尔特的腿后，给了老人一些药，用手势向老人解释如何医治孩子。此后，上校每天都给当地人看病。
次日，飞机投下十多个包裹和一张打印的字条：“英国特工和我们在一起，正在确认你们的位置。一旦弄清楚位置，地面营救人员就将立即出发。牢记：待在原地，等我们来。特工确定你们周围有不友好的当地人，在你们能安全经过他们的地盘前，必须落实这些人的情况。可能要一周才能与你们会合。把你们的需要告诉我们。”
飞机的残骸下躺着飞行员菲利克斯，他的一条腿从膝盖处轧断了，显然他在空难发生时就死了。他履行了他的职责，保证在我们飞离敌人的空域前，最大限度地继续安全飞行。两位同伴用降落伞包裹起菲利克斯的尸体，就地埋葬。他们在坟上插了一个十字架，在当地人的注视下，麦肯哲含泪朗诵了赞美诗和上帝颂。
一天午后稍晚的时刻。救援人员从云雾中冒了出来。他们从英国前哨基地出发，经过五天一夜的急行军。来到我们身边。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所在村庄的村民极其无常而危险。如果我们跟其中某个当地人动了手，那我们所有人都很可能把脑袋丢了。
我们所在村子山那边的P村处于无政府状态。原来。是一个对英国人友好的当地人去M村报告，有一群年轻土著想杀了我们。这是慷慨空投礼物和以加倍的速度救援我们的一个原因。亚当斯派了三十名当地武装先遣队暗中保护我们。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藏在通往我们营地的道路两旁。
在雨雾之中，我们撤了营盘。八位苦力用竹制担架抬着奥斯瓦尔特。我们一行有六十名持枪的侦察兵，二十多名白人，一百多名背夫，队伍长达两英里，在蜿蜒的丛林小道上行进。
走出大山的路就是整天的爬上、滑下。当地人为了免受突然袭击，把村子建在山顶，所有的小道几乎都是直上直下的。有些人由于喝了太多的水而出现反胃。有些人，像我，大声哼哼唧唧，以缓解水泡引起的疼痛。另一些同样痛苦的人则沉郁地一言不发。一天下午，飞行员内文晕死过去了。但大多数人都保持着良好状态。每天晚上，不论多么精疲力竭，弗里金杰上校都要给大伙儿治病。当你感觉一步都走不动的时候。戴维斯会大呼：“继续！加油！”在最痛苦不堪的时刻，他会和土著人聊天。他的话非常幽默，令土著人感到很愉快，而我们则备受激励。
有天晚上，我们在高山顶上露宿。飞机连续投下岩石口袋，击中我们的茅屋顶，把茅屋毁坏了。我们大声抱怨。飞行员琼斯通过无线电告诉我们：“明天我要用诺顿投弹瞄准器！”但他又加了一句，“一两天内，会给你们带来冰激凌和炸鸡——不开玩笑。”他没有食言。而且。还有啤酒——真正的美国啤酒。有些人拿着啤酒，愣愣地看了半天，才开始喝起来。
经过十天时间，行程一百四十英里，我们终于回到文明世界。因为这次事故，几百名军官和士兵工作了数周，整个救援行动花了数千美金。我们走出来了，而且，活着。
（摘自《读者》）
飞机失事后，我们跳伞到了地面。我们原地坐了一个小时，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我们听见了飞机轰鸣的声音。不可能这么快就发现我们吧！但是，感谢上帝，他们发现了我们！飞机直接飞到飞机残骸的上空。我们疯狂地挥舞降落伞，拼命地大声叫喊。飞机来回盘旋。奈维说：“他们会投下日常用品。他们想让我们到一个方便空投的空地。”
我们到达空地后，飞机飞了过来，丢下来两大包东西。第一个包裹里有两支步枪、罐头食品、一大壶水、香烟、火柴、长长的丛林砍刀、毯子。另一个降落伞没打开。包是黄色的，我们据此知道里面是无线电设备。在找包的时候，我们听见路上传来当地人的喊叫声。
汉瑞手里拿着一页纸，上面写的是伞兵遇到紧急情况时给当地人看的几句话。但是这个部落的人都看不懂。
当地人很快和我们一起找到了包。传输装置损坏了，但接收器尚好。包裹里有长长的白布匹，可以铺在地上做信号板，并附上了使用密码。最重要的是，有一段打印的话：“待在残骸处，等待救援人员到来。你们是安全的，这里没有敌人。烧一堆火，或者把降落伞平铺在地上，向搜救飞机显示生命迹象。明天将空投更多食物。”
下午稍晚，我们到达了一个村子。这时，又有一架飞机来了，不一会儿，飞机投下食物、包裹……后来，飞机又飞回来一次，丢下三包东西。让我们吃惊的是，这次的包长了腿，变成了人！几个人飘到了山边。我气喘吁吁地跑到第一个人身边，他正从膝盖上脱下防护绷带。他微笑着伸出手，说：“我是弗里金杰上校。我是医生。你们的信号板说你们需要医生。”
这几个人是自愿来援助我们的，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喉头发哽，只会傻傻地眨巴着眼睛。“英勇”是一个宝贵的词汇，我一辈子也没用过，但用来形容弗里金杰上校和他的两位助手的行为，这个词恰如其分。
那天晚上，在我们的茅舍里，就着手电简。上校接好了奥斯瓦尔特的断腿，用竹夹板固定住。一位看热闹的老人背着孙子，他指着孩子耳朵下方的一个脓疮，敞开手掌，手掌里有一枚鸡蛋——这是他准备给医生的诊疗费。上校处理完奥斯瓦尔特的腿后，给了老人一些药，用手势向老人解释如何医治孩子。此后，上校每天都给当地人看病。
次日，飞机投下十多个包裹和一张打印的字条：“英国特工和我们在一起，正在确认你们的位置。一旦弄清楚位置，地面营救人员就将立即出发。牢记：待在原地，等我们来。特工确定你们周围有不友好的当地人，在你们能安全经过他们的地盘前，必须落实这些人的情况。可能要一周才能与你们会合。把你们的需要告诉我们。”
飞机的残骸下躺着飞行员菲利克斯，他的一条腿从膝盖处轧断了，显然他在空难发生时就死了。他履行了他的职责，保证在我们飞离敌人的空域前，最大限度地继续安全飞行。两位同伴用降落伞包裹起菲利克斯的尸体，就地埋葬。他们在坟上插了一个十字架，在当地人的注视下，麦肯哲含泪朗诵了赞美诗和上帝颂。
一天午后稍晚的时刻。救援人员从云雾中冒了出来。他们从英国前哨基地出发，经过五天一夜的急行军。来到我们身边。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所在村庄的村民极其无常而危险。如果我们跟其中某个当地人动了手，那我们所有人都很可能把脑袋丢了。
我们所在村子山那边的P村处于无政府状态。原来。是一个对英国人友好的当地人去M村报告，有一群年轻土著想杀了我们。这是慷慨空投礼物和以加倍的速度救援我们的一个原因。亚当斯派了三十名当地武装先遣队暗中保护我们。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藏在通往我们营地的道路两旁。
在雨雾之中，我们撤了营盘。八位苦力用竹制担架抬着奥斯瓦尔特。我们一行有六十名持枪的侦察兵，二十多名白人，一百多名背夫，队伍长达两英里，在蜿蜒的丛林小道上行进。
走出大山的路就是整天的爬上、滑下。当地人为了免受突然袭击，把村子建在山顶，所有的小道几乎都是直上直下的。有些人由于喝了太多的水而出现反胃。有些人，像我，大声哼哼唧唧，以缓解水泡引起的疼痛。另一些同样痛苦的人则沉郁地一言不发。一天下午，飞行员内文晕死过去了。但大多数人都保持着良好状态。每天晚上，不论多么精疲力竭，弗里金杰上校都要给大伙儿治病。当你感觉一步都走不动的时候。戴维斯会大呼：“继续！加油！”在最痛苦不堪的时刻，他会和土著人聊天。他的话非常幽默，令土著人感到很愉快，而我们则备受激励。
有天晚上，我们在高山顶上露宿。飞机连续投下岩石口袋，击中我们的茅屋顶，把茅屋毁坏了。我们大声抱怨。飞行员琼斯通过无线电告诉我们：“明天我要用诺顿投弹瞄准器！”但他又加了一句，“一两天内，会给你们带来冰激凌和炸鸡——不开玩笑。”他没有食言。而且。还有啤酒——真正的美国啤酒。有些人拿着啤酒，愣愣地看了半天，才开始喝起来。
经过十天时间，行程一百四十英里，我们终于回到文明世界。因为这次事故，几百名军官和士兵工作了数周，整个救援行动花了数千美金。我们走出来了，而且，活着。
（摘自《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