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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文学科百年发展的轨迹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既有社会变迁对语文教学提出的与时俱进的要求，也有语文学科自身演变深化的探索。其发展脉络大致为：从强调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到追求人文性，再到对人的核心素养的关切。语文学科从知识本位回到育人本位，充分体现出语文这一基础性学科在学生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语文学科，工具性，人文性，核心素养
在语文独立设科之前，广义的语文曾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主体部分，涵盖了文史哲所有的人文性学科。几千年的“文史哲不分家”传统，既为现代语文学科积蓄了丰厚的人文精粹与思想底蕴，也对语文学科的立科与发展造成了某种干扰，以至于不少学者与教师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什么是“语文”。
在于漪老师看来，语文教育的历史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百年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另一条是千年语文教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这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语文教学研究与实践的基础。
顾之川先生则按照时间顺序和关键节点，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文学科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期（1949—1977年）、改革期（1978—2011年）、復兴期（2012—2019年）。初创时期，语文学习成为全党政治任务，工具论成为指导思想;改革开放后，语文教学改革蓬勃发展，各种思潮碰撞融合，直至产生“新课程标准（2011年版）”;党的十八大提出“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之后，语文教学再次开启改革之旅，围绕核心素养展开学科建设。
回眸百年语文学科发展之路，梳理分析语文学科发展的内外双轮驱动，探究语文学科的本质与方向，对我们开启新的学科教育有着重要意义。
一、外向驱动：社会发展对语文学科的要求与影响
作为母语教学，语文学科的诞生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诉求。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并颁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发起的崭新的学制和独立分设学科的教学体制，后称之为“癸卯学制”。在这场重大的教育体制改革中，语文学科成为最大的难题，因为其他学科都可以照搬西方学科，唯有语文不行，从语文学科的名称“国文”便可以看出它没办法照抄外来经验。
“五四”之后，新思想的大量涌入与白话文创作的推广，让国文教材的编写抛弃了以文言经典为主体的方式，一批优秀作家投入国文教材的编写与教学之中，其中代表人物有叶圣陶、夏丏尊等。国文教材中的新文体作品带来两个重要影响：新思想的推广与白话文的普及，这正契合“西学东渐”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时代需要。新的思想需要有新的文字来表达，在那个剧烈转型的社会中，早期的语文教育先驱们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进行了伟大的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学再次发生重大转变，不再是面向小众实施的精英教育，而是大力推广面向大众的平民教育。语文学科需要承担尽快扫除文盲、普及识字、基础文化教学的重要使命。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语文工具论”登上历史舞台。
在此之前，语文训练虽然也是为学者所强调，但是，“语文工具论”进一步彰显了语言作为工具的价值与意义。叶圣陶先生在《认真学语文》中写道：“语言是一种工具，工具是用来达到某个目的的，工具不是目的。”“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这场语文教学变革浪潮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党中央亲自引领了这场变革。1951年2月1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同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3年5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工作，要求教育部重视语文教材的编写。
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快速地普及基础教育，更大力度地进行民智启蒙。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80%的人口是文盲。1950年，首届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确定工农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开展识字运动，逐步减少文盲。1957年，“脱盲”人口达1亿多人;“十年动乱”结束时中国的识字率已经上升至60%左右;2019年识字率达到96%。这个伟大的历史成就，主要归功于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其中也有“语文工具论”的影响。
在完成文化普及之后，过于强调语文工具性与实用主义而忽视语文的人文价值与人本精神，成为语文教学的主要弊端。其中既有语言工具训练效率不高的原因，也有改革开放后新思潮泛滥，人们的精神生活提出更为丰富的需求的缘故。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语文的“人文价值论”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于漪发表了《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一文，提出要将人文性纳入语文学科中。她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精神世界，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而语文学习是达到此目的的恰当途径。
“人文性”提出的本质是：当“工具论”推动的文化普及完成了历史使命后，人们的精神需求成为关注的重点，这是因为经济大发展之后，物质匮乏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精神需求取而代之成为社会需求的重心。工业化时代所追求的知识普及与技能训练，已经无法适应更为丰富多元的社会需求。
在语文课堂上，语文教学实践百花齐放，新的教学模式不断涌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的注重语言文字知识的训练被逐渐淡化，讨论、朗读、表演等活动逐渐增多，曾一度走向另一极端：过于强调语文课堂活动的丰富性，导致热热闹闹的课堂成为主流，语文知识与能力的必要训练被淡化。经过不断碰撞与融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辩证地将“工具性”与“人文性”这两个语文基本属性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如今人们对语文学科的基础性共识。
进入21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迈入核心素养的新时代。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同时积极倡导“四个自信”，其中的“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时代口号相呼应。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系统布局、影响深远的教育规划，这是中国教育战略转折的关键节点，教育的发展再次在政治层面上与国家整体发展脉动相契合。 2014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2016年9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正式发布，具体分为三大方面、六大素养和十八个基本要点。
中国教育提出核心素养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与世界开始全面接轨，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迎接更汹涌的变革;信息化、智能化的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经济正从世界产业链的中下游，努力向上游挺进。基于中国基础教育面临的时代命题是：如何培养具有核心素养的创新型人才，因为只有培养出更多的创新型人才，才能带领中国向世界更高层次挺进。
在这个背景下，语文学科开始第三次重大转型，即从“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笼统性追求，转向对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追求。这种转向，是对语文学科本质的一次升华理解和内涵具化，也是时代发展对语文学科提出的新命题。2018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正式发布，将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提炼为：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这样的表述无疑是在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基础上更具体的目标描述，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
纵观语文学科百年歷史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社会发展对语文教育的深刻影响。从农业时代末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语文立科，到快速工业化时代的“语文工具论”，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人文追求”，最后到信息化时代的“核心素养”，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人们对于语文学科有着不同的需求。虽然各个时期的语文教育存在不少遗憾，引发过诸多的学术争议，但语文学科也算是合格地完成了历史交予的使命，为中国一百多年的变迁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内向驱动：对语文学科本质认知的探索与深化
社会发展与时代诉求是推动语文学科教学理念变迁的外因，语文学科内部的自身探索和本质追问可谓变迁的内因。
在中国古代，由于文史哲不分家，使得语文一直以“大语文”的形态呈现，但其内部依然有显著的区别，主要包括“文字”“文学”“文化”三个组成部分。“癸卯学制”语文立科之后，时名为“国文”的语文学科在“语言（文字）”和“文学”之间、在新旧文化之间努力寻找一种平衡。同时，受实用主义和文字革命的影响，当时的国文教育也注重实际应用。
“语言”（文字）与“文学”之争，在新中国成立后见了分晓。前文所提及的“一社论两连载”将“语文工具论”推向巅峰。除外在的时代需求之外，也有语文学科内在的合理诉求。作为新兴学科，语文的学科特性到底是什么，这是无数语文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共同疑惑。
在此期间，现代语言学和现代汉语语法对语文学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最重要的原因是新生的现代白话文，需要制定规范化的标准和完成西方化的思维建构，这是汉语的一次凤凰涅槃般的进化。于是，语文学科在建立之初，就有一种强大的本能：寻找自身语言系统的确立与推广普及的路径和方式。因此，以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为代表的语文教育家把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引入语文学科教育中，确立了语言教学的主导地位，并首次大规模、成体系、有序列地构建了语文教育的知识系统。
20世纪60年代，“语言—知识”的结构被称为“双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建立在语言本位上的语文教学自然侧重于知识讲授与技能训练，其要旨是：掌握汉语言文字这套工具，并运用这种工具学习文化知识;要掌握这套工具，就必须掌握汉语言文字相关知识，并积极从事听、说、读、写等技能训练。这样的理念至今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语文教学。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语言本位的语文教学暴露出僵化、低效的缺陷。“工具论”三老之一的吕叔湘指出语文教学存在着“少慢差费”的现象。这样的质疑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成为共识，而关于问题产生的原因却是众说纷纭。扬州大学的邵克金和徐林祥在分析结构语言学对中国的语文教学影响时指出，结构主义语言观的静态之弊和对母语教育的规律与特点认识不足，是语言本位的语文教学弊病的根源。
邵克金和徐林祥的看法具有穿透力。立论于现代语言学的语文教育，既得益于语言学的科学性与方法论，也囿于语言学的缺陷。急于挣脱语言学桎梏的语文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淡化语法教学，并呼唤文化意识的回归。
于漪老师在《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一文中首次提出“人文性”的概念，在她看来，语言是工具，语文学科的本质应该重新确定，她认为“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的工具训练和人文教育的综合”。
文化意识的回归与加强，使得语文教学摆脱了枯燥的语言技能的训练，课堂开始变得生动多彩。但“人文性”的外延过于宽泛，一方面使得语文课堂开始承载越来越多的内容，成为教师挥洒个性魅力的“秀场”;另一方面，原先重视的语言训练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弱化，以致出现“高表演、低获得”的现象。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意义和价值已经在时代的选择中充分展现，但其自身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其本质就是将语文的教育目标指向于外在，而非聚焦于人的内在成长。虽然掌握语言工具和人文熏陶本身也是促进人成长的重要手段，但这些只是基于外在事物的需求投射在人身上而已，没有构建起人成长的内在需求，所有外在的教育需求都必然导致教育目标的片面性与碎片化。
因此，“核心素养”观相比于以往的教育目标，最大的进步之处在于系统地构建出人的能力模型。不同国家由于自身的国情与对教育的理解不同，所构建的核心素养模型也不尽相同。但兼顾学生自身发展和社会需求是共同的理念，主张在日益繁多的“素养目标”之中，不盲目追求“全面素养”，而是抓住关键，培养核心素养。
从“核心素养”到“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语文学科育人的目标更加清晰，“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说法更为具体化。
对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理解，特级教师黄厚江认为，四个学科核心素养之间是以“语言建构与运用”为基础的“相融共生的关系”。他说，“语言建构与运用”为“思维发展与提升”提供载体和平台，“思维发展与提升”使“语言建构与运用”更加理性与丰富;“语言建构与运用”为“审美鉴赏与创造”提供凭借，“审美鉴赏与创造”使“语言建构与运用”更有品位与魅力;“语言建构与运用”为“文化传承与理解”提供依托，“文化传承与理解”使“语言建构与运用”更有厚度与广度。黄厚江的看法代表了从“工具性”与“人文性”时代走过来的语文教学精英的普遍认知：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不过是对“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具体阐述。但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依然呈现出从语文视角对“人”的思考与理解，即掌握语言运用、提升思维品质、培养审美能力和传承理解文化是培养人的四条主要路径，这四条路径的选择既来源于外在社会发展对人的要求，也来源于人的内在发展的需求。
通过梳理语文学科的百年发展历程可知，人们对语文课程本质的理解在不断深化，语文教学也在不断发生变革，但语文学科作为基础性学科，其在育人方面的地位和价值从来没有发生改变。
【关键词】语文学科，工具性，人文性，核心素养
在语文独立设科之前，广义的语文曾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主体部分，涵盖了文史哲所有的人文性学科。几千年的“文史哲不分家”传统，既为现代语文学科积蓄了丰厚的人文精粹与思想底蕴，也对语文学科的立科与发展造成了某种干扰，以至于不少学者与教师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什么是“语文”。
在于漪老师看来，语文教育的历史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百年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另一条是千年语文教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这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语文教学研究与实践的基础。
顾之川先生则按照时间顺序和关键节点，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文学科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期（1949—1977年）、改革期（1978—2011年）、復兴期（2012—2019年）。初创时期，语文学习成为全党政治任务，工具论成为指导思想;改革开放后，语文教学改革蓬勃发展，各种思潮碰撞融合，直至产生“新课程标准（2011年版）”;党的十八大提出“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之后，语文教学再次开启改革之旅，围绕核心素养展开学科建设。
回眸百年语文学科发展之路，梳理分析语文学科发展的内外双轮驱动，探究语文学科的本质与方向，对我们开启新的学科教育有着重要意义。
一、外向驱动：社会发展对语文学科的要求与影响
作为母语教学，语文学科的诞生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诉求。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并颁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发起的崭新的学制和独立分设学科的教学体制，后称之为“癸卯学制”。在这场重大的教育体制改革中，语文学科成为最大的难题，因为其他学科都可以照搬西方学科，唯有语文不行，从语文学科的名称“国文”便可以看出它没办法照抄外来经验。
“五四”之后，新思想的大量涌入与白话文创作的推广，让国文教材的编写抛弃了以文言经典为主体的方式，一批优秀作家投入国文教材的编写与教学之中，其中代表人物有叶圣陶、夏丏尊等。国文教材中的新文体作品带来两个重要影响：新思想的推广与白话文的普及，这正契合“西学东渐”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时代需要。新的思想需要有新的文字来表达，在那个剧烈转型的社会中，早期的语文教育先驱们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进行了伟大的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学再次发生重大转变，不再是面向小众实施的精英教育，而是大力推广面向大众的平民教育。语文学科需要承担尽快扫除文盲、普及识字、基础文化教学的重要使命。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语文工具论”登上历史舞台。
在此之前，语文训练虽然也是为学者所强调，但是，“语文工具论”进一步彰显了语言作为工具的价值与意义。叶圣陶先生在《认真学语文》中写道：“语言是一种工具，工具是用来达到某个目的的，工具不是目的。”“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这场语文教学变革浪潮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党中央亲自引领了这场变革。1951年2月1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同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3年5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工作，要求教育部重视语文教材的编写。
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快速地普及基础教育，更大力度地进行民智启蒙。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80%的人口是文盲。1950年，首届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确定工农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开展识字运动，逐步减少文盲。1957年，“脱盲”人口达1亿多人;“十年动乱”结束时中国的识字率已经上升至60%左右;2019年识字率达到96%。这个伟大的历史成就，主要归功于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其中也有“语文工具论”的影响。
在完成文化普及之后，过于强调语文工具性与实用主义而忽视语文的人文价值与人本精神，成为语文教学的主要弊端。其中既有语言工具训练效率不高的原因，也有改革开放后新思潮泛滥，人们的精神生活提出更为丰富的需求的缘故。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语文的“人文价值论”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于漪发表了《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一文，提出要将人文性纳入语文学科中。她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精神世界，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而语文学习是达到此目的的恰当途径。
“人文性”提出的本质是：当“工具论”推动的文化普及完成了历史使命后，人们的精神需求成为关注的重点，这是因为经济大发展之后，物质匮乏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精神需求取而代之成为社会需求的重心。工业化时代所追求的知识普及与技能训练，已经无法适应更为丰富多元的社会需求。
在语文课堂上，语文教学实践百花齐放，新的教学模式不断涌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的注重语言文字知识的训练被逐渐淡化，讨论、朗读、表演等活动逐渐增多，曾一度走向另一极端：过于强调语文课堂活动的丰富性，导致热热闹闹的课堂成为主流，语文知识与能力的必要训练被淡化。经过不断碰撞与融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辩证地将“工具性”与“人文性”这两个语文基本属性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如今人们对语文学科的基础性共识。
进入21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迈入核心素养的新时代。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同时积极倡导“四个自信”，其中的“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时代口号相呼应。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系统布局、影响深远的教育规划，这是中国教育战略转折的关键节点，教育的发展再次在政治层面上与国家整体发展脉动相契合。 2014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2016年9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正式发布，具体分为三大方面、六大素养和十八个基本要点。
中国教育提出核心素养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与世界开始全面接轨，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迎接更汹涌的变革;信息化、智能化的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经济正从世界产业链的中下游，努力向上游挺进。基于中国基础教育面临的时代命题是：如何培养具有核心素养的创新型人才，因为只有培养出更多的创新型人才，才能带领中国向世界更高层次挺进。
在这个背景下，语文学科开始第三次重大转型，即从“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笼统性追求，转向对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追求。这种转向，是对语文学科本质的一次升华理解和内涵具化，也是时代发展对语文学科提出的新命题。2018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正式发布，将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提炼为：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这样的表述无疑是在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基础上更具体的目标描述，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
纵观语文学科百年歷史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社会发展对语文教育的深刻影响。从农业时代末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语文立科，到快速工业化时代的“语文工具论”，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人文追求”，最后到信息化时代的“核心素养”，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人们对于语文学科有着不同的需求。虽然各个时期的语文教育存在不少遗憾，引发过诸多的学术争议，但语文学科也算是合格地完成了历史交予的使命，为中国一百多年的变迁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内向驱动：对语文学科本质认知的探索与深化
社会发展与时代诉求是推动语文学科教学理念变迁的外因，语文学科内部的自身探索和本质追问可谓变迁的内因。
在中国古代，由于文史哲不分家，使得语文一直以“大语文”的形态呈现，但其内部依然有显著的区别，主要包括“文字”“文学”“文化”三个组成部分。“癸卯学制”语文立科之后，时名为“国文”的语文学科在“语言（文字）”和“文学”之间、在新旧文化之间努力寻找一种平衡。同时，受实用主义和文字革命的影响，当时的国文教育也注重实际应用。
“语言”（文字）与“文学”之争，在新中国成立后见了分晓。前文所提及的“一社论两连载”将“语文工具论”推向巅峰。除外在的时代需求之外，也有语文学科内在的合理诉求。作为新兴学科，语文的学科特性到底是什么，这是无数语文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共同疑惑。
在此期间，现代语言学和现代汉语语法对语文学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最重要的原因是新生的现代白话文，需要制定规范化的标准和完成西方化的思维建构，这是汉语的一次凤凰涅槃般的进化。于是，语文学科在建立之初，就有一种强大的本能：寻找自身语言系统的确立与推广普及的路径和方式。因此，以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为代表的语文教育家把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引入语文学科教育中，确立了语言教学的主导地位，并首次大规模、成体系、有序列地构建了语文教育的知识系统。
20世纪60年代，“语言—知识”的结构被称为“双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建立在语言本位上的语文教学自然侧重于知识讲授与技能训练，其要旨是：掌握汉语言文字这套工具，并运用这种工具学习文化知识;要掌握这套工具，就必须掌握汉语言文字相关知识，并积极从事听、说、读、写等技能训练。这样的理念至今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语文教学。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语言本位的语文教学暴露出僵化、低效的缺陷。“工具论”三老之一的吕叔湘指出语文教学存在着“少慢差费”的现象。这样的质疑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成为共识，而关于问题产生的原因却是众说纷纭。扬州大学的邵克金和徐林祥在分析结构语言学对中国的语文教学影响时指出，结构主义语言观的静态之弊和对母语教育的规律与特点认识不足，是语言本位的语文教学弊病的根源。
邵克金和徐林祥的看法具有穿透力。立论于现代语言学的语文教育，既得益于语言学的科学性与方法论，也囿于语言学的缺陷。急于挣脱语言学桎梏的语文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淡化语法教学，并呼唤文化意识的回归。
于漪老师在《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一文中首次提出“人文性”的概念，在她看来，语言是工具，语文学科的本质应该重新确定，她认为“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的工具训练和人文教育的综合”。
文化意识的回归与加强，使得语文教学摆脱了枯燥的语言技能的训练，课堂开始变得生动多彩。但“人文性”的外延过于宽泛，一方面使得语文课堂开始承载越来越多的内容，成为教师挥洒个性魅力的“秀场”;另一方面，原先重视的语言训练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弱化，以致出现“高表演、低获得”的现象。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意义和价值已经在时代的选择中充分展现，但其自身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其本质就是将语文的教育目标指向于外在，而非聚焦于人的内在成长。虽然掌握语言工具和人文熏陶本身也是促进人成长的重要手段，但这些只是基于外在事物的需求投射在人身上而已，没有构建起人成长的内在需求，所有外在的教育需求都必然导致教育目标的片面性与碎片化。
因此，“核心素养”观相比于以往的教育目标，最大的进步之处在于系统地构建出人的能力模型。不同国家由于自身的国情与对教育的理解不同，所构建的核心素养模型也不尽相同。但兼顾学生自身发展和社会需求是共同的理念，主张在日益繁多的“素养目标”之中，不盲目追求“全面素养”，而是抓住关键，培养核心素养。
从“核心素养”到“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语文学科育人的目标更加清晰，“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说法更为具体化。
对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理解，特级教师黄厚江认为，四个学科核心素养之间是以“语言建构与运用”为基础的“相融共生的关系”。他说，“语言建构与运用”为“思维发展与提升”提供载体和平台，“思维发展与提升”使“语言建构与运用”更加理性与丰富;“语言建构与运用”为“审美鉴赏与创造”提供凭借，“审美鉴赏与创造”使“语言建构与运用”更有品位与魅力;“语言建构与运用”为“文化传承与理解”提供依托，“文化传承与理解”使“语言建构与运用”更有厚度与广度。黄厚江的看法代表了从“工具性”与“人文性”时代走过来的语文教学精英的普遍认知：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不过是对“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具体阐述。但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依然呈现出从语文视角对“人”的思考与理解，即掌握语言运用、提升思维品质、培养审美能力和传承理解文化是培养人的四条主要路径，这四条路径的选择既来源于外在社会发展对人的要求，也来源于人的内在发展的需求。
通过梳理语文学科的百年发展历程可知，人们对语文课程本质的理解在不断深化，语文教学也在不断发生变革，但语文学科作为基础性学科，其在育人方面的地位和价值从来没有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