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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名臣丁宝桢传世的散文不多，今从光绪《郓城县志》、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光绪《新修菏泽县志》、民国《清镇县志稿》辑得丁宝桢《侯家林大王庙记》《新建尚志堂记》《新筑障东隄记》《省斋西行吟草叙》四篇逸文。通过与其他文献比勘，可考订逸文确为丁宝桢所作。今迻录于此，以备文献之征。
关键词：丁宝桢 集外文 释证
晚清名臣丁宝桢传世的散文作品不多，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了郭国庆先生编校整理的《丁宝桢全集》（第一辑），共收录八篇作品，其中《十五弗斋文存》有七篇，补遗一篇。今从光绪《郓城县志》、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光绪《新修菏泽县志》、民国《清镇县志稿》辑得丁宝桢《侯家林大王庙记》《新建尚志堂记》《新筑障东隄记》《省斋西行吟草叙》四篇逸文，考释如下：
一、侯家林大王庙记
黄河自宋南徙而北流遂绝，厥后元明及国朝，河道屡迁。其间，治河诸公从未有言导河而北者，实以其不便于运河之故。予始莅山左，黄流已由濮、范就沙河，经张秋，挟汶入济以归于海，其穿运才数里耳。沙河旋淤，大流南移，自灉及沮。数年间，戴庙、安山、运渠六十里皆为黄所夺，而沮河东岸适当上游之冲者，郓城侯家林口门所由决也。
忆黄河自咸丰五年改道北流，累年迁徙，要未尝越分水口而南，大汛溢入张秋，为南漕借运之路。自侯家林决而分溜南偏建瓴直下，因是以冲南旺，侵任城，被巨、嘉，入南阳、微、蜀，诸湖填废，水溢既为南运患，而江南清淮以下亦汲汲乎不可收拾。
予以疾乞休沐，三月不视事，文方伯彬权抚篆，承前河帅苏公饬，估三十万金之几，将塞之，而苏公罢去。乔鹤侪河帅方履新，诣勘再三，议勿决。我皇上念民居之久荡也，堤岸之寖荒也，盛涨之踵至也，运、湖潴泄之无方而难为治也，廷旨饬与河臣会商兴筑，事在必行。
既奉命，且迫岁暮，其敢不力疾从事？乃檄近河州县预购料物，饬委载饷糈先启行。以除夕告痊，元旦束装就道，兼程抵郓。比至，则河势略异，乃详察形势，应以专堵侯林为宜，而浚沮流新淤为河身，修上下民堰百二十馀里捍之。既定入告，飞檄调河工员弁掌两坝间，以地方守令设正、杂料厂各二，储备秸椿缆，百物惟具，与群僚约信赏罚，务除河工积习，实事求是，无有糜滥。
奏以正月二十九日兴工，集济宁、东平、汶上、荷泽、金乡、鱼台、定陶、城武、郓、巨、濮、范、曹、单、观城各州县民力，负土束薪，手胼足胝。予亦亲督河干，冲冒风日，与夫役共甘苦。一时河兵、营勇、民夫众数万，通力合作，次第进占，无不鼓舞奋兴。人什其力，戴星而出，终夜有声。民亦劳止，神灵监观。龙见在田，金身咫尺，辄登坛作肸蠁状，佥曰“是大王将军也”。
先是，予以桃汛立至，不速且无成，因预诹二月二十四日为合龙期。至是水占十，进口窄，溜湍一夕而底沙刷深者计二丈有馀。风道浪削，两坝危立若悬崖，已而南坝门占卸塌倾卧中流，挟巨舟沈壑，众皆色骇。谛视之，则敹埽正堵溜口，河水已为之不流。引河龙须沟，亦先时以骤涨自开掣，大溜北去，似有神助，因立派营勇分队进五料，先投中泓，次补卧埽，顷刻得渡人马。不终夜而涌出金堤，稽其时日，则正预诹之吉也。
夫以洪流不测之水，仓卒无备之工，转危为安，克期报竣，向非上禀宸谟，仰荷神佑，赖百执事从公之荩，竭亿万户奔命之劳，予何人斯，即殚虑竭精为民请命，而敢谓事之必成，期之必速，费之必节哉？
功成祭告，奏请立庙河干，报祀龙神，以丁观察彦臣督其役，阅五月而事竣，因为文纪之，以志其成事之巅末焉。
时惟同治十一年，岁次壬申三月谷旦。
按：本文见于光绪《郓城县志》卷十三《艺文录上》“记”条下，署“巡抚，贵州丁宝桢”1。文末署作文之时为“同治十一年，岁次壬申三月谷旦”。考唐炯《丁文诚公年谱》：“（同治）十年辛未，五十二岁。八月河决郓城侯家林，南趋灌运。河督乔松年请俟来年兴工，上命速塞，乔松年尤迟回诿諈。时已岁除，公方在告，念节气距清明仅两月，若复迁延不塞，曹、兖、济以下数百万生灵引颈待毙，而沿运诸湖淤垫，运道益阻，慨然奏请力疾督工。”2又“（同治）十一年壬申，五十三岁。正月五日，驰至工次，其时口门宽八十馀丈，地低溜急。公乃周览形势，博咨利害，别挑引河，相度坝基，定坝埽高宽丈尺。自南北掌坝以及购运料物、制造器具，分别部署，咸有专司。旦暮河干与役夫同艰苦，人情和乐，争先趋事，二月二十四日合龙。自购办料物至兴工仅一月，自进占至合龙仅二十五日，用帑止三十二万八千两有奇。上下游增筑堤一百十三里亦告成，用帑止九万一千两有奇。上嘉公艰巨独任，功成迅速，予优叙。”3《丁文诚公年谱》中所记丁宝桢治河的起始时间、原由、相关人物、经过等皆与《侯家林大王庙记》相同，尤其从“合龙”时间上看，都是二月二十四日。年谱的编者唐炯，字鄂生，贵州遵义人，唐树义之子。光绪四年（1878），丁宝桢任四川总督，唐炯曾在丁宝桢手下督办四川盐务。唐炯既是丁宝桢的同乡，又是“故吏”，故所编之年谱记述尤详。谱中所记丁宝桢治河一事，正好与《侯家林大王庙记》相印证。
此外，丁宝桢在侯家林治河前后，曾上多道奏折，《丁文诚公奏稿》卷八有《黄水冲缺侯家林民堰请截漕备赈折》（同治十年九月十一日）、《筹堵侯家林决口销假督工折》（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侯家林堵筑事宜择日进占折》（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卷九有《侯工合龙折》（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侯工收支各款折》（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侯工民堰酌給津贴折》（同治十一年七月三十日），涉及侯家林治河之事始末，可为辅证。综上所述，可判定《侯家林大王庙记》为丁宝桢所作。
二、新建尚志堂记
济南会垣旧设泺源、景贤两书院为讲学之地，近年以来，士人之肄业其中者，类能勤课读、工词章，一时文风彬彬称盛。庚午岁，余复于城西郭外得隙地一区，中有泉，清澈可鉴，因辟除为堂，颜之曰“尚志”。而于堂后置斋舍数十椽，令各府州县儒学，延送敦品穷经之士讲习其中。此外，习天文、地舆、算数与夫通百家言者亦与焉，盖堂之设于兹，六年矣。 一日，诸生咸进而请余为之记，余应之曰：“凡人有所作，将欲志其事之颠末，以垂诸久远，于是乎有记。今尚志堂之设，岂惟是志其颠末以垂久远乎哉？盖必循名责实，期无失乎立堂之本意可耳。得其意，则记可也，不记亦可也，且诸生果知‘尚志’之义乎？”
曰：“‘尚志’之义，孟子已明言之，仁义而已矣。”
曰：“是固今日立堂之本意也，雖然惧不可以训世，何也？仁义之学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道统递承，历千有馀载。降至战国，功利之说炽，仁义之道晦，赖有孟子出，力行仁义，又反复申明其旨，以诏万世而杜异学，而后数圣人相传之统不堕。孟子之后，至汉始有董仲舒，至唐始有韩愈，皆知学仁义之学，然董也行之而未极其至，韩也言之而未底于行。越宋而后，有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庵、象山诸君子，后先继起，一以仁义为宗，而主敬存诚以基之，明辨笃行以致之，本末兼赅，体用悉备。于是仁义之道复明，而诸君子亦骎骎乎入孔孟之域。盖言仁义如斯之难也，今功利之中人也，视战国时尤烈。吾意即有孟子者出而振之，或恐未能熄其焰而夺之气，而谓兹堂之设遽足以为训。彼世之闻之者，必且怒目忿詈将不止，以为迂阔而骛名矣。”
曰：“然则立堂之意将若何？”
曰：“昔孟子有言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兹堂之设是亦窃比私淑之义，欲与诸生共相勉效，而姑以救末学之弊云尔。且夫末学之弊，其始以学市利，而其后即因利废学，以学市利而害在学，至以利废学而害之及于人心世道者，将不可究诘矣。夫古圣人之教学也，所以陶冶天下之人才，使之负异于四民之中，可以为天地立心，为万物立命，所期至远至大，乃流极之，甚至以学为利媒而大肆其毒，是岂古圣人所及料哉？噫，吾人学古人之学而不能希踪古人，则亦己矣，顾乃纵其流弊，竟出于圣人之所不及料，自问诚属何人？况害之既著，遂使世之以学相诟病者，尽薄古圣人之诗书礼乐，徒以资后人惑世诬民之具，而一切鄙而弃之，其负罪于圣人岂浅鲜哉？虽然末学之弊所以至于此极者无他，其志不尊，其学日陋，有由然矣。故欲救今日之学，则必自去利始;欲求其进学之方，则必自尚志始。尚志矣，然后可与言学。可与言学，然后可与言仁义。吾故曰尚志之设，是亦窃比私淑之意，欲与诸生共相勉效，而姑以救末学之弊者此也。”
曰：“如先生言，是以圣贤之学望人用心至厚，然自古迄今，圣贤每不数数觏，岂果为之甚难欤？”
曰：“是不难，殆未尝立志为圣贤耳。昔者孔子自言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之言曰：‘伯夷、伊尹、孔子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颜子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夫此一圣两贤，卓然为万世学者宗，宜其所以致此者，当必有异术，今即其‘本诸身’以告天下，后世者皆不外乎志学。由是观之，志之所至，气必至焉，气至则圣贤皆可学而能断断然矣。世有豪杰之士，奋然崛起，志三圣贤之志，以学三圣贤之学，其能振兴仁义与否固未可知，而以视末学，则大相悬绝矣。余拭目俟之。”据碑
按：本文见于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卷十五《建制考三》“学校”条，谓“光绪四年巡抚丁宝桢新建尚志堂记”1。该志载：“尚志书院在西关金线泉侧，明进士谷继宗别墅，后归陈副宪九畴。故有投辖井，井南有泉曰‘漱玉’，为宋名媛李清照故居，年久废圯。国朝同治八年，巡抚丁宝桢因其旧址建为书院，手书堂额曰‘尚志’，榜其门曰‘金泉精舍’，招士子肄业其中，讲明正学。”2由此可知，同治八年（1869），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在济南建立书院，“尚志堂”为其手书的堂额。此外，闵尔昌《碑传集补》收孙葆田《乡贤李先生传》一篇，传中之李先生即李元缃，章丘人，曾在尚志书院做过监院，有云：“七年，选授巨野训导，勤心训迪，月有课，日有程，士习丕变。当是时，平远丁文诚公巡抚山东，建尚志堂于金线泉上，以培植正学，聘六安吴侍郎主讲席，不至，乃以先生为监院。”3丁宝桢确实建立了尚志堂，曾聘请李元缃为监院。
尚志堂既为丁宝桢所建，其再写一篇“记”，较为可信。根据《新建尚志堂记》的内容可知，此文并非作于同治八年（1869）书院建立之时，而是在“盖堂之设于兹，六年矣”后作，即光绪元年（1875），丁宝桢还在山东巡抚任上。文中“尚志”，即勉励学子读书应该立大志，要“本诸身”，在正心、诚意的基础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不可落入为利而学的末学之流。此文既是丁宝桢对后学的期许，又是其自身恪守儒家读书之道的写照。
三、新筑障东堤记
光绪纪元，岁在乙亥。余既南塞菏泽、贾庄，复躬督官绅、员弁，监筑长堤，障横流而顺下，以顾运道，卫民田。
军民欢跃赴功，坚冰初泮，手足皲坼，骄阳如炙，面目焦黧。虽疾风甚雨，踔厉不少休，五越月而堤成。起东明谢家庄，迄东平十里堡，蜿蜓二百五十馀里。
堤高十四尺，身厚百尺，顶宽三十尺，计堤一里，用土方若干，正杂物料若干。因民力而计里授食，调兵勇以助不足。在工监督府丞、州县佐贰等凡七十二员，武职称是。工惟其坚，用惟其省，工用物料有稽，凡费帑银五十四万馀两。事之成也，在工人士请记诸石。
余维同治癸酉，河决，直隶东明，历伏经秋，全河夺留南趋，漫数百里。山东、江南毗连数十州县，民人荡析，运河两岸胥被冲刷，溃败几不可收拾。今幸借民力，独告厥成功，而南堤得以兴筑。庶几民各安其居，运道永固，因名之曰“障东”，而纪其大略如此。
冬十月朔日山东巡抚丁宝桢撰并书
按：本文见于光绪《新修菏泽县志》卷之十七下“艺文”条，题“新筑障东堤记”，文末属“冬十月朔日山东巡抚丁宝桢撰并书”4。考唐炯《丁文诚公年谱》：“光绪元年乙亥。五十六岁。正月元日，贾庄坝口进占南岸，同时筑大堤。三月八日，贾庄决口合。先是乔松年谓公堤坝两工费原议四百七十馀万，不足用，宜奏增，至是坝工止用帑九十八万两有奇。南岸起东明谢家庄，讫东平十里堡，堤长二百五十馀里，旋于四月报成，用帑止五十四万两有奇，名曰‘障东’，刻石纪焉。”5丁宝桢修障东堤在“光绪元年乙亥”，即《障东堤记》所谓“光绪纪元，岁在乙亥”，又《年谱》中所记障东堤起讫、长度、耗费等均与《障东堤记》相合。此文为丁宝桢所作无疑。 丁宝桢当时撰书的碑文今尚存，左慧元编《黄河金石录》收录此碑，云：“清光绪元年（1875），山东巡抚丁宝桢撰文立碑。碑现存山东菏泽县高庄乡兰口村东南隅。碑高二百九十厘米，宽一百三十二厘米。碑阳楷书‘障东堤’三字，碑阴隶书《新筑障东堤记》，记述丁宝桢创筑障东堤御水之举。”1见图一。
四、省斋西行吟草叙
诗以言志也。志之高尚者其诗超以洁，志之远大者其诗深以长，志之闲适者其诗澹以和，志之悲壮者其诗清以越。揽天地风云于怀抱，会山川景物于毫端。兴之所至，莫可端倪。若仅求之声调色泽间，抑亦肤矣。
云衢部郎以办理中外交涉事，衔命西来京师，循海泝江以达于蜀。沿途集为《西行吟草》，凡若干首，其中咏歌所及，无吟风弄月之词，有上下古今之识，而《题海国图》诸作，用意尤为周至。是非所谓志之远大者其诗深以长乎？噫，自海波迭起，鲸鲵鼎沸，昔日名邦大都，番舶连樯，交通廛市。论者谓东南之势矣，而余则谓天下大患，其端见于东南，其甚在于西北。自益州承乏，适际斯会，亟思维持而防制之，卒无善策。今云衢以淸奇俊伟之材，致力于当世，其所以扩无外之规而建不拔之基者，将于是诗征之。云衢勉乎哉。
按：本文见于民国《清镇县志稿》卷十一“艺文述要一”条下，题“省斋西行吟草叙”2。文中“云衢部郎”，即贵州清镇人文天骏，字云衢，号省斋。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载：“文天骏，字云衢，贵阳人。文学优赡，二十馀岁以清镇籍游泮，佐都匀府吴乃安幕，积劳得教职。黎培敬督学，补行历届考试，天骏摄三教官，一岁送考十七次，以资得部郎。丁卯（1867）举于乡，入京供职刑部，丁宝桢督四川，奏调帮办官运局，成绩卓著，以道员试用，病殁于局。著有《周易或问》并诗文若干卷。”1
文天骏曾得到丁宝桢的提携，早在任山东巡抚时，丁宝桢就两次向朝廷举荐文天骏。第一次是同治十年（1871），丁宝桢上《密保京外各员片》（同治十年八月初一）有云：“又刑部郎中文天骏，留心时务，沉挚开通，若使历练外事，亦近时难得之才……至文天骏一员，可否饬发山东先行差遣，俾其练习边防，究心外事，俟一二年，查其才真有为，再行奏请录用。”2第二次是同治十三年（1874），丁宝桢上《调张荫桓文天骏片》（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云：“又刑部候补郎中文天骏，留心时势，遇事讲求。臣从前奏调来东，亦为海疆储材起见。经部臣以格于定章，驳奏中止……文天骏尚在部当差。当此东省需人孔急，相應吁恳天恩，俯念海疆筹办要务，饬下部臣暨督臣李翰章，转饬文天骏、张荫桓迅速来东，以资差委，俾臣得收臂指之助，实于海防大有裨益。”3丁宝桢最初是想把文天骏调到山东，处理海防事宜。同治十年未成行，同治十三年是否成行未知。从丁宝桢所上的奏折中，可看出他对文天骏十分欣赏。光绪二年（1876），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在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二十三日所上《修理四边岸河道片》中，称“再据黔边盐务总局候补道唐炯、郎中文天骏会详，窃查川盐入黔向分四岸转运一由”，可知此时文天骏已在四川。
丁宝桢如此欣赏文天骏，为其诗集作序，殊为可信。黄万机先生《贵州汉文学发展史》在论述文天骏诗歌时说：“丁宝桢为其《西行草》作序，称其诗‘无吟弄风月之辞，有上下古今之识’，是‘志之远大者，其诗深以长’。……他为维护盐政改革的成果和丁宝桢的清名，在某些官绅的诬陷压制下，以身殉职，未得尽展其才。”4虽然黄先生仅引用数句，但可看出他亦以为此序为丁宝桢作。
责任编辑：厐思纯
关键词：丁宝桢 集外文 释证
晚清名臣丁宝桢传世的散文作品不多，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了郭国庆先生编校整理的《丁宝桢全集》（第一辑），共收录八篇作品，其中《十五弗斋文存》有七篇，补遗一篇。今从光绪《郓城县志》、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光绪《新修菏泽县志》、民国《清镇县志稿》辑得丁宝桢《侯家林大王庙记》《新建尚志堂记》《新筑障东隄记》《省斋西行吟草叙》四篇逸文，考释如下：
一、侯家林大王庙记
黄河自宋南徙而北流遂绝，厥后元明及国朝，河道屡迁。其间，治河诸公从未有言导河而北者，实以其不便于运河之故。予始莅山左，黄流已由濮、范就沙河，经张秋，挟汶入济以归于海，其穿运才数里耳。沙河旋淤，大流南移，自灉及沮。数年间，戴庙、安山、运渠六十里皆为黄所夺，而沮河东岸适当上游之冲者，郓城侯家林口门所由决也。
忆黄河自咸丰五年改道北流，累年迁徙，要未尝越分水口而南，大汛溢入张秋，为南漕借运之路。自侯家林决而分溜南偏建瓴直下，因是以冲南旺，侵任城，被巨、嘉，入南阳、微、蜀，诸湖填废，水溢既为南运患，而江南清淮以下亦汲汲乎不可收拾。
予以疾乞休沐，三月不视事，文方伯彬权抚篆，承前河帅苏公饬，估三十万金之几，将塞之，而苏公罢去。乔鹤侪河帅方履新，诣勘再三，议勿决。我皇上念民居之久荡也，堤岸之寖荒也，盛涨之踵至也，运、湖潴泄之无方而难为治也，廷旨饬与河臣会商兴筑，事在必行。
既奉命，且迫岁暮，其敢不力疾从事？乃檄近河州县预购料物，饬委载饷糈先启行。以除夕告痊，元旦束装就道，兼程抵郓。比至，则河势略异，乃详察形势，应以专堵侯林为宜，而浚沮流新淤为河身，修上下民堰百二十馀里捍之。既定入告，飞檄调河工员弁掌两坝间，以地方守令设正、杂料厂各二，储备秸椿缆，百物惟具，与群僚约信赏罚，务除河工积习，实事求是，无有糜滥。
奏以正月二十九日兴工，集济宁、东平、汶上、荷泽、金乡、鱼台、定陶、城武、郓、巨、濮、范、曹、单、观城各州县民力，负土束薪，手胼足胝。予亦亲督河干，冲冒风日，与夫役共甘苦。一时河兵、营勇、民夫众数万，通力合作，次第进占，无不鼓舞奋兴。人什其力，戴星而出，终夜有声。民亦劳止，神灵监观。龙见在田，金身咫尺，辄登坛作肸蠁状，佥曰“是大王将军也”。
先是，予以桃汛立至，不速且无成，因预诹二月二十四日为合龙期。至是水占十，进口窄，溜湍一夕而底沙刷深者计二丈有馀。风道浪削，两坝危立若悬崖，已而南坝门占卸塌倾卧中流，挟巨舟沈壑，众皆色骇。谛视之，则敹埽正堵溜口，河水已为之不流。引河龙须沟，亦先时以骤涨自开掣，大溜北去，似有神助，因立派营勇分队进五料，先投中泓，次补卧埽，顷刻得渡人马。不终夜而涌出金堤，稽其时日，则正预诹之吉也。
夫以洪流不测之水，仓卒无备之工，转危为安，克期报竣，向非上禀宸谟，仰荷神佑，赖百执事从公之荩，竭亿万户奔命之劳，予何人斯，即殚虑竭精为民请命，而敢谓事之必成，期之必速，费之必节哉？
功成祭告，奏请立庙河干，报祀龙神，以丁观察彦臣督其役，阅五月而事竣，因为文纪之，以志其成事之巅末焉。
时惟同治十一年，岁次壬申三月谷旦。
按：本文见于光绪《郓城县志》卷十三《艺文录上》“记”条下，署“巡抚，贵州丁宝桢”1。文末署作文之时为“同治十一年，岁次壬申三月谷旦”。考唐炯《丁文诚公年谱》：“（同治）十年辛未，五十二岁。八月河决郓城侯家林，南趋灌运。河督乔松年请俟来年兴工，上命速塞，乔松年尤迟回诿諈。时已岁除，公方在告，念节气距清明仅两月，若复迁延不塞，曹、兖、济以下数百万生灵引颈待毙，而沿运诸湖淤垫，运道益阻，慨然奏请力疾督工。”2又“（同治）十一年壬申，五十三岁。正月五日，驰至工次，其时口门宽八十馀丈，地低溜急。公乃周览形势，博咨利害，别挑引河，相度坝基，定坝埽高宽丈尺。自南北掌坝以及购运料物、制造器具，分别部署，咸有专司。旦暮河干与役夫同艰苦，人情和乐，争先趋事，二月二十四日合龙。自购办料物至兴工仅一月，自进占至合龙仅二十五日，用帑止三十二万八千两有奇。上下游增筑堤一百十三里亦告成，用帑止九万一千两有奇。上嘉公艰巨独任，功成迅速，予优叙。”3《丁文诚公年谱》中所记丁宝桢治河的起始时间、原由、相关人物、经过等皆与《侯家林大王庙记》相同，尤其从“合龙”时间上看，都是二月二十四日。年谱的编者唐炯，字鄂生，贵州遵义人，唐树义之子。光绪四年（1878），丁宝桢任四川总督，唐炯曾在丁宝桢手下督办四川盐务。唐炯既是丁宝桢的同乡，又是“故吏”，故所编之年谱记述尤详。谱中所记丁宝桢治河一事，正好与《侯家林大王庙记》相印证。
此外，丁宝桢在侯家林治河前后，曾上多道奏折，《丁文诚公奏稿》卷八有《黄水冲缺侯家林民堰请截漕备赈折》（同治十年九月十一日）、《筹堵侯家林决口销假督工折》（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侯家林堵筑事宜择日进占折》（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卷九有《侯工合龙折》（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侯工收支各款折》（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侯工民堰酌給津贴折》（同治十一年七月三十日），涉及侯家林治河之事始末，可为辅证。综上所述，可判定《侯家林大王庙记》为丁宝桢所作。
二、新建尚志堂记
济南会垣旧设泺源、景贤两书院为讲学之地，近年以来，士人之肄业其中者，类能勤课读、工词章，一时文风彬彬称盛。庚午岁，余复于城西郭外得隙地一区，中有泉，清澈可鉴，因辟除为堂，颜之曰“尚志”。而于堂后置斋舍数十椽，令各府州县儒学，延送敦品穷经之士讲习其中。此外，习天文、地舆、算数与夫通百家言者亦与焉，盖堂之设于兹，六年矣。 一日，诸生咸进而请余为之记，余应之曰：“凡人有所作，将欲志其事之颠末，以垂诸久远，于是乎有记。今尚志堂之设，岂惟是志其颠末以垂久远乎哉？盖必循名责实，期无失乎立堂之本意可耳。得其意，则记可也，不记亦可也，且诸生果知‘尚志’之义乎？”
曰：“‘尚志’之义，孟子已明言之，仁义而已矣。”
曰：“是固今日立堂之本意也，雖然惧不可以训世，何也？仁义之学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道统递承，历千有馀载。降至战国，功利之说炽，仁义之道晦，赖有孟子出，力行仁义，又反复申明其旨，以诏万世而杜异学，而后数圣人相传之统不堕。孟子之后，至汉始有董仲舒，至唐始有韩愈，皆知学仁义之学，然董也行之而未极其至，韩也言之而未底于行。越宋而后，有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庵、象山诸君子，后先继起，一以仁义为宗，而主敬存诚以基之，明辨笃行以致之，本末兼赅，体用悉备。于是仁义之道复明，而诸君子亦骎骎乎入孔孟之域。盖言仁义如斯之难也，今功利之中人也，视战国时尤烈。吾意即有孟子者出而振之，或恐未能熄其焰而夺之气，而谓兹堂之设遽足以为训。彼世之闻之者，必且怒目忿詈将不止，以为迂阔而骛名矣。”
曰：“然则立堂之意将若何？”
曰：“昔孟子有言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兹堂之设是亦窃比私淑之义，欲与诸生共相勉效，而姑以救末学之弊云尔。且夫末学之弊，其始以学市利，而其后即因利废学，以学市利而害在学，至以利废学而害之及于人心世道者，将不可究诘矣。夫古圣人之教学也，所以陶冶天下之人才，使之负异于四民之中，可以为天地立心，为万物立命，所期至远至大，乃流极之，甚至以学为利媒而大肆其毒，是岂古圣人所及料哉？噫，吾人学古人之学而不能希踪古人，则亦己矣，顾乃纵其流弊，竟出于圣人之所不及料，自问诚属何人？况害之既著，遂使世之以学相诟病者，尽薄古圣人之诗书礼乐，徒以资后人惑世诬民之具，而一切鄙而弃之，其负罪于圣人岂浅鲜哉？虽然末学之弊所以至于此极者无他，其志不尊，其学日陋，有由然矣。故欲救今日之学，则必自去利始;欲求其进学之方，则必自尚志始。尚志矣，然后可与言学。可与言学，然后可与言仁义。吾故曰尚志之设，是亦窃比私淑之意，欲与诸生共相勉效，而姑以救末学之弊者此也。”
曰：“如先生言，是以圣贤之学望人用心至厚，然自古迄今，圣贤每不数数觏，岂果为之甚难欤？”
曰：“是不难，殆未尝立志为圣贤耳。昔者孔子自言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之言曰：‘伯夷、伊尹、孔子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颜子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夫此一圣两贤，卓然为万世学者宗，宜其所以致此者，当必有异术，今即其‘本诸身’以告天下，后世者皆不外乎志学。由是观之，志之所至，气必至焉，气至则圣贤皆可学而能断断然矣。世有豪杰之士，奋然崛起，志三圣贤之志，以学三圣贤之学，其能振兴仁义与否固未可知，而以视末学，则大相悬绝矣。余拭目俟之。”据碑
按：本文见于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卷十五《建制考三》“学校”条，谓“光绪四年巡抚丁宝桢新建尚志堂记”1。该志载：“尚志书院在西关金线泉侧，明进士谷继宗别墅，后归陈副宪九畴。故有投辖井，井南有泉曰‘漱玉’，为宋名媛李清照故居，年久废圯。国朝同治八年，巡抚丁宝桢因其旧址建为书院，手书堂额曰‘尚志’，榜其门曰‘金泉精舍’，招士子肄业其中，讲明正学。”2由此可知，同治八年（1869），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在济南建立书院，“尚志堂”为其手书的堂额。此外，闵尔昌《碑传集补》收孙葆田《乡贤李先生传》一篇，传中之李先生即李元缃，章丘人，曾在尚志书院做过监院，有云：“七年，选授巨野训导，勤心训迪，月有课，日有程，士习丕变。当是时，平远丁文诚公巡抚山东，建尚志堂于金线泉上，以培植正学，聘六安吴侍郎主讲席，不至，乃以先生为监院。”3丁宝桢确实建立了尚志堂，曾聘请李元缃为监院。
尚志堂既为丁宝桢所建，其再写一篇“记”，较为可信。根据《新建尚志堂记》的内容可知，此文并非作于同治八年（1869）书院建立之时，而是在“盖堂之设于兹，六年矣”后作，即光绪元年（1875），丁宝桢还在山东巡抚任上。文中“尚志”，即勉励学子读书应该立大志，要“本诸身”，在正心、诚意的基础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不可落入为利而学的末学之流。此文既是丁宝桢对后学的期许，又是其自身恪守儒家读书之道的写照。
三、新筑障东堤记
光绪纪元，岁在乙亥。余既南塞菏泽、贾庄，复躬督官绅、员弁，监筑长堤，障横流而顺下，以顾运道，卫民田。
军民欢跃赴功，坚冰初泮，手足皲坼，骄阳如炙，面目焦黧。虽疾风甚雨，踔厉不少休，五越月而堤成。起东明谢家庄，迄东平十里堡，蜿蜓二百五十馀里。
堤高十四尺，身厚百尺，顶宽三十尺，计堤一里，用土方若干，正杂物料若干。因民力而计里授食，调兵勇以助不足。在工监督府丞、州县佐贰等凡七十二员，武职称是。工惟其坚，用惟其省，工用物料有稽，凡费帑银五十四万馀两。事之成也，在工人士请记诸石。
余维同治癸酉，河决，直隶东明，历伏经秋，全河夺留南趋，漫数百里。山东、江南毗连数十州县，民人荡析，运河两岸胥被冲刷，溃败几不可收拾。今幸借民力，独告厥成功，而南堤得以兴筑。庶几民各安其居，运道永固，因名之曰“障东”，而纪其大略如此。
冬十月朔日山东巡抚丁宝桢撰并书
按：本文见于光绪《新修菏泽县志》卷之十七下“艺文”条，题“新筑障东堤记”，文末属“冬十月朔日山东巡抚丁宝桢撰并书”4。考唐炯《丁文诚公年谱》：“光绪元年乙亥。五十六岁。正月元日，贾庄坝口进占南岸，同时筑大堤。三月八日，贾庄决口合。先是乔松年谓公堤坝两工费原议四百七十馀万，不足用，宜奏增，至是坝工止用帑九十八万两有奇。南岸起东明谢家庄，讫东平十里堡，堤长二百五十馀里，旋于四月报成，用帑止五十四万两有奇，名曰‘障东’，刻石纪焉。”5丁宝桢修障东堤在“光绪元年乙亥”，即《障东堤记》所谓“光绪纪元，岁在乙亥”，又《年谱》中所记障东堤起讫、长度、耗费等均与《障东堤记》相合。此文为丁宝桢所作无疑。 丁宝桢当时撰书的碑文今尚存，左慧元编《黄河金石录》收录此碑，云：“清光绪元年（1875），山东巡抚丁宝桢撰文立碑。碑现存山东菏泽县高庄乡兰口村东南隅。碑高二百九十厘米，宽一百三十二厘米。碑阳楷书‘障东堤’三字，碑阴隶书《新筑障东堤记》，记述丁宝桢创筑障东堤御水之举。”1见图一。
四、省斋西行吟草叙
诗以言志也。志之高尚者其诗超以洁，志之远大者其诗深以长，志之闲适者其诗澹以和，志之悲壮者其诗清以越。揽天地风云于怀抱，会山川景物于毫端。兴之所至，莫可端倪。若仅求之声调色泽间，抑亦肤矣。
云衢部郎以办理中外交涉事，衔命西来京师，循海泝江以达于蜀。沿途集为《西行吟草》，凡若干首，其中咏歌所及，无吟风弄月之词，有上下古今之识，而《题海国图》诸作，用意尤为周至。是非所谓志之远大者其诗深以长乎？噫，自海波迭起，鲸鲵鼎沸，昔日名邦大都，番舶连樯，交通廛市。论者谓东南之势矣，而余则谓天下大患，其端见于东南，其甚在于西北。自益州承乏，适际斯会，亟思维持而防制之，卒无善策。今云衢以淸奇俊伟之材，致力于当世，其所以扩无外之规而建不拔之基者，将于是诗征之。云衢勉乎哉。
按：本文见于民国《清镇县志稿》卷十一“艺文述要一”条下，题“省斋西行吟草叙”2。文中“云衢部郎”，即贵州清镇人文天骏，字云衢，号省斋。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载：“文天骏，字云衢，贵阳人。文学优赡，二十馀岁以清镇籍游泮，佐都匀府吴乃安幕，积劳得教职。黎培敬督学，补行历届考试，天骏摄三教官，一岁送考十七次，以资得部郎。丁卯（1867）举于乡，入京供职刑部，丁宝桢督四川，奏调帮办官运局，成绩卓著，以道员试用，病殁于局。著有《周易或问》并诗文若干卷。”1
文天骏曾得到丁宝桢的提携，早在任山东巡抚时，丁宝桢就两次向朝廷举荐文天骏。第一次是同治十年（1871），丁宝桢上《密保京外各员片》（同治十年八月初一）有云：“又刑部郎中文天骏，留心时务，沉挚开通，若使历练外事，亦近时难得之才……至文天骏一员，可否饬发山东先行差遣，俾其练习边防，究心外事，俟一二年，查其才真有为，再行奏请录用。”2第二次是同治十三年（1874），丁宝桢上《调张荫桓文天骏片》（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云：“又刑部候补郎中文天骏，留心时势，遇事讲求。臣从前奏调来东，亦为海疆储材起见。经部臣以格于定章，驳奏中止……文天骏尚在部当差。当此东省需人孔急，相應吁恳天恩，俯念海疆筹办要务，饬下部臣暨督臣李翰章，转饬文天骏、张荫桓迅速来东，以资差委，俾臣得收臂指之助，实于海防大有裨益。”3丁宝桢最初是想把文天骏调到山东，处理海防事宜。同治十年未成行，同治十三年是否成行未知。从丁宝桢所上的奏折中，可看出他对文天骏十分欣赏。光绪二年（1876），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在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二十三日所上《修理四边岸河道片》中，称“再据黔边盐务总局候补道唐炯、郎中文天骏会详，窃查川盐入黔向分四岸转运一由”，可知此时文天骏已在四川。
丁宝桢如此欣赏文天骏，为其诗集作序，殊为可信。黄万机先生《贵州汉文学发展史》在论述文天骏诗歌时说：“丁宝桢为其《西行草》作序，称其诗‘无吟弄风月之辞，有上下古今之识’，是‘志之远大者，其诗深以长’。……他为维护盐政改革的成果和丁宝桢的清名，在某些官绅的诬陷压制下，以身殉职，未得尽展其才。”4虽然黄先生仅引用数句，但可看出他亦以为此序为丁宝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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