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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巧不成婚》到《天上再见》，宣扬善意和“和平共处”的电影激增，它们是我们在焦虑的日常生活中的慰藉。让我们共同解读。
从某个时刻起，法国电影银幕上开始浮动利他主义的芬芳。电影里充满了宽容、友谊、家庭、爱情之类的价值观。提及这类电影，我们会立刻想到埃里克·托莱达诺和奥利维埃·纳卡什联合执照的《触不可及》。《无巧不成婚》也是这二位的作品，它从幕后策划的角度讲述了一个关于婚礼的欢乐故事，一经上映，票房登顶。这两位导演已经成为宣扬善意电影的拥护者。他们的作品也被归为大热的“治愈系电影”，与令人焦虑的日常现实形成鲜明对照，保证能带给观众心灵上的享受。此刻我们可以说，在一部电影里，一切皆有可能发生。比如法布里斯·厄布埃的《共处》里塑造出的乌托邦，或者可以叫做“唱片制作人是怎么编排出了一个由犹太教教士，伊斯兰教教长和天主教教士之间的故事”；又比如卡琳娜·塔迪厄导演、弗朗索瓦·达密安主演的《打消我的怀疑》，有着错综复杂的亲子和恋爱关系；当然，还有刚刚上映的《天上再见》。这部电影由阿尔贝·杜邦泰尔导演，改编自皮埃尔·勒梅特荣获2013年龚古尔文学奖的畅销书，讲述了两个一战老兵策划一起巧妙诈骗的传奇故事。我们发现，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必然来源于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和在时代中承受痛苦的人物。震撼的故事才是精彩的故事，这已经成为电影创作的趋势。
就好像幸福，或者至少是消除偏见的情感主题，已经控制了法国电影市场。谁曾想在《9月怀胎》里饰演一个最傲慢的暴徒的阿尔贝·杜邦泰尔，反过来执导了这样一部宣扬善意的电影呢？“我无意中成为了一个拥护社会团结的人，”这位编剧兼导演放缓了语气，“如果观众从中看到善意就更好了，但实际上，这部电影是从一本抨击时政的书中得到的灵感。”真滑稽，这表明了艺术家们对善意这一概念持有着怀疑。但是得说，这个词确实是被滥用了……人们原本褒扬那些宣扬手足之情和宽容价值观的电影，但是质疑也渐渐滋生。电影创作者们不再知道他们的电影是否取得了成功，或者也许他们一直在煽情的泥沼里打滚。“如果不能宣扬乐观主义或表达和平相处的愿望，他们就会发疯，”法布里斯·厄布埃解释道，“但是现在，平和首先是一种服务于消费社会的力量，‘和平共处’也已成为市场营销的前提。有一天，我买了一包纸尿裤，外包装上印着一个黑人宝宝、一个白人宝宝和一个亚洲人宝宝。由此可以归纳出：即使我们在纸尿裤里排便，我们也是在倡导种族间的和平共处。”这一切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们也有权利厌倦这种人道主义的欺骗性宣传，因为它多半由纯粹的商业目的驱使。
但也不都是这样。诚然，先不谈喜剧片是否搞笑，或是悲剧片是否传达了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无力感，传播宽恕、善良的喜剧片的数量总比引人反思、使人肃穆的悲剧片多。但这不足以构成质疑喜剧创作者是否真诚的理由，他们的创作灵感恰恰反映了一个共同愿望：逃离现实，或者将现实理想化，因此产出的作品都大同小异。“世界上存在的暴力和生活的艰辛，使人道主义文艺作品成为一种抚慰心灵的永恒需要，”精神病医生克里斯多夫·安德烈分析道，他是一系列探讨幸福和积极思维的书的作者（类似的书有奥迪尔·雅各布的《和我们一起思考》），“在社会富裕、前景大好的过去，我们反而无休止地批评社会，并且向人们披露那些好像从他们日常生活消失了的不幸和苦难。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今日已不同往昔。”
下面我即将谈到的内容也可以证明以上观点。我们也注意到，和上个世纪不同的是，电影不再以悲剧收尾。少有例外，甚至悲剧也会有大团圆式结局。更妙的是：电影里几乎没有恶人了！从《欢迎来北方》到《无巧不成婚》，以及《贝利叶一家》，反面人物是缺位的，或者即使有一些不当的观点（比如《岳父岳母真难当》里的克里斯蒂昂·克拉维耶），也会及时纠偏，最终走上一条由常识和道德组成的狭窄道路。本雅明·百乐古尔（伊朗·古德曼·德·埃德蒙德的联合制作人）透露，一部获得现象级成功的“治愈系”戏剧将在2018年被改编成电影，“恶人，即使有，也不再具有恶意。他只是象征着事物的秩序以及时代环境、社会的宿命性。‘恶’的消失意味着现今理想主义对犬儒主义的胜利。”
创作者们难道生活在梦幻世界里？当然不是。他们只是在努力地乐观看待生活，同时平息自己的愤怒。杜邦泰尔导演的《天上再见》里，罗伦·拉菲帝塑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坏蛋，但是导演承认他已经构思了一个主要人物，由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扮演，主人公有着“无瑕的良知，是个笃实的人道主义者，极尽热情和真诚”。“我现在比拍摄《伯尼》的时候大了20岁，”他说，“老去，就是要学会享受细微的变化。 但我一点不否认年轻时创作的 ‘恶’！”在今天的电影中，几乎所有人都是美好的，所有人都是友好的。这也是投资人和发行商会犯的过错，因为他们一直担心电影的选角、主题和可能恼人的评价。“特别是在喜剧片里！”法布里斯·厄布埃明确指出，“很多人问过我，是否确定会在电影里保留这样或那样的刺耳的笑话……我的回答是：除非这种既无礼又冷酷的幽默从世界上消失，而那时我的电影也就不复存在。”“要迎合所有人，就不该得罪其中任何一人，”一位匿名的制作人忧心忡忡地回答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减少适时的幽默，事实上，人们看电影就是为了体会一种更好的生活，而且娱乐大众是必需的。”除了出于回应大众娱乐需求的考虑，如果剔除讽刺，就会失去原本传达的内容，也会否定大众对爆米花电影的嗜好。最好的例子就是《触不可及》。“当我们写出‘没有胳膊，就拿不到巧克力’这句电影台词时，针对的是身体某一部分不能活动的残疾人，然而我们并非出于恶意，相反，这句话是友好的，”埃里克·托莱达诺解释道，“这是个不错的段子，虽然不符合政治正确原则，但在电影里，这句话只是为了缓和气氛，使人物全面审视自己。”希望觀众懂得创作者的良苦用心。
但是，使原始的善意文明起来是一件公认的傻事，达到的结果会是“法国的喜剧片多少都带有讽刺意味”，就像德国《每日镜报》记者丹妮拉·桑瓦尔德2016年8月认为的那样。同样我们可以举出例子，比如《回娘家》论证了一个“干瘪的公理”，又比如克洛维斯·科尔尼亚克的《非诚勿扰》，是一部“幼稚的”电影。当然，这些电影没有《无巧不成婚》和《天上再见》影响力大，但是同样吸引了不少观众，票房喜人。“如果你本身偏向对情绪的把握，就会立刻对这类电影有成见，” 斯蒂凡尼·塞勒维耶（《贝利叶一家》以及将要上映的《第二颗星星》的发行人、制作人）指出，“新浪潮运动的余波给了创作者负担感，他们抵触这类剧本，一方面害怕别人认为自己浅薄愚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总的来说媒体对待这类电影非常苛刻。” “鸡蛋里挑骨头的都是那些住地讲究、不愁生计的知识分子们，”克里斯多夫安德烈观察到，“对于那些为生计终日奔波的人来说，开心才是重要的。在电影院中体会幸福不是一种忘却烦恼的办法，而是当从放映厅出来时，能够直面烦恼。” 这类电影因此拥有了公共效用，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益处。“当我们能目睹到消极电影的回潮时，”克里斯多夫·安德烈补充道，“这就意味着我们来到了黄金时代。” 我们心怀善意，期待这一时代的到来。
[译自法国《快报》]
从某个时刻起，法国电影银幕上开始浮动利他主义的芬芳。电影里充满了宽容、友谊、家庭、爱情之类的价值观。提及这类电影，我们会立刻想到埃里克·托莱达诺和奥利维埃·纳卡什联合执照的《触不可及》。《无巧不成婚》也是这二位的作品，它从幕后策划的角度讲述了一个关于婚礼的欢乐故事，一经上映，票房登顶。这两位导演已经成为宣扬善意电影的拥护者。他们的作品也被归为大热的“治愈系电影”，与令人焦虑的日常现实形成鲜明对照，保证能带给观众心灵上的享受。此刻我们可以说，在一部电影里，一切皆有可能发生。比如法布里斯·厄布埃的《共处》里塑造出的乌托邦，或者可以叫做“唱片制作人是怎么编排出了一个由犹太教教士，伊斯兰教教长和天主教教士之间的故事”；又比如卡琳娜·塔迪厄导演、弗朗索瓦·达密安主演的《打消我的怀疑》，有着错综复杂的亲子和恋爱关系；当然，还有刚刚上映的《天上再见》。这部电影由阿尔贝·杜邦泰尔导演，改编自皮埃尔·勒梅特荣获2013年龚古尔文学奖的畅销书，讲述了两个一战老兵策划一起巧妙诈骗的传奇故事。我们发现，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必然来源于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和在时代中承受痛苦的人物。震撼的故事才是精彩的故事，这已经成为电影创作的趋势。
就好像幸福，或者至少是消除偏见的情感主题，已经控制了法国电影市场。谁曾想在《9月怀胎》里饰演一个最傲慢的暴徒的阿尔贝·杜邦泰尔，反过来执导了这样一部宣扬善意的电影呢？“我无意中成为了一个拥护社会团结的人，”这位编剧兼导演放缓了语气，“如果观众从中看到善意就更好了，但实际上，这部电影是从一本抨击时政的书中得到的灵感。”真滑稽，这表明了艺术家们对善意这一概念持有着怀疑。但是得说，这个词确实是被滥用了……人们原本褒扬那些宣扬手足之情和宽容价值观的电影，但是质疑也渐渐滋生。电影创作者们不再知道他们的电影是否取得了成功，或者也许他们一直在煽情的泥沼里打滚。“如果不能宣扬乐观主义或表达和平相处的愿望，他们就会发疯，”法布里斯·厄布埃解释道，“但是现在，平和首先是一种服务于消费社会的力量，‘和平共处’也已成为市场营销的前提。有一天，我买了一包纸尿裤，外包装上印着一个黑人宝宝、一个白人宝宝和一个亚洲人宝宝。由此可以归纳出：即使我们在纸尿裤里排便，我们也是在倡导种族间的和平共处。”这一切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们也有权利厌倦这种人道主义的欺骗性宣传，因为它多半由纯粹的商业目的驱使。
但也不都是这样。诚然，先不谈喜剧片是否搞笑，或是悲剧片是否传达了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无力感，传播宽恕、善良的喜剧片的数量总比引人反思、使人肃穆的悲剧片多。但这不足以构成质疑喜剧创作者是否真诚的理由，他们的创作灵感恰恰反映了一个共同愿望：逃离现实，或者将现实理想化，因此产出的作品都大同小异。“世界上存在的暴力和生活的艰辛，使人道主义文艺作品成为一种抚慰心灵的永恒需要，”精神病医生克里斯多夫·安德烈分析道，他是一系列探讨幸福和积极思维的书的作者（类似的书有奥迪尔·雅各布的《和我们一起思考》），“在社会富裕、前景大好的过去，我们反而无休止地批评社会，并且向人们披露那些好像从他们日常生活消失了的不幸和苦难。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今日已不同往昔。”
下面我即将谈到的内容也可以证明以上观点。我们也注意到，和上个世纪不同的是，电影不再以悲剧收尾。少有例外，甚至悲剧也会有大团圆式结局。更妙的是：电影里几乎没有恶人了！从《欢迎来北方》到《无巧不成婚》，以及《贝利叶一家》，反面人物是缺位的，或者即使有一些不当的观点（比如《岳父岳母真难当》里的克里斯蒂昂·克拉维耶），也会及时纠偏，最终走上一条由常识和道德组成的狭窄道路。本雅明·百乐古尔（伊朗·古德曼·德·埃德蒙德的联合制作人）透露，一部获得现象级成功的“治愈系”戏剧将在2018年被改编成电影，“恶人，即使有，也不再具有恶意。他只是象征着事物的秩序以及时代环境、社会的宿命性。‘恶’的消失意味着现今理想主义对犬儒主义的胜利。”
创作者们难道生活在梦幻世界里？当然不是。他们只是在努力地乐观看待生活，同时平息自己的愤怒。杜邦泰尔导演的《天上再见》里，罗伦·拉菲帝塑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坏蛋，但是导演承认他已经构思了一个主要人物，由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扮演，主人公有着“无瑕的良知，是个笃实的人道主义者，极尽热情和真诚”。“我现在比拍摄《伯尼》的时候大了20岁，”他说，“老去，就是要学会享受细微的变化。 但我一点不否认年轻时创作的 ‘恶’！”在今天的电影中，几乎所有人都是美好的，所有人都是友好的。这也是投资人和发行商会犯的过错，因为他们一直担心电影的选角、主题和可能恼人的评价。“特别是在喜剧片里！”法布里斯·厄布埃明确指出，“很多人问过我，是否确定会在电影里保留这样或那样的刺耳的笑话……我的回答是：除非这种既无礼又冷酷的幽默从世界上消失，而那时我的电影也就不复存在。”“要迎合所有人，就不该得罪其中任何一人，”一位匿名的制作人忧心忡忡地回答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减少适时的幽默，事实上，人们看电影就是为了体会一种更好的生活，而且娱乐大众是必需的。”除了出于回应大众娱乐需求的考虑，如果剔除讽刺，就会失去原本传达的内容，也会否定大众对爆米花电影的嗜好。最好的例子就是《触不可及》。“当我们写出‘没有胳膊，就拿不到巧克力’这句电影台词时，针对的是身体某一部分不能活动的残疾人，然而我们并非出于恶意，相反，这句话是友好的，”埃里克·托莱达诺解释道，“这是个不错的段子，虽然不符合政治正确原则，但在电影里，这句话只是为了缓和气氛，使人物全面审视自己。”希望觀众懂得创作者的良苦用心。
但是，使原始的善意文明起来是一件公认的傻事，达到的结果会是“法国的喜剧片多少都带有讽刺意味”，就像德国《每日镜报》记者丹妮拉·桑瓦尔德2016年8月认为的那样。同样我们可以举出例子，比如《回娘家》论证了一个“干瘪的公理”，又比如克洛维斯·科尔尼亚克的《非诚勿扰》，是一部“幼稚的”电影。当然，这些电影没有《无巧不成婚》和《天上再见》影响力大，但是同样吸引了不少观众，票房喜人。“如果你本身偏向对情绪的把握，就会立刻对这类电影有成见，” 斯蒂凡尼·塞勒维耶（《贝利叶一家》以及将要上映的《第二颗星星》的发行人、制作人）指出，“新浪潮运动的余波给了创作者负担感，他们抵触这类剧本，一方面害怕别人认为自己浅薄愚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总的来说媒体对待这类电影非常苛刻。” “鸡蛋里挑骨头的都是那些住地讲究、不愁生计的知识分子们，”克里斯多夫安德烈观察到，“对于那些为生计终日奔波的人来说，开心才是重要的。在电影院中体会幸福不是一种忘却烦恼的办法，而是当从放映厅出来时，能够直面烦恼。” 这类电影因此拥有了公共效用，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益处。“当我们能目睹到消极电影的回潮时，”克里斯多夫·安德烈补充道，“这就意味着我们来到了黄金时代。” 我们心怀善意，期待这一时代的到来。
[译自法国《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