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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以前，杜甫已经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质问。
时空变换，住房问题近年来已成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也是每年两会关注焦点。时至今日，离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方向已有。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了两条路：一是继续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二是继续搞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用市场调控限制投机需求，用安居工程提升保障房供给。一压一提，看起来可以实现房屋供求的平衡，达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房屋价格。
一些研究也证明了房地产降温措施的成效，2012年第一季度北京和上海的房价较前一季度仅上涨0.3%。与上年同期相比，中国住房价格还下跌了2.2%。而就在一年前，中国房价的同比涨幅达到8%。战果可以扩大吗？或者至少，这样的成效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吗？
中央多次表明厉行调控的决心，与新的世界格局之下的宏观经济背景有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让以往新兴经济体总是成为经济危机薄弱环节及策源地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危机之后的双速复苏景观，更让其他处于凄风惨雨中的国家，对中国经济有“风景这边独好”之叹。
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就，让政府有底气以更加决绝的意志和行动力，来优先应对萧墙之内的隐患。高企的房价，及其所助长的不完全公正的再分配趋势，已经关涉民生之伸缩与民心之聚散，是中央政府不得不考虑的头等大事。关于调控的密集表态与行动于是出台。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展到今天，已经超出大多数人的意料。一年之前，成员国的退出和欧元区的解体只被认为是概率低于10%的小概率事件，一年之后，媒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欧洲委员会的官员都在提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想法。“欧元区将在混乱中解体”的说法也不胫而走。
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风险，中国显然难以自外其事、独善其身。4月份贸易数据的意外恶化，加剧了各方的担忧。近日央行突然降息，也被视为对未来外部需求骤降带来经济下行的提前加油。毕竟中国社会分配失衡的阵痛还需要较为强劲的增长来缓释。
地方政府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增长放缓的压力，各地屡屡出台不同版本的“楼市新政”。统计表明，从2011年8月至2012年5月10日，全国共有33个城市出台楼市新政。最新的一宗例子是近日石家庄推出的楼市新政。五条措施，其中有一条“人均住房面积低于全省人均住房面积的市民将允许购买第三套住房”，可以说直接挑战中央的限购限贷调控措施。
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地方利益的蠢动，中央还应该或者能够继续维持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姿态吗？对此，我们的看法是：紧守调控这条底线，不动摇。对住房空置率的一些零星的调查，反映出“我们已经拥有了为数不少的民众住不起的房子”的事实。
再不堵住投机风潮，社会资源就会愈加涌向非生产性的用途，造成每年GDP不断增加，但作为存量的社会财富却不断减少的吊诡世界。一些建筑年份不到十年的房屋楼堂馆所被不断推倒重来，正折射着“流量突飞猛进、存量不断流失”的荒诞事实。
从大禹时代起，我们就领会“堵不如疏”的行政经验，知晓只堵不疏的可怕后果。因此，在房市调控背后，更艰巨且需要更大意志力去践行的，是调控市场管制。
投资总是期待回报，资本总要寻求利润，不让它在生产性用途上获利，它就会去非生产性用途上投机。只要在那些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通讯、教育、金融、医疗、居住、水、电、气等日常微观领域，多一些竞争空间，社会资本就会焕发出更大的创造力來满足人民，创造财富、技术与和谐。
时空变换，住房问题近年来已成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也是每年两会关注焦点。时至今日，离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方向已有。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了两条路：一是继续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二是继续搞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用市场调控限制投机需求，用安居工程提升保障房供给。一压一提，看起来可以实现房屋供求的平衡，达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房屋价格。
一些研究也证明了房地产降温措施的成效，2012年第一季度北京和上海的房价较前一季度仅上涨0.3%。与上年同期相比，中国住房价格还下跌了2.2%。而就在一年前，中国房价的同比涨幅达到8%。战果可以扩大吗？或者至少，这样的成效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吗？
中央多次表明厉行调控的决心，与新的世界格局之下的宏观经济背景有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让以往新兴经济体总是成为经济危机薄弱环节及策源地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危机之后的双速复苏景观，更让其他处于凄风惨雨中的国家，对中国经济有“风景这边独好”之叹。
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就，让政府有底气以更加决绝的意志和行动力，来优先应对萧墙之内的隐患。高企的房价，及其所助长的不完全公正的再分配趋势，已经关涉民生之伸缩与民心之聚散，是中央政府不得不考虑的头等大事。关于调控的密集表态与行动于是出台。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展到今天，已经超出大多数人的意料。一年之前，成员国的退出和欧元区的解体只被认为是概率低于10%的小概率事件，一年之后，媒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欧洲委员会的官员都在提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想法。“欧元区将在混乱中解体”的说法也不胫而走。
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风险，中国显然难以自外其事、独善其身。4月份贸易数据的意外恶化，加剧了各方的担忧。近日央行突然降息，也被视为对未来外部需求骤降带来经济下行的提前加油。毕竟中国社会分配失衡的阵痛还需要较为强劲的增长来缓释。
地方政府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增长放缓的压力，各地屡屡出台不同版本的“楼市新政”。统计表明，从2011年8月至2012年5月10日，全国共有33个城市出台楼市新政。最新的一宗例子是近日石家庄推出的楼市新政。五条措施，其中有一条“人均住房面积低于全省人均住房面积的市民将允许购买第三套住房”，可以说直接挑战中央的限购限贷调控措施。
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地方利益的蠢动，中央还应该或者能够继续维持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姿态吗？对此，我们的看法是：紧守调控这条底线，不动摇。对住房空置率的一些零星的调查，反映出“我们已经拥有了为数不少的民众住不起的房子”的事实。
再不堵住投机风潮，社会资源就会愈加涌向非生产性的用途，造成每年GDP不断增加，但作为存量的社会财富却不断减少的吊诡世界。一些建筑年份不到十年的房屋楼堂馆所被不断推倒重来，正折射着“流量突飞猛进、存量不断流失”的荒诞事实。
从大禹时代起，我们就领会“堵不如疏”的行政经验，知晓只堵不疏的可怕后果。因此，在房市调控背后，更艰巨且需要更大意志力去践行的，是调控市场管制。
投资总是期待回报，资本总要寻求利润，不让它在生产性用途上获利，它就会去非生产性用途上投机。只要在那些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通讯、教育、金融、医疗、居住、水、电、气等日常微观领域，多一些竞争空间，社会资本就会焕发出更大的创造力來满足人民，创造财富、技术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