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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过度工业化制作的电影，包括菲片在内的“一带一路”展映单元，将可以彰显更为多元化的电影世界。
“国际电影节又已进入上海时间。”当胡劲军在201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如此宣告的时候，你就知道，电影节又将闪亮登场。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胡劲军特地在发言中强调了一部影片——《功夫瑜伽》：“这部中国与印度的合拍片，呈现了‘一带一路’上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这部合拍片去年在上海立项，可以证明，上海已成为投资文化产业的新热土。”
而在发布会上，除了《功夫瑜伽》，记者还注意到不少亚、非、东欧元素。用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总经理傅文霞的话说：“本届电影节期间，‘一带一路’可谓处处能见。比如入围金爵奖评选的参赛影片中，就有出自伊朗、波兰、捷克、以色列、菲律宾、中国等沿线国家电影人之手的作品;亚洲新人奖的入围影片，则来自印度、泰国、以色列、中国等国家和地区。”
曼多萨的新作《塔克洛班的困境》讲述遭受台风破坏一年后的菲律宾塔克洛班市，人们如何恢复生活的故事。
这不是“一带一路”第一次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亮点。早在去年的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即设有一个影展单元，名为“丝绸之路风貌”。
到了今年，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国家级顶层战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元素，比之去年又有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展映板块设立了“一带一路”单元;电影市场还首次设立了“一带一路”专区;“一带一路”论坛上，相关国家代表还将联合倡议成立“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
至于上海国际电影节本身，更将要走出去——落实上海“一带一路”三年文化行动计划，赴沿线国家举办中国电影展。
吹拂难得的清新之风
埃里克·马蒂是谁？如果不是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缘故，恐怕没有几个上海观众会关注到这位菲律宾导演。其编剧并导演的剧情长片《末日杀手》（On the Job），虽曾获得2013年韩国富川国际幻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并脱颖而出获得富川长片奖，但这部121分钟的影片，并未曾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大银幕上。
而出生于1961年的菲律宾演员乔尔·托雷，虽荣膺富川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但国内影迷对这部电影竟然有如此评论——“电影侧重于四个男人的故事，他们两人为一组，主角是谁傻傻分不清。”还有——“主角太多，所以有点乱糟糟的感觉。”
原因何在呢？某种程度上来自观影感觉。这些在豆瓣电影或者1905电影网上发评论者，其观影感受大多来自Pad或者电脑屏幕，与在电影院暗黑中的一片大银幕所获得的视听感受，看似区别不大，实则有着云泥之别。比如一个长镜头，在影院大银幕上出现，观者屏息注视者众，而假若换在电脑上看，一旦镜头超过23秒，几乎无人会继续注视。说得极端一些——在这两种场域下观影，心率都几乎是不同的。
这次，埃里克·马蒂的电影《贪婪的代价》（Honor Thy Father），将参加上海电影节“一带一路”单元的展映。这部去年9月制作完毕即参加多伦多电影节的菲律宾影片，于去年晚些时候曾在菲律宾国内上映。目前的评论，褒之者称：“起承和结尾都好，就是后段转折有些拖沓。是一次较奇特的观影体验。教堂的戏都很好看。”而贬之者称：“故事简单而平淡，表现力差。”
所幸，《贪婪的代价》比之《末日杀手》，毕竟能够登陆国内的大银幕，电影水准具体如何，观众自可有判断。而假若没有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一平台，国内观众基本上很难看到来自菲律宾的影片。正因为有了“一带一路”展映单元，观众还能够接触到另一位更具知名度的菲律宾导演——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布里兰特·曼多萨（Brillante Mendoza）。曼多萨的新作《塔克洛班的困境》（Taklub），是这位1960年7月生于菲律宾邦板牙省的电影人的一部新作，影片讲述遭受台风破坏一年后的菲律宾塔克洛班市和莱特岛上，人们如何恢复生活的故事。
与电影工业发达的好莱坞不同，与电影文化见长的欧洲片亦不同，甚至与拥有宝莱坞歌舞片、新兴文艺片的韩国都不同，菲律宾电影的热带色彩浓厚，一些影片兼有美国西部片的味道，却素少为中国观众知晓。今年戛纳电影节上，荣获影后的正是菲律宾女星贾克琳·乔斯（Jacklyn Jose）。她在曼多萨执导的影片《罗莎妈妈》（Ma’ Rosa）中演活了一个受警员贪污所害的穷妈妈，赢得了评委青睐，也因此成为菲律宾首位戛纳影后。从2007年的《丫丫叉叉》（Tirador）、2008年的《情欲电影院》（Serbis）开始，身材丰腴的贾克琳·乔斯就与曼多萨有过多次合作，此番终结硕果。
今年，菲律宾电影或许能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掀起一股清新之风——面对过度工业化制作的电影，包括菲片在内的“一带一路”展映单元，将可以彰显更为多元化的电影世界。除了菲律宾以外，前些年一度受到国际影坛追捧的伊朗电影人，亦带来了新作，比如以《阿巴丹》《男人做什么》等片获得欧美观众认可的曼尼·夏希希（Mani Haghighi），今次带给上海电影节《龙来了》（A Dragon Arrives）——这部含有超现实元素，被《好莱坞报道者》揶揄为“脑洞大开”的夏希希新作，讲述了一个“1965年伊朗总理遇刺”的故事。而现实社会中，1965年的伊朗，仍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执政的巴列维王朝时期，那一年根本没有伊朗总理遇刺事件。面对着“无中生有”的电影情节，亦有媒体赞美：“《龙来了》对伊朗的过去和未来进行了展望、对比和隐喻。”
在“一带一路”展映单元中，伊朗电影的数目最多。除了夏希希的新作以外，还有霍希（Saghafi Amir Hosse）导演的《变马的老人》、哈迪·默哈黑（Hadi Mohaghegh）导演的《长生不死》（Bardou）以及另一部影片由80后导演Reza Dormishian执导的《劫富帮》等。而中国导演霍建起的剧情片《大唐玄奘》，杨小朴、方军等导演的《丝路英雄之云镝》，因影片中的丝路元素，亦位列“一带一路”展映单元。除此以外，还有以色列、波兰、土耳其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片参加展映。 作为这个单元唯一的纪录片，新加坡电影《我们唱着的歌》，讲述了新加坡“新谣”的发展史，杰出的新加坡歌手和推动“新谣”发展的重要人士。孙燕姿、林俊杰等知名狮城歌手在片中暂时放下歌喉，而用讲述的方式，向观众娓娓道来自己作为新加坡人的歌唱经历。
文化高度的命运共同体
在看过《我们唱着的歌》之后，新加坡作家叶孝忠如此评论：“回忆不能仅供怀旧，它应该有更大的力量，让我们不忘最初发生过的一切，让我们走远了，回头看看，我们是否走偏了？这些歌，因为有回忆作为布景，再度被激活，一叠一层的回忆是轻盈的，也是厚重的，它能泛起涟漪，也能沉淀思绪。”
《龙来了》是一部被《好莱坞报道者》揶揄为“脑洞大开”的夏希希新作。
在叶孝忠印象里，他第一次来中国之前，有朋友刻录了几张CD给他，收录的大部分歌曲是“新谣”。而当他抵达上海，在街头慢跑时，听着耳机中传出的歌，则会有一种感觉——“被遥远而熟悉的歌声所包围，沉重的步履，宛若有了再度起飞的动力。要追逐远方，就要使尽力气。”在北京，他掏出手机，与人分享《月色同行》，他“沿着故宫的护城河走着，一轮明月当空，剪出巍巍城墙依依杨柳的颤颤影子”。
换言之，叶孝忠的乡曲乡思，与北京、上海的景致融为一体，成为了他的全新的生命体验，而不仅仅是纯粹的对于新加坡的文化意义上的回忆。
当然，新加坡与中国同属华人文化圈，如果单以新加坡来比照“一带一路”国家，可能并不具有广泛的说服力。日前，在由复旦大学等主办的“上海论坛”上，来自巴基斯坦的学者萨尔曼·巴舍尔（Salman Bashir）如是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愿景对亚洲会有长远影响。‘一带一路’的核心就在于中国文明以及中国对亚洲乃至全世界未来的看法。……这并不仅仅源自中国的政治、经济，在文化艺术上，都将进行全面的提升。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以及亚洲文明和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加上亚洲数千年的古文明，这都将不断重塑21世纪的全球格局。”
今年，在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中国将倡议建立“一带一路”电影节合作机制，并拟在电影节期间邀请“一带一路”电影节代表签署合作协议，建立合作联盟，以推动人员互访、互办专题影展和论坛、互荐影片和评委。据电影节组委会透露，目前已初步邀请到印度孟买电影节、爱沙尼亚黑夜电影节、埃及开罗电影节、格鲁吉亚国家电影中心等共同参与。
胡劲军则在发布会上向记者表示：“中外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活动将于6月6日至15日在北京、上海两地举办，这本身就凸显出‘一带一路’这一国家级顶层战略中的文化战略因素。”将中国电影译制并传播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沿线国家的优秀电影介绍到中国，将是构筑文化高度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步。
“国际电影节又已进入上海时间。”当胡劲军在201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如此宣告的时候，你就知道，电影节又将闪亮登场。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胡劲军特地在发言中强调了一部影片——《功夫瑜伽》：“这部中国与印度的合拍片，呈现了‘一带一路’上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这部合拍片去年在上海立项，可以证明，上海已成为投资文化产业的新热土。”
而在发布会上，除了《功夫瑜伽》，记者还注意到不少亚、非、东欧元素。用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总经理傅文霞的话说：“本届电影节期间，‘一带一路’可谓处处能见。比如入围金爵奖评选的参赛影片中，就有出自伊朗、波兰、捷克、以色列、菲律宾、中国等沿线国家电影人之手的作品;亚洲新人奖的入围影片，则来自印度、泰国、以色列、中国等国家和地区。”
这不是“一带一路”第一次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亮点。早在去年的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即设有一个影展单元，名为“丝绸之路风貌”。
到了今年，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国家级顶层战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元素，比之去年又有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展映板块设立了“一带一路”单元;电影市场还首次设立了“一带一路”专区;“一带一路”论坛上，相关国家代表还将联合倡议成立“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
至于上海国际电影节本身，更将要走出去——落实上海“一带一路”三年文化行动计划，赴沿线国家举办中国电影展。
吹拂难得的清新之风
埃里克·马蒂是谁？如果不是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缘故，恐怕没有几个上海观众会关注到这位菲律宾导演。其编剧并导演的剧情长片《末日杀手》（On the Job），虽曾获得2013年韩国富川国际幻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并脱颖而出获得富川长片奖，但这部121分钟的影片，并未曾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大银幕上。
而出生于1961年的菲律宾演员乔尔·托雷，虽荣膺富川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但国内影迷对这部电影竟然有如此评论——“电影侧重于四个男人的故事，他们两人为一组，主角是谁傻傻分不清。”还有——“主角太多，所以有点乱糟糟的感觉。”
原因何在呢？某种程度上来自观影感觉。这些在豆瓣电影或者1905电影网上发评论者，其观影感受大多来自Pad或者电脑屏幕，与在电影院暗黑中的一片大银幕所获得的视听感受，看似区别不大，实则有着云泥之别。比如一个长镜头，在影院大银幕上出现，观者屏息注视者众，而假若换在电脑上看，一旦镜头超过23秒，几乎无人会继续注视。说得极端一些——在这两种场域下观影，心率都几乎是不同的。
这次，埃里克·马蒂的电影《贪婪的代价》（Honor Thy Father），将参加上海电影节“一带一路”单元的展映。这部去年9月制作完毕即参加多伦多电影节的菲律宾影片，于去年晚些时候曾在菲律宾国内上映。目前的评论，褒之者称：“起承和结尾都好，就是后段转折有些拖沓。是一次较奇特的观影体验。教堂的戏都很好看。”而贬之者称：“故事简单而平淡，表现力差。”
所幸，《贪婪的代价》比之《末日杀手》，毕竟能够登陆国内的大银幕，电影水准具体如何，观众自可有判断。而假若没有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一平台，国内观众基本上很难看到来自菲律宾的影片。正因为有了“一带一路”展映单元，观众还能够接触到另一位更具知名度的菲律宾导演——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布里兰特·曼多萨（Brillante Mendoza）。曼多萨的新作《塔克洛班的困境》（Taklub），是这位1960年7月生于菲律宾邦板牙省的电影人的一部新作，影片讲述遭受台风破坏一年后的菲律宾塔克洛班市和莱特岛上，人们如何恢复生活的故事。
与电影工业发达的好莱坞不同，与电影文化见长的欧洲片亦不同，甚至与拥有宝莱坞歌舞片、新兴文艺片的韩国都不同，菲律宾电影的热带色彩浓厚，一些影片兼有美国西部片的味道，却素少为中国观众知晓。今年戛纳电影节上，荣获影后的正是菲律宾女星贾克琳·乔斯（Jacklyn Jose）。她在曼多萨执导的影片《罗莎妈妈》（Ma’ Rosa）中演活了一个受警员贪污所害的穷妈妈，赢得了评委青睐，也因此成为菲律宾首位戛纳影后。从2007年的《丫丫叉叉》（Tirador）、2008年的《情欲电影院》（Serbis）开始，身材丰腴的贾克琳·乔斯就与曼多萨有过多次合作，此番终结硕果。
今年，菲律宾电影或许能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掀起一股清新之风——面对过度工业化制作的电影，包括菲片在内的“一带一路”展映单元，将可以彰显更为多元化的电影世界。除了菲律宾以外，前些年一度受到国际影坛追捧的伊朗电影人，亦带来了新作，比如以《阿巴丹》《男人做什么》等片获得欧美观众认可的曼尼·夏希希（Mani Haghighi），今次带给上海电影节《龙来了》（A Dragon Arrives）——这部含有超现实元素，被《好莱坞报道者》揶揄为“脑洞大开”的夏希希新作，讲述了一个“1965年伊朗总理遇刺”的故事。而现实社会中，1965年的伊朗，仍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执政的巴列维王朝时期，那一年根本没有伊朗总理遇刺事件。面对着“无中生有”的电影情节，亦有媒体赞美：“《龙来了》对伊朗的过去和未来进行了展望、对比和隐喻。”
在“一带一路”展映单元中，伊朗电影的数目最多。除了夏希希的新作以外，还有霍希（Saghafi Amir Hosse）导演的《变马的老人》、哈迪·默哈黑（Hadi Mohaghegh）导演的《长生不死》（Bardou）以及另一部影片由80后导演Reza Dormishian执导的《劫富帮》等。而中国导演霍建起的剧情片《大唐玄奘》，杨小朴、方军等导演的《丝路英雄之云镝》，因影片中的丝路元素，亦位列“一带一路”展映单元。除此以外，还有以色列、波兰、土耳其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片参加展映。 作为这个单元唯一的纪录片，新加坡电影《我们唱着的歌》，讲述了新加坡“新谣”的发展史，杰出的新加坡歌手和推动“新谣”发展的重要人士。孙燕姿、林俊杰等知名狮城歌手在片中暂时放下歌喉，而用讲述的方式，向观众娓娓道来自己作为新加坡人的歌唱经历。
文化高度的命运共同体
在看过《我们唱着的歌》之后，新加坡作家叶孝忠如此评论：“回忆不能仅供怀旧，它应该有更大的力量，让我们不忘最初发生过的一切，让我们走远了，回头看看，我们是否走偏了？这些歌，因为有回忆作为布景，再度被激活，一叠一层的回忆是轻盈的，也是厚重的，它能泛起涟漪，也能沉淀思绪。”
在叶孝忠印象里，他第一次来中国之前，有朋友刻录了几张CD给他，收录的大部分歌曲是“新谣”。而当他抵达上海，在街头慢跑时，听着耳机中传出的歌，则会有一种感觉——“被遥远而熟悉的歌声所包围，沉重的步履，宛若有了再度起飞的动力。要追逐远方，就要使尽力气。”在北京，他掏出手机，与人分享《月色同行》，他“沿着故宫的护城河走着，一轮明月当空，剪出巍巍城墙依依杨柳的颤颤影子”。
换言之，叶孝忠的乡曲乡思，与北京、上海的景致融为一体，成为了他的全新的生命体验，而不仅仅是纯粹的对于新加坡的文化意义上的回忆。
当然，新加坡与中国同属华人文化圈，如果单以新加坡来比照“一带一路”国家，可能并不具有广泛的说服力。日前，在由复旦大学等主办的“上海论坛”上，来自巴基斯坦的学者萨尔曼·巴舍尔（Salman Bashir）如是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愿景对亚洲会有长远影响。‘一带一路’的核心就在于中国文明以及中国对亚洲乃至全世界未来的看法。……这并不仅仅源自中国的政治、经济，在文化艺术上，都将进行全面的提升。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以及亚洲文明和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加上亚洲数千年的古文明，这都将不断重塑21世纪的全球格局。”
今年，在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中国将倡议建立“一带一路”电影节合作机制，并拟在电影节期间邀请“一带一路”电影节代表签署合作协议，建立合作联盟，以推动人员互访、互办专题影展和论坛、互荐影片和评委。据电影节组委会透露，目前已初步邀请到印度孟买电影节、爱沙尼亚黑夜电影节、埃及开罗电影节、格鲁吉亚国家电影中心等共同参与。
胡劲军则在发布会上向记者表示：“中外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活动将于6月6日至15日在北京、上海两地举办，这本身就凸显出‘一带一路’这一国家级顶层战略中的文化战略因素。”将中国电影译制并传播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沿线国家的优秀电影介绍到中国，将是构筑文化高度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