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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治尘肺病病人仍存法律羁绊
7月19日，《云南信息报》报道：在最近两三年时间内，云南省盐津县几名青壮年男子相继死亡，死前的症状都是胸闷、胸痛、咳嗽、乏力等，他们都在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沙河镇的金矿当过炮工。盐津县政府对此事高度重视，将在山西打过工的其他村民带到云南省疾控中心做鉴定，40人中有24人诊断出患有矽肺病。目前，两人死亡。这些矿工联名要求政府帮助他们维权。当地政府称，由于矿工在非法金矿打工，不能查到老板是谁，维权非常困难。
7月15日，《新京报》报道：自5月底至今。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数个已关停煤矿中，200余名矿工陆续查出染上尘肺。他们要取得诊断报告，必须由煤矿提供工作关系和职业史等证明材料。由于煤矿关停、矿方拒绝出具等原因，这些尘肺工人的维权陷入困境。
患尘肺病本己不幸，再遇上企业关停，或者根本找不到非法企业的老板，这些尘肺病人的权益如何保障?带着这一沉重的话题，记者采访了我国知名劳动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常凯。
记者：根据《2009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2009年我国共报告尘肺病新病例14495例，死亡病例748例。报告尘肺病例数占职业病报告总例数的79.96％。您怎么看这一组数字?
常凯：其实，这个数字只是尘肺病患者很小的一部分。因为这是“报告尘肺病新病例”，就是说经过体检、诊断、鉴定后确认的。但目前我国大部分非公企业并没有定期体检制度，尘肺病有滞后期，当时觉不出来，有可能五六年后才显现出来。绝大部分农民工长期没有身体检查。只有在咳嗽了，不舒服了，才会去医院检查。还有些患者可能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得了尘肺病。2000年以来我国煤矿大发展，潜在的尘肺病人这几年会相继发病，大规模地显现出来。
记者：矿工很少能与工作单位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他们手中往往也没有劳动合同。因此在患病之后，他们该如何证明与工作单位的劳动关系?
常凯：确定劳动关系是目前职业病诊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但这个程序是有问题的。按照这个程序，确定不了劳动关系，便无法对尘肺病诊断鉴定，因为规定尘肺病的诊断需要用人单位提供职业史，没有用人单位或单位不提供便无法诊断。这个程序应当修改，应当先进行医学诊断，然后来确认到底由谁来承担责任、谁来付费的问题。
如果没有劳动合同，还可以用工资条、工作证、出入证、社保记录等东西来证明劳动关系。还有工友之间的相互证明。人证、物证都可以。冒充的、私挖盗采的，可能是会有的，但肯定是少数，完全可以甄别出来。
记者：在类似事件中，政府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常凯：一个区集中出现职业病患者，是一个大事件，一个大事故。事件本身的发生就说明政府在监管过程中失职。而在事故的处理上，政府绝不仅是监管者，而是直接责任者，即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救治这些职业病患者。政府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由专门的人来处理这件事。
尘肺病是不可逆的，得了之后就不可能治愈，只能是延缓生命。政府要把救命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以人为本，人命关天，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嗎?
记者：此前出现过“开胸验肺”事件。由于找不到企业或企业拒绝提供证明，鉴定机构无法为其提供报告。这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该如何解决呢?
常凯：《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在职业病诊断中，用人单位应当如实向职业病诊断机构提供有关资料。卫生部2002年5月1日颁布实施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中又进一步规定，申请职业病诊断时应当提供职业史、既往史，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诊断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必需的有关材料。这相当于要企业自己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有罪，实际操作难度很大。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卫生部在2003年12月下发了《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病诊断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该通知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诊断所需资料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机构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自述材料、相关人员证明材料，卫生监督机构或取得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提供的有关材料，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作出诊断或鉴定结论。
记者：从鉴定到赔偿，往往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而职业病患者的病情可能随时在加重。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如何进行救济?如果出现企业已经关闭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情况如何处理?
常凯：在找不到企业前，政府应该预先垫付一部分资金给工人治病。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须的。按说这部分资金应该由企业来承担。但在企业还没有确定的时候，政府有职责先垫付，将来再向企业追偿。即使最后找不到企业了，政府也有责任支付。因为这些工人为地方经济发展付出了血汗，作出了责献。我们政府对于艾滋病病人还可以无偿救治，为什么对于为地方GDP作出贡献的职业病病人就不可以无偿救治呢?这不仅是道义责任，而且是法律责任。我们的税收和GDP中有他们的一份。我们不能因为找不到企业或没有劳动合同，就让工人等死。而大批工人如果都没有劳动合同，正说明政府相关部门之前的监管不到位，政府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记者：还有哪些部门可以对此进行救济?
常凯：工会必须要承担责任。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势单力孤的，要依靠工会组织。工会应该代表工人寻求救济途径，跟相关部门交涉，促进问题的解决。工会有这个义务。工会不仅是要在发生重大职业病事件或职业安全事故后参与调查。更要在预防职业病的过程中发挥作用。防止职业病的发生，应是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对此有着非常具体的规定。如果工会真正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么，职业安全卫生事故便会大大减少。过去在国有企业，工会曾经在这方面发挥过很好的作用。职业病的防治和救治，工会必须发挥作用。
(编辑 郑钊萍)
7月19日，《云南信息报》报道：在最近两三年时间内，云南省盐津县几名青壮年男子相继死亡，死前的症状都是胸闷、胸痛、咳嗽、乏力等，他们都在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沙河镇的金矿当过炮工。盐津县政府对此事高度重视，将在山西打过工的其他村民带到云南省疾控中心做鉴定，40人中有24人诊断出患有矽肺病。目前，两人死亡。这些矿工联名要求政府帮助他们维权。当地政府称，由于矿工在非法金矿打工，不能查到老板是谁，维权非常困难。
7月15日，《新京报》报道：自5月底至今。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数个已关停煤矿中，200余名矿工陆续查出染上尘肺。他们要取得诊断报告，必须由煤矿提供工作关系和职业史等证明材料。由于煤矿关停、矿方拒绝出具等原因，这些尘肺工人的维权陷入困境。
患尘肺病本己不幸，再遇上企业关停，或者根本找不到非法企业的老板，这些尘肺病人的权益如何保障?带着这一沉重的话题，记者采访了我国知名劳动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常凯。
记者：根据《2009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2009年我国共报告尘肺病新病例14495例，死亡病例748例。报告尘肺病例数占职业病报告总例数的79.96％。您怎么看这一组数字?
常凯：其实，这个数字只是尘肺病患者很小的一部分。因为这是“报告尘肺病新病例”，就是说经过体检、诊断、鉴定后确认的。但目前我国大部分非公企业并没有定期体检制度，尘肺病有滞后期，当时觉不出来，有可能五六年后才显现出来。绝大部分农民工长期没有身体检查。只有在咳嗽了，不舒服了，才会去医院检查。还有些患者可能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得了尘肺病。2000年以来我国煤矿大发展，潜在的尘肺病人这几年会相继发病，大规模地显现出来。
记者：矿工很少能与工作单位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他们手中往往也没有劳动合同。因此在患病之后，他们该如何证明与工作单位的劳动关系?
常凯：确定劳动关系是目前职业病诊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但这个程序是有问题的。按照这个程序，确定不了劳动关系，便无法对尘肺病诊断鉴定，因为规定尘肺病的诊断需要用人单位提供职业史，没有用人单位或单位不提供便无法诊断。这个程序应当修改，应当先进行医学诊断，然后来确认到底由谁来承担责任、谁来付费的问题。
如果没有劳动合同，还可以用工资条、工作证、出入证、社保记录等东西来证明劳动关系。还有工友之间的相互证明。人证、物证都可以。冒充的、私挖盗采的，可能是会有的，但肯定是少数，完全可以甄别出来。
记者：在类似事件中，政府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常凯：一个区集中出现职业病患者，是一个大事件，一个大事故。事件本身的发生就说明政府在监管过程中失职。而在事故的处理上，政府绝不仅是监管者，而是直接责任者，即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救治这些职业病患者。政府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由专门的人来处理这件事。
尘肺病是不可逆的，得了之后就不可能治愈，只能是延缓生命。政府要把救命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以人为本，人命关天，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嗎?
记者：此前出现过“开胸验肺”事件。由于找不到企业或企业拒绝提供证明，鉴定机构无法为其提供报告。这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该如何解决呢?
常凯：《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在职业病诊断中，用人单位应当如实向职业病诊断机构提供有关资料。卫生部2002年5月1日颁布实施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中又进一步规定，申请职业病诊断时应当提供职业史、既往史，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诊断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必需的有关材料。这相当于要企业自己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有罪，实际操作难度很大。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卫生部在2003年12月下发了《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病诊断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该通知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诊断所需资料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机构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自述材料、相关人员证明材料，卫生监督机构或取得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提供的有关材料，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作出诊断或鉴定结论。
记者：从鉴定到赔偿，往往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而职业病患者的病情可能随时在加重。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如何进行救济?如果出现企业已经关闭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情况如何处理?
常凯：在找不到企业前，政府应该预先垫付一部分资金给工人治病。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须的。按说这部分资金应该由企业来承担。但在企业还没有确定的时候，政府有职责先垫付，将来再向企业追偿。即使最后找不到企业了，政府也有责任支付。因为这些工人为地方经济发展付出了血汗，作出了责献。我们政府对于艾滋病病人还可以无偿救治，为什么对于为地方GDP作出贡献的职业病病人就不可以无偿救治呢?这不仅是道义责任，而且是法律责任。我们的税收和GDP中有他们的一份。我们不能因为找不到企业或没有劳动合同，就让工人等死。而大批工人如果都没有劳动合同，正说明政府相关部门之前的监管不到位，政府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记者：还有哪些部门可以对此进行救济?
常凯：工会必须要承担责任。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势单力孤的，要依靠工会组织。工会应该代表工人寻求救济途径，跟相关部门交涉，促进问题的解决。工会有这个义务。工会不仅是要在发生重大职业病事件或职业安全事故后参与调查。更要在预防职业病的过程中发挥作用。防止职业病的发生，应是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对此有着非常具体的规定。如果工会真正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么，职业安全卫生事故便会大大减少。过去在国有企业，工会曾经在这方面发挥过很好的作用。职业病的防治和救治，工会必须发挥作用。
(编辑 郑钊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