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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中国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标志性人物，被认为达到了“内圣外王”的儒家最高标准，是儒家的最后一个“圣人”。曾有一副对联这样评价他：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他的修为（内圣），他的事功（外王），得到了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个对立阵容领导的一致高度好评。蒋介石说：“曾公乃国人精神典范。”毛泽东更进一步：“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为什么是曾国藩呢？
论聪明才智，当时与曾国藩差不多的湖南人有很多，胡林翼、江忠源、左宗棠等。论机会，他也只是当时的帮办团练大臣之一。论带兵打仗，好像只要是他亲自指挥的，都以失败告终。看起来，曾国藩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地方，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天资中庸、不显山不露水的曾国藩，最终成为清中兴第一人。
除了他强大的意志力和识人用人的能力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曾国藩强大的事后复盘的习惯和能力。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曾国藩父亲去世，其时曾国藩正与江西官场交恶，遂趁机发丁忧折，请假守制，不待皇帝批准，即离营回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然而，摆脱了战场烦忧的曾国藩，在家的日子并不好過。这一年多来，他曾无数次痛苦地回想过去三五年间的往事。他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却不能见容于湘赣官场？为什么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嫉恨，甚至连皇上本人也不能完全放心？为什么处处遵循国法、事事秉公办理，实际上却常常行不通？他心里充满着委屈，心情郁结不解，日积月累，终于酿成大病。不过，也正是这一年在家的日子，曾国藩复盘了自己过去几年的问题所在，找到了事情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曾国藩想起在长沙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结果呢？表面上胜利了，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越俎代庖，包揽干预各种情事，办理之时，固然痛快干脆，却没有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清德、陈启迈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无形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这些隐患与障碍，如果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在书斋里，在六部签押房里，是无论如何也设想不到的，它们对事业的损害，大大超过了一时的风光和快意。既然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手法有时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为什么不采用呢？少年时代记住的诸如“大方无隅”“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话，过去一直似懂非懂，现在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些年来与官场内部以及与绿营的争斗，其实都是一种有隅之方，有声之音，有形之象，似巧实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不是这样的。它要做到全无行迹之嫌，全无斧凿之工。
复出之后，曾国藩充分实践自己找到的“柔弱胜刚强”的道路，“一连几天，曾国藩坐着绿呢大轿，遍拜长沙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两县知县，他也亲自造访”。作为手握重兵的湘勇统帅，曾国藩如此不计前嫌、谦恭有礼的行动，彻底收服了长沙官场的人心，为自己在前线的战争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后方。
曾国藩还认识到，自己以前认为官职是朝廷名器，在保荐上太过于慎重，导致很多跟随自己多年的人都没有获得一官半职，也是战事不顺的原因。没有重赏重保，部下当然不会下死力。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就对部下“以大义剀切晓谕，以优保暗作许诺”，两手齐下，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对于打胜仗后各个官员的保荐名单，曾国藩照报不误。
基本上，复出的曾国藩与之前有了一个大转变。在内心的坚持上，他还是以前的那个曾国藩，维护名教传统；对自己个人的要求，依旧按照君子的标准而行。但是在方法上，却很少再去硬碰硬地争斗，而是迂回解决问题；对他人的物质利益要求，也已经能够理解和满足，不再具有道德洁癖。
一个对己严、对人宽的曾国藩，终于成就了现在的“完人”。
（摘自《复盘：对过去的事情做思维演练》）
为什么是曾国藩呢？
论聪明才智，当时与曾国藩差不多的湖南人有很多，胡林翼、江忠源、左宗棠等。论机会，他也只是当时的帮办团练大臣之一。论带兵打仗，好像只要是他亲自指挥的，都以失败告终。看起来，曾国藩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地方，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天资中庸、不显山不露水的曾国藩，最终成为清中兴第一人。
除了他强大的意志力和识人用人的能力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曾国藩强大的事后复盘的习惯和能力。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曾国藩父亲去世，其时曾国藩正与江西官场交恶，遂趁机发丁忧折，请假守制，不待皇帝批准，即离营回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然而，摆脱了战场烦忧的曾国藩，在家的日子并不好過。这一年多来，他曾无数次痛苦地回想过去三五年间的往事。他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却不能见容于湘赣官场？为什么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嫉恨，甚至连皇上本人也不能完全放心？为什么处处遵循国法、事事秉公办理，实际上却常常行不通？他心里充满着委屈，心情郁结不解，日积月累，终于酿成大病。不过，也正是这一年在家的日子，曾国藩复盘了自己过去几年的问题所在，找到了事情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曾国藩想起在长沙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结果呢？表面上胜利了，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越俎代庖，包揽干预各种情事，办理之时，固然痛快干脆，却没有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清德、陈启迈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无形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这些隐患与障碍，如果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在书斋里，在六部签押房里，是无论如何也设想不到的，它们对事业的损害，大大超过了一时的风光和快意。既然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手法有时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为什么不采用呢？少年时代记住的诸如“大方无隅”“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话，过去一直似懂非懂，现在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些年来与官场内部以及与绿营的争斗，其实都是一种有隅之方，有声之音，有形之象，似巧实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不是这样的。它要做到全无行迹之嫌，全无斧凿之工。
复出之后，曾国藩充分实践自己找到的“柔弱胜刚强”的道路，“一连几天，曾国藩坐着绿呢大轿，遍拜长沙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两县知县，他也亲自造访”。作为手握重兵的湘勇统帅，曾国藩如此不计前嫌、谦恭有礼的行动，彻底收服了长沙官场的人心，为自己在前线的战争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后方。
曾国藩还认识到，自己以前认为官职是朝廷名器，在保荐上太过于慎重，导致很多跟随自己多年的人都没有获得一官半职，也是战事不顺的原因。没有重赏重保，部下当然不会下死力。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就对部下“以大义剀切晓谕，以优保暗作许诺”，两手齐下，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对于打胜仗后各个官员的保荐名单，曾国藩照报不误。
基本上，复出的曾国藩与之前有了一个大转变。在内心的坚持上，他还是以前的那个曾国藩，维护名教传统；对自己个人的要求，依旧按照君子的标准而行。但是在方法上，却很少再去硬碰硬地争斗，而是迂回解决问题；对他人的物质利益要求，也已经能够理解和满足，不再具有道德洁癖。
一个对己严、对人宽的曾国藩，终于成就了现在的“完人”。
（摘自《复盘：对过去的事情做思维演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