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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族》一书在日本的出版与传播体现了世界市场预期与中国出版之间的不协调：在国内，该书最初被当做一般学术书来对待，作者自己拿出3万元出版补贴才得以面世，而在日本出版时却很“热”。
在中国出版时的“冷”
《蚁族》一书的形成与出版过程，按照作者廉思的介绍，起因是在2007年夏天，他偶然从《中国新闻周刊》读到一篇题为“向下的青春”一文，由此开始了对“蚁族”的关注，开始了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村”问题的研究。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生态群体，在没有前人研究可资参考的情况下，这位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年轻教师，自行组织社会调查，并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但出版的过程却不如预想的顺利。作者拿着书稿找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该选题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只当做一般学术选题处理，作者只好自己拿出3万元出版补贴，首印仅有8000册。但出版面世后引起各方关注，引发了联动效应。
该书的最大贡献是“蚁族”一词，作者廉思首创的这个词，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他综合蚂蚁和这一群体的共有特征，将其命名为“蚁族”。并且，根据该群体所处地域的不同，分别冠之以京蚁(北京)、沪蚁(上海)、江蚁(武汉)、秦蚁(西安)等称呼。从社会学意义上说，“蚁族”群体也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这一群体的共同特征是：绝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年龄集中在22至29岁之间，9成属于“80后”，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在“2009凤凰、百度时事沸点事件”评选中，“蚁族现象”以在“百度”搜索20008252次的搜索量当选“影响时代社会类”事件；在《咬文嚼字》公布“2009年十大流行语”中，“蚁族”又以高票当选。
随着“蚁族”引发的巨大社会关注，《蚁族》一书在2009年面世后屡次重印，当年就重印5次，截至2012年，该书已经印刷了6万册。这本略显枯燥的学术读物所获得的巨大影响完全超出了出版社的预料。应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某些选题、领域的开发引领着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方向，对这个选题的忽视可能有人为因素，但却也能够说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在市场化生存与社会重大选题之间，商业利益与学术责任之间，往往不自觉地偏向前者。而这本书事后的成功，足够引起所有中国出版同仁反思：有没有一条将二者打通的管道呢？肯定有，我们的邻居日本的出版界同行做得就比较好。
在日本出版的“热”
高度市场化的日本出版界，经常关注中国图书市场，对于一些图书选题有着自己的判断。有些选题，中国出版界极力推荐，而且还有出版资助，有的甚至中国方面翻译好，但出版的积极性并不高。而有一些图书却是宁愿花大价钱也要出版，《蚁族》就是其中之一。
《蚁族》一书的译者是日本学者关根谦，关根谦现为日本庆应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部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1988年曾出版过《中国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一书，此后不断翻译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如格非的《飞过时间的鸟》、虹影的《饿》、陈染的《私人生活》等等。
《蚁族》一书于2010年9月由日本勉诚出版社出版，这家日本出版社创办于1967年，现任社长为岡田林太郎，职员仅有14名，是一个典型的中小出版社。出版领域集中在文学、语言学、历史、考古、美术史、文献学等几个方面。出版理念也很朴素：“对人诚实、对工作诚实、对社会诚实、对世界诚实”。
勉诚出版社对于《蚁族》一书的重视程度却比国内强多了。
首先是日本一流的学者撰写了大量书评，从保阪正康、生田武志到堂目卓生、麻生晴一朗、高原基彰，这些人都是日本当下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学者，这些名人能够不吝笔墨撰写书评，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事件，当然就带动这本书的销售了。
其次，除了书评之外，该书还上了电视。2010年10月29日，在日本电视台的一栏目里，由著名电视主持人池上彰做了专题推介。
最后是直接广告宣传投入。2012年的4月24日《朝日新闻》头版，勉诚出版社还刊登了宽3栏、高8栏的图书广告，尽管刊登了该社出版的3本中国文学图书，《蚁族》只是其中之一，但《朝日新闻》的头版广告报价折合人民币13.6万以上，价格之高一些日本大出版社都不轻易问津。勉诚出版社敢于花大价钱做广告，表明了出版社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
《朝日新闻》的广告栏成为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这本书在2010年出版后，经过2年的酝酿，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畅销书，而日本畅销书的概念是，销售数量要达到10万册以上。在中国自费出版的选题，在日本经过一个仅有14名职员的小出版社的运作，就成了畅销书，其驾驭图书市场的能力高下立现。
获得日本青睐的原因
每年中国出版近30万种图书，为什么独独《蚁族》一书获得了日本的青睐？笔者综合几篇书评的内容后发现：
第一，通过了解当代中国青年人更深刻地了解当代中国，本书是一本绝好的题材，因此才引起日本社会上下的高度关注。可见，认识当代中国、解释当代中国的图书，在“中国热”成为世界性话题的今天，都理所应当地具有巨大市场。
曾经在中国作访问学者的高原基彰，他以“地方出身的大学生面临就业难”为题刊发了书评，文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蚁族“群体的收入、生活状态以及原书作者的一些结论和担忧，明确“蚁族”形成的原因是高校扩招，强调中国的“蚁族”与日本的不同。他呼吁日本学界要关注这个话题。
第二，日本社会也有“高学历低收入者”人群，中国的“蚁族”现象与日本似曾相识，“高学历低收入者”这个群体在中、日两个社会里是一种共同的社会现象，这也是该书能够获得日本读者广泛青睐的主要原因。
出版者在“致日本读者”的后记中指出：“蚁族”现象在日本大多是自愿选择的“自由职业者”，与中国的“蚁族”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虽说中、日之间有研究生大众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差别，但其实都是经济发展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和劳动就业之间彼此不协调的现代化发展产生的悲剧。
第三，《蚁族》一书最令人注意的是作者对“蚁族”这个群体的心理状态的揭示，并指出了这个群体对于社会稳定所具有的破坏性，尤其是这个群体可能是“网络暴民”的主要参与者。这个观点得到了日本学者与普通读者的高度关注。
一日本读者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苦难的生活和对未来的迷茫所带来的压力，“蚁族”们具有一股强烈的被剥夺感和对社会的憎恶情绪。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不会付诸具体要求和集体行动，而是借助互联网发泄出来。或许中国“反日”的网络舆论的形成，与他们也有一定关系吧。书中虽然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日本所谓的“网络右翼”的一群人，也可能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如意、并对社会抱有强烈不满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政治主张没有是非，只通过过激的言论引起社会的注意，发泄不满情绪。
值得提出的是，日本勉诚出版社对于《蚁族》一书的把握和运作，远远超出了中国本土出版机构，借助一个“中国话题”成功地把握住了日本社会的思想脉搏：与中国“蚁族”相似的“高学历低收入者”、舆论网络日本中的“右翼”群体，都引起日本读者的高度关注，并因此带动本书的销售业绩。这正是跨文化传播学成功的窍门——寻找到不同文化体之间的同构部分，才能使传播成功。
其实，这本书在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文化区还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蚁族》一书的中文版，已经被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7所大学图书馆购买用作参考书。因此，中国出版一定要有世界意识，才不辜负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划时代的伟大贡献，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文化和舆论中心之一。
(摘自《中华读书报》 作者：何明星）
在中国出版时的“冷”
《蚁族》一书的形成与出版过程，按照作者廉思的介绍，起因是在2007年夏天，他偶然从《中国新闻周刊》读到一篇题为“向下的青春”一文，由此开始了对“蚁族”的关注，开始了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村”问题的研究。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生态群体，在没有前人研究可资参考的情况下，这位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年轻教师，自行组织社会调查，并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但出版的过程却不如预想的顺利。作者拿着书稿找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该选题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只当做一般学术选题处理，作者只好自己拿出3万元出版补贴，首印仅有8000册。但出版面世后引起各方关注，引发了联动效应。
该书的最大贡献是“蚁族”一词，作者廉思首创的这个词，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他综合蚂蚁和这一群体的共有特征，将其命名为“蚁族”。并且，根据该群体所处地域的不同，分别冠之以京蚁(北京)、沪蚁(上海)、江蚁(武汉)、秦蚁(西安)等称呼。从社会学意义上说，“蚁族”群体也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这一群体的共同特征是：绝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年龄集中在22至29岁之间，9成属于“80后”，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在“2009凤凰、百度时事沸点事件”评选中，“蚁族现象”以在“百度”搜索20008252次的搜索量当选“影响时代社会类”事件；在《咬文嚼字》公布“2009年十大流行语”中，“蚁族”又以高票当选。
随着“蚁族”引发的巨大社会关注，《蚁族》一书在2009年面世后屡次重印，当年就重印5次，截至2012年，该书已经印刷了6万册。这本略显枯燥的学术读物所获得的巨大影响完全超出了出版社的预料。应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某些选题、领域的开发引领着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方向，对这个选题的忽视可能有人为因素，但却也能够说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在市场化生存与社会重大选题之间，商业利益与学术责任之间，往往不自觉地偏向前者。而这本书事后的成功，足够引起所有中国出版同仁反思：有没有一条将二者打通的管道呢？肯定有，我们的邻居日本的出版界同行做得就比较好。
在日本出版的“热”
高度市场化的日本出版界，经常关注中国图书市场，对于一些图书选题有着自己的判断。有些选题，中国出版界极力推荐，而且还有出版资助，有的甚至中国方面翻译好，但出版的积极性并不高。而有一些图书却是宁愿花大价钱也要出版，《蚁族》就是其中之一。
《蚁族》一书的译者是日本学者关根谦，关根谦现为日本庆应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部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1988年曾出版过《中国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一书，此后不断翻译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如格非的《飞过时间的鸟》、虹影的《饿》、陈染的《私人生活》等等。
《蚁族》一书于2010年9月由日本勉诚出版社出版，这家日本出版社创办于1967年，现任社长为岡田林太郎，职员仅有14名，是一个典型的中小出版社。出版领域集中在文学、语言学、历史、考古、美术史、文献学等几个方面。出版理念也很朴素：“对人诚实、对工作诚实、对社会诚实、对世界诚实”。
勉诚出版社对于《蚁族》一书的重视程度却比国内强多了。
首先是日本一流的学者撰写了大量书评，从保阪正康、生田武志到堂目卓生、麻生晴一朗、高原基彰，这些人都是日本当下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学者，这些名人能够不吝笔墨撰写书评，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事件，当然就带动这本书的销售了。
其次，除了书评之外，该书还上了电视。2010年10月29日，在日本电视台的一栏目里，由著名电视主持人池上彰做了专题推介。
最后是直接广告宣传投入。2012年的4月24日《朝日新闻》头版，勉诚出版社还刊登了宽3栏、高8栏的图书广告，尽管刊登了该社出版的3本中国文学图书，《蚁族》只是其中之一，但《朝日新闻》的头版广告报价折合人民币13.6万以上，价格之高一些日本大出版社都不轻易问津。勉诚出版社敢于花大价钱做广告，表明了出版社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
《朝日新闻》的广告栏成为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这本书在2010年出版后，经过2年的酝酿，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畅销书，而日本畅销书的概念是，销售数量要达到10万册以上。在中国自费出版的选题，在日本经过一个仅有14名职员的小出版社的运作，就成了畅销书，其驾驭图书市场的能力高下立现。
获得日本青睐的原因
每年中国出版近30万种图书，为什么独独《蚁族》一书获得了日本的青睐？笔者综合几篇书评的内容后发现：
第一，通过了解当代中国青年人更深刻地了解当代中国，本书是一本绝好的题材，因此才引起日本社会上下的高度关注。可见，认识当代中国、解释当代中国的图书，在“中国热”成为世界性话题的今天，都理所应当地具有巨大市场。
曾经在中国作访问学者的高原基彰，他以“地方出身的大学生面临就业难”为题刊发了书评，文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蚁族“群体的收入、生活状态以及原书作者的一些结论和担忧，明确“蚁族”形成的原因是高校扩招，强调中国的“蚁族”与日本的不同。他呼吁日本学界要关注这个话题。
第二，日本社会也有“高学历低收入者”人群，中国的“蚁族”现象与日本似曾相识，“高学历低收入者”这个群体在中、日两个社会里是一种共同的社会现象，这也是该书能够获得日本读者广泛青睐的主要原因。
出版者在“致日本读者”的后记中指出：“蚁族”现象在日本大多是自愿选择的“自由职业者”，与中国的“蚁族”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虽说中、日之间有研究生大众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差别，但其实都是经济发展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和劳动就业之间彼此不协调的现代化发展产生的悲剧。
第三，《蚁族》一书最令人注意的是作者对“蚁族”这个群体的心理状态的揭示，并指出了这个群体对于社会稳定所具有的破坏性，尤其是这个群体可能是“网络暴民”的主要参与者。这个观点得到了日本学者与普通读者的高度关注。
一日本读者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苦难的生活和对未来的迷茫所带来的压力，“蚁族”们具有一股强烈的被剥夺感和对社会的憎恶情绪。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不会付诸具体要求和集体行动，而是借助互联网发泄出来。或许中国“反日”的网络舆论的形成，与他们也有一定关系吧。书中虽然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日本所谓的“网络右翼”的一群人，也可能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如意、并对社会抱有强烈不满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政治主张没有是非，只通过过激的言论引起社会的注意，发泄不满情绪。
值得提出的是，日本勉诚出版社对于《蚁族》一书的把握和运作，远远超出了中国本土出版机构，借助一个“中国话题”成功地把握住了日本社会的思想脉搏：与中国“蚁族”相似的“高学历低收入者”、舆论网络日本中的“右翼”群体，都引起日本读者的高度关注，并因此带动本书的销售业绩。这正是跨文化传播学成功的窍门——寻找到不同文化体之间的同构部分，才能使传播成功。
其实，这本书在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文化区还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蚁族》一书的中文版，已经被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7所大学图书馆购买用作参考书。因此，中国出版一定要有世界意识，才不辜负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划时代的伟大贡献，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文化和舆论中心之一。
(摘自《中华读书报》 作者：何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