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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图是苏联西部、濒临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境内的一座小城市，很多地图上往往不加以标明。然而在国际符号学界，它却异常知名。有些著名的语文学家甚至把它视为世界最大的符号学研究中心。近二十多年来迅速崛起的、令人瞩目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就是以它和苏联首都莫斯科共同命名的。这个学派的最大代表、国际符号学协会副主席ю.M.洛特曼(一九二二——)也长期在塔尔图大学任教。
综览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一些代表人物的著作情况，就足见这个学派的世界性影响。洛特曼的论著凡五百种(包括翻译)。用俄语出版的专著十三种，用其他外语出版的专著三十四种。论文刊登在五十三种不同的外国定期出版物上。他的主要著作被译成英、德、法、日、瑞典、西班牙、芬兰、葡萄牙、现代希腊、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意大利等语种。他于一九七三年出版的专著《电影符号学和电影美学问题》被译成十二种文字。难怪不列颠科学院于一九七七年授予他外籍院士的称号。这个学派的另一个代表、莫斯科大学教授B.A.乌斯宾斯基(一九三七——)虽然年资较浅，不过是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一九六○年的本科毕业生，然而他的著作已逾二百种，其中有十本专著。主要著作也被译成英、德、法、日、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特、意大利、西班牙等语种。
显然，要了解国际符号学、包括艺术符号学的发展趋势，不能不研究塔尔图—莫斯科学派。这个学派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的研究方向和特色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访问了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教授。
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是两个城市——塔尔图和莫斯科的符号学家的联合，当然，其他城市的学者，如列宁格勒的Б.ф.叶果洛夫也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这个学派是两种文化传统、两种语文思想的结合。莫斯科的代表通常从语言学进入符号学。虽然他们中的某些人(乌斯宾斯基、托波罗夫)专门研究过文学，但是语言学立场、语言学兴趣始终居于首位。他们以语言学家的眼光看待世界。而塔尔图的代表洛特曼、3.г敏茨是文学理论家，他们从另一个方面研究同样的问题。如果莫斯科的代表是在某种程度上研究文学理论的语言学家，那么，塔尔图的代表则是在某种程度上研究语言学的文学理论家。这种文化立场上的差异起初表现得很明显，但却收到意外的效果——两者互相丰富，并以自己的兴趣感染对方。例如，与文学理论的接触决定了莫斯科语言学家对本文和文化关联、即本文发生功能的条件发生兴趣；而与语言学家的接触则决定了文学理论家对作为本文发生器的语言、对本文形成的机制感兴趣。
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内部这种文化立场的差异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洛特曼和敏茨在出身和文化教育上都是列宁格勒人。从传统上看，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学术流派具有不同的方向。二十世纪初期，在莫斯科成立了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后来，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成为它的继承者，布拉格小组在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在彼得堡—列宁格勒，诗歌语言协会起着作用。那里对语言学本身一般漠不关心，而文学理论却异常繁荣。爱亨鲍姆、日尔蒙斯基、托马舍夫斯基、普姆彼扬斯基、巴赫金、弗雷登贝尔格、普罗普、特尼亚科夫、古科夫斯基都是名扬四海的文学理论家。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成员也能够从事文学研究，但他们是作为语言学家、从语言学立场来做这项工作的。同时，诗歌语言协会的成员也能够研究语言——诗歌语言，但他们从文学理论的立场出发。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两种研究方向的区别也是这样。
这里所说的不仅是某种文化传统的起源，而且是直接继承。例如，洛特曼曾经就学于爱亨鲍姆、古科夫斯基、日尔蒙斯基和普罗普门下。同时，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成员们与雅各布森、博加特廖夫、巴赫金直接交往。博加特廖夫在去世之前始终是他们的会议和事业的参与者。雅各布森参加过塔尔图夏季学术聚会(一九六六年苏联符号学家庆贺过他的七十诞辰)并热情地关注着他们的活动。巴赫金不能参加他们的聚会(他没有腿，不能行动)，但对他们的工作极感兴趣。这些声望显赫的大师都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仿佛成为他们与他们的先驱者之间的联系环节。
长相老于自己年龄的洛特曼蓄着长发，较为年轻的乌斯宾斯基却秃了头；洛特曼上嘴唇浓密的胡髭向两面撇开，而乌斯宾斯基则胡须飘冉。他们外貌上的不同似乎在向人们提醒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中两种研究方向的差异。但是他们的密切合作却又表明，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学派联合了两种传统——莫斯科语言学传统和列宁格勒文学理论传统，这两种传统相互丰富。
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是怎样形成的呢？应该认为“符号系统的结构研究”讨论会(一九六二年)是它形成的基本标志。这个讨论会是由苏联科学院斯拉夫学和巴尔干学研究所与控制论委员会联合在莫斯科召开的。当时，在斯拉夫学和巴尔干学研究所刚刚成立了斯拉夫语言结构类型学研究室(一九六一年)，由B.H.托波罗夫领导。现在已经去世的院士A.и.贝尔格宣布会议开幕。参加讨论会的有语言学家、文学和艺术理论家博加特廖夫、B.BC.伊凡诺夫、B.H.托波罗夫、л.ф.热金、A.A.托利兹尼亚克、乌斯宾斯基等。无论结构语言学，还是控制论，前此不久在苏联还是有争议的科学学科：在五十年代初期的哲学百科全书中，控制论被定义为伪科学，结构语言学也未能幸免。在这种背景下，讨论会非常引人注目。会议内容涉及到语言符号学，逻辑符号学，机器翻译，艺术符号学，神话学，非口语交际系统语言的描述(例如道路信号，用牌占卜的语言等)，同聋哑人交往的符号学，宗教符号学(佛教)。讨论会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它的材料基本上刊登在印数不大的论文集《结构类型学研究》(莫斯科，一九六二年)中。这本论文集在传播会议参与者的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正是从这本书中，他们的反对者、以及他们未来的支持者和同行了解了他们。
这本书立即引起批评。书的印数，为一千份，实际上仅仅发行了一半，另一半被斯拉夫学研究所管理部门扣留了。但批评文章却刊登在发行量很大的一些权威杂志，如《哲学问题》、《文学问题》上。由于批评文章详细地转述报告人的基本观点，大段摘引原文，所以起到广告和宣传的作用。这也促使读者去寻觅和阅读被批评的原文。
洛特曼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独立地研究类似的问题。他通过自己的学生и.切尔诺夫，得到了会议材料。他对这些材料很感兴趣，来到莫斯科，建议在塔尔图大学正式出版。自那时(一九六四年)起，开始出版著名的《符号系统著作》，迄今共出十八辑，十九、二十辑正在印刷中。在一九六○——一九六一学年中，洛特曼开设了结构主义诗学的课程，这门课程以后保留下来，并于一九六四年出版了《结构主义诗学讲义》一书(一九六二年付排)，成为《符号系统著作》的第一辑。与此同时，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一九六四、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的会议在克雅埃利克举行，一九七○、一九七四年的会议在塔尔图举行。雅各布森参加了一九六六年的会议，并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会议气氛融洽，发言和讨论协调自然，仿佛没有经过任何人为的组织。他赞叹地说：“然而在这一切后面有着洛特曼的铁手，他引导着会议的进程，他是杰出的、无可比拟的组织者！”这样，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在国际符号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逐渐形成的语言学结构主义，战后在全世界得到迅猛的发展。结构主义方法开始广泛应用于各种人文科学中，法国人类学学者列维—斯特劳斯创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心理学家、哲学家、文化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学家也都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在战后的年代里，符号学(一般符号理论)同样得到迅速的发展。有人把结构主义方法解释为符号系统研究的一个局部方面，一种研究方式。苏联符号学和西方结构主义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这个问题一直使我感到迷惑，乌斯宾斯基也认为颇难回答。不过，可以作这样的概括。西方结构主义主要是研究符号的符号学，苏联符号学主要是研究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的符号学。前者发端于皮尔斯和莫利斯，后者发端于索绪尔。相应地，可以区分出符号学中的两种倾向，即逻辑倾向和语言学倾向。在前一种情况下，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孤立的符号上，即符号对意义、对接受者的关系上。在这种涵义上可以谈论符号的语义学，符号的结构，研究符号化过程，即把非符号变成符号。而在第二种情况下，研究者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单独的符号上，而是集中在作为传达内容的机制的语言上，这种机制利用某组基本的符号。遵循索绪尔的观点，语言被理解为本文生成，器。但是，本文也可以被看作为具有独立的、自主的内容的符号。同时，当本文的内容(意义)取决于组成该内容的符号的意义和语言规则时，本文可以被看作为基本符号的连续。这些基本思想，决定了苏联符号学发展的方向。
二十多年来，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发展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同结构语言学的联系。这在初期(六十年代)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六十年代是探索时期，学者们努力扩大研究客体，把语言学方法推广到越来越新的客体上。他们用语言学家的眼睛看世界——寻找和描述各处可能存在的语言。例如，扎利兹尼亚克描述道路信号的语言及其语法；乌斯宾斯基和M.M.列科姆采娃描述用牌占卜的语言(同一张牌在不同的关联中获得不同的涵义，这种变化的机制相当有趣)。最后，研究艺术语言。他们认为，就象不知道和不理解一本书所由写成的语言，就不可能理解这本书一样，不掌握绘画、电影、戏剧、文学作品的特殊语言，就不可能理解这些艺术作品。还认为，就象研究语法是理解本文涵义的必要条件一样，艺术作品的结构向人们揭示掌握艺术信息本身的途径。在完全不拒绝对内容的研究的同时，他们力图研究由艺术语言和给定作品具体结构所决定的那些涵义联系。
同语言学的联系也反映在术语上。塔尔图夏季学术聚会有这样的称谓——第二性模拟系统。它是乌斯宾斯基的兄弟B.A.乌斯宾斯基建议使用的术语，部分原因在于，“符号学”的术语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联想。语言被理解为第一性模拟系统——语言模拟现实。在语言上面构筑起第二性系统，它们模拟这种现实的某些方面。这样，符号系统被理解为构筑在语言之上的第二性系统。
另一方面，吸收新材料必然对方法产生影响，从而促使摆脱纯语言学方法论。对待本文可能有两种方法——作为符号的本文和作为某种符号组织的本文。吸收新材料恰恰展示了本文和符号之间双重关系的可能性：一方面，本文可以被理解为派生于符号概念的第二性概念；另一方面，本文在对符号的关系上也可能是第一性概念——在非离散本文中(例如在电影语言中)就是如此。这仅仅是一个例证，说明吸收新材料迫使摆脱纯语言学方法。
在对新的、各种各样的符号学客体进行探索的过程中，逐渐明确和固定了一组问题，它们集中了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注意力。这组问题的总课题就是文化符号学。这是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研究活动的第二个特点。这个特点使它不同于国际上的其他符号学学派(波兰学派，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等)。
从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观点看来，文化是各种各样的、相对讲来较为局部的语言的总和。在这种涵义上，文化包括艺术语言(文学。绘画、电影的语言)，神话语言等。这些语言的功能处在复杂的相互联系中，这种联系的性质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不同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中的某些人对这些局部的语言进行专门研究。例如，B.B.伊凡诺夫和B.H.托波罗夫研究斯拉夫、波罗的海和赫梯神话，B.B.伊凡诺夫和ю.M.洛特曼研究电影语言，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研究文学语言，此外，乌斯宾斯基还研究绘画语言。这种研究每次都接触到越来越广的问题，也就是说，使他们感兴趣的不仅是对相应语言的描述和研究，而且是更一般的文化机制的实现。
在这方面，文化被理解为人(作为社会个体)和他的周围现实之间存在的系统，也就是对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进行加工和组织的机制。同时，在某种文化范围内，某些信息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而另一些信息则受到轻视。相反，在该文化中不实在的信息，在另一种文化的语言中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同样的本文在不同文化的语言中可以得到不同的阅读。
在这种情况下，同自然语言的类比是合适的。在自然语言中，某种信息对于一些语言是非常实在的，而对于另一些语言则是不实在的。例如，用印欧语系的语言说话，称谓某个客体时必然指出，所说的是一个客体或者几个客体(而在某些语言中甚至更加具体：说出一个客体，两个客体或者超过两个容体的数目)。然而，对于汉语、印度尼西亚语，这种信息就不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在愿意时也可以表示)。相反，这些语言中实在的信息，对于其他语言可能就是不实在的。
于是，在广泛的符号学涵义上，文化被理解为人和世界之间所确立的诸关系的系统。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的系统，是人和世界之间诸关系的局部状况。在这种涵义上，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是交际对话：社会对人的行为作出反应，以某种方式规定这种行为，人也对社会(以及他周围的现实)作出反应。这能够从符号学前景窥视历史：历史过程是社会和围绕社会的现实之间、也包括各个社会之间的交际的系统，是历史个性和社会之间的对话。在这方面特别有趣的是冲突情境，这时候交际过程的参与者用不同的(文化)语言说话，也就是说，同样的本文用不同的方式阅读。例如，彼得大帝改革时代的状况就是这样。彼得和他的支持者用不同于他们的接受者的语言说话(这甚至不是比喻)，这决定了深刻的文化冲突，其后果很多年后都能感到。
如果要为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活动作最终总结，那为时尚早。这个学派还在前进，它的学术兴趣在不断发展。然而，这个学派的存在已有二十多年，有必要评述它所走过的道路。总的结论是：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研究方向在这段时间中发生了转变，从运用语言学方法研究非语言学客体，转变到研究作为某种内在的研究领域的文化符号学。如果在初期这个学派感兴趣的首先是描述语言问题——怎样描述某个客体，那么现在感兴趣的首先是符号研究的客体本身，也就是这样或者那样地得到实现的文化——不是怎样描述，而是描述什么。这种状况使得这个学派成员的研究总是同分析具体的文化本文相联系，即归根到底总是具有阐释性质。一般地说，他们不研究抽象的符号学分析方法论，这是他们的符号学研究的又一个特征。
在言谈中乌斯宾斯基多次声称自己是一个语言学家，而不是文学理论家。他的著作素以准确、严谨著称。然而他在衣着上却有点不修边幅。偌大的书房里堆满了书，墙上挂着一些显得陈旧的圣像油画和雕刻。室内陈设颇为零乱。书桌上堆满了书稿，以至收音机和电话机只好摆在地板上。我和陪同前往的新疆进修生阿达来提不禁相视愕然。不过，他毕竟是个语言学家，在谈话中他不时站起，得心应手地从上下前后抽取我所需要的书和手稿，就象他使用语言那样准确。他说话语速很快，走路健步如飞，仿佛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代表们正想以这种速度向新的研究领域攀登。
一九八六年九月于莫斯科
综览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一些代表人物的著作情况，就足见这个学派的世界性影响。洛特曼的论著凡五百种(包括翻译)。用俄语出版的专著十三种，用其他外语出版的专著三十四种。论文刊登在五十三种不同的外国定期出版物上。他的主要著作被译成英、德、法、日、瑞典、西班牙、芬兰、葡萄牙、现代希腊、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意大利等语种。他于一九七三年出版的专著《电影符号学和电影美学问题》被译成十二种文字。难怪不列颠科学院于一九七七年授予他外籍院士的称号。这个学派的另一个代表、莫斯科大学教授B.A.乌斯宾斯基(一九三七——)虽然年资较浅，不过是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一九六○年的本科毕业生，然而他的著作已逾二百种，其中有十本专著。主要著作也被译成英、德、法、日、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特、意大利、西班牙等语种。
显然，要了解国际符号学、包括艺术符号学的发展趋势，不能不研究塔尔图—莫斯科学派。这个学派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的研究方向和特色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访问了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教授。
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是两个城市——塔尔图和莫斯科的符号学家的联合，当然，其他城市的学者，如列宁格勒的Б.ф.叶果洛夫也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这个学派是两种文化传统、两种语文思想的结合。莫斯科的代表通常从语言学进入符号学。虽然他们中的某些人(乌斯宾斯基、托波罗夫)专门研究过文学，但是语言学立场、语言学兴趣始终居于首位。他们以语言学家的眼光看待世界。而塔尔图的代表洛特曼、3.г敏茨是文学理论家，他们从另一个方面研究同样的问题。如果莫斯科的代表是在某种程度上研究文学理论的语言学家，那么，塔尔图的代表则是在某种程度上研究语言学的文学理论家。这种文化立场上的差异起初表现得很明显，但却收到意外的效果——两者互相丰富，并以自己的兴趣感染对方。例如，与文学理论的接触决定了莫斯科语言学家对本文和文化关联、即本文发生功能的条件发生兴趣；而与语言学家的接触则决定了文学理论家对作为本文发生器的语言、对本文形成的机制感兴趣。
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内部这种文化立场的差异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洛特曼和敏茨在出身和文化教育上都是列宁格勒人。从传统上看，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学术流派具有不同的方向。二十世纪初期，在莫斯科成立了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后来，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成为它的继承者，布拉格小组在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在彼得堡—列宁格勒，诗歌语言协会起着作用。那里对语言学本身一般漠不关心，而文学理论却异常繁荣。爱亨鲍姆、日尔蒙斯基、托马舍夫斯基、普姆彼扬斯基、巴赫金、弗雷登贝尔格、普罗普、特尼亚科夫、古科夫斯基都是名扬四海的文学理论家。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成员也能够从事文学研究，但他们是作为语言学家、从语言学立场来做这项工作的。同时，诗歌语言协会的成员也能够研究语言——诗歌语言，但他们从文学理论的立场出发。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两种研究方向的区别也是这样。
这里所说的不仅是某种文化传统的起源，而且是直接继承。例如，洛特曼曾经就学于爱亨鲍姆、古科夫斯基、日尔蒙斯基和普罗普门下。同时，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成员们与雅各布森、博加特廖夫、巴赫金直接交往。博加特廖夫在去世之前始终是他们的会议和事业的参与者。雅各布森参加过塔尔图夏季学术聚会(一九六六年苏联符号学家庆贺过他的七十诞辰)并热情地关注着他们的活动。巴赫金不能参加他们的聚会(他没有腿，不能行动)，但对他们的工作极感兴趣。这些声望显赫的大师都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仿佛成为他们与他们的先驱者之间的联系环节。
长相老于自己年龄的洛特曼蓄着长发，较为年轻的乌斯宾斯基却秃了头；洛特曼上嘴唇浓密的胡髭向两面撇开，而乌斯宾斯基则胡须飘冉。他们外貌上的不同似乎在向人们提醒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中两种研究方向的差异。但是他们的密切合作却又表明，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学派联合了两种传统——莫斯科语言学传统和列宁格勒文学理论传统，这两种传统相互丰富。
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是怎样形成的呢？应该认为“符号系统的结构研究”讨论会(一九六二年)是它形成的基本标志。这个讨论会是由苏联科学院斯拉夫学和巴尔干学研究所与控制论委员会联合在莫斯科召开的。当时，在斯拉夫学和巴尔干学研究所刚刚成立了斯拉夫语言结构类型学研究室(一九六一年)，由B.H.托波罗夫领导。现在已经去世的院士A.и.贝尔格宣布会议开幕。参加讨论会的有语言学家、文学和艺术理论家博加特廖夫、B.BC.伊凡诺夫、B.H.托波罗夫、л.ф.热金、A.A.托利兹尼亚克、乌斯宾斯基等。无论结构语言学，还是控制论，前此不久在苏联还是有争议的科学学科：在五十年代初期的哲学百科全书中，控制论被定义为伪科学，结构语言学也未能幸免。在这种背景下，讨论会非常引人注目。会议内容涉及到语言符号学，逻辑符号学，机器翻译，艺术符号学，神话学，非口语交际系统语言的描述(例如道路信号，用牌占卜的语言等)，同聋哑人交往的符号学，宗教符号学(佛教)。讨论会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它的材料基本上刊登在印数不大的论文集《结构类型学研究》(莫斯科，一九六二年)中。这本论文集在传播会议参与者的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正是从这本书中，他们的反对者、以及他们未来的支持者和同行了解了他们。
这本书立即引起批评。书的印数，为一千份，实际上仅仅发行了一半，另一半被斯拉夫学研究所管理部门扣留了。但批评文章却刊登在发行量很大的一些权威杂志，如《哲学问题》、《文学问题》上。由于批评文章详细地转述报告人的基本观点，大段摘引原文，所以起到广告和宣传的作用。这也促使读者去寻觅和阅读被批评的原文。
洛特曼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独立地研究类似的问题。他通过自己的学生и.切尔诺夫，得到了会议材料。他对这些材料很感兴趣，来到莫斯科，建议在塔尔图大学正式出版。自那时(一九六四年)起，开始出版著名的《符号系统著作》，迄今共出十八辑，十九、二十辑正在印刷中。在一九六○——一九六一学年中，洛特曼开设了结构主义诗学的课程，这门课程以后保留下来，并于一九六四年出版了《结构主义诗学讲义》一书(一九六二年付排)，成为《符号系统著作》的第一辑。与此同时，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一九六四、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的会议在克雅埃利克举行，一九七○、一九七四年的会议在塔尔图举行。雅各布森参加了一九六六年的会议，并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会议气氛融洽，发言和讨论协调自然，仿佛没有经过任何人为的组织。他赞叹地说：“然而在这一切后面有着洛特曼的铁手，他引导着会议的进程，他是杰出的、无可比拟的组织者！”这样，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在国际符号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逐渐形成的语言学结构主义，战后在全世界得到迅猛的发展。结构主义方法开始广泛应用于各种人文科学中，法国人类学学者列维—斯特劳斯创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心理学家、哲学家、文化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学家也都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在战后的年代里，符号学(一般符号理论)同样得到迅速的发展。有人把结构主义方法解释为符号系统研究的一个局部方面，一种研究方式。苏联符号学和西方结构主义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这个问题一直使我感到迷惑，乌斯宾斯基也认为颇难回答。不过，可以作这样的概括。西方结构主义主要是研究符号的符号学，苏联符号学主要是研究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的符号学。前者发端于皮尔斯和莫利斯，后者发端于索绪尔。相应地，可以区分出符号学中的两种倾向，即逻辑倾向和语言学倾向。在前一种情况下，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孤立的符号上，即符号对意义、对接受者的关系上。在这种涵义上可以谈论符号的语义学，符号的结构，研究符号化过程，即把非符号变成符号。而在第二种情况下，研究者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单独的符号上，而是集中在作为传达内容的机制的语言上，这种机制利用某组基本的符号。遵循索绪尔的观点，语言被理解为本文生成，器。但是，本文也可以被看作为具有独立的、自主的内容的符号。同时，当本文的内容(意义)取决于组成该内容的符号的意义和语言规则时，本文可以被看作为基本符号的连续。这些基本思想，决定了苏联符号学发展的方向。
二十多年来，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发展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同结构语言学的联系。这在初期(六十年代)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六十年代是探索时期，学者们努力扩大研究客体，把语言学方法推广到越来越新的客体上。他们用语言学家的眼睛看世界——寻找和描述各处可能存在的语言。例如，扎利兹尼亚克描述道路信号的语言及其语法；乌斯宾斯基和M.M.列科姆采娃描述用牌占卜的语言(同一张牌在不同的关联中获得不同的涵义，这种变化的机制相当有趣)。最后，研究艺术语言。他们认为，就象不知道和不理解一本书所由写成的语言，就不可能理解这本书一样，不掌握绘画、电影、戏剧、文学作品的特殊语言，就不可能理解这些艺术作品。还认为，就象研究语法是理解本文涵义的必要条件一样，艺术作品的结构向人们揭示掌握艺术信息本身的途径。在完全不拒绝对内容的研究的同时，他们力图研究由艺术语言和给定作品具体结构所决定的那些涵义联系。
同语言学的联系也反映在术语上。塔尔图夏季学术聚会有这样的称谓——第二性模拟系统。它是乌斯宾斯基的兄弟B.A.乌斯宾斯基建议使用的术语，部分原因在于，“符号学”的术语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联想。语言被理解为第一性模拟系统——语言模拟现实。在语言上面构筑起第二性系统，它们模拟这种现实的某些方面。这样，符号系统被理解为构筑在语言之上的第二性系统。
另一方面，吸收新材料必然对方法产生影响，从而促使摆脱纯语言学方法论。对待本文可能有两种方法——作为符号的本文和作为某种符号组织的本文。吸收新材料恰恰展示了本文和符号之间双重关系的可能性：一方面，本文可以被理解为派生于符号概念的第二性概念；另一方面，本文在对符号的关系上也可能是第一性概念——在非离散本文中(例如在电影语言中)就是如此。这仅仅是一个例证，说明吸收新材料迫使摆脱纯语言学方法。
在对新的、各种各样的符号学客体进行探索的过程中，逐渐明确和固定了一组问题，它们集中了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注意力。这组问题的总课题就是文化符号学。这是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研究活动的第二个特点。这个特点使它不同于国际上的其他符号学学派(波兰学派，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等)。
从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观点看来，文化是各种各样的、相对讲来较为局部的语言的总和。在这种涵义上，文化包括艺术语言(文学。绘画、电影的语言)，神话语言等。这些语言的功能处在复杂的相互联系中，这种联系的性质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不同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中的某些人对这些局部的语言进行专门研究。例如，B.B.伊凡诺夫和B.H.托波罗夫研究斯拉夫、波罗的海和赫梯神话，B.B.伊凡诺夫和ю.M.洛特曼研究电影语言，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研究文学语言，此外，乌斯宾斯基还研究绘画语言。这种研究每次都接触到越来越广的问题，也就是说，使他们感兴趣的不仅是对相应语言的描述和研究，而且是更一般的文化机制的实现。
在这方面，文化被理解为人(作为社会个体)和他的周围现实之间存在的系统，也就是对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进行加工和组织的机制。同时，在某种文化范围内，某些信息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而另一些信息则受到轻视。相反，在该文化中不实在的信息，在另一种文化的语言中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同样的本文在不同文化的语言中可以得到不同的阅读。
在这种情况下，同自然语言的类比是合适的。在自然语言中，某种信息对于一些语言是非常实在的，而对于另一些语言则是不实在的。例如，用印欧语系的语言说话，称谓某个客体时必然指出，所说的是一个客体或者几个客体(而在某些语言中甚至更加具体：说出一个客体，两个客体或者超过两个容体的数目)。然而，对于汉语、印度尼西亚语，这种信息就不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在愿意时也可以表示)。相反，这些语言中实在的信息，对于其他语言可能就是不实在的。
于是，在广泛的符号学涵义上，文化被理解为人和世界之间所确立的诸关系的系统。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的系统，是人和世界之间诸关系的局部状况。在这种涵义上，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是交际对话：社会对人的行为作出反应，以某种方式规定这种行为，人也对社会(以及他周围的现实)作出反应。这能够从符号学前景窥视历史：历史过程是社会和围绕社会的现实之间、也包括各个社会之间的交际的系统，是历史个性和社会之间的对话。在这方面特别有趣的是冲突情境，这时候交际过程的参与者用不同的(文化)语言说话，也就是说，同样的本文用不同的方式阅读。例如，彼得大帝改革时代的状况就是这样。彼得和他的支持者用不同于他们的接受者的语言说话(这甚至不是比喻)，这决定了深刻的文化冲突，其后果很多年后都能感到。
如果要为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活动作最终总结，那为时尚早。这个学派还在前进，它的学术兴趣在不断发展。然而，这个学派的存在已有二十多年，有必要评述它所走过的道路。总的结论是：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研究方向在这段时间中发生了转变，从运用语言学方法研究非语言学客体，转变到研究作为某种内在的研究领域的文化符号学。如果在初期这个学派感兴趣的首先是描述语言问题——怎样描述某个客体，那么现在感兴趣的首先是符号研究的客体本身，也就是这样或者那样地得到实现的文化——不是怎样描述，而是描述什么。这种状况使得这个学派成员的研究总是同分析具体的文化本文相联系，即归根到底总是具有阐释性质。一般地说，他们不研究抽象的符号学分析方法论，这是他们的符号学研究的又一个特征。
在言谈中乌斯宾斯基多次声称自己是一个语言学家，而不是文学理论家。他的著作素以准确、严谨著称。然而他在衣着上却有点不修边幅。偌大的书房里堆满了书，墙上挂着一些显得陈旧的圣像油画和雕刻。室内陈设颇为零乱。书桌上堆满了书稿，以至收音机和电话机只好摆在地板上。我和陪同前往的新疆进修生阿达来提不禁相视愕然。不过，他毕竟是个语言学家，在谈话中他不时站起，得心应手地从上下前后抽取我所需要的书和手稿，就象他使用语言那样准确。他说话语速很快，走路健步如飞，仿佛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代表们正想以这种速度向新的研究领域攀登。
一九八六年九月于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