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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一支数万人的远征军艰难地跋涉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缘。他们饥肠辘辘、缺水缺粮，忍受着天空的烈日和脚下的大漠流沙。与此同时，他们还需时刻提防匈奴铁骑的骚扰袭击。
这支部队的目的地是远在西域之西的大宛国。大宛国的地理位置在今天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距离当时西汉王朝的首都长安足有万里之遥。中间还隔着罗布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在两千多年前的交通条件下，数万人西征，注定是极其艰难的过程。西汉王朝之所以做出西征的决定，却是源于汉武帝的一个梦。
话说汉武帝曾梦见“天马”西来，于是，派人四处寻找梦中的“天马”。西汉王朝自公元前121年由骠骑将军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之后，便与西域诸国联系频繁，外交使团和商队不断深入西域和更西边的国家。知道皇帝渴望良马，从大宛国归来的使节告诉皇帝，大宛国盛产一种特别优秀的马匹，汗出如血，每日能奔行千里。
汉武帝闻言，自然心动。于是，派遣以车令为首的外交使团，带着黄金二十万两以及一匹用黄金铸成的金马，前往大宛，以期换取汗血宝马。
汉武帝此举，无疑极具战略眼光。
西汉王朝自建国之初，便时刻面临着北方强大匈奴汗国的威胁。对于以农耕为主的汉王朝而言，要战胜北方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民族，仅仅有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和高素质的兵卒还不够，马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步卒即便数十万之多，也往往难敌数万骑兵的冲杀。
建国甫毕的西汉王朝军马曾极度匮乏。汉高祖刘邦在白登被匈奴骑兵围困，差点因之丧命时，全国的战马仅数千匹。
为应对匈奴，文帝、景帝时代极为重视马政，在西北边郡大兴马苑，招募乌孙人、羌人等擅长养马者为汉军蓄养军马。文帝时颁行《马复令》，民间饲养一匹军马可免三人徭役，以此鼓励民间养马。景帝时西北边郡的马苑共有三十六所，养马三十万匹。到汉武帝时代，汉王朝一度拥有甲兵四十五万，军马六十万匹。
公元前119年，汉匈两国决战漠北，西汉王朝仅此一役便损失了十余万匹战马，很难再组织起大规模的北伐匈奴的战役。所以，汉武帝对好马、“天马”的追求，无疑对西汉军队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然而，车令带到大宛国的黄金和金马并未打动大宛国王和贵族。他们虽然畏惧汉王朝的强大，却仗着两国之间万里之遥，更兼路途艰险，认定西汉王朝拿自己没折，所以，拒绝交换自己视若珍宝的汗血马。
这原本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外交斡旋、利益疏通来解决问题。然而，汉使车令却在大宛国的朝堂上做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极不理智的行为。他竟然对大宛王破口大骂，并用铁锤击碎了带去的金马，然后扬长而去。
车令为何会如此失态？史书中找不到明确的答案。车令的言行，完全不像一个大国使节，倒更像“愤青”。
“愤青”虽然是现代网络词汇，但在历史中，这样的人如恒河沙数，活跃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这大抵是一群严重缺乏理性思维能力的人，言行不计后果，只受控于个体私利，或者简单地为自身喜恶所驱动。这样的人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壮怀激烈，却空有一腔鸡血，成事不足，败事倒有余。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自西汉王朝联通西域之后，汉武帝向西域诸国派遣了许许多多的使团，使节的素质却是参差不齐。汉武帝自身偏好于任用那些巧言令色的浮夸之辈。再加上当时前往西域，路途艰险，往往需要冒着生命危险。所以，愿意出使之人，大多是些家境贫寒的亡命之徒。他们铤而走险，无非是希望能效法博望侯张骞晋爵封侯，甚至单纯地只是将政府交托给他们的国礼偷入私囊，从中渔利而已。
而在西域那些少则几千，大则几万人的国家，不少汉使仗着西汉王朝的雄厚国力和庞大体量，行为乖张、飞扬跋扈，制造了无数的摩擦和矛盾。为此，西域诸国对西汉使节采取了诸多抵制行动，拒绝为他们提供饮食，甚至对使团进行劫掠。为保护使团，西汉王朝还专门派骑兵扫荡西域，炫耀军威，震慑各国。
因为车令不理智的行为，受到侮辱的大宛王下令截杀汉使，不仅将二十万两黄金和使团所携带的财物全部夺取，更诛杀了使团的所有成员。西汉使团被全部诛杀，这是汉武帝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汉武帝自然将其视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他选择了用武力解决问题。
汗血宝马，这原本应该只是一单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充其量演化成一场外交斡旋，与战争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可是现在，西汉王朝和整个西域都将为之血流成河。于是，有了我们开篇那支庞大部队的远征。
谁也想不到，这支远征军的命运会如此悲惨。
西域诸国原本都是些大漠戈壁中依靠绿洲湖泊而繁荣的小国。这些绿洲和湖泊的承载能力极为有限，所以，这些国家的生存环境都很脆弱。现在数万人的大军过境，提出庞大的水和粮的要求，很多国家根本无力满足。
于是，数万人的军队一路渴死、饿死、病死、战死不计其数，抵达大宛国时仅剩几千个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残兵。这样的军队自然无法攻城克敌，于是返回汉边，一路又是死伤无数，只有几百人活着抵达敦煌郡。
汉武帝却不甘心，第二年组织起更为庞大的部队再度西征。经过一年的艰难跋涉和征战，到公元前101年，西征大军攻陷大宛国，诛杀大宛王返回长安时，仅剩下一万余人，为皇帝带回了一千余匹汗血宝马。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感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这就是汉武帝见到四蹄生风、日行千里的汗血宝马后龙颜大悦，所作的《西极天马歌》。经过两次西征，大汉军威威震整个西域。大军主帅、贰师将军李广利也一战成名，受封海西侯，更成为汉武帝晚年讨伐匈奴最为倚重的将领。
只是，可怜两次西征，历时四年，十万汉家儿郎，万里黄沙、千里盐泽、流沙无数、草木不生，连把枯骨都带不回故园。
用十万人的性命换一千匹马，合不合算？我相信，很多人会认为，汗血宝马可以改良中原王朝的马种，让中原王朝在往后和北方草原民族的交锋中更有优势，这是个利国利民，造福千秋万代的好事。所以，牺牲再多的人都是值得的。
不过，这一千匹汗血宝马果真改良了中原王朝的马种了吗？我不是动物学家，没看过相关的研究报告，而史书在这方面也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以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不难看出，历朝历代，在面对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时，因为战马质量、数量上的劣势而导致骑兵部队的弱势一直是中原王朝没能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汉武帝发动的汗血马战争，是用整个王朝在为一个外交使节不理智的荒唐行为买单，为自己的颜面买单。那些带着皇帝赏赐给各国君主厚礼的汉使们出使的目的只是取悦皇帝和为自己谋取私利，并未意识到外交的目的是和平而非战争。
当这些汉使们依仗着王朝的强大国力，蔑视周边小国，甚至心存“汉匈之间不妨一战，夺取汗血马不排除战争手段”诸如此类的思维时，必然将国家导向战争，让人民生灵涂炭。
十万汉军将士的性命便是西汉王朝为这种思维付出的代价。当然，在人命如草芥的集权社会里，为博龙颜一悦，十万人、百万人、千万人枯骨又算得了什么呢？？笪（莲悦）
这支部队的目的地是远在西域之西的大宛国。大宛国的地理位置在今天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距离当时西汉王朝的首都长安足有万里之遥。中间还隔着罗布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在两千多年前的交通条件下，数万人西征，注定是极其艰难的过程。西汉王朝之所以做出西征的决定，却是源于汉武帝的一个梦。
话说汉武帝曾梦见“天马”西来，于是，派人四处寻找梦中的“天马”。西汉王朝自公元前121年由骠骑将军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之后，便与西域诸国联系频繁，外交使团和商队不断深入西域和更西边的国家。知道皇帝渴望良马，从大宛国归来的使节告诉皇帝，大宛国盛产一种特别优秀的马匹，汗出如血，每日能奔行千里。
汉武帝闻言，自然心动。于是，派遣以车令为首的外交使团，带着黄金二十万两以及一匹用黄金铸成的金马，前往大宛，以期换取汗血宝马。
汉武帝此举，无疑极具战略眼光。
西汉王朝自建国之初，便时刻面临着北方强大匈奴汗国的威胁。对于以农耕为主的汉王朝而言，要战胜北方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民族，仅仅有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和高素质的兵卒还不够，马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步卒即便数十万之多，也往往难敌数万骑兵的冲杀。
建国甫毕的西汉王朝军马曾极度匮乏。汉高祖刘邦在白登被匈奴骑兵围困，差点因之丧命时，全国的战马仅数千匹。
为应对匈奴，文帝、景帝时代极为重视马政，在西北边郡大兴马苑，招募乌孙人、羌人等擅长养马者为汉军蓄养军马。文帝时颁行《马复令》，民间饲养一匹军马可免三人徭役，以此鼓励民间养马。景帝时西北边郡的马苑共有三十六所，养马三十万匹。到汉武帝时代，汉王朝一度拥有甲兵四十五万，军马六十万匹。
公元前119年，汉匈两国决战漠北，西汉王朝仅此一役便损失了十余万匹战马，很难再组织起大规模的北伐匈奴的战役。所以，汉武帝对好马、“天马”的追求，无疑对西汉军队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然而，车令带到大宛国的黄金和金马并未打动大宛国王和贵族。他们虽然畏惧汉王朝的强大，却仗着两国之间万里之遥，更兼路途艰险，认定西汉王朝拿自己没折，所以，拒绝交换自己视若珍宝的汗血马。
这原本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外交斡旋、利益疏通来解决问题。然而，汉使车令却在大宛国的朝堂上做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极不理智的行为。他竟然对大宛王破口大骂，并用铁锤击碎了带去的金马，然后扬长而去。
车令为何会如此失态？史书中找不到明确的答案。车令的言行，完全不像一个大国使节，倒更像“愤青”。
“愤青”虽然是现代网络词汇，但在历史中，这样的人如恒河沙数，活跃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这大抵是一群严重缺乏理性思维能力的人，言行不计后果，只受控于个体私利，或者简单地为自身喜恶所驱动。这样的人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壮怀激烈，却空有一腔鸡血，成事不足，败事倒有余。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自西汉王朝联通西域之后，汉武帝向西域诸国派遣了许许多多的使团，使节的素质却是参差不齐。汉武帝自身偏好于任用那些巧言令色的浮夸之辈。再加上当时前往西域，路途艰险，往往需要冒着生命危险。所以，愿意出使之人，大多是些家境贫寒的亡命之徒。他们铤而走险，无非是希望能效法博望侯张骞晋爵封侯，甚至单纯地只是将政府交托给他们的国礼偷入私囊，从中渔利而已。
而在西域那些少则几千，大则几万人的国家，不少汉使仗着西汉王朝的雄厚国力和庞大体量，行为乖张、飞扬跋扈，制造了无数的摩擦和矛盾。为此，西域诸国对西汉使节采取了诸多抵制行动，拒绝为他们提供饮食，甚至对使团进行劫掠。为保护使团，西汉王朝还专门派骑兵扫荡西域，炫耀军威，震慑各国。
因为车令不理智的行为，受到侮辱的大宛王下令截杀汉使，不仅将二十万两黄金和使团所携带的财物全部夺取，更诛杀了使团的所有成员。西汉使团被全部诛杀，这是汉武帝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汉武帝自然将其视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他选择了用武力解决问题。
汗血宝马，这原本应该只是一单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充其量演化成一场外交斡旋，与战争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可是现在，西汉王朝和整个西域都将为之血流成河。于是，有了我们开篇那支庞大部队的远征。
谁也想不到，这支远征军的命运会如此悲惨。
西域诸国原本都是些大漠戈壁中依靠绿洲湖泊而繁荣的小国。这些绿洲和湖泊的承载能力极为有限，所以，这些国家的生存环境都很脆弱。现在数万人的大军过境，提出庞大的水和粮的要求，很多国家根本无力满足。
于是，数万人的军队一路渴死、饿死、病死、战死不计其数，抵达大宛国时仅剩几千个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残兵。这样的军队自然无法攻城克敌，于是返回汉边，一路又是死伤无数，只有几百人活着抵达敦煌郡。
汉武帝却不甘心，第二年组织起更为庞大的部队再度西征。经过一年的艰难跋涉和征战，到公元前101年，西征大军攻陷大宛国，诛杀大宛王返回长安时，仅剩下一万余人，为皇帝带回了一千余匹汗血宝马。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感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这就是汉武帝见到四蹄生风、日行千里的汗血宝马后龙颜大悦，所作的《西极天马歌》。经过两次西征，大汉军威威震整个西域。大军主帅、贰师将军李广利也一战成名，受封海西侯，更成为汉武帝晚年讨伐匈奴最为倚重的将领。
只是，可怜两次西征，历时四年，十万汉家儿郎，万里黄沙、千里盐泽、流沙无数、草木不生，连把枯骨都带不回故园。
用十万人的性命换一千匹马，合不合算？我相信，很多人会认为，汗血宝马可以改良中原王朝的马种，让中原王朝在往后和北方草原民族的交锋中更有优势，这是个利国利民，造福千秋万代的好事。所以，牺牲再多的人都是值得的。
不过，这一千匹汗血宝马果真改良了中原王朝的马种了吗？我不是动物学家，没看过相关的研究报告，而史书在这方面也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以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不难看出，历朝历代，在面对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时，因为战马质量、数量上的劣势而导致骑兵部队的弱势一直是中原王朝没能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汉武帝发动的汗血马战争，是用整个王朝在为一个外交使节不理智的荒唐行为买单，为自己的颜面买单。那些带着皇帝赏赐给各国君主厚礼的汉使们出使的目的只是取悦皇帝和为自己谋取私利，并未意识到外交的目的是和平而非战争。
当这些汉使们依仗着王朝的强大国力，蔑视周边小国，甚至心存“汉匈之间不妨一战，夺取汗血马不排除战争手段”诸如此类的思维时，必然将国家导向战争，让人民生灵涂炭。
十万汉军将士的性命便是西汉王朝为这种思维付出的代价。当然，在人命如草芥的集权社会里，为博龙颜一悦，十万人、百万人、千万人枯骨又算得了什么呢？？笪（莲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