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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粉丝还是工作人员，很多人都叫他“苏伯（bai）伯”。这个叫法缘于多年前（小姑娘）经纪人偶尔撒娇时的称谓，“叫着叫着，也就真成了苏伯伯了。”
苏阳，1969年出生于浙江，7岁时随父母迁往宁夏银川。16岁开始组乐队、当吉他手、唱歌，他把花儿、秦腔等中国传统音乐形式与西方现代音乐嫁接、改良和解构，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音乐语言，媒体以及听众对他的评价是，“创造了离人群最近的声音。”他曾被誉为“西北摇滚歌王”，又曾于2012年获得上海MAOLivehouse“最佳民谣歌手奖”，他认为，自己做的既不是摇滚，也不是民谣，是流行音乐。
2017年8月16日，“苏阳工作室”宣布成立，18日晚，五棵松体育馆的M空间，苏阳压轴，从8点半唱到9点半。这场演出被称为苏阳独立宣言后的第一场演出。“也不排除以后会再签约，但是再签，就是和苏阳工作室签。”
纵观这些年，与苏阳同期出来的音乐人，很多已湮灭于人海。依然活跃在舞台坚持自己创作风格的并不多见。他从中国摇滚的黄金时期走过，有了自己深耕后的思考，开始进入自己创作的另一个阶段，也重新构建个体与舞台、音乐、艺术之间的关系。
中年人的倦怠或者长期浸于同一行业里的懈怠偶尔也会露出马脚，但是眼里立刻拢上来的热情迅速将它们驱逐了出去。
他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越来越有“工作”的概念， “我不是一个会规划自己的人，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一步一步变成一个会‘工作’的人。” 所谓的“工作”就意味着一系列的流程、很多琐碎的事情，它与天马行空的创作并不是一回事。
他開始慢慢变为一个主动的人，“懂得规划，能干什么尽量多干一点，还有很多领域值得去花费生命，别浪费自己。”
宁夏川，两头尖
7岁那年，苏阳从浙江出发，先是坐船，然后坐火车，再坐汽车，再坐火车，再坐汽车，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黄色。这里是银川，建在黄河岸边，有无数人从这个国家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像我们一样。”
苏阳不适应那里，甚至吃不惯这里的食物。城市边缘是并不肥沃的田野，田野上都是农人，他们总在歌唱，总是饥饿，一个农民为什么没有饭吃？他总是在想。
16岁那年，苏阳离开家乡，来到更大的城市西安，组建了自己的乐队，立志成为一名吉他手。但是每当黄昏来临，他发现自己想念小时候讨厌的食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那条河染黄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苏阳开始接触B.B.King、Robert Johnson，密西西比河更早的歌者，他们让他想起小时候看过一个美剧叫《根》，“我记得那些黑人的吟唱和久远的鼓声，还记得当他们受屈辱的时候，会唱起一些家乡的歌。我忽然想起了小时候路过的那片田野，偶尔听到的歌，那么遥远，为什么却那么相似？”
其中有一首民谣这样唱“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金川，银川，米粮川”它用一句话就描绘了苏阳的家乡和那里的人们真实的愿望，“通常官方艺术家们习惯把它们改成赞歌，但这不真实，那片土地如此干旱，以至于很多地名都跟水有关，甚至有的地方名字叫‘喊叫水’。”
那年春节，苏阳去“西海固”拜访一位老歌师，“西海固”的海是无边的黄色寂静。摩托车沿着黄土路颠簸，经过一座清真寺、一口枯井、井水旁有半块冰，冰也是黄色的，路的尽头是一堵土墙，墙上有个豁口，从那里面钻出了一把苍老的声音，干枯、颤抖，像是从土里钻出来的。他唱到：尕妹是牡丹花园里长，二阿哥是空中的凤凰，我旋来旋去没妄想，吊死在牡丹的树上。
当时苏阳隐约觉得和他以往接触的歌词很不一样。觉得很古老，又很震动内心，说不出来，后来才知道，这是西北花儿常用的比兴手法，之前只在《诗经》里看过，后来苏阳把这首歌改成了《凤凰》。苏阳说，“我唱的是歌，不是传统的花儿。”
秦腔戏社是最市井的舞台，像城市里的田野。有一天苏阳突发奇想，能不能办一场演出？苏阳把它命名为：土的声音。
那一天，观众像潮水一样，从剧社一直流淌到街上。人们簇拥着苏阳，听着他用他们熟悉的调子，唱着他们今天的生活，那次演出让苏阳明白：无论你在哪里，如果你要歌唱，都不应该离开你的土地。
2014年，波特·埃利斯曼选择《长在银川》作为其执导的纪录片《扬子江中的大鳄》的背景音乐。
“音乐应该回到民间，靠近普通人，关注当下，关注土地和普通人的命运。贺兰山岩画、秦腔、皮影、花儿，经由个人生命线索从文化观念上串联起来，而这些恍如隔世的文化基因通过新的媒介再一次融入今天的生活。”
苏阳的歌被认为有着独特的人文价值，《新鲜的花儿开》《劳动和爱情》《凤凰》《贤良》《土青春》《长在银川》等，属于个中精品。
2016年苏阳发起“黄河今流”项目，并将它们带到了美国，2017年8月，苏阳出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河床》，除此以外，他寻找传统声音的过程也被拍成纪录片《大河唱》，计划2018年上院线。从单纯音乐人的角度出发，苏阳越来越跨界，他似乎也找到了越来越好的状态。
从黄河出发，苏阳说他正在找寻《诗经》与民间艺术间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他将音乐、绘画、影像等多种艺术形式互文，尝试用更流动的手段为当下的生命发声，“站在个体角度关注周遭命运，向转型期的社会提问。”
什么样的声音能够靠近人群
2005年，苏阳带着这些有着强烈黄河地域色彩的作品，从家乡到了北京。签约、演唱、出专辑。
他过得越来越是一个城市人。同时他也在想，“城市飞速的现代化正在瓦解我们的根，什么样的声音能够靠近人群，靠近我们今天真实的生活？”
有一段时间，苏阳想着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一天又写歌又唱歌，还出书。苏阳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个规划，“能让我做的很多事情有一个综合性的意义。有规划地去做一些事情，才能跟更多的艺术家合作，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 平克·弗洛伊德80年代曾有一场演出叫《月之暗面》，这场演出颇得苏阳喜爱，通过它，苏阳越来越意识到任何艺术形式往前走必然要考虑到立体的需求。比如民歌最早是相对单一的艺术形式，后来成了戏，要拿它来讲故事。讲故事怎么讲？老唱一个曲子显然是讲不了那么多的事的，“那么就把很多不同的曲子穿起来，戏就是这么产生的。这时候好几种艺术门类已经产生了，还有歌词的写法，曲子的编配。
“立体的、多维的演出模式我觉得是早晚的事，以前我干不起，现在有机会了。这件事情显然比坐家里弄吉他这件事情更有野心，能刺激人，还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对于最近他被关注的“黄河今流”项目的发起，苏阳这样告诉《南风窗》。他找到了这么一个载体承载了他对于未来演出的野心。想到“黄河今流”让他挺激动的，“我也能干一件正事，也能有自己掌控能力和价值了。”
“以后演出会越来越好看，越来越能够传递整体的审美，但是手段用的全部是世界化手段，各个多媒体之间的交互”，但恰恰不是人们说的艺术家想怎么干怎么干，“不是那样的，它的背后是科技支撑，我们现在演出也是耳机里面带节拍器，全世界的乐手都这么做，你必须也要达标。”
在苏阳看来，很多事情做着做着就会跨越边界，“其实就跟弹吉他一样，如果你真正弹的时间够长，而且你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你会发现它的牵连性很大，它可以延展到很宽的领域。”
所以不管你干什么，一定是能够打破边界的，一些优秀的人就是能够看到跟他所做的这件事物之外的一些事情。
歌唱不是用来供在寺庙里的
国内出版社出了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的书，给苏阳寄来一箱子书，并列了一些问题作为采访，其中一个问题是“鲍勃·迪伦是怎样影响你的。”
苏阳想了想回答说，鲍勃·迪伦没有影响过我。如果硬说影响，就是苏阳有一段在酒吧卖唱的时光，“我又不懂英文，肯定就挑简单的唱，就会唱他两首歌：《Blowing in the wind》《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苏阳用“银川英语”唱的。有时候唱完，有外国人问旁边的人，他唱的是中国话吗？中国人就问他唱的是英语吗？
苏阳特意上网搜了鲍勃·迪伦的作品“赶紧补课”，看到一本世界著名摇滚歌手歌词的书，第一页就是鲍勃·迪伦。苏阳看了《敲响天堂之门》，歌词里说：妈妈请把我的长枪埋在地下，我将不再需要它了。妈妈请把我的勋章埋在地下，我将不再需要它了。
苏阳认为这样的词语作为诗歌很伟大。他从这个歌词里联想到自己唱过的土族的一首酒歌，酒歌是這么唱的，“当兵的人啊，你酒醉的时候在哪里安生地睡，什么当枕头使？什么紧靠着背？你把什么高高挂起？什么成双对？”回答是“回当兵的人啊，酒醉的时候你在营盘里安生地睡，你把胳膊弯下当枕头使，你的行军包就紧靠着背，你把长枪高高挂起，手榴弹成双对。”
苏阳说，“有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有那么不同，其实这个世界的情感是非常相同的，其实我没有看过太多鲍勃迪伦的，因为他太伟大了，所以跟我没关系，我只能通过我能触摸到的一种方式来感受共通性。”
苏阳现在强调比兴传统对他的启发，“我希望我的未来是可以触摸到共通情感的艺术家。我说的就是我可以不懂，但是我一定是将会触摸到这种共通领域，就是人类的情感。密西西比河的人和黄河的人生活方式不一样，但是密西西比河的人他们的歌唱性和黄河领域的这种歌唱性功能是一样的，都是用来歌唱你们今天的生活，不是用来供在寺庙里，不是用来做什么的，它是用来表达你的生活的，这是我们共同的地方。”
最近的那次演出结束后，苏阳高兴，喝多了，别人送他回家说我扶你进屋吧，苏阳没愿意，他说他自己爬着回去。他说舞台演出以外，他其实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生活与演出时的他其实很“割裂”。不愿将生活里私密的地方示人。
如果说有一种相同，那就是舞台上下他都喜欢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瘦，神态容易让人想起海子说的“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一层层白云覆盖着我，踩在青草上，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
苏阳，1969年出生于浙江，7岁时随父母迁往宁夏银川。16岁开始组乐队、当吉他手、唱歌，他把花儿、秦腔等中国传统音乐形式与西方现代音乐嫁接、改良和解构，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音乐语言，媒体以及听众对他的评价是，“创造了离人群最近的声音。”他曾被誉为“西北摇滚歌王”，又曾于2012年获得上海MAOLivehouse“最佳民谣歌手奖”，他认为，自己做的既不是摇滚，也不是民谣，是流行音乐。
2017年8月16日，“苏阳工作室”宣布成立，18日晚，五棵松体育馆的M空间，苏阳压轴，从8点半唱到9点半。这场演出被称为苏阳独立宣言后的第一场演出。“也不排除以后会再签约，但是再签，就是和苏阳工作室签。”
纵观这些年，与苏阳同期出来的音乐人，很多已湮灭于人海。依然活跃在舞台坚持自己创作风格的并不多见。他从中国摇滚的黄金时期走过，有了自己深耕后的思考，开始进入自己创作的另一个阶段，也重新构建个体与舞台、音乐、艺术之间的关系。
中年人的倦怠或者长期浸于同一行业里的懈怠偶尔也会露出马脚，但是眼里立刻拢上来的热情迅速将它们驱逐了出去。
他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越来越有“工作”的概念， “我不是一个会规划自己的人，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一步一步变成一个会‘工作’的人。” 所谓的“工作”就意味着一系列的流程、很多琐碎的事情，它与天马行空的创作并不是一回事。
他開始慢慢变为一个主动的人，“懂得规划，能干什么尽量多干一点，还有很多领域值得去花费生命，别浪费自己。”
宁夏川，两头尖
7岁那年，苏阳从浙江出发，先是坐船，然后坐火车，再坐汽车，再坐火车，再坐汽车，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黄色。这里是银川，建在黄河岸边，有无数人从这个国家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像我们一样。”
苏阳不适应那里，甚至吃不惯这里的食物。城市边缘是并不肥沃的田野，田野上都是农人，他们总在歌唱，总是饥饿，一个农民为什么没有饭吃？他总是在想。
16岁那年，苏阳离开家乡，来到更大的城市西安，组建了自己的乐队，立志成为一名吉他手。但是每当黄昏来临，他发现自己想念小时候讨厌的食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那条河染黄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苏阳开始接触B.B.King、Robert Johnson，密西西比河更早的歌者，他们让他想起小时候看过一个美剧叫《根》，“我记得那些黑人的吟唱和久远的鼓声，还记得当他们受屈辱的时候，会唱起一些家乡的歌。我忽然想起了小时候路过的那片田野，偶尔听到的歌，那么遥远，为什么却那么相似？”
其中有一首民谣这样唱“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金川，银川，米粮川”它用一句话就描绘了苏阳的家乡和那里的人们真实的愿望，“通常官方艺术家们习惯把它们改成赞歌，但这不真实，那片土地如此干旱，以至于很多地名都跟水有关，甚至有的地方名字叫‘喊叫水’。”
那年春节，苏阳去“西海固”拜访一位老歌师，“西海固”的海是无边的黄色寂静。摩托车沿着黄土路颠簸，经过一座清真寺、一口枯井、井水旁有半块冰，冰也是黄色的，路的尽头是一堵土墙，墙上有个豁口，从那里面钻出了一把苍老的声音，干枯、颤抖，像是从土里钻出来的。他唱到：尕妹是牡丹花园里长，二阿哥是空中的凤凰，我旋来旋去没妄想，吊死在牡丹的树上。
当时苏阳隐约觉得和他以往接触的歌词很不一样。觉得很古老，又很震动内心，说不出来，后来才知道，这是西北花儿常用的比兴手法，之前只在《诗经》里看过，后来苏阳把这首歌改成了《凤凰》。苏阳说，“我唱的是歌，不是传统的花儿。”
秦腔戏社是最市井的舞台，像城市里的田野。有一天苏阳突发奇想，能不能办一场演出？苏阳把它命名为：土的声音。
那一天，观众像潮水一样，从剧社一直流淌到街上。人们簇拥着苏阳，听着他用他们熟悉的调子，唱着他们今天的生活，那次演出让苏阳明白：无论你在哪里，如果你要歌唱，都不应该离开你的土地。
2014年，波特·埃利斯曼选择《长在银川》作为其执导的纪录片《扬子江中的大鳄》的背景音乐。
“音乐应该回到民间，靠近普通人，关注当下，关注土地和普通人的命运。贺兰山岩画、秦腔、皮影、花儿，经由个人生命线索从文化观念上串联起来，而这些恍如隔世的文化基因通过新的媒介再一次融入今天的生活。”
苏阳的歌被认为有着独特的人文价值，《新鲜的花儿开》《劳动和爱情》《凤凰》《贤良》《土青春》《长在银川》等，属于个中精品。
2016年苏阳发起“黄河今流”项目，并将它们带到了美国，2017年8月，苏阳出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河床》，除此以外，他寻找传统声音的过程也被拍成纪录片《大河唱》，计划2018年上院线。从单纯音乐人的角度出发，苏阳越来越跨界，他似乎也找到了越来越好的状态。
从黄河出发，苏阳说他正在找寻《诗经》与民间艺术间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他将音乐、绘画、影像等多种艺术形式互文，尝试用更流动的手段为当下的生命发声，“站在个体角度关注周遭命运，向转型期的社会提问。”
什么样的声音能够靠近人群
2005年，苏阳带着这些有着强烈黄河地域色彩的作品，从家乡到了北京。签约、演唱、出专辑。
他过得越来越是一个城市人。同时他也在想，“城市飞速的现代化正在瓦解我们的根，什么样的声音能够靠近人群，靠近我们今天真实的生活？”
有一段时间，苏阳想着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一天又写歌又唱歌，还出书。苏阳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个规划，“能让我做的很多事情有一个综合性的意义。有规划地去做一些事情，才能跟更多的艺术家合作，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 平克·弗洛伊德80年代曾有一场演出叫《月之暗面》，这场演出颇得苏阳喜爱，通过它，苏阳越来越意识到任何艺术形式往前走必然要考虑到立体的需求。比如民歌最早是相对单一的艺术形式，后来成了戏，要拿它来讲故事。讲故事怎么讲？老唱一个曲子显然是讲不了那么多的事的，“那么就把很多不同的曲子穿起来，戏就是这么产生的。这时候好几种艺术门类已经产生了，还有歌词的写法，曲子的编配。
“立体的、多维的演出模式我觉得是早晚的事，以前我干不起，现在有机会了。这件事情显然比坐家里弄吉他这件事情更有野心，能刺激人，还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对于最近他被关注的“黄河今流”项目的发起，苏阳这样告诉《南风窗》。他找到了这么一个载体承载了他对于未来演出的野心。想到“黄河今流”让他挺激动的，“我也能干一件正事，也能有自己掌控能力和价值了。”
“以后演出会越来越好看，越来越能够传递整体的审美，但是手段用的全部是世界化手段，各个多媒体之间的交互”，但恰恰不是人们说的艺术家想怎么干怎么干，“不是那样的，它的背后是科技支撑，我们现在演出也是耳机里面带节拍器，全世界的乐手都这么做，你必须也要达标。”
在苏阳看来，很多事情做着做着就会跨越边界，“其实就跟弹吉他一样，如果你真正弹的时间够长，而且你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你会发现它的牵连性很大，它可以延展到很宽的领域。”
所以不管你干什么，一定是能够打破边界的，一些优秀的人就是能够看到跟他所做的这件事物之外的一些事情。
歌唱不是用来供在寺庙里的
国内出版社出了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的书，给苏阳寄来一箱子书，并列了一些问题作为采访，其中一个问题是“鲍勃·迪伦是怎样影响你的。”
苏阳想了想回答说，鲍勃·迪伦没有影响过我。如果硬说影响，就是苏阳有一段在酒吧卖唱的时光，“我又不懂英文，肯定就挑简单的唱，就会唱他两首歌：《Blowing in the wind》《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苏阳用“银川英语”唱的。有时候唱完，有外国人问旁边的人，他唱的是中国话吗？中国人就问他唱的是英语吗？
苏阳特意上网搜了鲍勃·迪伦的作品“赶紧补课”，看到一本世界著名摇滚歌手歌词的书，第一页就是鲍勃·迪伦。苏阳看了《敲响天堂之门》，歌词里说：妈妈请把我的长枪埋在地下，我将不再需要它了。妈妈请把我的勋章埋在地下，我将不再需要它了。
苏阳认为这样的词语作为诗歌很伟大。他从这个歌词里联想到自己唱过的土族的一首酒歌，酒歌是這么唱的，“当兵的人啊，你酒醉的时候在哪里安生地睡，什么当枕头使？什么紧靠着背？你把什么高高挂起？什么成双对？”回答是“回当兵的人啊，酒醉的时候你在营盘里安生地睡，你把胳膊弯下当枕头使，你的行军包就紧靠着背，你把长枪高高挂起，手榴弹成双对。”
苏阳说，“有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有那么不同，其实这个世界的情感是非常相同的，其实我没有看过太多鲍勃迪伦的，因为他太伟大了，所以跟我没关系，我只能通过我能触摸到的一种方式来感受共通性。”
苏阳现在强调比兴传统对他的启发，“我希望我的未来是可以触摸到共通情感的艺术家。我说的就是我可以不懂，但是我一定是将会触摸到这种共通领域，就是人类的情感。密西西比河的人和黄河的人生活方式不一样，但是密西西比河的人他们的歌唱性和黄河领域的这种歌唱性功能是一样的，都是用来歌唱你们今天的生活，不是用来供在寺庙里，不是用来做什么的，它是用来表达你的生活的，这是我们共同的地方。”
最近的那次演出结束后，苏阳高兴，喝多了，别人送他回家说我扶你进屋吧，苏阳没愿意，他说他自己爬着回去。他说舞台演出以外，他其实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生活与演出时的他其实很“割裂”。不愿将生活里私密的地方示人。
如果说有一种相同，那就是舞台上下他都喜欢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瘦，神态容易让人想起海子说的“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一层层白云覆盖着我，踩在青草上，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