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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互致贺电，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就在三个月前的5月10日，两人才在东京共同出席了条约缔结40周年纪念活动。如今，安倍晋三受邀访华，也会参加纪念该条约的中日各界人士招待会。
中日两国隆重纪念的这份条约，内容其实非常简单，算上标题和标点，也仅有761个字。但正是这份内容简短的条约，成为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唯一一个经两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法律文件，为中日关系确立了政治基础和法律规范。
为了签署这份条约，两国足足谈判了六年，一些核心字眼被不断讨论，甚至引发争执。而在当时，中国政局非常复杂，大国力量又不断干预，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困局中，展示了超乎寻常的决断力。
住在北京的南村志郎今年89岁，他的头发已经全白，瘦削的脸上架着硕大的眼镜，手里拿着一个烟斗。他现在是“日中未来之会”的代表理事，继续从事日中交流工作。
最近，南村志郎向外界披露了一段往事：1974年12月，南村受时任日本首相三木武夫所托，向周恩来秘密递交了一封亲笔信。
“我一直以来都希望由自己亲手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三木武夫概述这封信的内容时说，“信中写着我会努力的，一定会签署，所以请周总理也鼎力相助。”
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1972年被写在《中日联合声明》里的。
中国和日本当年曾经讨论过，是否以缔结合约的形式恢复两国邦交。但蒋介石败逃台湾后，曾与日本签署了一份“华日合约”。日本外相向中方解释，“这个条约已经经过国会批准”，想要推翻，并不容易。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江永介绍说，由于缔结条约须由日本国会审议，而“当时日本国会还有一些‘亲蒋’势力，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如果中方坚持缔约建交，双方恢复关系的过程一定会受到极大影响，周恩来便提出建交缔约“两步走”：先发声明，再在合适时机缔结条约。
政府声明不需要国会通过，现实层面无疑更容易操作。这种不拘泥于形式的提议，很快得到了日方响应。1972年9月底，上任仅两个月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后发表《中日联合声明》，随即，中日建交。
復交后的第二年，两国互派大使，田中角荣特地让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带去一封亲笔信，信中，田中角荣对周恩来谈及条约谈判问题。复交两周年时，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正式向日方提出尽早缔约的提案，很快，双方在日本就缔约问题举行了第一次预备会谈，缔约看来指日可待。
就在此时，田中角荣因政治献金丑闻，被迫辞职，自民党的三木武夫成了新任首相。
中日建交前，三木武夫曾访华并和周恩来两次会谈，他本人也被认为是亲近中国的“鸽派”。上任后不久，三木武夫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明确声称“要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私下里，他则委托南村志郎，向周恩来带去了那封密信。
周恩来也很快回信，南村志郎并不清楚回信内容，但曾听中日友好协会首任会长廖承志说过，三木武夫应该签不了条约。
即便到现在，中日关系仍会受到美国的影响。这与日本的对外政策有关。据日本外务省解密的文件显示，中日在缔约谈判期间，日本驻华大使曾明确表示，“日美关系是日本对外关系的基石”。
1972年，周恩来总理（右）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左）会
而除了美国外，三木武夫也在担心苏联的反应。
1975年2月，中日各自起草的条约草案已经完成，并进行了交换。结果，看到对方内容后，两国谈判代表都提出了不同意见。
中方建议把《中日联合声明》已经列明的“反霸权”条款继续写入条约，而日方不同意。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率团出访墨西哥，途经东京，负责谈判的中国驻日大使陈楚到机场贵宾室来见他，陈永贵道：“最高指示：不能让！就是这些。”陈楚让他讲具体些，陈永贵还是七个字：“最高指示：不能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厅档案处处长陶永祥曾撰文介绍，当时中国正在严厉批判苏联的“霸权主义”，在日方看来，“反霸”成了“反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同义语，它担心会把自己置于“联合中国反对苏联的境地”。
刘江永说，三木内阁这一态度的转变，是多方压力共同施加的结果。虽有蒋介石当局和日本国内右翼反华势力的牵制，但首要的是来自苏联的压力，“他们说，如果这样做，恐怕要得罪苏联，这等于是中日联手反苏，所以日本（怕）会遭到苏联的报复”。
苏联也确实在给日本施加压力。1975年2月3日，就在中日第二次预备性会谈举行不久，苏联驻日大使特洛雅诺夫斯基主动会见了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会谈持续一个半小时，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特洛雅诺夫斯基告诉椎名：“日本想缔结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对苏联不会产生好的影响。”很快，特洛雅诺夫斯基又去拜见了三木武夫，递交了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提出进行苏日和约谈判，以便与之同时缔结《苏日睦邻合作条约》。此后，除了各式声明警告外，苏联甚至出动海军到日本海周围进行武力威胁。
不仅如此，由于当时苏联看到美中日抱团的可能，开始与美国缓和关系，美国担心中日加强关系“恐怕会激怒苏联”，因此没有积极支持中日缔约。
大国角力之下，中日在条约的字眼上，裹足不前。
1975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日本外相宫泽喜一与中国外长乔冠华“狭路相逢”。宫泽喜一提出日方缔约的“四项原则”：一、反霸权不针对第三国;二、反霸权不意味着采取联合行动;三、范围不限于亚太地区而是全世界;四、如果遵守《联合国宪章》，就理所当然地会产生反对霸权的需要，因此要与《联合国宪章》一致起来。一言以蔽之，其实质是要取消“反霸条款”。
中日两国隆重纪念的这份条约，内容其实非常简单，算上标题和标点，也仅有761个字。但正是这份内容简短的条约，成为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唯一一个经两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法律文件，为中日关系确立了政治基础和法律规范。
为了签署这份条约，两国足足谈判了六年，一些核心字眼被不断讨论，甚至引发争执。而在当时，中国政局非常复杂，大国力量又不断干预，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困局中，展示了超乎寻常的决断力。
密 信
住在北京的南村志郎今年89岁，他的头发已经全白，瘦削的脸上架着硕大的眼镜，手里拿着一个烟斗。他现在是“日中未来之会”的代表理事，继续从事日中交流工作。
最近，南村志郎向外界披露了一段往事：1974年12月，南村受时任日本首相三木武夫所托，向周恩来秘密递交了一封亲笔信。
“我一直以来都希望由自己亲手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三木武夫概述这封信的内容时说，“信中写着我会努力的，一定会签署，所以请周总理也鼎力相助。”
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1972年被写在《中日联合声明》里的。
中国和日本当年曾经讨论过，是否以缔结合约的形式恢复两国邦交。但蒋介石败逃台湾后，曾与日本签署了一份“华日合约”。日本外相向中方解释，“这个条约已经经过国会批准”，想要推翻，并不容易。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江永介绍说，由于缔结条约须由日本国会审议，而“当时日本国会还有一些‘亲蒋’势力，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如果中方坚持缔约建交，双方恢复关系的过程一定会受到极大影响，周恩来便提出建交缔约“两步走”：先发声明，再在合适时机缔结条约。
政府声明不需要国会通过，现实层面无疑更容易操作。这种不拘泥于形式的提议，很快得到了日方响应。1972年9月底，上任仅两个月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后发表《中日联合声明》，随即，中日建交。
復交后的第二年，两国互派大使，田中角荣特地让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带去一封亲笔信，信中，田中角荣对周恩来谈及条约谈判问题。复交两周年时，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正式向日方提出尽早缔约的提案，很快，双方在日本就缔约问题举行了第一次预备会谈，缔约看来指日可待。
就在此时，田中角荣因政治献金丑闻，被迫辞职，自民党的三木武夫成了新任首相。
中日建交前，三木武夫曾访华并和周恩来两次会谈，他本人也被认为是亲近中国的“鸽派”。上任后不久，三木武夫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明确声称“要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私下里，他则委托南村志郎，向周恩来带去了那封密信。
周恩来也很快回信，南村志郎并不清楚回信内容，但曾听中日友好协会首任会长廖承志说过，三木武夫应该签不了条约。
僵持不下的两个字
即便到现在，中日关系仍会受到美国的影响。这与日本的对外政策有关。据日本外务省解密的文件显示，中日在缔约谈判期间，日本驻华大使曾明确表示，“日美关系是日本对外关系的基石”。
而除了美国外，三木武夫也在担心苏联的反应。
1975年2月，中日各自起草的条约草案已经完成，并进行了交换。结果，看到对方内容后，两国谈判代表都提出了不同意见。
中方建议把《中日联合声明》已经列明的“反霸权”条款继续写入条约，而日方不同意。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率团出访墨西哥，途经东京，负责谈判的中国驻日大使陈楚到机场贵宾室来见他，陈永贵道：“最高指示：不能让！就是这些。”陈楚让他讲具体些，陈永贵还是七个字：“最高指示：不能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厅档案处处长陶永祥曾撰文介绍，当时中国正在严厉批判苏联的“霸权主义”，在日方看来，“反霸”成了“反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同义语，它担心会把自己置于“联合中国反对苏联的境地”。
刘江永说，三木内阁这一态度的转变，是多方压力共同施加的结果。虽有蒋介石当局和日本国内右翼反华势力的牵制，但首要的是来自苏联的压力，“他们说，如果这样做，恐怕要得罪苏联，这等于是中日联手反苏，所以日本（怕）会遭到苏联的报复”。
苏联也确实在给日本施加压力。1975年2月3日，就在中日第二次预备性会谈举行不久，苏联驻日大使特洛雅诺夫斯基主动会见了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会谈持续一个半小时，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特洛雅诺夫斯基告诉椎名：“日本想缔结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对苏联不会产生好的影响。”很快，特洛雅诺夫斯基又去拜见了三木武夫，递交了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提出进行苏日和约谈判，以便与之同时缔结《苏日睦邻合作条约》。此后，除了各式声明警告外，苏联甚至出动海军到日本海周围进行武力威胁。
不仅如此，由于当时苏联看到美中日抱团的可能，开始与美国缓和关系，美国担心中日加强关系“恐怕会激怒苏联”，因此没有积极支持中日缔约。
大国角力之下，中日在条约的字眼上，裹足不前。
1975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日本外相宫泽喜一与中国外长乔冠华“狭路相逢”。宫泽喜一提出日方缔约的“四项原则”：一、反霸权不针对第三国;二、反霸权不意味着采取联合行动;三、范围不限于亚太地区而是全世界;四、如果遵守《联合国宪章》，就理所当然地会产生反对霸权的需要，因此要与《联合国宪章》一致起来。一言以蔽之，其实质是要取消“反霸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