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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1日，一名17岁的年轻人礼貌地敲开了日本《中央公论》杂志社屿中鹏二总经理家的大门，要求谒见总经理。前来开门的屿中家的保姆丸山告诉他总经理先生不在家。
按说，对方这时应该留下名片或者表示以后再来，可保姆发现对方直勾勾地看着自己，眼神不对劲。只听那人一声吼叫——替你家先生向天皇陛下谢罪吧！抽出一口长刀就朝保姆扑来。
这个年轻人名叫小森一孝，是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成员。刺死保姆之后，小森一边继续向内宅冲一边大吼：“我是右翼，主人出来”，接着又刺伤了匆匆出来的屿中夫人。
这一起被称为“屿中家血案”的恶性杀人案造成一死一伤，理由仅仅是《中央公论》杂志刊登了一篇被右翼认为亵渎天皇的文章。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屿中鹏二也曾是大日本爱国党的成员，他刊登的那篇文章是一部提醒日本民众防左的小说，里面虚构了“左派”占领日本后将天皇全家杀死，小森便因此赶来欲将总经理全家灭门。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帮美军组建慰安机构
熟悉历史的读者可能会感到诧异——右翼势力是造成日本二战前法西斯化的罪魁祸首之一，战败后理应遭到清算和取缔，怎么仍然如此猖狂呢？
战败后，日本右翼势力的确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惩罚。对日本实施占领的美国军事当局1945年底下令强行解散日本国内所有右翼组织，抓捕大量右翼头目，严禁右翼骨干分子担任公职。日本右翼势力一度濒临崩溃。
然而几年后，美占领军赦免了大量右翼战犯，并支持吉田茂政府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期间，先后为18万左右的右翼骨干解除了“不得担任公职”的惩处，使岸信介等一批右翼人物重返政坛，右翼势力死灰复燃。
美军宽纵日本右翼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在战败后迅速地改变了自己的主张。战前右翼分子支持对外扩张，力主“忠君爱国”，把英美等国称为“白鬼”；战后，这群最狂热好战的分子全面转向“亲美”，而且，其亲美举动令人目瞪口呆，RAA的设置，便是他们的“杰作”。RAA，全名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翻譯过来就是“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是日本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专门机构，日本人称之为“国家卖春机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几万名美军进驻。8月18日，日本内务省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协助建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8月26日，由东京警视厅牵头建立的RAA协会正式成立，主要成员为右翼骨干分子。他们利用报纸广告的方式征集良家妇女，大批在战争中失去男性亲属或因男子大量阵亡无法找到丈夫的女性纷纷自投罗网，沦为慰安女。
据统计，RAA的慰安女共约6万人，而美国兵享受性服务的价钱差不多是一个人100日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日本人两个月的工资。根据合同，慰安女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钱落入了右翼大佬们的腰包，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还是世界有名的大企业家、大慈善家。在美军看来，能够牺牲本国女性换取占领军的青睐，日本右翼实在是一个太恭顺的工具了。再加上他们顽固的反共立场与美方不谋而合，冷战期间，美军扶植日本右翼势力，也就顺理成章了。
与政府关系暧昧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把日本战败前的右翼主流称为传统右翼，而把战后的右翼主流称为亲美右翼。
这些亲美右翼的另一个特点便是极具行动力。这一点，则是在日本政府的要求下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经历了民主化进程，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而与之相对应，追求民主自由的左翼运动风起云涌。于是，右翼便在日本政府的暗中扶植下，与黑社会暴力组织结合，成为首相议员们的“打手”。
这其中，最典型的右翼人物当属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的黑社会教父儿玉誉士夫。战时儿玉经管大量日本军队掠夺的财富，使他战后能借此逃脱甲级战犯的审判。他在战后的日本政坛呼风唤雨，从吉田茂到佐藤荣作，从田中角荣到中曾根康弘，几乎每个首相的上台背后都有他的影子。在他活跃的时期，日本右翼的政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修约的时候，左翼团体纷纷上街，要求阻止这一条约的续签。首相岸信介招架不住，找儿玉誉士夫商量。儿玉凭借“可以调动全国赌徒为我所用”的黑势力，拉人上街，殴打左翼群众，硬生生地把局面扳了回来。
也就是这一时期，日本战后的右翼团体开始向崇尚暴力、非理智方向发展，前面提到的“屿中家血案”，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1968年，著名作家、右翼组织盾之会的首领三岛由纪夫冲进陆军自卫队东部总监室，试图发动政变，失败后自杀，把这种倾向发挥到极致。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右翼势力出现新特点。一部分右翼势力再一次改变策略，开始重视街头宣传，把暴力攻击目标锁定在外国人身上，来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今天，在日本的街头不时可见的右翼宣传车，便是他们的典型特征。人们把他们称为“街宣右翼”，以区别于此前的“行动右翼”。
街宣右翼在日本民怨甚大，其无休无止的高分贝宣传声浪经常引来民间的抗议，也不乏右翼宣传车被不满的民众悄悄扎胎放气。尽管如此，右翼势力的影响力还是得到了相当的提高。这是因为，右翼势力宣传的“爱国”、“排外”等思想，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一代颇有吸引力。由于日本社会持续的经济衰退以及邻国如中国、韩国的崛起，使这一代年轻人认为是这些国家抢去了日本的机会，右翼的宣传恰好给了他们一个宣泄的理由，而这种廉价的爱国主义也无需他们付出多少代价。在街宣右翼的带动下，现在的日本右翼又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派别——由极端网民组成的“网络右翼”。网络右翼分子在生活中往往循规蹈矩，没有任何极端倾向，但匿名上网后，便会疯狂地喊打喊杀。
今天日本的右翼势力，主要由传统的极右势力与狂热的“愤青”组成。尽管有人认为日本的右翼势力应该有数百万人之多，但这个数字绝大部分属于“网络右翼”，即在BBS或推特中持右翼主张的网上ID注册数量。在现实中作为右翼核心的大日本爱国党等团体中，活动人数不超过1万人，而且没有一个团体有全国性的支部体系。正因为人数不多，所以右翼势力在举行活动时，经常出钱雇佣黑社会或社会渣滓人员来充门面，这些人大多素质极差。
素质差，在行动上就表现为缺乏理性。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至日本时，笔者曾目睹日本右翼分子在长野干扰火炬传递。右翼分子高举“膺惩（征讨之意）支那”的标语，当右翼分子攻击了“瓷娃娃”福原爱，连日本警方也被惹恼，直接将其控制在一个偏僻的山丘上，让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活动不受干扰。
在日本国民眼中，右翼的形象较差，与这些“临时右翼”的糟糕表现有很大关系。不过，虽然讨厌他们，不少民众却又在潜意识里觉得他们说的话颇有诱惑力；明知道他们不是好人，却又觉得只有这些坏人才能对付那些让自己生活不快乐的“国贼”或“外国间谍”，这是当下大多日本普通人对于右翼的矛盾心态。
按说，对方这时应该留下名片或者表示以后再来，可保姆发现对方直勾勾地看着自己，眼神不对劲。只听那人一声吼叫——替你家先生向天皇陛下谢罪吧！抽出一口长刀就朝保姆扑来。
这个年轻人名叫小森一孝，是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成员。刺死保姆之后，小森一边继续向内宅冲一边大吼：“我是右翼，主人出来”，接着又刺伤了匆匆出来的屿中夫人。
这一起被称为“屿中家血案”的恶性杀人案造成一死一伤，理由仅仅是《中央公论》杂志刊登了一篇被右翼认为亵渎天皇的文章。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屿中鹏二也曾是大日本爱国党的成员，他刊登的那篇文章是一部提醒日本民众防左的小说，里面虚构了“左派”占领日本后将天皇全家杀死，小森便因此赶来欲将总经理全家灭门。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帮美军组建慰安机构
熟悉历史的读者可能会感到诧异——右翼势力是造成日本二战前法西斯化的罪魁祸首之一，战败后理应遭到清算和取缔，怎么仍然如此猖狂呢？
战败后，日本右翼势力的确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惩罚。对日本实施占领的美国军事当局1945年底下令强行解散日本国内所有右翼组织，抓捕大量右翼头目，严禁右翼骨干分子担任公职。日本右翼势力一度濒临崩溃。
然而几年后，美占领军赦免了大量右翼战犯，并支持吉田茂政府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期间，先后为18万左右的右翼骨干解除了“不得担任公职”的惩处，使岸信介等一批右翼人物重返政坛，右翼势力死灰复燃。
美军宽纵日本右翼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在战败后迅速地改变了自己的主张。战前右翼分子支持对外扩张，力主“忠君爱国”，把英美等国称为“白鬼”；战后，这群最狂热好战的分子全面转向“亲美”，而且，其亲美举动令人目瞪口呆，RAA的设置，便是他们的“杰作”。RAA，全名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翻譯过来就是“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是日本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专门机构，日本人称之为“国家卖春机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几万名美军进驻。8月18日，日本内务省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协助建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8月26日，由东京警视厅牵头建立的RAA协会正式成立，主要成员为右翼骨干分子。他们利用报纸广告的方式征集良家妇女，大批在战争中失去男性亲属或因男子大量阵亡无法找到丈夫的女性纷纷自投罗网，沦为慰安女。
据统计，RAA的慰安女共约6万人，而美国兵享受性服务的价钱差不多是一个人100日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日本人两个月的工资。根据合同，慰安女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钱落入了右翼大佬们的腰包，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还是世界有名的大企业家、大慈善家。在美军看来，能够牺牲本国女性换取占领军的青睐，日本右翼实在是一个太恭顺的工具了。再加上他们顽固的反共立场与美方不谋而合，冷战期间，美军扶植日本右翼势力，也就顺理成章了。
与政府关系暧昧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把日本战败前的右翼主流称为传统右翼，而把战后的右翼主流称为亲美右翼。
这些亲美右翼的另一个特点便是极具行动力。这一点，则是在日本政府的要求下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经历了民主化进程，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而与之相对应，追求民主自由的左翼运动风起云涌。于是，右翼便在日本政府的暗中扶植下，与黑社会暴力组织结合，成为首相议员们的“打手”。
这其中，最典型的右翼人物当属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的黑社会教父儿玉誉士夫。战时儿玉经管大量日本军队掠夺的财富，使他战后能借此逃脱甲级战犯的审判。他在战后的日本政坛呼风唤雨，从吉田茂到佐藤荣作，从田中角荣到中曾根康弘，几乎每个首相的上台背后都有他的影子。在他活跃的时期，日本右翼的政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修约的时候，左翼团体纷纷上街，要求阻止这一条约的续签。首相岸信介招架不住，找儿玉誉士夫商量。儿玉凭借“可以调动全国赌徒为我所用”的黑势力，拉人上街，殴打左翼群众，硬生生地把局面扳了回来。
也就是这一时期，日本战后的右翼团体开始向崇尚暴力、非理智方向发展，前面提到的“屿中家血案”，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1968年，著名作家、右翼组织盾之会的首领三岛由纪夫冲进陆军自卫队东部总监室，试图发动政变，失败后自杀，把这种倾向发挥到极致。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右翼势力出现新特点。一部分右翼势力再一次改变策略，开始重视街头宣传，把暴力攻击目标锁定在外国人身上，来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今天，在日本的街头不时可见的右翼宣传车，便是他们的典型特征。人们把他们称为“街宣右翼”，以区别于此前的“行动右翼”。
街宣右翼在日本民怨甚大，其无休无止的高分贝宣传声浪经常引来民间的抗议，也不乏右翼宣传车被不满的民众悄悄扎胎放气。尽管如此，右翼势力的影响力还是得到了相当的提高。这是因为，右翼势力宣传的“爱国”、“排外”等思想，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一代颇有吸引力。由于日本社会持续的经济衰退以及邻国如中国、韩国的崛起，使这一代年轻人认为是这些国家抢去了日本的机会，右翼的宣传恰好给了他们一个宣泄的理由，而这种廉价的爱国主义也无需他们付出多少代价。在街宣右翼的带动下，现在的日本右翼又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派别——由极端网民组成的“网络右翼”。网络右翼分子在生活中往往循规蹈矩，没有任何极端倾向，但匿名上网后，便会疯狂地喊打喊杀。
今天日本的右翼势力，主要由传统的极右势力与狂热的“愤青”组成。尽管有人认为日本的右翼势力应该有数百万人之多，但这个数字绝大部分属于“网络右翼”，即在BBS或推特中持右翼主张的网上ID注册数量。在现实中作为右翼核心的大日本爱国党等团体中，活动人数不超过1万人，而且没有一个团体有全国性的支部体系。正因为人数不多，所以右翼势力在举行活动时，经常出钱雇佣黑社会或社会渣滓人员来充门面，这些人大多素质极差。
素质差，在行动上就表现为缺乏理性。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至日本时，笔者曾目睹日本右翼分子在长野干扰火炬传递。右翼分子高举“膺惩（征讨之意）支那”的标语，当右翼分子攻击了“瓷娃娃”福原爱，连日本警方也被惹恼，直接将其控制在一个偏僻的山丘上，让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活动不受干扰。
在日本国民眼中，右翼的形象较差，与这些“临时右翼”的糟糕表现有很大关系。不过，虽然讨厌他们，不少民众却又在潜意识里觉得他们说的话颇有诱惑力；明知道他们不是好人，却又觉得只有这些坏人才能对付那些让自己生活不快乐的“国贼”或“外国间谍”，这是当下大多日本普通人对于右翼的矛盾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