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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历史。80年前，这是一条没有太多人知晓的新闻，是一个民族惨烈的伤痛，也是另一个国家血淋淋的罪行；80年后，当个人的记忆已经成为历史，当一个群体还在努力掩饰事实，世人开始为那些远去的灵魂流泪。当我们凝视这段正在渐渐远去的历史背影时，我们需要知道1937年的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
南京的重要地位
日军在攻占上海后，认为必须占领南京，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以战迫降”的目的，为此，他们实施狂暴的“膺惩”政策。
南京是民国时期的首都，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南京的防守，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蒋介石所言，说明作为首都的南京在抗战中确有不同于一般城市的特殊地位。而日军则正是企图通过对首都人民的大规模屠杀，迫使中国人民停止抵抗。诚如美国记者戴维·贝尔加米尼在其《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中披露：“攻占南京是在东京皇宫中最深处的密室里策划的，旨在迫蒋下台。”他还断言：“南京浩劫的可怕部署始于1937年8月15日。”这一天，松井石根受命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他向近卫首相表忠：“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11月22日，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的日本华中方面军向参谋本部电呈，“为了解决事变，攻占首都南京具有最大价值”，并表示将“以现有的兵力不惜付出最大牺牲”来达成此目的。
当日军各师团进抵南京城郊时，松井石根下令向中国部队散发《劝降书》，宣称：“南京是中国的古都，民国的政府”“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贵军如果继续抵抗的话，南京将无法免于战火，千年的文化精髓将会毁于一旦，十年的苦心经营也将化为乌有”。
很显然，在日本侵略者眼中，南京是一座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城市，他们把胁迫中国政府和中国军民停止抵抗、屈膝投降的最大希望，寄托于对南京的迅速占领和彻底征服上。在他们看来，占领首都南京，政治上可以打击中国政府及人民的抗战意志，军事上可以彻底歼灭中国军队的精锐力量，从而迫使中国政府按照日本的意愿签订城下之约，就此结束战争。
尽管在古往今来的战争中，一国首都的失陷并不决定战争的胜负；但是，首都的弃守对军民的心理和精神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侵略者一方，对占领对方的首都并在此炫耀武力，抱有超常的企图和欲望。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曾在日记中写道：“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日军各部队均按此执行。作为当地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同样放任屠杀，明知暴行发生却不制止。在这种罪恶之念下，为了进一步发扬“武威”，使中国军民“畏服”，使对南京的占领具有更大的“价值”，日本侵略军便对南京军民施暴，进行骇人听闻的大規模屠杀。
日军有预谋的进攻
采取恐怖手段迫使中国屈服，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的既定方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于9月5日在日本议会发表演说时宣称，为了迫使中国投降，“日本帝国所能采取的唯一道路，就是使中国军队完全丧失战斗意志”。10月8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亦叫嚣：“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
当“八一三”淞沪会战结束后不久，松井石根就发布命令：“迅速攻占南京。”当日军进抵南京郊外时，松井石根又发出命令：“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做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
12月7日，松井石根亲自起草《攻占南京城要领》，其中第二条言称：“在敌之残兵仍据城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将到达战场的全部炮兵展开，进行炮击夺取城墙，各师团以步兵一个联队（后又增加为3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进入城内进行扫荡。”这里所指的“扫荡”，无疑是对已经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军人和无辜百姓进行屠杀的代名词，它成了对南京军民血腥宰割的屠杀令。
日军完全无视《海牙第四公约》所附的《陆战规则》《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等一系列公认的国际准则，有计划、有组织地大量处死中国战俘。在日军由上海向南京进击途中，就曾下达类似于“逢人便杀”的命令。对于屠杀南京的战俘以及分不清是否是军人的市民，日军上自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及其司令部，下至师团、旅团、联队及基层军官，都曾逐级下达、执行过屠杀令。
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最主要的原因是日军把暴行作为一种战略行为，企图通过在当时的中国首都使用恐怖、野蛮和极端的手段，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和能力，达到其战争的目的。日军士兵奉命屠杀的现象，集中显示了日军当局妄图迫使中国“畏服”的既定方针和各级军事机构下达屠杀密令的实质。事实证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并不是偶然，而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一场精心策划。
变态的报复心理
为什么选择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日军从攻占上海至占领南京共阵亡21000多人，这大大激起了日军强烈的仇视情绪与报复心理。松井石根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就供认：“自登陆上海以来，因苦战恶斗，付出巨大牺牲，激起我官兵强烈之敌忾心。”
淞沪会战，日军久攻不下，曾多次增兵。在长达3个月的激战中，官兵心理疲惫，难以自拔，普遍产生了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攻占上海后紧接着又开始进攻南京，连续作战让他们神经紧绷，导致他们对中国民众的敌对情绪日增。攻下南京后，原以为战争即将结束的士兵们并没有看到希望，这使他们陷入了更加狂躁的心理状态。而日军上级指挥官为了激发士气以保证战争的继续，保持士兵对战争的热情，更是有意纵容暴行，以致士兵在宣泄中进一步扩大了暴行的烈度。12月18日这一天，日军第六师团在南京下关虏获中国难民十二三万人，请示如何处置。松井石根指示：混淆的军人都应予以“纪律肃正”。所谓“纪律肃正”，即是屠杀。而继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在抵达南京外围前线司令部后，“发出一连串由他本人盖章签署的命令，命令十分简单，‘杀掉全部俘虏’”。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使士兵变得粗暴、疯狂，他们从效忠天皇中获得了战斗与屠杀的激情。这种畸形的变态心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视生命为草芥，以屠戮为快，借施暴取乐，这就使得暴行更加疯狂和残忍。在“圣战”的光环下，长期的心理压抑转化为暴戾的冲动和恐怖，在对被征服者的凌辱与毁灭中，日军官兵的紧张心理暂时得到畸形的释放。暴行具有传染性，参与者交互刺激、感染、复制和模仿，并不断循环反应形成规模，愈加扩展，侵占南京的日军暴行就是极为典型的一例。极尽疯狂下的日本士兵呈现出群体性的心理变态，既然杀人只是游戏，杀人多者便是“英雄”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
日本当时的宣传口号就是要“惩罚不顺服的中国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就应被日本人奴役，连一丝一毫的反抗都不应该有。日军把他们在侵占上海与南京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统统转化为对无辜军民的大肆屠杀，血洗南京，这就是他们的目标。
弃城撤退无序
日军于12月对南京大举进犯。此前11月中旬，蒋介石曾连续召集幕僚开会，最终做出短期固守的决定，并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负责指挥南京保卫战。
12月4日，蒋介石离宁前又召集高级将领训话，强调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又对国内人心的影响极大，所以务必固守；要求将士在唐生智的指挥下，同心同德，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克尽军人守土为国的神圣职责。
12月上旬，各路日军已对南京城形成三面包围。9日，日机空投《投降劝告书》，唐生智根據国民政府的指令，断然拒绝。见劝降未达目的，日军于10日下午对南京城实行总攻。
11日晚，蒋介石给守军下达撤退令。唐生智遂召开会议，做出“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决定，除第二军团、三十六师及各机关、各直属部队渡江北撤外，其余部队均应“冲破当面之敌，向浙皖边区转进”。13日上午，南京城沦陷。随后，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唐生智组织全军撤退本无非议，但他指挥无方却是一大失误。南京城的弃与守应是意料之中的事，本应早有撤退预案，但从最高指挥官唐生智到各军、师、旅长，都没有一个由守变退的思想准备。在撤退的具体部署上，唐生智表现出严重的随意性，从组织突围之初的“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到正式宣布撤退令时的临时改变，形成“一部突围，大部渡江”的局面。此口一开，许多原定突围的部队亦选择渡江撤离。近9个师的大部队蜂拥至江边，人多船少，运输力量根本无法承受，一时秩序极为混乱，以致近10万官兵未及渡江，滞留江边与城内，其结果只能坐以待毙。除极少数士兵侥幸逃离或免于一死外，绝大多数都被日军或作俘虏、或作“便衣兵”加以屠杀，死亡人数差不多占30万遇难同胞总数的30%。
大批放下武器的军人潜入民间，为日军加害中国平民与扩大暴行提供了借口，成为造成南京大屠杀巨大规模的间接因素。毋庸置疑，日军为了达到自己的既定方针和目标，一定会制造出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以便屠杀；但南京军民杂处的局面，诱发或促发了一部分本可避免的屠杀事件的发生。日军侵占南京城后，正是打着搜寻“便衣兵”的旗号，大肆捕捉无辜市民，滥施暴行，恣意杀害，并最终致使30万同胞不幸罹难。
【责任编辑】王 凯
南京的重要地位
日军在攻占上海后，认为必须占领南京，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以战迫降”的目的，为此，他们实施狂暴的“膺惩”政策。
南京是民国时期的首都，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南京的防守，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蒋介石所言，说明作为首都的南京在抗战中确有不同于一般城市的特殊地位。而日军则正是企图通过对首都人民的大规模屠杀，迫使中国人民停止抵抗。诚如美国记者戴维·贝尔加米尼在其《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中披露：“攻占南京是在东京皇宫中最深处的密室里策划的，旨在迫蒋下台。”他还断言：“南京浩劫的可怕部署始于1937年8月15日。”这一天，松井石根受命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他向近卫首相表忠：“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11月22日，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的日本华中方面军向参谋本部电呈，“为了解决事变，攻占首都南京具有最大价值”，并表示将“以现有的兵力不惜付出最大牺牲”来达成此目的。
当日军各师团进抵南京城郊时，松井石根下令向中国部队散发《劝降书》，宣称：“南京是中国的古都，民国的政府”“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贵军如果继续抵抗的话，南京将无法免于战火，千年的文化精髓将会毁于一旦，十年的苦心经营也将化为乌有”。
很显然，在日本侵略者眼中，南京是一座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城市，他们把胁迫中国政府和中国军民停止抵抗、屈膝投降的最大希望，寄托于对南京的迅速占领和彻底征服上。在他们看来，占领首都南京，政治上可以打击中国政府及人民的抗战意志，军事上可以彻底歼灭中国军队的精锐力量，从而迫使中国政府按照日本的意愿签订城下之约，就此结束战争。
尽管在古往今来的战争中，一国首都的失陷并不决定战争的胜负；但是，首都的弃守对军民的心理和精神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侵略者一方，对占领对方的首都并在此炫耀武力，抱有超常的企图和欲望。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曾在日记中写道：“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日军各部队均按此执行。作为当地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同样放任屠杀，明知暴行发生却不制止。在这种罪恶之念下，为了进一步发扬“武威”，使中国军民“畏服”，使对南京的占领具有更大的“价值”，日本侵略军便对南京军民施暴，进行骇人听闻的大規模屠杀。
日军有预谋的进攻
采取恐怖手段迫使中国屈服，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的既定方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于9月5日在日本议会发表演说时宣称，为了迫使中国投降，“日本帝国所能采取的唯一道路，就是使中国军队完全丧失战斗意志”。10月8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亦叫嚣：“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
当“八一三”淞沪会战结束后不久，松井石根就发布命令：“迅速攻占南京。”当日军进抵南京郊外时，松井石根又发出命令：“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做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
12月7日，松井石根亲自起草《攻占南京城要领》，其中第二条言称：“在敌之残兵仍据城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将到达战场的全部炮兵展开，进行炮击夺取城墙，各师团以步兵一个联队（后又增加为3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进入城内进行扫荡。”这里所指的“扫荡”，无疑是对已经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军人和无辜百姓进行屠杀的代名词，它成了对南京军民血腥宰割的屠杀令。
日军完全无视《海牙第四公约》所附的《陆战规则》《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等一系列公认的国际准则，有计划、有组织地大量处死中国战俘。在日军由上海向南京进击途中，就曾下达类似于“逢人便杀”的命令。对于屠杀南京的战俘以及分不清是否是军人的市民，日军上自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及其司令部，下至师团、旅团、联队及基层军官，都曾逐级下达、执行过屠杀令。
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最主要的原因是日军把暴行作为一种战略行为，企图通过在当时的中国首都使用恐怖、野蛮和极端的手段，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和能力，达到其战争的目的。日军士兵奉命屠杀的现象，集中显示了日军当局妄图迫使中国“畏服”的既定方针和各级军事机构下达屠杀密令的实质。事实证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并不是偶然，而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一场精心策划。
变态的报复心理
为什么选择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日军从攻占上海至占领南京共阵亡21000多人，这大大激起了日军强烈的仇视情绪与报复心理。松井石根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就供认：“自登陆上海以来，因苦战恶斗，付出巨大牺牲，激起我官兵强烈之敌忾心。”
淞沪会战，日军久攻不下，曾多次增兵。在长达3个月的激战中，官兵心理疲惫，难以自拔，普遍产生了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攻占上海后紧接着又开始进攻南京，连续作战让他们神经紧绷，导致他们对中国民众的敌对情绪日增。攻下南京后，原以为战争即将结束的士兵们并没有看到希望，这使他们陷入了更加狂躁的心理状态。而日军上级指挥官为了激发士气以保证战争的继续，保持士兵对战争的热情，更是有意纵容暴行，以致士兵在宣泄中进一步扩大了暴行的烈度。12月18日这一天，日军第六师团在南京下关虏获中国难民十二三万人，请示如何处置。松井石根指示：混淆的军人都应予以“纪律肃正”。所谓“纪律肃正”，即是屠杀。而继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在抵达南京外围前线司令部后，“发出一连串由他本人盖章签署的命令，命令十分简单，‘杀掉全部俘虏’”。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使士兵变得粗暴、疯狂，他们从效忠天皇中获得了战斗与屠杀的激情。这种畸形的变态心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视生命为草芥，以屠戮为快，借施暴取乐，这就使得暴行更加疯狂和残忍。在“圣战”的光环下，长期的心理压抑转化为暴戾的冲动和恐怖，在对被征服者的凌辱与毁灭中，日军官兵的紧张心理暂时得到畸形的释放。暴行具有传染性，参与者交互刺激、感染、复制和模仿，并不断循环反应形成规模，愈加扩展，侵占南京的日军暴行就是极为典型的一例。极尽疯狂下的日本士兵呈现出群体性的心理变态，既然杀人只是游戏，杀人多者便是“英雄”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
日本当时的宣传口号就是要“惩罚不顺服的中国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就应被日本人奴役，连一丝一毫的反抗都不应该有。日军把他们在侵占上海与南京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统统转化为对无辜军民的大肆屠杀，血洗南京，这就是他们的目标。
弃城撤退无序
日军于12月对南京大举进犯。此前11月中旬，蒋介石曾连续召集幕僚开会，最终做出短期固守的决定，并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负责指挥南京保卫战。
12月4日，蒋介石离宁前又召集高级将领训话，强调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又对国内人心的影响极大，所以务必固守；要求将士在唐生智的指挥下，同心同德，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克尽军人守土为国的神圣职责。
12月上旬，各路日军已对南京城形成三面包围。9日，日机空投《投降劝告书》，唐生智根據国民政府的指令，断然拒绝。见劝降未达目的，日军于10日下午对南京城实行总攻。
11日晚，蒋介石给守军下达撤退令。唐生智遂召开会议，做出“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决定，除第二军团、三十六师及各机关、各直属部队渡江北撤外，其余部队均应“冲破当面之敌，向浙皖边区转进”。13日上午，南京城沦陷。随后，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唐生智组织全军撤退本无非议，但他指挥无方却是一大失误。南京城的弃与守应是意料之中的事，本应早有撤退预案，但从最高指挥官唐生智到各军、师、旅长，都没有一个由守变退的思想准备。在撤退的具体部署上，唐生智表现出严重的随意性，从组织突围之初的“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到正式宣布撤退令时的临时改变，形成“一部突围，大部渡江”的局面。此口一开，许多原定突围的部队亦选择渡江撤离。近9个师的大部队蜂拥至江边，人多船少，运输力量根本无法承受，一时秩序极为混乱，以致近10万官兵未及渡江，滞留江边与城内，其结果只能坐以待毙。除极少数士兵侥幸逃离或免于一死外，绝大多数都被日军或作俘虏、或作“便衣兵”加以屠杀，死亡人数差不多占30万遇难同胞总数的30%。
大批放下武器的军人潜入民间，为日军加害中国平民与扩大暴行提供了借口，成为造成南京大屠杀巨大规模的间接因素。毋庸置疑，日军为了达到自己的既定方针和目标，一定会制造出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以便屠杀；但南京军民杂处的局面，诱发或促发了一部分本可避免的屠杀事件的发生。日军侵占南京城后，正是打着搜寻“便衣兵”的旗号，大肆捕捉无辜市民，滥施暴行，恣意杀害，并最终致使30万同胞不幸罹难。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