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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升伯（1896—1985）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工商业界颇有声望，为我国早期纺织实业家、教育家，新中国纺织机械制造业之父。
李升伯一生始终不渝地怀有一个梦想：渴望发展我国纺织工业，由纺织业起步，不仅使我国成为一个棉纺大国，而且成为服装时尚的出口大国，继巴黎、米兰之后，将上海做成世界三大时尚中心之一。为实现此理想，李升伯身体力行，鞠躬尽瘁。
投身实业，在南通大力拓展纺织事业
李升伯1896年出生于浙江上虞，1922年留学美国，在宾夕法尼亚纺织学院攻读纺织工程。此后，他先后到美、欧、日六国考察纺织工业，探索实业强国之途。他研究发现，欧美发展之初多由纺织工业起家，便提出培养人才、改良棉种、改进管理和自制纺织机械4项发展我国纺织事业的基础工程。
20世纪20年代初，南通大生纱厂陷于危机。李升伯受大生纱厂张謇邀请，到南通考察了纺织业，并与张謇谈起中国纺织业的发展前途，提出解决市场经营、纱厂管理及发展的想法，此想法与张謇的不谋而合。由此，张謇聘请李升伯担任大生纱厂总经理。到任后，他凭借与钱庄的渊源，聘请了纺织管理人才，废除工头制，建立棉花基地，聚集了一大批纺织专才，创立了我国第一家棉产改进研究所。同时，他增加产品种类，提高棉布质量，并筹措资金，收回大生副厂，建立了发电厂，扩大了经营规模，生产成本逐步降低。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不仅挽救了大生纱厂，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张謇在南通兴办的各项事业。
李升伯特别注意搜罗人才，集聚智慧。当时，陈维稷刚好从英法学成归国，在南通学院纺织科染化系任主任、教务兼教授，讲授工业化学、染色学等课程。李升伯与陈教授一见如故，两人对于我国纺织业的开拓与发展的见解竟然不谋而合。
抗战时期，制定战后纺织工业恢复规划
抗战初期，李升伯在上海的租界创办了诚孚纺织专科学校（今东华大学前身）。后来，他带领员工撤退到重庆，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办公地点，着手组织人员研究战后重建规划。
1939年春，陈维稷到安徽青阳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受中共的指派回到重庆，担任合作事业管理局特品供销处协理。
不久，李升伯和陈维稷在重庆重逢，两人都有百感交集之意。李升伯对陈维稷学非所用甚为不安，力劝陈维稷继续回到纺织界工作。不久，陈维稷重拾专业，担任了重庆民治毛纺织厂总工程师，并协同李升伯一起制定战后恢复全国纺织工业的规划。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李升伯出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副总经理、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有意在沪浙大展拳脚。他调集纺校师生，聘请纺织专家顺利接管日本在华各纺织印染厂，迅速恢复生产，并将战时拟定的复兴建设发展纺织工业的计划付诸实施。中纺公司聘请陈维稷先生出任上海的中国纺建公司第一印染厂厂长。李升伯到达上海后，中纺公司投入实际运作，公司即请陈维稷担任中国纺建公司的总工程师，协助实施在重庆时制定的规划。
重建恢复的第一要务是建立我国自己的纺织机械制造厂，李升伯等人多次带领专家到杭州拱宸桥踏勘，决定将柳州经纬纺机制造厂之设备直接运往拱宸桥工地安装，作为未来大型纺机制造厂的基础设备；并招募专家负责实地筹建。
拱宸桥，地处江南水乡，周边地区盛产棉花、稻米，交通便捷；靠近大都会上海，原料、购销、科技、市场信息均极为便利。土地物色洽购好后，李升伯即请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作了初步设计，规划设计未来工厂建筑之蓝图。他兴奋地说：“多年抗战，民生凋敝，百业待兴，不过，等到我们的纺织母机启动，将会生产大批价廉质优的纺机。届时，不仅可以解决大江南北大批工人就业，民生得以改善；而且苏北、江南，以至于华北、东北大平原，包括整个西南地区有大片棉田将为之受益。”
李升伯又道：“我看欧美诸国强盛之路，无不以发展棉纺业为始，今日之中国，经济虽弱，然发展纺业有‘投资少、筹资易’之称，且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能解决大批人员生计，此举乃我们国家创强盛之始也，且人人要穿衣，产品无忧销路。积累了足够资金，就可进而发展重工业及其他产业。我们的经纬纺机制造厂生产之廉价优良织机投入市场，势将产出更多棉布，制成轻柔之服饰，再在上海舞台展示给世人；我国步巴黎、米兰之后，成为全球三大服装中心的设想，指日可待！”
从拱宸桥回来之后，李升伯等人入住西湖湖畔之新新饭店。此时，李升伯推窗外望，只见湖中之小岛孤山历历在目，湖边荷莲斗艳；远眺，湖上之白公堤，云柳拥堤沙。水上游船荡漾，晚风拂过，送来阵阵荷香，令人心旷神怡，不由感叹道：“吾生平发愤，多年来奔波操劳，别无所求，仅四件大事，惟独一件，自制廉价优质之纺机乃吾心腹之忧。而今，完工之日，屈指可数。大功垂成，了却心头之愿，此生无求，别无他愿，足矣！”面对西湖美景，他禁不住触景生情，感慨人生，又叹道：“有道是‘五十而知天命’，吾已五十又一，功绩垂成，当全身而退。上海乃浮华之地，喧哗尘嚣，观西湖之静幽超脱，乃退身之阶也。已令小女佩芸在湖畔筑小屋数椽，聊以避风遮雨。西湖距吾乡之上虞白马湖，乘车只需个把时辰。垂暮之年，垂钓于白马湖畔，泛舟于西子湖上，此生无求！”
此后，他一边调集人力、资金筹建拱宸桥的经纬纺机制造厂，一边在湖畔筹措建造一所小楼（北山路97号），委托龚文千设计图纸、营造等，欲以此小楼作为退隐之所。经纬纺机制造厂开始紧锣密鼓筹建之时，李升伯经常到杭督察业务，虽房子尚未完工，仍不忘前往工地察看。他一向仰慕西湖山水，念念不忘隐退后，能在杭州颐养天年。
解放在即，愿在新中国实现“纺织梦”
1948年6月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经济上危机重重，已出现了全面崩溃的前兆。此时，经纬纺机制造公司在美国、瑞士订购的大批纺织母机设备已准备就绪，整装待发。这批机器也是战后美国军火工业转为民用后的首批精良重型机械装备。此时，陈维稷拜访了李升伯，谈及解放以后国家纺织业发展的前景。他说：“政权更换，然民生国计，百姓需要吃饭、穿衣乃生存必不可少之举，希望李先生以及那批纺织母机能够留在大陆。”他又说，“全国解放以后，如果有了这批纺织母机，不仅对亿万同胞的生计发生重大作用，而且，还能够重拾当年在重庆规划之纺织梦。”他力劝李升伯将这批母机运回祖国大陆。又说，此举必将实现李升伯一生渴望实现的“纺织梦”。 1949年春，上海面临解放之际，李升伯在上海寓所（茂名南路163弄1号）里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是诚孚纺校的一位学生，名陈正诗。陈正诗是中共党员，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前来会见李升伯。他向李分析形势说：“由于时局的变化，‘中纺’员工及诚孚纺校的同学们恳请先生能够留在上海，继续开展公司工作，并开展战后的纺织事业复兴工作。希望升伯先生能够运用您的影响力，保护好‘中纺’的工厂设备，迎接解放。”
李升伯认真听着，思索了一下，说出自己的想法：“我明白你的意思，国民党大势已去，下一个步骤工作就是保护好‘中纺’设备，迎接上海解放。此举当然重要，因为‘中纺’的那些设备与资产对于今后的国计民生会有直接影响。”他停了一下，继续说，“不过，现在‘中纺’各厂的纺织机器数量有限，且大多是日人留下的，难于满足战后和平建设时期的大规模发展需要。经纬纺机制造厂的同人以及诚孚纺校的师生都清楚，多年来我辛苦筹划多年的纺织母机设备（制造纺织机的成套设备）已在美国订购，这些机器能够制造出大批纺织业急需的成套新型纺织机。如能将此套母机运回国内，国内纺织厂将更换新机，不仅老百姓的穿衣问题无须忧虑，而且，对于战后国家的经济复苏，以及今后民族纺织业的开拓世界市场均颇多助益。我在杭州洽购了土地，厂房建造近期已经完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此成套机械设备在美国整装待发。只是时局演变，时势难料，听说美国议院有动议，即将对华实行‘经济封锁’。一旦此项议案通过，那套重型机械设备就可能被华府扣留冻结，前景难以预测……近日，我已急电在纽约的两位代表，请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无论如何必须赶在两周之内，将这批母机送上轮船，装运回国。”
他看着陈正诗说道：“你知道，这批母机如被华府冻结，那么，不仅我为之奋斗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而且，今后国家的纺织事业也会倒退多年。因此，我必须要马上赶往香港，指挥他们抢运母机回国……至于这里的情形，有这么多同事的努力，加上你的四处联系，工作一定能做得更好。”陈正诗连连赞许。
不久，李升伯即赴香港。此时获悉美国议会正在讨论议案，即将对华实行贸易禁运的消息，他急电驻美代表，不惜一切代价，排除一切困难，赶在禁运前将在美国、瑞士订购的纺织机械制造母机抢运到香港和菲律宾。
这些机器运抵香港后，除寄放在公共仓库外，为防不测，他将一部分当时最尖端的巨型母机存放在永生、开源厂的厂房内。母机虽运到香港，但西方国家对华实行贸易禁运，仍不能运回国内。李升伯只得以自己的两家厂——永生、开源厂为抵押，向银行购买这批巨型纺织母机设备。
海外赤子，心系祖国纺织业
20世纪50年代初，纺织工业部派代表至香港与李升伯商洽这批母机，希望能运回内地，由国家将经纬纺织机械厂建成，完成他的毕生夙愿，并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纺织工业奠基。李升伯听后，一口同意，将价值连城之成套制造纺织母机设备全部无偿交给国家。
那批纺织母机终于被装运送达上海，杭州经纬纺机制造厂接到提货单后，龚文千等人到上海提货，以便运回杭州安装。
根据当时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考虑，这批成套纺织母机放在沿海地区不安全，决定将它运至山西榆次，装备新中国的第一家大规模纺织机器厂——山西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使它成为发展建国以后纺织工业的有力基础（拱宸桥的经纬纺织机械厂上世纪50年代后更名为“浙江麻纺织厂”）。
不久，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委派纺工部的孙友余到港，会见了李升伯。孙感激地说：“李先生为新中国的纺织事业立了大功，政府非常感激李先生的所作所为，不知道我们能为先生做点什么？”
李升伯谦逊地说：“我现在衣食无忧，不需什么帮助。”
孙友余又说：“希望李先生能回到国内工作，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蓄势待发，正需要像李先生这样的建设人才回来施展抱负。您如果回国工作的话，一定会有所作为的，回来后您的地位决不会低于原来的位置。”
李升伯想了想，说道：“现在香港正在开始发展工商业，纺织业刚起步，我的两家厂——永生、开源厂还在筹措之中，百事纷杂，恐怕一时抽不出身来。等到这里的事务告一段落后，我一定会回来的。”他思索了一下，接着说，“不过，我有个女儿在内地工作，务请政府多多关照！”
当时李升伯的大女儿李佩贞夫妇及两个儿子还在国外读书，二女儿夫妻跟李升伯住在香港，内地只有三女儿李佩芸一家，孙友余一口应承。
1952年，他的女儿李佩芸到港探亲，临别时，似有恋恋不舍之情，李升伯一再说：“你回杭州安心工作好了，这里不用牵挂，我已经拜托过我的一位老朋友来照顾你们全家，他是共产党员，在北京很有影响力，不会亏待你们的，你只要能常常回来看看我就行了。”
其实，李升伯为了抢救、购买及存放这批大型纺织母机设备，已欠下了巨额债务。上世纪50年代，由于此笔过于巨大的债务难以偿还，他的永生厂与开源厂深受拖累，资金链断裂，先后被迫停产倒闭。由此，李升伯携眷移居美国，他在美国特拉华大学教书，作为一名助教，逐年用自己的有限薪水，归还为购那批纺织母机所欠下的巨额债务，自己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此时，李升伯两个正在美国大学读书的儿子也是依靠自己勤工俭学完成学业的。此笔巨额债务直至20多年后的1972年才算最后厘清，李升伯时年已76岁高龄。而他所运回国的纺织机械设备装备了山西榆次经纬纺织机器厂，形成了每年制造纺织机100万锭的能力，为新中国创造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纺织工业，为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支柱产业，这批纺织母机对我国上世纪50—70年代的纺织机器制造与纺织工业及国计民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退休回国，为中国纺织业的强大出谋献策
1978年，已82岁的李升伯先生退休后居住在美国加州的一所公寓，虽然年事已高，仍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变化。当他从电视上获悉“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消息，立即感受到祖国即将要进入全面的现代化经济建设进程了。 有一次，他在电视中看到中新社的一则新闻，谈及上世纪50年代初他将经纬纺机厂机器抢救回国的事情，以及那批机器后来对国家纺织业作出的贡献，令他大感意外。
他没有想到，事隔多年，政府仍记得他当年的所作所为，他也仿佛感受到，这则新闻报导的背后，或许有许多人对他的召唤。此时，他不由得老泪纵横，当即写信给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陈维稷，一方面对政府不忘旧情表示感激；另一方面谈及自己因年老体弱，想念家乡与内地的女儿，渴望回国定居，并说，后悔当初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回国工作。
陈维稷接到信后，立即通过中侨联回信，欢迎李升伯回国参观或定居。陈维稷（1902—1984），1902年10月15日生于安徽省青阳县；1925年—1928年在英国利兹大学学习，后去德国实习；1930年回国后历任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工专教授，南通学院教授、教务长，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纺织系主任。曾任重庆民治纺织厂工程师、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印染厂厂长、总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主持出版《天下日报》和秘密刊物《起来》。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过中共的地方组织建设工作和中共领导的民主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1949年起至1982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20世纪50年代他主持全国纺织厂开展节约用棉运动，解决了当时国家纺织厂合理使用原料的问题。他曾领导国产棉纺织印染成套设备的研制工作和静电纺纱等重大科研项目并取得显著的成果。
在中央统战部、中侨联的安排下，1979年李升伯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上海。
回国后，李升伯应中央政府纺织工业部、上海市政府邀请，担任上海市纺织局技术顾问。他一方面为看到祖国纺织工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当年抢救回国的纺织母机仍在正常运转而兴奋不已；另一方面，又为国内大量纺织机械设备陈旧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产品原始、档次低、质量差、附加值低与工业化发展进程极不相适应而担忧。他向纺织工业部上书，提出发展我国纺织工业的策略。可以说，他的这些建言全部获得中央有关部门的采纳。
这些年来，在担任纺织局顾问期间，李升伯先生尽职尽力，仔细研究分析了近代以来各国工业化发展规律，探讨纺织工业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由于中国当前工业化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所以，纺织工业在今后较长时期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内地人口众多，需要纺织工业这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他除了工作、开会外，还到各纺织企业、大学视察和讲学。同时，他撰文倡议国家今后应将发展服装工业作为纺织业的主攻方向，提出要引进最新服装制作设备、技术。他还不断上书纺织工业部，建言在全国高等院校设立服装专业等议题，全部得到政府高层重视与采纳。
在他的努力下，1982年杭州浙江丝绸工学院率先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服装专业，之后服装系科在全国大专院校中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他为提高纺织品的附加值作出了贡献。
李升伯多次向有关部门及亲友谈起，自己从年青时就有移居西湖之想，并渴望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上虞驿亭看看。但是，鉴于当时“文革”动乱结束不久，国家百业待兴，加上他事务繁忙，老弱多病，未能成行，终成憾事。1985年11月10日，李升伯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享年89岁。当时，中新社、《中国纺织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香港《大公报》等媒体都作了报导。
李升伯一生始终不渝地怀有一个梦想：渴望发展我国纺织工业，由纺织业起步，不仅使我国成为一个棉纺大国，而且成为服装时尚的出口大国，继巴黎、米兰之后，将上海做成世界三大时尚中心之一。为实现此理想，李升伯身体力行，鞠躬尽瘁。
投身实业，在南通大力拓展纺织事业
李升伯1896年出生于浙江上虞，1922年留学美国，在宾夕法尼亚纺织学院攻读纺织工程。此后，他先后到美、欧、日六国考察纺织工业，探索实业强国之途。他研究发现，欧美发展之初多由纺织工业起家，便提出培养人才、改良棉种、改进管理和自制纺织机械4项发展我国纺织事业的基础工程。
20世纪20年代初，南通大生纱厂陷于危机。李升伯受大生纱厂张謇邀请，到南通考察了纺织业，并与张謇谈起中国纺织业的发展前途，提出解决市场经营、纱厂管理及发展的想法，此想法与张謇的不谋而合。由此，张謇聘请李升伯担任大生纱厂总经理。到任后，他凭借与钱庄的渊源，聘请了纺织管理人才，废除工头制，建立棉花基地，聚集了一大批纺织专才，创立了我国第一家棉产改进研究所。同时，他增加产品种类，提高棉布质量，并筹措资金，收回大生副厂，建立了发电厂，扩大了经营规模，生产成本逐步降低。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不仅挽救了大生纱厂，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张謇在南通兴办的各项事业。
李升伯特别注意搜罗人才，集聚智慧。当时，陈维稷刚好从英法学成归国，在南通学院纺织科染化系任主任、教务兼教授，讲授工业化学、染色学等课程。李升伯与陈教授一见如故，两人对于我国纺织业的开拓与发展的见解竟然不谋而合。
抗战时期，制定战后纺织工业恢复规划
抗战初期，李升伯在上海的租界创办了诚孚纺织专科学校（今东华大学前身）。后来，他带领员工撤退到重庆，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办公地点，着手组织人员研究战后重建规划。
1939年春，陈维稷到安徽青阳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受中共的指派回到重庆，担任合作事业管理局特品供销处协理。
不久，李升伯和陈维稷在重庆重逢，两人都有百感交集之意。李升伯对陈维稷学非所用甚为不安，力劝陈维稷继续回到纺织界工作。不久，陈维稷重拾专业，担任了重庆民治毛纺织厂总工程师，并协同李升伯一起制定战后恢复全国纺织工业的规划。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李升伯出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副总经理、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有意在沪浙大展拳脚。他调集纺校师生，聘请纺织专家顺利接管日本在华各纺织印染厂，迅速恢复生产，并将战时拟定的复兴建设发展纺织工业的计划付诸实施。中纺公司聘请陈维稷先生出任上海的中国纺建公司第一印染厂厂长。李升伯到达上海后，中纺公司投入实际运作，公司即请陈维稷担任中国纺建公司的总工程师，协助实施在重庆时制定的规划。
重建恢复的第一要务是建立我国自己的纺织机械制造厂，李升伯等人多次带领专家到杭州拱宸桥踏勘，决定将柳州经纬纺机制造厂之设备直接运往拱宸桥工地安装，作为未来大型纺机制造厂的基础设备；并招募专家负责实地筹建。
拱宸桥，地处江南水乡，周边地区盛产棉花、稻米，交通便捷；靠近大都会上海，原料、购销、科技、市场信息均极为便利。土地物色洽购好后，李升伯即请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作了初步设计，规划设计未来工厂建筑之蓝图。他兴奋地说：“多年抗战，民生凋敝，百业待兴，不过，等到我们的纺织母机启动，将会生产大批价廉质优的纺机。届时，不仅可以解决大江南北大批工人就业，民生得以改善；而且苏北、江南，以至于华北、东北大平原，包括整个西南地区有大片棉田将为之受益。”
李升伯又道：“我看欧美诸国强盛之路，无不以发展棉纺业为始，今日之中国，经济虽弱，然发展纺业有‘投资少、筹资易’之称，且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能解决大批人员生计，此举乃我们国家创强盛之始也，且人人要穿衣，产品无忧销路。积累了足够资金，就可进而发展重工业及其他产业。我们的经纬纺机制造厂生产之廉价优良织机投入市场，势将产出更多棉布，制成轻柔之服饰，再在上海舞台展示给世人；我国步巴黎、米兰之后，成为全球三大服装中心的设想，指日可待！”
从拱宸桥回来之后，李升伯等人入住西湖湖畔之新新饭店。此时，李升伯推窗外望，只见湖中之小岛孤山历历在目，湖边荷莲斗艳；远眺，湖上之白公堤，云柳拥堤沙。水上游船荡漾，晚风拂过，送来阵阵荷香，令人心旷神怡，不由感叹道：“吾生平发愤，多年来奔波操劳，别无所求，仅四件大事，惟独一件，自制廉价优质之纺机乃吾心腹之忧。而今，完工之日，屈指可数。大功垂成，了却心头之愿，此生无求，别无他愿，足矣！”面对西湖美景，他禁不住触景生情，感慨人生，又叹道：“有道是‘五十而知天命’，吾已五十又一，功绩垂成，当全身而退。上海乃浮华之地，喧哗尘嚣，观西湖之静幽超脱，乃退身之阶也。已令小女佩芸在湖畔筑小屋数椽，聊以避风遮雨。西湖距吾乡之上虞白马湖，乘车只需个把时辰。垂暮之年，垂钓于白马湖畔，泛舟于西子湖上，此生无求！”
此后，他一边调集人力、资金筹建拱宸桥的经纬纺机制造厂，一边在湖畔筹措建造一所小楼（北山路97号），委托龚文千设计图纸、营造等，欲以此小楼作为退隐之所。经纬纺机制造厂开始紧锣密鼓筹建之时，李升伯经常到杭督察业务，虽房子尚未完工，仍不忘前往工地察看。他一向仰慕西湖山水，念念不忘隐退后，能在杭州颐养天年。
解放在即，愿在新中国实现“纺织梦”
1948年6月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经济上危机重重，已出现了全面崩溃的前兆。此时，经纬纺机制造公司在美国、瑞士订购的大批纺织母机设备已准备就绪，整装待发。这批机器也是战后美国军火工业转为民用后的首批精良重型机械装备。此时，陈维稷拜访了李升伯，谈及解放以后国家纺织业发展的前景。他说：“政权更换，然民生国计，百姓需要吃饭、穿衣乃生存必不可少之举，希望李先生以及那批纺织母机能够留在大陆。”他又说，“全国解放以后，如果有了这批纺织母机，不仅对亿万同胞的生计发生重大作用，而且，还能够重拾当年在重庆规划之纺织梦。”他力劝李升伯将这批母机运回祖国大陆。又说，此举必将实现李升伯一生渴望实现的“纺织梦”。 1949年春，上海面临解放之际，李升伯在上海寓所（茂名南路163弄1号）里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是诚孚纺校的一位学生，名陈正诗。陈正诗是中共党员，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前来会见李升伯。他向李分析形势说：“由于时局的变化，‘中纺’员工及诚孚纺校的同学们恳请先生能够留在上海，继续开展公司工作，并开展战后的纺织事业复兴工作。希望升伯先生能够运用您的影响力，保护好‘中纺’的工厂设备，迎接解放。”
李升伯认真听着，思索了一下，说出自己的想法：“我明白你的意思，国民党大势已去，下一个步骤工作就是保护好‘中纺’设备，迎接上海解放。此举当然重要，因为‘中纺’的那些设备与资产对于今后的国计民生会有直接影响。”他停了一下，继续说，“不过，现在‘中纺’各厂的纺织机器数量有限，且大多是日人留下的，难于满足战后和平建设时期的大规模发展需要。经纬纺机制造厂的同人以及诚孚纺校的师生都清楚，多年来我辛苦筹划多年的纺织母机设备（制造纺织机的成套设备）已在美国订购，这些机器能够制造出大批纺织业急需的成套新型纺织机。如能将此套母机运回国内，国内纺织厂将更换新机，不仅老百姓的穿衣问题无须忧虑，而且，对于战后国家的经济复苏，以及今后民族纺织业的开拓世界市场均颇多助益。我在杭州洽购了土地，厂房建造近期已经完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此成套机械设备在美国整装待发。只是时局演变，时势难料，听说美国议院有动议，即将对华实行‘经济封锁’。一旦此项议案通过，那套重型机械设备就可能被华府扣留冻结，前景难以预测……近日，我已急电在纽约的两位代表，请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无论如何必须赶在两周之内，将这批母机送上轮船，装运回国。”
他看着陈正诗说道：“你知道，这批母机如被华府冻结，那么，不仅我为之奋斗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而且，今后国家的纺织事业也会倒退多年。因此，我必须要马上赶往香港，指挥他们抢运母机回国……至于这里的情形，有这么多同事的努力，加上你的四处联系，工作一定能做得更好。”陈正诗连连赞许。
不久，李升伯即赴香港。此时获悉美国议会正在讨论议案，即将对华实行贸易禁运的消息，他急电驻美代表，不惜一切代价，排除一切困难，赶在禁运前将在美国、瑞士订购的纺织机械制造母机抢运到香港和菲律宾。
这些机器运抵香港后，除寄放在公共仓库外，为防不测，他将一部分当时最尖端的巨型母机存放在永生、开源厂的厂房内。母机虽运到香港，但西方国家对华实行贸易禁运，仍不能运回国内。李升伯只得以自己的两家厂——永生、开源厂为抵押，向银行购买这批巨型纺织母机设备。
海外赤子，心系祖国纺织业
20世纪50年代初，纺织工业部派代表至香港与李升伯商洽这批母机，希望能运回内地，由国家将经纬纺织机械厂建成，完成他的毕生夙愿，并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纺织工业奠基。李升伯听后，一口同意，将价值连城之成套制造纺织母机设备全部无偿交给国家。
那批纺织母机终于被装运送达上海，杭州经纬纺机制造厂接到提货单后，龚文千等人到上海提货，以便运回杭州安装。
根据当时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考虑，这批成套纺织母机放在沿海地区不安全，决定将它运至山西榆次，装备新中国的第一家大规模纺织机器厂——山西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使它成为发展建国以后纺织工业的有力基础（拱宸桥的经纬纺织机械厂上世纪50年代后更名为“浙江麻纺织厂”）。
不久，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委派纺工部的孙友余到港，会见了李升伯。孙感激地说：“李先生为新中国的纺织事业立了大功，政府非常感激李先生的所作所为，不知道我们能为先生做点什么？”
李升伯谦逊地说：“我现在衣食无忧，不需什么帮助。”
孙友余又说：“希望李先生能回到国内工作，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蓄势待发，正需要像李先生这样的建设人才回来施展抱负。您如果回国工作的话，一定会有所作为的，回来后您的地位决不会低于原来的位置。”
李升伯想了想，说道：“现在香港正在开始发展工商业，纺织业刚起步，我的两家厂——永生、开源厂还在筹措之中，百事纷杂，恐怕一时抽不出身来。等到这里的事务告一段落后，我一定会回来的。”他思索了一下，接着说，“不过，我有个女儿在内地工作，务请政府多多关照！”
当时李升伯的大女儿李佩贞夫妇及两个儿子还在国外读书，二女儿夫妻跟李升伯住在香港，内地只有三女儿李佩芸一家，孙友余一口应承。
1952年，他的女儿李佩芸到港探亲，临别时，似有恋恋不舍之情，李升伯一再说：“你回杭州安心工作好了，这里不用牵挂，我已经拜托过我的一位老朋友来照顾你们全家，他是共产党员，在北京很有影响力，不会亏待你们的，你只要能常常回来看看我就行了。”
其实，李升伯为了抢救、购买及存放这批大型纺织母机设备，已欠下了巨额债务。上世纪50年代，由于此笔过于巨大的债务难以偿还，他的永生厂与开源厂深受拖累，资金链断裂，先后被迫停产倒闭。由此，李升伯携眷移居美国，他在美国特拉华大学教书，作为一名助教，逐年用自己的有限薪水，归还为购那批纺织母机所欠下的巨额债务，自己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此时，李升伯两个正在美国大学读书的儿子也是依靠自己勤工俭学完成学业的。此笔巨额债务直至20多年后的1972年才算最后厘清，李升伯时年已76岁高龄。而他所运回国的纺织机械设备装备了山西榆次经纬纺织机器厂，形成了每年制造纺织机100万锭的能力，为新中国创造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纺织工业，为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支柱产业，这批纺织母机对我国上世纪50—70年代的纺织机器制造与纺织工业及国计民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退休回国，为中国纺织业的强大出谋献策
1978年，已82岁的李升伯先生退休后居住在美国加州的一所公寓，虽然年事已高，仍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变化。当他从电视上获悉“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消息，立即感受到祖国即将要进入全面的现代化经济建设进程了。 有一次，他在电视中看到中新社的一则新闻，谈及上世纪50年代初他将经纬纺机厂机器抢救回国的事情，以及那批机器后来对国家纺织业作出的贡献，令他大感意外。
他没有想到，事隔多年，政府仍记得他当年的所作所为，他也仿佛感受到，这则新闻报导的背后，或许有许多人对他的召唤。此时，他不由得老泪纵横，当即写信给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陈维稷，一方面对政府不忘旧情表示感激；另一方面谈及自己因年老体弱，想念家乡与内地的女儿，渴望回国定居，并说，后悔当初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回国工作。
陈维稷接到信后，立即通过中侨联回信，欢迎李升伯回国参观或定居。陈维稷（1902—1984），1902年10月15日生于安徽省青阳县；1925年—1928年在英国利兹大学学习，后去德国实习；1930年回国后历任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工专教授，南通学院教授、教务长，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纺织系主任。曾任重庆民治纺织厂工程师、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印染厂厂长、总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主持出版《天下日报》和秘密刊物《起来》。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过中共的地方组织建设工作和中共领导的民主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1949年起至1982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20世纪50年代他主持全国纺织厂开展节约用棉运动，解决了当时国家纺织厂合理使用原料的问题。他曾领导国产棉纺织印染成套设备的研制工作和静电纺纱等重大科研项目并取得显著的成果。
在中央统战部、中侨联的安排下，1979年李升伯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上海。
回国后，李升伯应中央政府纺织工业部、上海市政府邀请，担任上海市纺织局技术顾问。他一方面为看到祖国纺织工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当年抢救回国的纺织母机仍在正常运转而兴奋不已；另一方面，又为国内大量纺织机械设备陈旧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产品原始、档次低、质量差、附加值低与工业化发展进程极不相适应而担忧。他向纺织工业部上书，提出发展我国纺织工业的策略。可以说，他的这些建言全部获得中央有关部门的采纳。
这些年来，在担任纺织局顾问期间，李升伯先生尽职尽力，仔细研究分析了近代以来各国工业化发展规律，探讨纺织工业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由于中国当前工业化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所以，纺织工业在今后较长时期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内地人口众多，需要纺织工业这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他除了工作、开会外，还到各纺织企业、大学视察和讲学。同时，他撰文倡议国家今后应将发展服装工业作为纺织业的主攻方向，提出要引进最新服装制作设备、技术。他还不断上书纺织工业部，建言在全国高等院校设立服装专业等议题，全部得到政府高层重视与采纳。
在他的努力下，1982年杭州浙江丝绸工学院率先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服装专业，之后服装系科在全国大专院校中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他为提高纺织品的附加值作出了贡献。
李升伯多次向有关部门及亲友谈起，自己从年青时就有移居西湖之想，并渴望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上虞驿亭看看。但是，鉴于当时“文革”动乱结束不久，国家百业待兴，加上他事务繁忙，老弱多病，未能成行，终成憾事。1985年11月10日，李升伯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享年89岁。当时，中新社、《中国纺织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香港《大公报》等媒体都作了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