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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我翻阅旧报，细读松宝对关东军之秘密报告，日本因工业之发达，原料之缺乏，世界关税之高垒，逼其向华侵略，……使中国民众屈服，而后再向世界宣战，日本最怕为民众之觉醒及硬干。尔后我更看毛泽东《论中日战争》，其坚决自信，努力抗日之精神，令人钦佩不置……”
写下这篇日记的就是我哥哥周浩然。这篇日记写于1937年12月13日。又过了一年多时间，也就是1939年9月的一天，哥哥由中共胶东区委任命为即墨县委组织部长不久，在当地发动群众时，遭到敌军围攻，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年仅24岁。后经证实，他是青岛地区抗战初期牺牲的第一位共产党人。
我哥哥周浩然1915年生于山东即墨瓦戈庄村，1933年加入青岛地区“左联”，积极投身于抗战宣传活动。1938年3月9日，他率领抗日义勇军打响胶东抗日根据地武装抗战的第一枪，消灭日军30余人，击毁军车两辆，义勇军无一伤亡。1939年8月，他从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结业，随即深入乡村，准备一展身手。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我哥哥短暂的一生，留下几百万字的诗文、日记，其中有很多宣传抗战、动员民众的篇章。生前，他曾嘱咐我两个姐姐，万一不测要保管好这些文稿。为了他的嘱托，姐姐们吃尽苦头。1937年冬，为了躲避日军祸害，我们全家逃离青岛，回到老家即墨瓦戈庄。这次行程，先用柳条包、皮箱、木箱等，把哥哥的文稿整整装了13箱，先运到即墨灵山镇的姥姥家，又用两辆小推车推到瓦戈庄。
1938年1月，为了躲避日军搜查，我大姐周淑真、二哥周法政在屋里挖了一个深坑，将文稿埋了进去，又在上面盘了一铺炕，炕上放了一些树枝、烂草、破篓子加以伪装，这样，躲过日军多次搜查。到了夏天，天天下雨，两个姐姐抓空儿把文稿挖出来，一本本、一页页揭开晾晒，然后再埋回去。
1940年初，在我父亲的周密安排下，这批文稿又辗转运回青岛，存放到相对隐蔽安全的二姐家。1941年，驻青岛日本宪兵队先后三次到我父亲家里搜查，一个鬼子揪住他的衣领，恶狠狠地说：“周浩然没死，有人见过他，快交出你的八路儿子！”父亲拒不回答。1947年，父亲临终之前，还和全家人交代：“一定要把浩然那些东西保存好哇！”
1960年，我在青岛师专读书，有一天去大姐家，姐姐说：“咱大哥是抗日英雄，喜欢读书，写了好多东西，现在放吊铺上呢，你带点回去看看？”我爬到吊铺上一看，哎呀，10多平方米大小的吊铺，都被哥哥留下的文稿占满了。我如获至宝，一下拿了14本日记、五六本文章剪辑、读书札记等，就是今天还能见到的这些文献史料。
翻看哥哥的文稿，字里行间，思想激越，才华横溢，我被深深打动了。特别是那一句名言“留着无限的光明在人间，带着无限的荣耀而瞑目”，直到今天也是铿锵有力，发人深省。可是，掩卷思索，让我不甚理解的是，既然哥哥是抗日英雄，为什么青岛、即墨革命烈士名册中却见不到他的名字呢？从此，我开始了寻找哥哥的征程。
最初，我投书即墨、青岛的民政部门，回答是战争年代未留下档案，也没有当年一起工作的战友作证，所以，你哥哥何时参加革命，怎么牺牲的，都难以确定。我没有放弃努力，一直在搜寻方方面面的材料。1968年底，有关部门发现了杀害我哥哥的罪证，抗战英烈周浩然牺牲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从那时起，又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利用工作之余，在青岛、崂山、即墨等地搜集相关材料。这期间，即墨首任县委书记吴善堂专门从上海市委写来证明信。1984年，哥哥被山东省政府命名为著名革命烈士。
2001年，即墨市委在我哥哥牺牲地——刘家庄镇西尖庄村建碑立亭，祭奠英烈。又过了十多年，我竭尽全力将这里扩建为“抗日英雄周浩然文化园”。目前，这里已经成为青岛市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和山东省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
哥哥周浩然与千千万万抗日英烈一起常驻人间……
（责任编辑：杨连元）
写下这篇日记的就是我哥哥周浩然。这篇日记写于1937年12月13日。又过了一年多时间，也就是1939年9月的一天，哥哥由中共胶东区委任命为即墨县委组织部长不久，在当地发动群众时，遭到敌军围攻，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年仅24岁。后经证实，他是青岛地区抗战初期牺牲的第一位共产党人。
我哥哥周浩然1915年生于山东即墨瓦戈庄村，1933年加入青岛地区“左联”，积极投身于抗战宣传活动。1938年3月9日，他率领抗日义勇军打响胶东抗日根据地武装抗战的第一枪，消灭日军30余人，击毁军车两辆，义勇军无一伤亡。1939年8月，他从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结业，随即深入乡村，准备一展身手。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我哥哥短暂的一生，留下几百万字的诗文、日记，其中有很多宣传抗战、动员民众的篇章。生前，他曾嘱咐我两个姐姐，万一不测要保管好这些文稿。为了他的嘱托，姐姐们吃尽苦头。1937年冬，为了躲避日军祸害，我们全家逃离青岛，回到老家即墨瓦戈庄。这次行程，先用柳条包、皮箱、木箱等，把哥哥的文稿整整装了13箱，先运到即墨灵山镇的姥姥家，又用两辆小推车推到瓦戈庄。
1938年1月，为了躲避日军搜查，我大姐周淑真、二哥周法政在屋里挖了一个深坑，将文稿埋了进去，又在上面盘了一铺炕，炕上放了一些树枝、烂草、破篓子加以伪装，这样，躲过日军多次搜查。到了夏天，天天下雨，两个姐姐抓空儿把文稿挖出来，一本本、一页页揭开晾晒，然后再埋回去。
1940年初，在我父亲的周密安排下，这批文稿又辗转运回青岛，存放到相对隐蔽安全的二姐家。1941年，驻青岛日本宪兵队先后三次到我父亲家里搜查，一个鬼子揪住他的衣领，恶狠狠地说：“周浩然没死，有人见过他，快交出你的八路儿子！”父亲拒不回答。1947年，父亲临终之前，还和全家人交代：“一定要把浩然那些东西保存好哇！”
1960年，我在青岛师专读书，有一天去大姐家，姐姐说：“咱大哥是抗日英雄，喜欢读书，写了好多东西，现在放吊铺上呢，你带点回去看看？”我爬到吊铺上一看，哎呀，10多平方米大小的吊铺，都被哥哥留下的文稿占满了。我如获至宝，一下拿了14本日记、五六本文章剪辑、读书札记等，就是今天还能见到的这些文献史料。
翻看哥哥的文稿，字里行间，思想激越，才华横溢，我被深深打动了。特别是那一句名言“留着无限的光明在人间，带着无限的荣耀而瞑目”，直到今天也是铿锵有力，发人深省。可是，掩卷思索，让我不甚理解的是，既然哥哥是抗日英雄，为什么青岛、即墨革命烈士名册中却见不到他的名字呢？从此，我开始了寻找哥哥的征程。
最初，我投书即墨、青岛的民政部门，回答是战争年代未留下档案，也没有当年一起工作的战友作证，所以，你哥哥何时参加革命，怎么牺牲的，都难以确定。我没有放弃努力，一直在搜寻方方面面的材料。1968年底，有关部门发现了杀害我哥哥的罪证，抗战英烈周浩然牺牲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从那时起，又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利用工作之余，在青岛、崂山、即墨等地搜集相关材料。这期间，即墨首任县委书记吴善堂专门从上海市委写来证明信。1984年，哥哥被山东省政府命名为著名革命烈士。
2001年，即墨市委在我哥哥牺牲地——刘家庄镇西尖庄村建碑立亭，祭奠英烈。又过了十多年，我竭尽全力将这里扩建为“抗日英雄周浩然文化园”。目前，这里已经成为青岛市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和山东省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
哥哥周浩然与千千万万抗日英烈一起常驻人间……
（责任编辑：杨连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