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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世纪80时代以来，日本当代文学中以倭寇为题材的文学书写渐渐成为一种类型。其中，华裔日籍作家陈舜臣的《战国海商传》将倭寇视作“海商”，从现代重商主义的价值立场看待倭寇的海上活动，视角颇为新颖。该小说从文学角度对倭患、海禁政策、走私贸易以及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了描写、分析与判断，同时，又对“海商”与“倭寇”做了切割，主张官府保护之下的和平海上贸易机制。该小说作为具有世界视野的重商主义“倭寇文学”范本，其独特的倭寇观与东亚历史观，颇有文学研究与历史认识上的价值。
[关键词]陈舜臣;《战国海商传》;海商;倭寇;东亚经济
[中图分类号]1313.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9）02-0015-06
江户时代以后，“倭寇”书写逐渐成为日本文学的一种题材类型，因其作者的思想与视角不同而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其中，陈舜臣（1924—2015）的小说《战国海商传》堪称是从“商业主义”的角度描写“倭寇”的代表作。《战国海商传》是陈舜臣以16世纪在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贸易的海商活动（史称“倭寇”）为中心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该小说起初以《天外之花》（『天外0花』）为题在日本产经新闻连载，后因写作过程中小说的重心从原定的恋爱描写转向了海商活动，加之当时出版的图书中有一本书的书名与《天外之花》同音，陈舜臣遂将题名改作《战国海商传》。该小说于1992年纳入讲谈社文库本，约60万字，分上下两册，因迄今尚无中文译本，因而虽在日本颇有影响，但在中国却鲜为人知。正如陈舜臣所说，该书是“从海洋的角度，去重新审视那段为人熟知的历史”。[1]所谓“海洋的角度”，确切来说是指海上贸易的角度，而“那段为人熟知的历史”便是中国史料记载的明嘉靖时期的倭患。对于这一历史事件，虽然我国已有历史学者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东亚海上贸易及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其予以肯定，但在中国文学中，本人尚未看到从商业角度对倭寇的活动加以全面观照和描写的文学文本。因此，运用文史互证及比较文学的方法，从文学与史学、文学史与经济史的跨学科研究层面，对陈舜臣的《战国海商传》进行分析研究，不仅具有史学价值，也具有文学价值。
一、陈舜臣商业主义思想及其创作中的倭寇观
陈舜臣是著名的华裔日籍作家，在日本当代历史小说家中可与司马辽太郎齐名，其小说多以中国历史为题材或背景，因此确立了日本文学中“中国历史小说”这一文学门类，被称为“日本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第一人”，[2]（①获得过直木文学奖、吉川英治文学奖、日本艺术院奖等十多个奖项。陈舜臣的历史小说与历史著作绝非对史料简单的复制，也并未试图去还原历史。如他所说，面对历史，“不能误入复古主义的圈套”，也“不能返回到过去”。[3]（7<））因此，他的作品总有着自己独特的凝视历史的视角。他一方面忠实于史料的记载，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思想与历史观驾驭史料，将其演绎成一部部具有独特历史观的生动的文学作品，并能让读者对其所描绘的那一段历史进行反思。正是这样的历史小说，极大地丰富了日本中国题材的小说创作。同时在其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宫城谷昌光、酒见贤一、田中芳树、冢本青史等一批青年作家，田中芳树称陈舜臣为“巨大的灯火”，并感叹“陈舜臣先生的弟子在日本国内无处不在……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人物都是心怀憧憬的。我自知功底浅薄却依然执着写作至今，也是因为沉浸在先生作品中的结果”。[4]（153～155）陈舜臣的历史小说在日本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事实上，许多日本人正是通过陈舜臣及其后学的中国历史小说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而陈舜臣的思想与历史观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延及整个日本国民，对他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阅读陈舜臣的历史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创作多以动荡时期的争战为背景。他在与竹内实的对谈中便曾经说過：“从个人的角度讲，我是台湾人，但因为那场战争我成了日本人，二十来岁的时候又恢复为中国人。我想再一次进一步弄清楚，决定我命运遭际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决定我本人命运的是战争。战争‘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宿题，是现在还没有解答的一个课题。”因为个人身份的不断转变，陈舜臣的目光反复流连于战争，进行着关于战争的历史小说书写，也正是因为身份转换所赋予他的多重历史文化背景，使其在对战争的书写中揉入了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眼光。正如他在《耶律楚材》与《成吉思汗一族》中所建构的那种超越民族界限、消解文化鸿沟的融合世界一样，他不断在关于战争的描写中审视战争，追寻到达和平的途径。而这一点在其晚年的长篇小说《桃源乡》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他说：“桃源乡并不是在特别的地方，而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世道混乱被压迫的人们为了逃避现实，走到哪儿就在哪儿营造超越各自国家和宗教而且没有竞争的世界。这就是乌托邦，就是桃源乡呀！”加藤彻也认为，“贯穿于陈舜臣文学全部作品主旋律的低音协奏‘炽热的渴望’，在这部作品中大胆地喷发出来。此种鲜明地髙举希望世界和平主张的作品绝无仅有。”[5]
正是由于陈舜臣跨越国籍藩篱的基本主张和对世界主义文学观的追求，其在“倭寇”的书写中也就跳出了基于国家层面的“人寇他国”抑或是“雄飞海外”的历史性判断，也摆脱了区域国际政治因素的制约，而独辟蹊径地从经济贸易的角度来观照“倭寇”。它是一种更为广阔的、以世界主义观念为前提的“重商主义”视角。所谓“重商主义”，是一种东西方历史上皆有的社会思潮，与重农主义相对而言。广义上的重商主义就是重视商业之意，而经济学家所说的狭义上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则是指15世纪到18世纪之间风行欧洲的一种经济学说和经济政策，它是在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之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求之下所产生的一种经济思想，因而本身就具备了世界性视野。
事实上，“重商主义”的思潮不仅盛行于西方，在东亚也是存在的，中国以儒家的经世致用为旨归的“实学”以及日本以石田梅岩的思想为中心的所谓“石门心学”都是例证。在中国，自战国末年韩非发挥商鞅、荀子之说，提出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思想之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把“重本（农）抑末（商，泛指工商）”作为基本国策。到了宋代，主张功利之学的叶适从工商业的社会功能诸方面出发批评了“重本轻末”的传统观念。明末清初，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与农业进一步分离，一些农村集镇逐步变成了专业城镇，促使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商贾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髙，基于此，明清实学家在对叶适的继承和发挥的基础上，从对“抑末”思想简单的批判，发展到了提倡“商农并重”“工商皆本”的思想。到了近代，面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和西方帝国主义巨大的经济冲击与人侵，实学家为了推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明清实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商立国”“以工商为本”的商本论思想，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彻底反拨。而日本的传统社会与中国一样，也秉持“农本主义”的经济观，认为“町人无用”，抑制对利润的追求。但到了江户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町人文化的兴起，旧的社会秩序、经济制度与思想文化体系都面临着革新的需求，石田梅岩（1658—1744）便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创立了“石门心学”，用以阐释商人的职业伦理、商人赢利的合理性，并确立商人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地位，这在日本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陈舜臣作为一个有着西方教育背景与中日两国文化底蕴的现代作家，其“重商主义”的思想来源应该是多元化的，这其中便有可能既包含了西方“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也不乏中国“实学”和日本“石门心学”的作用存在。同时，他商人世家的出身，也使得其价值取向自觉不自觉地靠向了“重商主义”。而他在写作中一贯持有的世界主义的文学视野，与重商主义的价值观不谋而合，形成了历史小说中独特的叙事视角，这在《战国海商传》中得到了显著的表现。 二、从“海商”到“倭寇”的转变契机
《战国海商传》描写了受日本战国大名指派来到中国筹措战资的海商佐太郎等人与中国私商王直等人在中国沿海的一系列活动。小说所写的沿海武装私贸集团，在明朝的官方记载中即为“倭寇”。然而陈舜臣起初在这部小说中却将他们一律称作“海商”。但是，诚如小说所说：“在这个商船必配武装的时代，他们都可作战，为商贸之仇而战，为抵抗官宪的取缔而战，有时也会因为交易中的纷争而对顾客拔刀相向。”wnw可见，配备有武装的海上贸易集团与“倭寇”之间实则只是一步之遥。事实上，虽然《战国海商传》中故事情节线索庞杂、篇幅巨大，但是其行文的主线却是海上的走私贸易集团由“商”到“寇”的转变，我们只要循着这一路径，便能查知陈舜臣对于明朝的海禁政策以及武装海商（倭寇）所持的观点，也能由此看出其重商主义的历史观。
《战国海商传》的主人公佐太郎，本来是服属于大内氏的毛利元就的私生子，大永三年（1523年，嘉靖二年），随细川氏的使明贡船到了中国，同时，大内氏也派出了朝贡使团。两氏贡船到达宁波之后，细川氏因贿赂市舶司监督太监赖恩，其货物得以验货先行，并在嘉宾馆接待宴上得坐上席。大内氏心生不满，于是集结随船的可战人员攻人嘉宾馆，夺取了细川氏的武器和人库商品，又在宁波到绍兴之间大肆抢掠，后逃至海上，终被朝鲜士兵俘杀。陈舜臣在小说中将其称为“宁波倭乱”，亦即明史所载的“争贡之役”。而佐太郎也正是在这场倭乱中被大内氏派到明朝筹措战资的入江新吉与朝仓青峰所救，开始了其在明朝的拜师求学乃至后来的走私贸易的历程。
对于“争贡之役”，陈舜臣认为，“所谓宁波倭乱，正如其名，就是倭人之间的争乱，是大内和细川之争。就商权而言，是博多与堺之争。”但他又对大内与细川之争做了限定，他认为，“我们不能说在日本的细川与大内之争延续到了海的另一面的宁波，因为在日本，大内义隆和细川高国是协作关系。”[6]（29）而导致他们协作关系崩溃的原因，便是商业利益的驱动：“在内政方面，细川与大内共同拥立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材，本是同盟关系，但是到了对明贸易中，他们的友好关系便土崩瓦解了。”[6]（28）由此我们已经隐约可见，陈舜臣将商业利益置于政治考量之上的趋势。
而宁波的争贡之役所争的，从根本上来说便是在对明的朝贡贸易中所能获得的大额利润。由于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朝贡贸易中向来秉持“怀柔远人”的方略，这就使得纳贡国有利可图了。在朝贡贸易中，贡使进贡时所带的物品，分贡品和私物两种。贡品由贡使呈献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对其大加赏赐，其间遵循的则是朱元璋“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7]（_的原则。如果遇到节日或庆典，还会有特恩加赐。对于贡使附带的私物，明廷也会“给价”收买或者许其自行贸易，而这种“给价”往往会高出时值许多。此外，在进贡的使团中，商人也占到了很大的比例，这些商人都带有大量的私物，除了在会同馆和市舶司贸易之外，还会在赴京途中或其他地方私自交易，以从中获利。
除了朝贡贸易之外，日本进入明朝进行私市贸易的海商也不在少数，小说中所写的新吉与青峰，便是大内氏派往明朝的商人。他们在明朝拥有自己的贸易团队、关系网络以及武装力量。他们虽轻易不会动武，但如果商權与经济利益受到威胁，即便对象同是日本人，他们也是分毫不让的。在小说中，陈舜臣多处写到了日本海商在明朝境内争夺商权与经济利润的情况。在不关涉经济利益的时候，在明日本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团体，然而一旦涉及对明商权问题，他们则是寸金不让的，甚至不惜联合明人、借助明军之力打击对方。例如小说写道，嘉靖九年（1530），尼子船私自进入舟山列岛进行私市贸易，这同时侵犯了博多与堺的商权，因此新吉与青峰决定攻打尼子船。他们雇了不受朝廷保护的“九姓渔户”的沙船，用琉球商人陈籍从广东带来的佛郎机袭击尼子船，同时放火引起沈家门水军监视所的官兵注意，以驱逐尼子船，并且削减尼子的财力。
而这些日本商人从朝贡以及对明的私市贸易中获取的利益，很大程度上都成为了日本国内大名争霸的战资。这一时期的日本正处在战国时代（1467—1568），各战国大名之间争霸的资本便是各自所持有的经济力量以及由经济力量所决定的军事力量。他们笃信“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能解决万事”。[8]（333）他们积累经济力量的一个主要途径，便是对明贸易，其中便包括朝贡贸易与海商的走私贸易。而他们从事海外走私贸易，除了积累财富之外，也是为了从经济方面支持日本的大名争霸。这一点在《战国海商传》中也多有体现：“新吉在明国所得的资金全都流向了隆元（毛利嫡子）一线。将贸易所得当作军用资金的，并非毛利一家，陶氏和尼子也渴望能够如此。”[9]（251）“青峰为大内氏筹措军资，功丰绩伟……他活着的价值，就是得到大内主君的褒奖，而后受封重臣。”[9]（31）而当明朝陷入嘉靖倭患、海外贸易停滞之后，佐太郎也携带走私所得的战资与武器返回日本，投入了一统日本的大业。“佐太郎知道，自己筹措的军用资金会引发流血，但那是为了阻止更多的流血，因而是必要的。”[9]（278）也是在此时，他才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海商，是“以自己的商业活动和经济实力对政治施加某种影响，从而确立商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体现独立于武士阶级的价值和精神”。[10]（57）
由此可见，在陈舜臣的笔下，这一时期的日本，上到大名藩主，下到贡使海商，他们均是以商业利益为上的。
三、由“商”转“寇”
由于“争贡之役”所导致的中日官方贸易的式微，给私人海上贸易提供了机会。使得以双屿为中心的海上走私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关于当时双屿贸易地的记载，16世纪40年代后期，葡萄牙人平托曾到达双屿并在其《远游记》中写道：“当时那里还有三千多人，其中一千二百为葡萄牙人，余为其他各国人。据知情者讲，葡萄牙的买卖超过三百万金，其中大部分为日银……一般通行的说法是，双屿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11]（699）无独有偶，17世纪旅行家曼里克在游历远东各国之后亦称：“葡萄牙人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居民点是宁波市，此地在澳门以北二百里格，其交往和贸易的规模之大，可以与印度的主要城市相比。”?（179）此外，明人对此也多有记载，例如，王世贞称：“舶客许栋、王直等，于双屿诸港拥万众，地方绅士，利其互市，阴与之通。”[13]（97）这些均可证明当时双屿的私商之多、建筑之盛、贸易之繁荣。 而《战国海商传》也以双屿为根据地设置了一场佐太郎和王直的商贸集团与新安系商人的对日生丝贸易商战。由于佐太郎控制着生丝与绢织在中国市场的流通，新安商人在商战中惨败。在陈舜臣的划分标准中，此时的海上武装商贸集团尚属“海商”，他们以商业战争为手段，以谋求经济利益为目的，回避与明朝的正面冲突，而沿海住民也能从他们的交易中通过搬运货物等工作获得相应的报酬。这使得双屿渐渐发展成了一个囊括亚洲各地、甚至欧洲商品的交换、中转和集散地。但是，双屿走私贸易的繁荣彻底脱离了明朝的控制，撼动了明王朝苦心经营的整个朝贡贸易体制，这是明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故派朱纨攻打双屿港。然而朱纨因其海禁举措损害了沿海豪族的利益，被以“不俟奏覆，擅专刑戮”为由弹劾治罪，后自决于狱中，其实施的海禁也就此废止。
《战国海商传》写道，在朱纨自裁后的四年中，浙江一带走私盛行，朝廷对其唯一的对策便是“以夷制夷”。而王直在应明廷檄文捕获许栋、陈思泮等海贼后，官宪便默许了他们的走私贸易。由此，烈港成了王直的贸易基地，繁盛空前。小说中关于官宪默许走私贸易的描写，其实我们可以从当时明朝将官与王直的往来记录中窥见端愧。明代《海寇议》载：“边卫军官，有献红袍玉带者。把总张四维，因与柴德美（慈溪一带走私贸易的大族）交厚，得以结识王直，见即拜伏叩头，甘为臣仆，五峰令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15]（2）可见，王直与地方官宪的合作还算得上“和谐”，然而这种合作并没有得到嘉靖帝的允许，更没有达到制度化的程度，它只是地方的、私人的合作。而且，陈舜臣在《战国海商传》中也清楚地指出武装海商们身上存在的海盗本性，因而，即使是地方官宪与武装海商的合作能够维继，也不会出现一些学者所假定的沿海地区由此贸易发达、秩序稳定的局面。事实也是如此，《战国海商传》又写道：“四年之间，军事上无人负责，因此海商活动自然就大胆了起来，以武力解决贸易矛盾的事例也就越来越多了。”[9]（106）于是明廷派俞大猷攻打烈港，王直率众败走，沿海秩序彻底失控，海外贸易系统瘫痪，原本的武装贸易集团自此转而为寇，嘉靖倭患爆发。对此，《战国海商传》写道：“以前的‘倭寇’事件是指因贸易上的纷争而引发的暴力冲突。虽然也有因官军的镇压而与之对战的情况，但像这次一样主动攻击官宪却是史无前例的。以前，他们火烧富豪宅邸并入内掠夺，在官军出动后便毁坏官有建筑物，这次却反了过来，他们最先袭击府县的仓库和役所，而后乘势踏入富豪宅邸。如果冷静观察就会发现，‘倭寇’事件已经变质。”[9]（173）“此前的倭寇都是商贸第一的，他们虽然也与取缔私贸易的兵船战斗，也会因交易中的纷争使用武力，也不是没有过掠夺行为，但那都是其次的。然而这次的徐海倭寇船团，却是从一开始就以掠夺为目的的。”[9]（339）
值得注意的是，陈舜臣在《战国海商传》中对“倭寇”的称呼，至此也发生了变化。此前，他将“倭寇”一律称为“海商”，发生战斗时，则改称“船中人”“船上的男人们”，涉及到转述史料中所载的“倭寇”一词时，也必加引号。但在他认为“‘倭寇’事件已经变质”之后，便一改之前的称呼，从“海商”“船男”等变为“倭寇”，从“日本船”改为“倭船”。而《战国海商传》对倭寇的称呼变化，事实上与明代官方语汇的使用是遥相呼应的。明代对日本的称呼，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日本”“日本国王”等在正式的外交语境中能够体现国交关系中的对等性的语汇;二是“倭国”“倭人”“倭夷”等基于传统“华夷”观念的习惯性表述;三是“倭寇”“倭贼”“倭奴”等带有较强憎鄙色彩的词语。就《明实录》中“倭寇”一词的使用频率而言，从明洪武时期到嘉靖以前，“倭寇”一词出现的频次总共为114次，而单单嘉靖年间的四十五年中便出现了132次，多过嘉靖之前一百五十多年间的总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嘉靖时期倭寇活动的频繁，同时也能发现明代官方对“倭寇”态度的转变。
对于海禁政策与走私贸易之间的关系，陈舜臣在《战国海商传》中的态度也是极其明确的，他借小说人物俞大猷之口说：“官宪的取缔越加紧迫，海贼行为就越加猖獗……沿海的居民就是依靠商品的搬运、保管、中介生活，如果严加取缔，他们的生计会受到影响，以致民心不稳。”[6]（185）并且，作为作者，陈舜臣也有直接的评论：“尽管禁制，通商的增加还是会让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髙……国是是国是，但也不必时时强行。”[9]（39）陈舜臣认为，明朝面临的“南倭北虏”的威胁，皆源于朝贡贸易，“北方是蒙古族，南方是日本人，雖然入侵的民族不同，但问题却同样都是明朝所说的朝贡。”显而易见，在《战国海商传》中，陈舜臣出于商业主义的立场，是赞成海上贸易的。
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历来颇有争议。但不管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都是将明代武装海商当作一个连贯的整体看待，而《战国海商传》却是以小说的形式深入到了海上武装集团的内部，将“海商”和“倭寇”做了清晰的区分。陈舜臣认为，在烈港之战以前，日本海上武装组织在明朝境内虽也有一些武力冲突，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走私贸易是他们获取利益的主要手段，这中间便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武装海商之间发生一些商战。而对于明朝政府，他们虽然多有非议，但仍然心怀幻想，希望明廷能够开放海禁，允许走私贸易。到了烈港之战以后，他们开始转向武力掠夺，不仅劫掠百姓富户，甚至烧毁官署官建，而陈舜臣在《战国海商传》中也相应地转变了对他们的称谓，由“海商”转为“倭寇”，但与此同时，作者也渐渐将小说主人公佐太郎从“倭寇”中抽离了出来。我们不难看出，佐太郎所代表的，是陈舜臣心目中的海商形象，他可以在商战中掌控全局大获全胜，也可以在明廷严施海禁的夹缝中主导沉浮，并将贸易所得投入日本的统一大业，确立了作为一个商人在日本社会的地位，最终成为他所期待的政府保护之下自由和平的海商。事实上，陈舜臣对于以佐太郎为首的日本海上武装集团，自始至终都将其定性为“海商”。只是，在“海商”转向“倭寇”之前，他将佐太郎集团与中国的武装海商进行了合体，让佐太郎作为王直等武装海商的指领，在明朝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和商战的种种胜利。而到了转型之后，在陈舜臣对海上武装集团直称“倭寇”之时，他又将佐太郎与“倭寇”进行了剥离，交由王直、徐海乃至小说虚设的反明势力主导。可见，陈舜臣本质上并不赞成通过争战杀戮乃至劫掠来获取财富，故而他对“海商”与“倭寇”进行了割裂，将佐太郎当作和平“海商”的代表，并为其设置了一个和平海商的结局。不难看出，陈舜臣所期待的是在政府允许和保护之下的和平贸易，是一个能够辖制海上治安，同时又会允许海外贸易的强大政府。事实上，同时期欧洲的海商海盗，正是如同陈舜臣所期待的那样，是在国家武装商船的支持与政府私掠证明的许可之下进行海外贸易与扩张的。 在史料的基础上，我们阅读《战国海商传》，可以更明晰地感受到，嘉靖年间的海上武装集团并不是近来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势力的代表，也没有推进东亚海上贸易发展甚至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自觉。他们大都是明代海禁政策之下生活无以为继的落魄商人，因为缺乏商业资本，不得不依附沿海豪势和日本武装海商。他们的活动仅限于简单的商品流通，而没有任何资本主义产生所必需的手工业生产。他们的通海行为虽然在客观上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但在主观上却是迫于生存的需求。而在明朝政府方面，海禁政策虽然时紧时松，但统治者依然固守着建立华夷秩序和大一统世界的幻梦，海禁也只是政府在大一统秩序濒临崩溃时的应激反应。陈舜臣的《战国海商传》以小说的形式表现了海上武装贸易集团、明政府以及当时的海禁政策和相关举措的时代局限，呈现出了一种较为客观中正的倭寇观、海禁弛禁观以及商业观。他不否认日本的武装海商们对日本战国大名所做的巨大贡献，但也没有将其定义为促进日本经济腾飞的英雄;他描述海商为明朝沿海带来的繁荣景象，同时也不粉饰嘉靖倭患中的倭寇的杀掠;他承认倭寇与海禁朝贡之间客观的内在关联，却不将其定为直接的因果关系;他虽然有重商主义的思想基础，却并未将明代的武装海商活动提到一些学者所说的促进东亚海域贸易形成和催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高度。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明政府的腐败，同时也清晰地意识到明代社会内部缺乏新兴开放机制的事实。故而在小说中虚设了一个以商业利益为纽带勾连倭寇海贼的反明势力，以期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这样的设置也反映了陈舜臣对明代武装海商及明政府本身局限性的清醒认识，而反明势力试图以商战颠覆明政府统治的设定也是陈舜臣重商主义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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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表：《海寇议》（明金声玉振集本），中国基本古籍库。
[关键词]陈舜臣;《战国海商传》;海商;倭寇;东亚经济
[中图分类号]1313.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9）02-0015-06
江户时代以后，“倭寇”书写逐渐成为日本文学的一种题材类型，因其作者的思想与视角不同而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其中，陈舜臣（1924—2015）的小说《战国海商传》堪称是从“商业主义”的角度描写“倭寇”的代表作。《战国海商传》是陈舜臣以16世纪在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贸易的海商活动（史称“倭寇”）为中心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该小说起初以《天外之花》（『天外0花』）为题在日本产经新闻连载，后因写作过程中小说的重心从原定的恋爱描写转向了海商活动，加之当时出版的图书中有一本书的书名与《天外之花》同音，陈舜臣遂将题名改作《战国海商传》。该小说于1992年纳入讲谈社文库本，约60万字，分上下两册，因迄今尚无中文译本，因而虽在日本颇有影响，但在中国却鲜为人知。正如陈舜臣所说，该书是“从海洋的角度，去重新审视那段为人熟知的历史”。[1]所谓“海洋的角度”，确切来说是指海上贸易的角度，而“那段为人熟知的历史”便是中国史料记载的明嘉靖时期的倭患。对于这一历史事件，虽然我国已有历史学者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东亚海上贸易及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其予以肯定，但在中国文学中，本人尚未看到从商业角度对倭寇的活动加以全面观照和描写的文学文本。因此，运用文史互证及比较文学的方法，从文学与史学、文学史与经济史的跨学科研究层面，对陈舜臣的《战国海商传》进行分析研究，不仅具有史学价值，也具有文学价值。
一、陈舜臣商业主义思想及其创作中的倭寇观
陈舜臣是著名的华裔日籍作家，在日本当代历史小说家中可与司马辽太郎齐名，其小说多以中国历史为题材或背景，因此确立了日本文学中“中国历史小说”这一文学门类，被称为“日本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第一人”，[2]（①获得过直木文学奖、吉川英治文学奖、日本艺术院奖等十多个奖项。陈舜臣的历史小说与历史著作绝非对史料简单的复制，也并未试图去还原历史。如他所说，面对历史，“不能误入复古主义的圈套”，也“不能返回到过去”。[3]（7<））因此，他的作品总有着自己独特的凝视历史的视角。他一方面忠实于史料的记载，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思想与历史观驾驭史料，将其演绎成一部部具有独特历史观的生动的文学作品，并能让读者对其所描绘的那一段历史进行反思。正是这样的历史小说，极大地丰富了日本中国题材的小说创作。同时在其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宫城谷昌光、酒见贤一、田中芳树、冢本青史等一批青年作家，田中芳树称陈舜臣为“巨大的灯火”，并感叹“陈舜臣先生的弟子在日本国内无处不在……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人物都是心怀憧憬的。我自知功底浅薄却依然执着写作至今，也是因为沉浸在先生作品中的结果”。[4]（153～155）陈舜臣的历史小说在日本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事实上，许多日本人正是通过陈舜臣及其后学的中国历史小说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而陈舜臣的思想与历史观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延及整个日本国民，对他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阅读陈舜臣的历史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创作多以动荡时期的争战为背景。他在与竹内实的对谈中便曾经说過：“从个人的角度讲，我是台湾人，但因为那场战争我成了日本人，二十来岁的时候又恢复为中国人。我想再一次进一步弄清楚，决定我命运遭际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决定我本人命运的是战争。战争‘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宿题，是现在还没有解答的一个课题。”因为个人身份的不断转变，陈舜臣的目光反复流连于战争，进行着关于战争的历史小说书写，也正是因为身份转换所赋予他的多重历史文化背景，使其在对战争的书写中揉入了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眼光。正如他在《耶律楚材》与《成吉思汗一族》中所建构的那种超越民族界限、消解文化鸿沟的融合世界一样，他不断在关于战争的描写中审视战争，追寻到达和平的途径。而这一点在其晚年的长篇小说《桃源乡》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他说：“桃源乡并不是在特别的地方，而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世道混乱被压迫的人们为了逃避现实，走到哪儿就在哪儿营造超越各自国家和宗教而且没有竞争的世界。这就是乌托邦，就是桃源乡呀！”加藤彻也认为，“贯穿于陈舜臣文学全部作品主旋律的低音协奏‘炽热的渴望’，在这部作品中大胆地喷发出来。此种鲜明地髙举希望世界和平主张的作品绝无仅有。”[5]
正是由于陈舜臣跨越国籍藩篱的基本主张和对世界主义文学观的追求，其在“倭寇”的书写中也就跳出了基于国家层面的“人寇他国”抑或是“雄飞海外”的历史性判断，也摆脱了区域国际政治因素的制约，而独辟蹊径地从经济贸易的角度来观照“倭寇”。它是一种更为广阔的、以世界主义观念为前提的“重商主义”视角。所谓“重商主义”，是一种东西方历史上皆有的社会思潮，与重农主义相对而言。广义上的重商主义就是重视商业之意，而经济学家所说的狭义上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则是指15世纪到18世纪之间风行欧洲的一种经济学说和经济政策，它是在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之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求之下所产生的一种经济思想，因而本身就具备了世界性视野。
事实上，“重商主义”的思潮不仅盛行于西方，在东亚也是存在的，中国以儒家的经世致用为旨归的“实学”以及日本以石田梅岩的思想为中心的所谓“石门心学”都是例证。在中国，自战国末年韩非发挥商鞅、荀子之说，提出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思想之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把“重本（农）抑末（商，泛指工商）”作为基本国策。到了宋代，主张功利之学的叶适从工商业的社会功能诸方面出发批评了“重本轻末”的传统观念。明末清初，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与农业进一步分离，一些农村集镇逐步变成了专业城镇，促使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商贾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髙，基于此，明清实学家在对叶适的继承和发挥的基础上，从对“抑末”思想简单的批判，发展到了提倡“商农并重”“工商皆本”的思想。到了近代，面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和西方帝国主义巨大的经济冲击与人侵，实学家为了推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明清实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商立国”“以工商为本”的商本论思想，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彻底反拨。而日本的传统社会与中国一样，也秉持“农本主义”的经济观，认为“町人无用”，抑制对利润的追求。但到了江户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町人文化的兴起，旧的社会秩序、经济制度与思想文化体系都面临着革新的需求，石田梅岩（1658—1744）便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创立了“石门心学”，用以阐释商人的职业伦理、商人赢利的合理性，并确立商人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地位，这在日本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陈舜臣作为一个有着西方教育背景与中日两国文化底蕴的现代作家，其“重商主义”的思想来源应该是多元化的，这其中便有可能既包含了西方“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也不乏中国“实学”和日本“石门心学”的作用存在。同时，他商人世家的出身，也使得其价值取向自觉不自觉地靠向了“重商主义”。而他在写作中一贯持有的世界主义的文学视野，与重商主义的价值观不谋而合，形成了历史小说中独特的叙事视角，这在《战国海商传》中得到了显著的表现。 二、从“海商”到“倭寇”的转变契机
《战国海商传》描写了受日本战国大名指派来到中国筹措战资的海商佐太郎等人与中国私商王直等人在中国沿海的一系列活动。小说所写的沿海武装私贸集团，在明朝的官方记载中即为“倭寇”。然而陈舜臣起初在这部小说中却将他们一律称作“海商”。但是，诚如小说所说：“在这个商船必配武装的时代，他们都可作战，为商贸之仇而战，为抵抗官宪的取缔而战，有时也会因为交易中的纷争而对顾客拔刀相向。”wnw可见，配备有武装的海上贸易集团与“倭寇”之间实则只是一步之遥。事实上，虽然《战国海商传》中故事情节线索庞杂、篇幅巨大，但是其行文的主线却是海上的走私贸易集团由“商”到“寇”的转变，我们只要循着这一路径，便能查知陈舜臣对于明朝的海禁政策以及武装海商（倭寇）所持的观点，也能由此看出其重商主义的历史观。
《战国海商传》的主人公佐太郎，本来是服属于大内氏的毛利元就的私生子，大永三年（1523年，嘉靖二年），随细川氏的使明贡船到了中国，同时，大内氏也派出了朝贡使团。两氏贡船到达宁波之后，细川氏因贿赂市舶司监督太监赖恩，其货物得以验货先行，并在嘉宾馆接待宴上得坐上席。大内氏心生不满，于是集结随船的可战人员攻人嘉宾馆，夺取了细川氏的武器和人库商品，又在宁波到绍兴之间大肆抢掠，后逃至海上，终被朝鲜士兵俘杀。陈舜臣在小说中将其称为“宁波倭乱”，亦即明史所载的“争贡之役”。而佐太郎也正是在这场倭乱中被大内氏派到明朝筹措战资的入江新吉与朝仓青峰所救，开始了其在明朝的拜师求学乃至后来的走私贸易的历程。
对于“争贡之役”，陈舜臣认为，“所谓宁波倭乱，正如其名，就是倭人之间的争乱，是大内和细川之争。就商权而言，是博多与堺之争。”但他又对大内与细川之争做了限定，他认为，“我们不能说在日本的细川与大内之争延续到了海的另一面的宁波，因为在日本，大内义隆和细川高国是协作关系。”[6]（29）而导致他们协作关系崩溃的原因，便是商业利益的驱动：“在内政方面，细川与大内共同拥立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材，本是同盟关系，但是到了对明贸易中，他们的友好关系便土崩瓦解了。”[6]（28）由此我们已经隐约可见，陈舜臣将商业利益置于政治考量之上的趋势。
而宁波的争贡之役所争的，从根本上来说便是在对明的朝贡贸易中所能获得的大额利润。由于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朝贡贸易中向来秉持“怀柔远人”的方略，这就使得纳贡国有利可图了。在朝贡贸易中，贡使进贡时所带的物品，分贡品和私物两种。贡品由贡使呈献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对其大加赏赐，其间遵循的则是朱元璋“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7]（_的原则。如果遇到节日或庆典，还会有特恩加赐。对于贡使附带的私物，明廷也会“给价”收买或者许其自行贸易，而这种“给价”往往会高出时值许多。此外，在进贡的使团中，商人也占到了很大的比例，这些商人都带有大量的私物，除了在会同馆和市舶司贸易之外，还会在赴京途中或其他地方私自交易，以从中获利。
除了朝贡贸易之外，日本进入明朝进行私市贸易的海商也不在少数，小说中所写的新吉与青峰，便是大内氏派往明朝的商人。他们在明朝拥有自己的贸易团队、关系网络以及武装力量。他们虽轻易不会动武，但如果商權与经济利益受到威胁，即便对象同是日本人，他们也是分毫不让的。在小说中，陈舜臣多处写到了日本海商在明朝境内争夺商权与经济利润的情况。在不关涉经济利益的时候，在明日本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团体，然而一旦涉及对明商权问题，他们则是寸金不让的，甚至不惜联合明人、借助明军之力打击对方。例如小说写道，嘉靖九年（1530），尼子船私自进入舟山列岛进行私市贸易，这同时侵犯了博多与堺的商权，因此新吉与青峰决定攻打尼子船。他们雇了不受朝廷保护的“九姓渔户”的沙船，用琉球商人陈籍从广东带来的佛郎机袭击尼子船，同时放火引起沈家门水军监视所的官兵注意，以驱逐尼子船，并且削减尼子的财力。
而这些日本商人从朝贡以及对明的私市贸易中获取的利益，很大程度上都成为了日本国内大名争霸的战资。这一时期的日本正处在战国时代（1467—1568），各战国大名之间争霸的资本便是各自所持有的经济力量以及由经济力量所决定的军事力量。他们笃信“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能解决万事”。[8]（333）他们积累经济力量的一个主要途径，便是对明贸易，其中便包括朝贡贸易与海商的走私贸易。而他们从事海外走私贸易，除了积累财富之外，也是为了从经济方面支持日本的大名争霸。这一点在《战国海商传》中也多有体现：“新吉在明国所得的资金全都流向了隆元（毛利嫡子）一线。将贸易所得当作军用资金的，并非毛利一家，陶氏和尼子也渴望能够如此。”[9]（251）“青峰为大内氏筹措军资，功丰绩伟……他活着的价值，就是得到大内主君的褒奖，而后受封重臣。”[9]（31）而当明朝陷入嘉靖倭患、海外贸易停滞之后，佐太郎也携带走私所得的战资与武器返回日本，投入了一统日本的大业。“佐太郎知道，自己筹措的军用资金会引发流血，但那是为了阻止更多的流血，因而是必要的。”[9]（278）也是在此时，他才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海商，是“以自己的商业活动和经济实力对政治施加某种影响，从而确立商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体现独立于武士阶级的价值和精神”。[10]（57）
由此可见，在陈舜臣的笔下，这一时期的日本，上到大名藩主，下到贡使海商，他们均是以商业利益为上的。
三、由“商”转“寇”
由于“争贡之役”所导致的中日官方贸易的式微，给私人海上贸易提供了机会。使得以双屿为中心的海上走私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关于当时双屿贸易地的记载，16世纪40年代后期，葡萄牙人平托曾到达双屿并在其《远游记》中写道：“当时那里还有三千多人，其中一千二百为葡萄牙人，余为其他各国人。据知情者讲，葡萄牙的买卖超过三百万金，其中大部分为日银……一般通行的说法是，双屿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11]（699）无独有偶，17世纪旅行家曼里克在游历远东各国之后亦称：“葡萄牙人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居民点是宁波市，此地在澳门以北二百里格，其交往和贸易的规模之大，可以与印度的主要城市相比。”?（179）此外，明人对此也多有记载，例如，王世贞称：“舶客许栋、王直等，于双屿诸港拥万众，地方绅士，利其互市，阴与之通。”[13]（97）这些均可证明当时双屿的私商之多、建筑之盛、贸易之繁荣。 而《战国海商传》也以双屿为根据地设置了一场佐太郎和王直的商贸集团与新安系商人的对日生丝贸易商战。由于佐太郎控制着生丝与绢织在中国市场的流通，新安商人在商战中惨败。在陈舜臣的划分标准中，此时的海上武装商贸集团尚属“海商”，他们以商业战争为手段，以谋求经济利益为目的，回避与明朝的正面冲突，而沿海住民也能从他们的交易中通过搬运货物等工作获得相应的报酬。这使得双屿渐渐发展成了一个囊括亚洲各地、甚至欧洲商品的交换、中转和集散地。但是，双屿走私贸易的繁荣彻底脱离了明朝的控制，撼动了明王朝苦心经营的整个朝贡贸易体制，这是明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故派朱纨攻打双屿港。然而朱纨因其海禁举措损害了沿海豪族的利益，被以“不俟奏覆，擅专刑戮”为由弹劾治罪，后自决于狱中，其实施的海禁也就此废止。
《战国海商传》写道，在朱纨自裁后的四年中，浙江一带走私盛行，朝廷对其唯一的对策便是“以夷制夷”。而王直在应明廷檄文捕获许栋、陈思泮等海贼后，官宪便默许了他们的走私贸易。由此，烈港成了王直的贸易基地，繁盛空前。小说中关于官宪默许走私贸易的描写，其实我们可以从当时明朝将官与王直的往来记录中窥见端愧。明代《海寇议》载：“边卫军官，有献红袍玉带者。把总张四维，因与柴德美（慈溪一带走私贸易的大族）交厚，得以结识王直，见即拜伏叩头，甘为臣仆，五峰令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15]（2）可见，王直与地方官宪的合作还算得上“和谐”，然而这种合作并没有得到嘉靖帝的允许，更没有达到制度化的程度，它只是地方的、私人的合作。而且，陈舜臣在《战国海商传》中也清楚地指出武装海商们身上存在的海盗本性，因而，即使是地方官宪与武装海商的合作能够维继，也不会出现一些学者所假定的沿海地区由此贸易发达、秩序稳定的局面。事实也是如此，《战国海商传》又写道：“四年之间，军事上无人负责，因此海商活动自然就大胆了起来，以武力解决贸易矛盾的事例也就越来越多了。”[9]（106）于是明廷派俞大猷攻打烈港，王直率众败走，沿海秩序彻底失控，海外贸易系统瘫痪，原本的武装贸易集团自此转而为寇，嘉靖倭患爆发。对此，《战国海商传》写道：“以前的‘倭寇’事件是指因贸易上的纷争而引发的暴力冲突。虽然也有因官军的镇压而与之对战的情况，但像这次一样主动攻击官宪却是史无前例的。以前，他们火烧富豪宅邸并入内掠夺，在官军出动后便毁坏官有建筑物，这次却反了过来，他们最先袭击府县的仓库和役所，而后乘势踏入富豪宅邸。如果冷静观察就会发现，‘倭寇’事件已经变质。”[9]（173）“此前的倭寇都是商贸第一的，他们虽然也与取缔私贸易的兵船战斗，也会因交易中的纷争使用武力，也不是没有过掠夺行为，但那都是其次的。然而这次的徐海倭寇船团，却是从一开始就以掠夺为目的的。”[9]（339）
值得注意的是，陈舜臣在《战国海商传》中对“倭寇”的称呼，至此也发生了变化。此前，他将“倭寇”一律称为“海商”，发生战斗时，则改称“船中人”“船上的男人们”，涉及到转述史料中所载的“倭寇”一词时，也必加引号。但在他认为“‘倭寇’事件已经变质”之后，便一改之前的称呼，从“海商”“船男”等变为“倭寇”，从“日本船”改为“倭船”。而《战国海商传》对倭寇的称呼变化，事实上与明代官方语汇的使用是遥相呼应的。明代对日本的称呼，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日本”“日本国王”等在正式的外交语境中能够体现国交关系中的对等性的语汇;二是“倭国”“倭人”“倭夷”等基于传统“华夷”观念的习惯性表述;三是“倭寇”“倭贼”“倭奴”等带有较强憎鄙色彩的词语。就《明实录》中“倭寇”一词的使用频率而言，从明洪武时期到嘉靖以前，“倭寇”一词出现的频次总共为114次，而单单嘉靖年间的四十五年中便出现了132次，多过嘉靖之前一百五十多年间的总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嘉靖时期倭寇活动的频繁，同时也能发现明代官方对“倭寇”态度的转变。
对于海禁政策与走私贸易之间的关系，陈舜臣在《战国海商传》中的态度也是极其明确的，他借小说人物俞大猷之口说：“官宪的取缔越加紧迫，海贼行为就越加猖獗……沿海的居民就是依靠商品的搬运、保管、中介生活，如果严加取缔，他们的生计会受到影响，以致民心不稳。”[6]（185）并且，作为作者，陈舜臣也有直接的评论：“尽管禁制，通商的增加还是会让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髙……国是是国是，但也不必时时强行。”[9]（39）陈舜臣认为，明朝面临的“南倭北虏”的威胁，皆源于朝贡贸易，“北方是蒙古族，南方是日本人，雖然入侵的民族不同，但问题却同样都是明朝所说的朝贡。”显而易见，在《战国海商传》中，陈舜臣出于商业主义的立场，是赞成海上贸易的。
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历来颇有争议。但不管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都是将明代武装海商当作一个连贯的整体看待，而《战国海商传》却是以小说的形式深入到了海上武装集团的内部，将“海商”和“倭寇”做了清晰的区分。陈舜臣认为，在烈港之战以前，日本海上武装组织在明朝境内虽也有一些武力冲突，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走私贸易是他们获取利益的主要手段，这中间便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武装海商之间发生一些商战。而对于明朝政府，他们虽然多有非议，但仍然心怀幻想，希望明廷能够开放海禁，允许走私贸易。到了烈港之战以后，他们开始转向武力掠夺，不仅劫掠百姓富户，甚至烧毁官署官建，而陈舜臣在《战国海商传》中也相应地转变了对他们的称谓，由“海商”转为“倭寇”，但与此同时，作者也渐渐将小说主人公佐太郎从“倭寇”中抽离了出来。我们不难看出，佐太郎所代表的，是陈舜臣心目中的海商形象，他可以在商战中掌控全局大获全胜，也可以在明廷严施海禁的夹缝中主导沉浮，并将贸易所得投入日本的统一大业，确立了作为一个商人在日本社会的地位，最终成为他所期待的政府保护之下自由和平的海商。事实上，陈舜臣对于以佐太郎为首的日本海上武装集团，自始至终都将其定性为“海商”。只是，在“海商”转向“倭寇”之前，他将佐太郎集团与中国的武装海商进行了合体，让佐太郎作为王直等武装海商的指领，在明朝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和商战的种种胜利。而到了转型之后，在陈舜臣对海上武装集团直称“倭寇”之时，他又将佐太郎与“倭寇”进行了剥离，交由王直、徐海乃至小说虚设的反明势力主导。可见，陈舜臣本质上并不赞成通过争战杀戮乃至劫掠来获取财富，故而他对“海商”与“倭寇”进行了割裂，将佐太郎当作和平“海商”的代表，并为其设置了一个和平海商的结局。不难看出，陈舜臣所期待的是在政府允许和保护之下的和平贸易，是一个能够辖制海上治安，同时又会允许海外贸易的强大政府。事实上，同时期欧洲的海商海盗，正是如同陈舜臣所期待的那样，是在国家武装商船的支持与政府私掠证明的许可之下进行海外贸易与扩张的。 在史料的基础上，我们阅读《战国海商传》，可以更明晰地感受到，嘉靖年间的海上武装集团并不是近来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势力的代表，也没有推进东亚海上贸易发展甚至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自觉。他们大都是明代海禁政策之下生活无以为继的落魄商人，因为缺乏商业资本，不得不依附沿海豪势和日本武装海商。他们的活动仅限于简单的商品流通，而没有任何资本主义产生所必需的手工业生产。他们的通海行为虽然在客观上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但在主观上却是迫于生存的需求。而在明朝政府方面，海禁政策虽然时紧时松，但统治者依然固守着建立华夷秩序和大一统世界的幻梦，海禁也只是政府在大一统秩序濒临崩溃时的应激反应。陈舜臣的《战国海商传》以小说的形式表现了海上武装贸易集团、明政府以及当时的海禁政策和相关举措的时代局限，呈现出了一种较为客观中正的倭寇观、海禁弛禁观以及商业观。他不否认日本的武装海商们对日本战国大名所做的巨大贡献，但也没有将其定义为促进日本经济腾飞的英雄;他描述海商为明朝沿海带来的繁荣景象，同时也不粉饰嘉靖倭患中的倭寇的杀掠;他承认倭寇与海禁朝贡之间客观的内在关联，却不将其定为直接的因果关系;他虽然有重商主义的思想基础，却并未将明代的武装海商活动提到一些学者所说的促进东亚海域贸易形成和催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高度。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明政府的腐败，同时也清晰地意识到明代社会内部缺乏新兴开放机制的事实。故而在小说中虚设了一个以商业利益为纽带勾连倭寇海贼的反明势力，以期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这样的设置也反映了陈舜臣对明代武装海商及明政府本身局限性的清醒认识，而反明势力试图以商战颠覆明政府统治的设定也是陈舜臣重商主义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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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澳门：东方葡萄牙学会，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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