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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四川好人》 中的主人公沈黛这一艺术形象，布莱希特让我们去思考人性的复杂、世界的复杂，沈黛（隋达） 通过作恶而扬善，恶的表象有着善的动机，善的动机需要恶的手段，沈黛在善恶之间纠结徘徊。可见，善与恶并不是界限分明的；相反，让人感到吊诡的是，善与恶在内部常常交织在一起，既然善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展现为恶，那么表现为善的恶更加危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识别出它的真正目的，反而更容易被它可人的表面所蒙蔽，这也许是布莱希特提醒我们去思考但没有在剧中直接表现出来的。
关键词：黑格尔 辩证法 三段论 影响
一般来讲，艺术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觉性”的艺术家，他们以自己的直觉式的感知，通过艺术形式展示个体生命中的自我判断；另一类是“理性式”艺术家，“他们以自身对文化与艺术的深刻的思辨形式意义上的解读与体悟，来判断自己的创作方向与创作形式”a。如果我们赞同这种简单而略显粗暴的分类的话，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应该属于后一类。20世纪70年代以后，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不了解中国哲学就很难真正理解布莱希特的作品。的确，布莱希特善于研习和吸纳中国哲学，并把自己的感悟和体会运用于文学创作，正如他的朋友汉斯·艾斯勒所说的那样：“中国哲学为布莱希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启发，这使他的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哲理趣味、耐人寻味的东方智慧，给酷爱哲学的德国观众提供了许多思维愉悦和审判享受。”b 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就是一部从里到外洋溢着浓浓的中国特色的戏剧，也是一部广为人知的寓言剧。从故事框架上说，布莱希特借鉴了关汉卿的《救风尘》，演绎了一出好心助人却不得好报的故事；从细节上说，还能看到他对庄子“材之患”比喻故事的运用，而剧终则是以审案形式结束的，这是中国戏曲里常见的结尾形式，在欧洲戏剧里虽有，但不多见，“布莱希特显然也是受中国戏曲的启发，把这一手法引入自己的史诗剧里，为表现自己的生活感悟、哲理思考增加了新的手段”c。但布莱希特毕竟是德国剧作家，作为一个德国人，作为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剧作家，他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绝对不会是陌生的——毕竟，“黑格尔最著名的学生和反对者是卡尔˙馬克思。马克思反对黑格尔，但并不妨碍他继承黑格尔的辩证观点”d，我们知道布莱希特作为20世纪世界戏剧舞台上的艺术大师，主要在于他创立并发展了“史诗戏剧”e以及“陌生化”理论，而“陌生化”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其哲学上的合法性”f，来自于黑格尔，其实，黑格尔对布莱希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具体到《四川好人》，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主题思想、剧情设计还是人物塑造上，都与黑格尔的辩证思想有着这样那样的微妙联系。
《四川好人》完稿于1941年，为写好这个剧本，布莱希特花了很大精力，初稿完成后又重写过若干遍，并进行过多次修改，剧本讲述三位神仙来到人间（四川）寻访好人，却难以找到栖身之地，只有妓女沈黛愿意提供，仰赖三位神仙的馈赠，沈黛开了家烟店，并向求助者无偿提供住宿，这使她获得“城郊天使”的美名，却使得烟店难以为继。无奈之下，沈黛只好以所谓的表兄隋达的身份出现。隋达处事精明，不但把烟店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出面打理沈黛的情感纠葛——沈黛爱上了一名失业飞行员杨森，并有了爱情结晶，可杨森是一位自私自利之徒。有人举报隋达谋害了沈黛，在由三位神仙乔装打扮的法官面前，隋达现出沈黛的真面目：“是的，我就是沈黛。隋达是我，沈黛也是我，两人都是我。你们的告诫：做好人又要生存，它像闪电一般将我劈成两半。我不知道，对人好对己也好，怎能两周全——谁能长期拒绝作恶，当他们饿得快死的时候……”g
从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沈黛是三位神仙在人间找到的唯一的好人——但最初三位神仙认为不嫌麻烦帮助他们找住处的卖水人老王就是一位他们要找的好人，可是在与他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老王用来卖水的勺子底部是两层的，换句话说，老王实际上是一个骗子、奸商，但沈黛似乎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纯洁的好人，当卖水人老王找她留宿三位神仙时，她正在从事一项女性非常古老的职业——以至于沈黛门前出现的那个男人每吹一次口哨，老王就震颤一下。沈黛主观上很愿做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好人，她不但向神仙坦诚自己是靠出卖身体过日子的，而且还向神仙倾诉自己的困惑：“如果我能够守住德行、孝顺父母、诚实做人，我会是幸福的。能够不乞求邻居帮助，是一种快乐。能够忠实于一个男人，我会很快活。我不会伤天害理、损人利己，我不会偷抢无依无靠的人、落井下石。但是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切呢？要是我做不到当中几条，我怎能做好人呢？”h是的，关于好人，我们全都明白，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说的“好人”是什么含义，好人要做好事，并且要持续地做大量的好事，好人对犯罪有正常的厌恶，另外，“最要紧的是，他的‘道德’，即从狭义来说的道德，必须是无可非议的”i。“一个人，如果当别人是幸福时，他是幸福的、胸襟宽阔的、慷慨的和高兴的，那他就是‘好人’”j。这样说来，沈德的职业虽不登大雅之堂，但她本质上确实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好人，神仙给沈黛一千多块银元作为住宿费，沈黛成为一家烟店的老板，随即她过去的房东（一家八口人）、失业工人、木匠甚至飞行员杨森，等等，纷至沓来——正所谓小小救生艇，人人想攀登，被淹的人太多，眼看沉入海中。在这种情况下，沈黛不得不戴上面具以表哥隋达的身份粉墨登场。他只用二十块银元就打发走了木匠（木匠要价一百银元），赶走了沈黛原来的房东老汉一家八口人，看出杨森对沈黛的爱情只不过是把她当作取款机，隋达还与警察共同草拟一个征婚广告——让沈黛嫁个有钱人，从而解救沈黛的经济危机，隋达还开了烟厂——剥削无依无靠的穷苦人。按照隋达（当然也是沈黛）的辩词：“我的一切犯罪，都是为了帮助我的邻居。爱我心中所爱的人，拯救我儿子不忍受饥饿。”！ 1三位神仙无法反驳隋达，只好提出让沈黛一个月做一次隋达（坏人）的建议（沈黛表示最少一个礼拜一次）。这次人间之行使三位神仙意识到：“如若长期观察细描述，美好发现也要消逝。你们的身躯投下阴影，在金光闪闪的洪流里。”！ 2这是一个善恶交织的世界，连神仙也无可奈何，留下受着良心煎熬的、绝望的沈黛在滚滚红尘中苦苦挣扎。 布莱希特认为：“演员所扮演的特殊的人，最终必须适合更多的事物，而不只是适合发生的事物，这主要是因为，当事件体现在一个特殊的人身上时，显得尤为触目罢了。”！ 3用布莱希特的观点来观照沈黛这一人物形象，我们就会发现沈黛的困惑与绝望也是我们观众的困惑与绝望，沈黛仅仅是我们甚至人类的代言人而已。我们对沈黛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沈黛是好人；第二个阶段：沈黛（隋达）是坏人；第三个阶段：沈黛既是好人也是坏人（善恶于一体）。这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辩证法，这是黑格尔哲学的中心思想，按照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概括，黑格尔的辩证法包含三个阶段：“先是有一句话，然后有一句与之相反的话，最后二者合为一个混成的东西。”！ 4比如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正题：黄金有价值，与之相对的是一个反题：黄金没有价值（如果你在撒哈拉大沙漠里迷了路，你有一袋黄金而需要水，黄金就不如水有价值，黄金就没有多大价值），最后得到一个命题：黄金的价值要看具体情形而定，也就是说，辩证的过程是对立的“正”和“反”产生“合”。“从辩证法产生出来的另一个古怪的偏见是黑格尔对于‘三’这个数目的偏爱，什么都是按‘三’来的，只是因为辩证法包含正、反、合三个阶段”！ 5。在《四川好人》中，数字“三”也是频频出现！ 6： 三位神仙来到人间寻访好人，卖水人老王等神仙等到第三天才等到他们，沈黛在神仙离开后三天当上烟店老板，剧本除去序幕和审判也是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对应着我们对沈黛的三个阶段的认识：沈黛是好人；沈黛（隋达）不是好人；沈黛既是好人也是坏人。沈黛为什么从好人变成坏人，从剧中得知，沈黛装扮成隋达剥削他人、卑鄙赚钱的目的是为了能保证沈黛做好人。如果沈黛一直做好人，钱很快就会花完，她很快会变成穷人，因而再也不能做好事。为了把好事坚持做下去，她就不能仅仅只是个单纯的好人，她需要隋达，一个令人憎恶的剥削者，然而变成了隋达，就像从绵羊变成了饿狼、从天使变成了魔鬼一样，她就不再是好人了。神仙和大众赞扬的好人沈黛，却不得不去干坏事，不得不去做一个被人咒骂的残忍的隋达，这真让人既心痛又无奈，布莱希特的结论是：“为了当好人就得干坏事，人永远不能扮演一个自然的、原本的自己。”！ 7通过沈黛这一艺术形象，布莱希特让我们去思考人性的复杂、世界的复杂，沈黛（隋达）通过作恶而扬善，恶的表象有着善的动机……沈黛在善恶之间纠结徘徊。可见，善与恶并不是界限分明的；相反，让人感到吊诡的是，善与恶在内部常常交织在一起，既然善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展现为恶，那么表现为善的恶更加危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识别它的真正目的，反而更容易被它可人的表面所蒙蔽。这也许是布莱希特提醒我们去思考但没有在剧中直接表现出来的……
在剧终神仙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充滿张力的话，作为临别人间的赠语：“这个世界应当改变吗？怎样改变？不，这一切都很正常。”！ 8对这句话的解读，有学者认为“布莱希特由此暗示：改变世界不能依靠神仙，他们不但是软弱无力的，而且还以为人间一切是正常的！”！ 9这样解读很有道理，因为布莱希特认为戏剧要借陌生化技巧让观众认识到世界是可以改变的，认识社会事件的因果关系，从而参与变革现实的斗争，而现实世界没有什么神仙和救世主，要靠的只有人自己，但如果联系到前面神仙和沈黛对做坏人（隋达）的讨价还价来看——沈黛提出至少一个礼拜做一次坏人，而神仙认为一个月做一次就足够，其实无论是七分之一还是三十分之一，其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五十步笑百步，神仙也并没有对恶斩尽杀绝。也许，神仙的话委婉提醒我们，更美好的世界是有着三十分之一的恶的世界？恶在社会中是难以摆脱的，恶与善同生死共存亡，毕竟，如果没有恶，善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没有恶，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恶，那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存心向善了。“向善的愿望——不管我们对善的具体理解如何——不仅与人类同恶的斗争，如影随形，而且这种愿望还促使人类照顾恶的存在，以免这种斗争不能继续进行下去”@ 0。是的，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好人的理想，实际上却依靠恶来生活的，也就是说人们一方面希望拥有一个美好的世界，但另一方面又早已习惯在一个充满恶的世界里生存。各种各样的恶消失后的景象，我们很难想象出来，不过这一现象恰恰说明了，我们是如何倾向于恶，服务于恶，沈黛的善良、慈悲不正是在恶的反衬中愈发现出迷人的光彩吗？正如布莱希特的一句诗所言：“在杀戮的时代，生活着友善的人们。”@ 1作为寓言剧的《四川好人》使用的虽然不是现实主义手法，但寓言可以更深入地反映现实、反映现实中的问题，并让我们思考未来。
布莱希特特别善于吸收、接纳异域文化为自己所用，以至于韩国学者宋云耀称他为“中国的布莱希特”，的确，“所有的革新都是一种适应，而文化碰撞能够激发创造性”@ 2。但另一方面，布莱希特始终认为“多愁善感不属于艺术”@ 3，他虽然不是一位纯理论家，但他把哲理作为灵魂，诉诸观众的思辨，即使在一部具有浓浓中国特色的《四川好人》中，我们也能体会到他那特有的德国文化风格，毕竟，影响不是被动的，影响也不是没有选择性的，影响只有通过被影响者的内在作用才可能发生效应，而这种内在作用是与被影响者的主观意图紧密相连的。
a 〔德〕布莱希特：《四川好人》，王正浩、汪春光译，序二，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b 张黎：《洋溢着中国辩证法智慧的德国散文》，引自布莱希特：《中国圣贤启示录》，殷瑜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c 张黎：《异质文明的对话：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第34页。
d 〔美〕艾莉森·利·布朗：《黑格尔》，彭俊平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页。
e 布莱希特晚期把他的episches Theater 改成了“辩证戏剧”，具体参见余匡复：《布莱希特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f 〔德〕莱因霍尔德·格里姆：《陌生化——关于一个概念的本质与起源的几点见解》，引自张黎编选：《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5页。
ghkl！ 8〔德〕布莱希特：《四川好人》，丁扬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178页，第15页，第178页，第181页，第179页。
ij〔英〕伯特兰·罗素：《好人做坏事》，引自《真与爱——罗素散文集》，江燕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第107页。
m〔德〕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no〔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从社会政治背景对西方哲学所作的历史考察》，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9页，第251页。
p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数字“三”也是《圣经》中的吉利数字，而布莱希特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位《圣经》通，他坦承给他印象最深的书是《圣经》。
q 张耘：《现代西方戏剧名家名著选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s 余匡复：《布莱希特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t@ 1〔奥地利〕弗朗茨·M·乌克提茨：《恶为什么这么吸引我们？》，万怡、王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第128页。
@ 2 〔英〕彼得·伯克：《文化杂交》，杨元、蔡玉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 3 〔丹麦〕露特·贝尔劳：《恋爱中的布莱希特——露特·贝尔劳自述》，张黎译，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拔尖研究项目“布莱希特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 者： 何玉蔚，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学与文化。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关键词：黑格尔 辩证法 三段论 影响
一般来讲，艺术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觉性”的艺术家，他们以自己的直觉式的感知，通过艺术形式展示个体生命中的自我判断；另一类是“理性式”艺术家，“他们以自身对文化与艺术的深刻的思辨形式意义上的解读与体悟，来判断自己的创作方向与创作形式”a。如果我们赞同这种简单而略显粗暴的分类的话，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应该属于后一类。20世纪70年代以后，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不了解中国哲学就很难真正理解布莱希特的作品。的确，布莱希特善于研习和吸纳中国哲学，并把自己的感悟和体会运用于文学创作，正如他的朋友汉斯·艾斯勒所说的那样：“中国哲学为布莱希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启发，这使他的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哲理趣味、耐人寻味的东方智慧，给酷爱哲学的德国观众提供了许多思维愉悦和审判享受。”b 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就是一部从里到外洋溢着浓浓的中国特色的戏剧，也是一部广为人知的寓言剧。从故事框架上说，布莱希特借鉴了关汉卿的《救风尘》，演绎了一出好心助人却不得好报的故事；从细节上说，还能看到他对庄子“材之患”比喻故事的运用，而剧终则是以审案形式结束的，这是中国戏曲里常见的结尾形式，在欧洲戏剧里虽有，但不多见，“布莱希特显然也是受中国戏曲的启发，把这一手法引入自己的史诗剧里，为表现自己的生活感悟、哲理思考增加了新的手段”c。但布莱希特毕竟是德国剧作家，作为一个德国人，作为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剧作家，他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绝对不会是陌生的——毕竟，“黑格尔最著名的学生和反对者是卡尔˙馬克思。马克思反对黑格尔，但并不妨碍他继承黑格尔的辩证观点”d，我们知道布莱希特作为20世纪世界戏剧舞台上的艺术大师，主要在于他创立并发展了“史诗戏剧”e以及“陌生化”理论，而“陌生化”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其哲学上的合法性”f，来自于黑格尔，其实，黑格尔对布莱希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具体到《四川好人》，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主题思想、剧情设计还是人物塑造上，都与黑格尔的辩证思想有着这样那样的微妙联系。
《四川好人》完稿于1941年，为写好这个剧本，布莱希特花了很大精力，初稿完成后又重写过若干遍，并进行过多次修改，剧本讲述三位神仙来到人间（四川）寻访好人，却难以找到栖身之地，只有妓女沈黛愿意提供，仰赖三位神仙的馈赠，沈黛开了家烟店，并向求助者无偿提供住宿，这使她获得“城郊天使”的美名，却使得烟店难以为继。无奈之下，沈黛只好以所谓的表兄隋达的身份出现。隋达处事精明，不但把烟店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出面打理沈黛的情感纠葛——沈黛爱上了一名失业飞行员杨森，并有了爱情结晶，可杨森是一位自私自利之徒。有人举报隋达谋害了沈黛，在由三位神仙乔装打扮的法官面前，隋达现出沈黛的真面目：“是的，我就是沈黛。隋达是我，沈黛也是我，两人都是我。你们的告诫：做好人又要生存，它像闪电一般将我劈成两半。我不知道，对人好对己也好，怎能两周全——谁能长期拒绝作恶，当他们饿得快死的时候……”g
从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沈黛是三位神仙在人间找到的唯一的好人——但最初三位神仙认为不嫌麻烦帮助他们找住处的卖水人老王就是一位他们要找的好人，可是在与他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老王用来卖水的勺子底部是两层的，换句话说，老王实际上是一个骗子、奸商，但沈黛似乎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纯洁的好人，当卖水人老王找她留宿三位神仙时，她正在从事一项女性非常古老的职业——以至于沈黛门前出现的那个男人每吹一次口哨，老王就震颤一下。沈黛主观上很愿做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好人，她不但向神仙坦诚自己是靠出卖身体过日子的，而且还向神仙倾诉自己的困惑：“如果我能够守住德行、孝顺父母、诚实做人，我会是幸福的。能够不乞求邻居帮助，是一种快乐。能够忠实于一个男人，我会很快活。我不会伤天害理、损人利己，我不会偷抢无依无靠的人、落井下石。但是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切呢？要是我做不到当中几条，我怎能做好人呢？”h是的，关于好人，我们全都明白，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说的“好人”是什么含义，好人要做好事，并且要持续地做大量的好事，好人对犯罪有正常的厌恶，另外，“最要紧的是，他的‘道德’，即从狭义来说的道德，必须是无可非议的”i。“一个人，如果当别人是幸福时，他是幸福的、胸襟宽阔的、慷慨的和高兴的，那他就是‘好人’”j。这样说来，沈德的职业虽不登大雅之堂，但她本质上确实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好人，神仙给沈黛一千多块银元作为住宿费，沈黛成为一家烟店的老板，随即她过去的房东（一家八口人）、失业工人、木匠甚至飞行员杨森，等等，纷至沓来——正所谓小小救生艇，人人想攀登，被淹的人太多，眼看沉入海中。在这种情况下，沈黛不得不戴上面具以表哥隋达的身份粉墨登场。他只用二十块银元就打发走了木匠（木匠要价一百银元），赶走了沈黛原来的房东老汉一家八口人，看出杨森对沈黛的爱情只不过是把她当作取款机，隋达还与警察共同草拟一个征婚广告——让沈黛嫁个有钱人，从而解救沈黛的经济危机，隋达还开了烟厂——剥削无依无靠的穷苦人。按照隋达（当然也是沈黛）的辩词：“我的一切犯罪，都是为了帮助我的邻居。爱我心中所爱的人，拯救我儿子不忍受饥饿。”！ 1三位神仙无法反驳隋达，只好提出让沈黛一个月做一次隋达（坏人）的建议（沈黛表示最少一个礼拜一次）。这次人间之行使三位神仙意识到：“如若长期观察细描述，美好发现也要消逝。你们的身躯投下阴影，在金光闪闪的洪流里。”！ 2这是一个善恶交织的世界，连神仙也无可奈何，留下受着良心煎熬的、绝望的沈黛在滚滚红尘中苦苦挣扎。 布莱希特认为：“演员所扮演的特殊的人，最终必须适合更多的事物，而不只是适合发生的事物，这主要是因为，当事件体现在一个特殊的人身上时，显得尤为触目罢了。”！ 3用布莱希特的观点来观照沈黛这一人物形象，我们就会发现沈黛的困惑与绝望也是我们观众的困惑与绝望，沈黛仅仅是我们甚至人类的代言人而已。我们对沈黛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沈黛是好人；第二个阶段：沈黛（隋达）是坏人；第三个阶段：沈黛既是好人也是坏人（善恶于一体）。这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辩证法，这是黑格尔哲学的中心思想，按照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概括，黑格尔的辩证法包含三个阶段：“先是有一句话，然后有一句与之相反的话，最后二者合为一个混成的东西。”！ 4比如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正题：黄金有价值，与之相对的是一个反题：黄金没有价值（如果你在撒哈拉大沙漠里迷了路，你有一袋黄金而需要水，黄金就不如水有价值，黄金就没有多大价值），最后得到一个命题：黄金的价值要看具体情形而定，也就是说，辩证的过程是对立的“正”和“反”产生“合”。“从辩证法产生出来的另一个古怪的偏见是黑格尔对于‘三’这个数目的偏爱，什么都是按‘三’来的，只是因为辩证法包含正、反、合三个阶段”！ 5。在《四川好人》中，数字“三”也是频频出现！ 6： 三位神仙来到人间寻访好人，卖水人老王等神仙等到第三天才等到他们，沈黛在神仙离开后三天当上烟店老板，剧本除去序幕和审判也是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对应着我们对沈黛的三个阶段的认识：沈黛是好人；沈黛（隋达）不是好人；沈黛既是好人也是坏人。沈黛为什么从好人变成坏人，从剧中得知，沈黛装扮成隋达剥削他人、卑鄙赚钱的目的是为了能保证沈黛做好人。如果沈黛一直做好人，钱很快就会花完，她很快会变成穷人，因而再也不能做好事。为了把好事坚持做下去，她就不能仅仅只是个单纯的好人，她需要隋达，一个令人憎恶的剥削者，然而变成了隋达，就像从绵羊变成了饿狼、从天使变成了魔鬼一样，她就不再是好人了。神仙和大众赞扬的好人沈黛，却不得不去干坏事，不得不去做一个被人咒骂的残忍的隋达，这真让人既心痛又无奈，布莱希特的结论是：“为了当好人就得干坏事，人永远不能扮演一个自然的、原本的自己。”！ 7通过沈黛这一艺术形象，布莱希特让我们去思考人性的复杂、世界的复杂，沈黛（隋达）通过作恶而扬善，恶的表象有着善的动机……沈黛在善恶之间纠结徘徊。可见，善与恶并不是界限分明的；相反，让人感到吊诡的是，善与恶在内部常常交织在一起，既然善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展现为恶，那么表现为善的恶更加危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识别它的真正目的，反而更容易被它可人的表面所蒙蔽。这也许是布莱希特提醒我们去思考但没有在剧中直接表现出来的……
在剧终神仙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充滿张力的话，作为临别人间的赠语：“这个世界应当改变吗？怎样改变？不，这一切都很正常。”！ 8对这句话的解读，有学者认为“布莱希特由此暗示：改变世界不能依靠神仙，他们不但是软弱无力的，而且还以为人间一切是正常的！”！ 9这样解读很有道理，因为布莱希特认为戏剧要借陌生化技巧让观众认识到世界是可以改变的，认识社会事件的因果关系，从而参与变革现实的斗争，而现实世界没有什么神仙和救世主，要靠的只有人自己，但如果联系到前面神仙和沈黛对做坏人（隋达）的讨价还价来看——沈黛提出至少一个礼拜做一次坏人，而神仙认为一个月做一次就足够，其实无论是七分之一还是三十分之一，其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五十步笑百步，神仙也并没有对恶斩尽杀绝。也许，神仙的话委婉提醒我们，更美好的世界是有着三十分之一的恶的世界？恶在社会中是难以摆脱的，恶与善同生死共存亡，毕竟，如果没有恶，善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没有恶，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恶，那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存心向善了。“向善的愿望——不管我们对善的具体理解如何——不仅与人类同恶的斗争，如影随形，而且这种愿望还促使人类照顾恶的存在，以免这种斗争不能继续进行下去”@ 0。是的，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好人的理想，实际上却依靠恶来生活的，也就是说人们一方面希望拥有一个美好的世界，但另一方面又早已习惯在一个充满恶的世界里生存。各种各样的恶消失后的景象，我们很难想象出来，不过这一现象恰恰说明了，我们是如何倾向于恶，服务于恶，沈黛的善良、慈悲不正是在恶的反衬中愈发现出迷人的光彩吗？正如布莱希特的一句诗所言：“在杀戮的时代，生活着友善的人们。”@ 1作为寓言剧的《四川好人》使用的虽然不是现实主义手法，但寓言可以更深入地反映现实、反映现实中的问题，并让我们思考未来。
布莱希特特别善于吸收、接纳异域文化为自己所用，以至于韩国学者宋云耀称他为“中国的布莱希特”，的确，“所有的革新都是一种适应，而文化碰撞能够激发创造性”@ 2。但另一方面，布莱希特始终认为“多愁善感不属于艺术”@ 3，他虽然不是一位纯理论家，但他把哲理作为灵魂，诉诸观众的思辨，即使在一部具有浓浓中国特色的《四川好人》中，我们也能体会到他那特有的德国文化风格，毕竟，影响不是被动的，影响也不是没有选择性的，影响只有通过被影响者的内在作用才可能发生效应，而这种内在作用是与被影响者的主观意图紧密相连的。
a 〔德〕布莱希特：《四川好人》，王正浩、汪春光译，序二，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b 张黎：《洋溢着中国辩证法智慧的德国散文》，引自布莱希特：《中国圣贤启示录》，殷瑜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c 张黎：《异质文明的对话：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第34页。
d 〔美〕艾莉森·利·布朗：《黑格尔》，彭俊平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页。
e 布莱希特晚期把他的episches Theater 改成了“辩证戏剧”，具体参见余匡复：《布莱希特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f 〔德〕莱因霍尔德·格里姆：《陌生化——关于一个概念的本质与起源的几点见解》，引自张黎编选：《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5页。
ghkl！ 8〔德〕布莱希特：《四川好人》，丁扬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178页，第15页，第178页，第181页，第179页。
ij〔英〕伯特兰·罗素：《好人做坏事》，引自《真与爱——罗素散文集》，江燕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第107页。
m〔德〕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no〔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从社会政治背景对西方哲学所作的历史考察》，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9页，第251页。
p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数字“三”也是《圣经》中的吉利数字，而布莱希特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位《圣经》通，他坦承给他印象最深的书是《圣经》。
q 张耘：《现代西方戏剧名家名著选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s 余匡复：《布莱希特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t@ 1〔奥地利〕弗朗茨·M·乌克提茨：《恶为什么这么吸引我们？》，万怡、王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第128页。
@ 2 〔英〕彼得·伯克：《文化杂交》，杨元、蔡玉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 3 〔丹麦〕露特·贝尔劳：《恋爱中的布莱希特——露特·贝尔劳自述》，张黎译，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拔尖研究项目“布莱希特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 者： 何玉蔚，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学与文化。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