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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春秋》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城墙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逐渐形成了包括城门、角楼、马面、护城河、瓮城等较为完整的古代城市军事防御系统。由于历史原因，襄阳城墙已成为存世不多的古代城墙遗产，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在历史上，襄阳城也因其坚不可摧的城墙防御系统博得“铁打的襄阳”和“华夏第一城池”的美誉。
襄阳地处汉水中游、汉江南岸，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鄂西北著名的军事重镇。历史上襄阳南跨汉沔，北接京洛，西通巴蜀，为南北“咽喉”，扼守汉水交通要道，号称“天下腰膂”。清人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据考证，襄阳城发源于周宣王时代的方叔，襄阳方志及碑碣多称之为“方城胜迹”。春秋战国时期，襄阳成为楚国重要的军事渡口—“北津戍”，始为军事重邑；西汉初年设置襄阳县；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刘表为荆州刺史，并将治所迁至襄阳，此后襄阳先后成为州、郡、府、道、路的治所，成为中南地区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
据史料记载，襄阳城墙始建于汉代，那时的城墙为夯土所筑，宋代时为抵御北方金人和蒙古人的铁骑，开始使用城砖包砌，同时修建了瓮城、马面、敌台、弩台等。元末时，城垣大部被毁，现在保存下来的城墙基本是明代建造的，东西城墙分别长2.2千米和1.6千米，南北城墙分别长1.4千米和2.4千米，最高处11米，最低处7米，宽5～15米。墙体城砖用石灰、灰土加糯米汁混合夹浆胶结，内墙为夯土墙体，外用大块青砖包砌，墙基用条石砌筑。城墙四周设有六座城门，明万历四年（1576），襄阳知府万振孙题额：东门曰“阳春”，南门曰“文昌”，西门曰“西成”，大北门曰“拱宸”，小北门曰“临汉”，长门曰“震华”。另外每座城门都设有瓮城，东、南、西三门的瓮城外另有子城，城垣上设置垛堞4000多个，城墙沿线分设敌台和烽火台。
护城河作为城墙的屏障，是古代城市防御系统的重要一环。襄陽护城河是一个依托岘山、襄水构建的自流系统，经城东北的响水洞连通汉江。早在宋代，护城河东、西、南三面的平均宽度就已超过180米，最宽处可达250米，遂有“天下护城河，以襄阳护城河宽度为最”的说法。
金、元时期，擅长骑兵作战的北方少数民族在历次南侵过程中，面对如此宽广的护城河和高大坚固的城墙，只能“望河兴叹”。南宋开禧二年（1206），南宋将领赵淳率万余士兵固守襄阳抵抗20万金军进攻，坚守孤城90余天。此次战役，赵淳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利用襄阳完备的防御工事，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灵活主动的战略战术，大战12场，小战数十场，终于击退金兵，苦苦支撑起南宋的半壁河山。时至今日，襄阳南郊仍存有两处南宋摩崖石刻，印证了当年这一激烈战事。
南宋咸淳四年（1268），蒙古军队发动了灭亡南宋的关键之战—襄樊之战。蒙古军队烧毁浮桥，切断了襄、樊之间的救援通道，在汉水中流筑实心敌台，在城外周边修建了众多堡垒，上设“回回炮”，四面猛攻，历时长达6年之久，最终襄阳守将吕文焕苦于后无援兵、内无粮草，为保城中百姓举城投降，襄阳的失守意味着南宋的灭亡已成定局。
襄阳城墙的西北隅矗立着一座“城外城”，周长70余米，高11米，厚18米，内以土夯筑，外砌大城砖，平面呈方形，稍向外突出，东与襄阳城墙相连，城墙上“夫人城”三个大字苍劲有力，这里便是名扬天下的夫人城。
史书记载，东晋太元三年（378），前秦苻坚命其长子苻丕指挥十几万兵马围攻襄阳，而襄阳城守将朱序的母亲韩夫人临危不惧，亲自登上襄阳城墙巡视城防。韩夫人早年曾随丈夫朱焘南征北战，颇晓兵法战事，她看到敌军在东南面久攻不下，料想敌军必定会改变战术，从城的西北角发动进攻，但这里的城墙防卫非常薄弱，于是，韩夫人便亲自带领家婢及城中妇女，夜以继日地在城西北角内侧筑起一座高两丈、长达二十多丈的新城。果不其然，敌军选择从襄阳城西北角攻入城内，但看到韩夫人所筑新城却无能为力，只得退兵。就这样，韩夫人巾帼不让须眉，用智慧和勇气筑就新城，守护襄阳一方平安。后人为纪念韩夫人筑城之功，自发尊称新城为“夫人城”。
现今夫人城城墙北面有一方清道光年间重修夫人城的石碑，上书：“襄郡益民胜迹，夫人城为最。兹当多事之秋，忽圮数丈。予任修者，一重城池一夫人，旧迹免湮没云。”1982年，襄阳市人民政府修复夫人城城墙及垛堞，建纪念亭于城上，内塑韩夫人汉白玉立像。襄阳夫人城是全国仅有的一处古代妇女筑城保家卫国的历史见证，夫人城的故事远传到全国各地，并被绘成连环画。福建省闽剧团还编排了《夫人城》的戏剧，在北京等各大城市上演，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赞扬，是闽剧的保留节目。
襄阳城墙南北主城门中轴线的正中部位建有“昭明台”，与古城墙一起构成了襄阳城内的重要防御体系。昭明台平时担负敲钟击鼓报时的职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钟鼓楼；战时则是俯瞰襄阳全城的中心制高点，是古城防御的重要堡垒。
史载“楼在郡治中央，高三层，面南，翼以钟鼓，为方城胜迹”。相传昭明台是为纪念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太子萧统而立，这位昭明太子出生在襄阳，编写过中国最早的散文集《昭明文选》。昭明台初为“文选楼”，唐代改称“山南东道楼”，明代更名“钟鼓楼”，清嘉靖时称“镇南楼”，顺治重建后定名“昭明台”。抗日战争时期襄阳沦陷，楼毁台存，之后因久雨塌陷。如今重修的昭明台为高台基、重檐歇山顶式三层阁楼，外用青砖黑瓦，整体高达34米，颇有“城中第一胜迹”的风范。
襄阳城墙东南角有一座角楼名为“仲宣楼”，与“黄鹤楼”“晴川阁”“岳阳楼”并称为“楚天四大名楼”。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曾有大批文学之士投奔襄阳。期间，“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便曾在刘表处为客卿，定居襄阳15年，所作《登楼赋》代表了建安辞赋最高成就，后世为纪念王粲，就以其字“仲宣”命名此楼。明代李言恭作诗称赞“楼阁依山出，城高逼太空”。现存的仲宣楼为后世重建，高17米，双层重檐歇山顶，巍峨壮观，颇有古韵。另外，坊间相传诸葛亮由此处入川，襄阳百姓常在仲宣楼上远眺四川，用来怀念他，因此又称其为“望川楼”。
此外，西南城墙上建有一座角楼，名为“狮子楼”，明洪武年间初建，绘雄狮于壁，后立两尊高数丈的石狮。民间传说，襄阳城西南角一带曾有几只玉狮子经常出没嬉闹，因而城上兴建此座狮子楼，城下狮子出没之处也被称为“狮子湾”。
襄阳城墙在设计建造过程中十分重视处理城墙与城市水利建设间的关系问题，为解决城内水系的进出与城垣防御之间的矛盾，保障城内居民用水，控制城内河道的水位，防止洪涝灾害，根据水量大小，在城墙诸多地段分别设置了水关、涵闸和涵洞。清同治四年（1865），知府方大迁在城西角与南渠处各留一口，设节制闸，当护城河水浅时，开渠引檀溪水注入，由于此闸在放水时有“呼呼”的响声，当地百姓称之为“响水闸”，南堤上的响水洞村也因此得名。城东北建泄水闸一座，开渠通至长门外，亦设闸门控制水流，护城河水暴涨时，开闸放水泄入襄江。这样通过城墙上的闸口、水关及涵洞的相互调节，能够有效地控制护城河的水位，也可在汛期时起到防止城市内涝的作用。
另外，拱宸门瓮城北临汉江，东、西、南三面设有劵洞门，东西两面门洞建有两道放水闸门，当汉江出现水患时，瓮城可关闸封闭以抵御洪水。震华门北面墙体临汉江，瓮城东、西门洞不在一条轴线上，两门洞均建有水、旱两道闸门，既可解决防御、交通问题，也可临时封闭以阻洪水。
扼守咽喉要地
襄阳地处汉水中游、汉江南岸，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鄂西北著名的军事重镇。历史上襄阳南跨汉沔，北接京洛，西通巴蜀，为南北“咽喉”，扼守汉水交通要道，号称“天下腰膂”。清人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据考证，襄阳城发源于周宣王时代的方叔，襄阳方志及碑碣多称之为“方城胜迹”。春秋战国时期，襄阳成为楚国重要的军事渡口—“北津戍”，始为军事重邑；西汉初年设置襄阳县；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刘表为荆州刺史，并将治所迁至襄阳，此后襄阳先后成为州、郡、府、道、路的治所，成为中南地区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
据史料记载，襄阳城墙始建于汉代，那时的城墙为夯土所筑，宋代时为抵御北方金人和蒙古人的铁骑，开始使用城砖包砌，同时修建了瓮城、马面、敌台、弩台等。元末时，城垣大部被毁，现在保存下来的城墙基本是明代建造的，东西城墙分别长2.2千米和1.6千米，南北城墙分别长1.4千米和2.4千米，最高处11米，最低处7米，宽5～15米。墙体城砖用石灰、灰土加糯米汁混合夹浆胶结，内墙为夯土墙体，外用大块青砖包砌，墙基用条石砌筑。城墙四周设有六座城门，明万历四年（1576），襄阳知府万振孙题额：东门曰“阳春”，南门曰“文昌”，西门曰“西成”，大北门曰“拱宸”，小北门曰“临汉”，长门曰“震华”。另外每座城门都设有瓮城，东、南、西三门的瓮城外另有子城，城垣上设置垛堞4000多个，城墙沿线分设敌台和烽火台。
华夏第一城池
护城河作为城墙的屏障，是古代城市防御系统的重要一环。襄陽护城河是一个依托岘山、襄水构建的自流系统，经城东北的响水洞连通汉江。早在宋代，护城河东、西、南三面的平均宽度就已超过180米，最宽处可达250米，遂有“天下护城河，以襄阳护城河宽度为最”的说法。
金、元时期，擅长骑兵作战的北方少数民族在历次南侵过程中，面对如此宽广的护城河和高大坚固的城墙，只能“望河兴叹”。南宋开禧二年（1206），南宋将领赵淳率万余士兵固守襄阳抵抗20万金军进攻，坚守孤城90余天。此次战役，赵淳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利用襄阳完备的防御工事，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灵活主动的战略战术，大战12场，小战数十场，终于击退金兵，苦苦支撑起南宋的半壁河山。时至今日，襄阳南郊仍存有两处南宋摩崖石刻，印证了当年这一激烈战事。
南宋咸淳四年（1268），蒙古军队发动了灭亡南宋的关键之战—襄樊之战。蒙古军队烧毁浮桥，切断了襄、樊之间的救援通道，在汉水中流筑实心敌台，在城外周边修建了众多堡垒，上设“回回炮”，四面猛攻，历时长达6年之久，最终襄阳守将吕文焕苦于后无援兵、内无粮草，为保城中百姓举城投降，襄阳的失守意味着南宋的灭亡已成定局。
一重城池一夫人
襄阳城墙的西北隅矗立着一座“城外城”，周长70余米，高11米，厚18米，内以土夯筑，外砌大城砖，平面呈方形，稍向外突出，东与襄阳城墙相连，城墙上“夫人城”三个大字苍劲有力，这里便是名扬天下的夫人城。
史书记载，东晋太元三年（378），前秦苻坚命其长子苻丕指挥十几万兵马围攻襄阳，而襄阳城守将朱序的母亲韩夫人临危不惧，亲自登上襄阳城墙巡视城防。韩夫人早年曾随丈夫朱焘南征北战，颇晓兵法战事，她看到敌军在东南面久攻不下，料想敌军必定会改变战术，从城的西北角发动进攻，但这里的城墙防卫非常薄弱，于是，韩夫人便亲自带领家婢及城中妇女，夜以继日地在城西北角内侧筑起一座高两丈、长达二十多丈的新城。果不其然，敌军选择从襄阳城西北角攻入城内，但看到韩夫人所筑新城却无能为力，只得退兵。就这样，韩夫人巾帼不让须眉，用智慧和勇气筑就新城，守护襄阳一方平安。后人为纪念韩夫人筑城之功，自发尊称新城为“夫人城”。
现今夫人城城墙北面有一方清道光年间重修夫人城的石碑，上书：“襄郡益民胜迹，夫人城为最。兹当多事之秋，忽圮数丈。予任修者，一重城池一夫人，旧迹免湮没云。”1982年，襄阳市人民政府修复夫人城城墙及垛堞，建纪念亭于城上，内塑韩夫人汉白玉立像。襄阳夫人城是全国仅有的一处古代妇女筑城保家卫国的历史见证，夫人城的故事远传到全国各地，并被绘成连环画。福建省闽剧团还编排了《夫人城》的戏剧，在北京等各大城市上演，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赞扬，是闽剧的保留节目。
城中第一胜迹
襄阳城墙南北主城门中轴线的正中部位建有“昭明台”，与古城墙一起构成了襄阳城内的重要防御体系。昭明台平时担负敲钟击鼓报时的职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钟鼓楼；战时则是俯瞰襄阳全城的中心制高点，是古城防御的重要堡垒。
史载“楼在郡治中央，高三层，面南，翼以钟鼓，为方城胜迹”。相传昭明台是为纪念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太子萧统而立，这位昭明太子出生在襄阳，编写过中国最早的散文集《昭明文选》。昭明台初为“文选楼”，唐代改称“山南东道楼”，明代更名“钟鼓楼”，清嘉靖时称“镇南楼”，顺治重建后定名“昭明台”。抗日战争时期襄阳沦陷，楼毁台存，之后因久雨塌陷。如今重修的昭明台为高台基、重檐歇山顶式三层阁楼，外用青砖黑瓦，整体高达34米，颇有“城中第一胜迹”的风范。
楚天四大名楼
襄阳城墙东南角有一座角楼名为“仲宣楼”，与“黄鹤楼”“晴川阁”“岳阳楼”并称为“楚天四大名楼”。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曾有大批文学之士投奔襄阳。期间，“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便曾在刘表处为客卿，定居襄阳15年，所作《登楼赋》代表了建安辞赋最高成就，后世为纪念王粲，就以其字“仲宣”命名此楼。明代李言恭作诗称赞“楼阁依山出，城高逼太空”。现存的仲宣楼为后世重建，高17米，双层重檐歇山顶，巍峨壮观，颇有古韵。另外，坊间相传诸葛亮由此处入川，襄阳百姓常在仲宣楼上远眺四川，用来怀念他，因此又称其为“望川楼”。
此外，西南城墙上建有一座角楼，名为“狮子楼”，明洪武年间初建，绘雄狮于壁，后立两尊高数丈的石狮。民间传说，襄阳城西南角一带曾有几只玉狮子经常出没嬉闹，因而城上兴建此座狮子楼，城下狮子出没之处也被称为“狮子湾”。
不怕淹的城市
襄阳城墙在设计建造过程中十分重视处理城墙与城市水利建设间的关系问题，为解决城内水系的进出与城垣防御之间的矛盾，保障城内居民用水，控制城内河道的水位，防止洪涝灾害，根据水量大小，在城墙诸多地段分别设置了水关、涵闸和涵洞。清同治四年（1865），知府方大迁在城西角与南渠处各留一口，设节制闸，当护城河水浅时，开渠引檀溪水注入，由于此闸在放水时有“呼呼”的响声，当地百姓称之为“响水闸”，南堤上的响水洞村也因此得名。城东北建泄水闸一座，开渠通至长门外，亦设闸门控制水流，护城河水暴涨时，开闸放水泄入襄江。这样通过城墙上的闸口、水关及涵洞的相互调节，能够有效地控制护城河的水位，也可在汛期时起到防止城市内涝的作用。
另外，拱宸门瓮城北临汉江，东、西、南三面设有劵洞门，东西两面门洞建有两道放水闸门，当汉江出现水患时，瓮城可关闸封闭以抵御洪水。震华门北面墙体临汉江，瓮城东、西门洞不在一条轴线上，两门洞均建有水、旱两道闸门，既可解决防御、交通问题，也可临时封闭以阻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