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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业“新国标”引发多方质疑，从“乳品相关标准被大企业绑架”到“关键性指标在最后一刻被推翻”再到“专家要求公开乳品新国标起草过程”，舆论将对乳业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全部转嫁于大企业。然而，大企业真的是绑架农业部和卫生部的“幕后黑手”吗？
问题一：大企业起草标准究竟对不对？行业安全标准由行业大企业起草讨论稿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如此。在国际上，计算机系统制定标准不能缺少微软，雀巢等乳业巨头也会参与很多国家标准的制定。不过，最终的标准仍需国家相关部门拍板敲定。
问题二：大企业会因为降低标准获利吗？区域小企业在某些标准上确实低于大企业，从商场的产品包装上蛋白质含量等各项指标上，消费者就可以清晰地判别。提高标准意味着行业门槛的提高，对大企业来说，行业壁垒的提高，他们则更具控制市场的能力。
问题三：谁决定“新国标”成为“世界最低”？一位参与国标制定的专家曾表示，在倒数第二次的讨论稿中，制定的标准是国际通用标准：“最高菌落总数50万”，而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标准却突然变成“200万”。这位专家指出，事实的真相是：一些小企业在某省行业协会的带领下向卫生部表示，“标准太高他们受不了”。不过，这样一条颇具意味的消息最终淹没在了一片“大企业无良”的骂声之中。
“‘新国标’究竟如何形成”，这段过去仅仅一年的历史，竟然在不同市场参与者眼中成为完全不同版本的“罗生门”。然而，常识和逻辑是人们判定事物的最好武器。显然，在最后时刻能够修改、真正修改乳业“新国标”的不可能是大企业，而是负责制定国标的行业主管部门。政府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中国目前的奶源局面是七成散养，一家一户的农民难以在卫生标准和质量标准上提升，于是不得不降低标准迁就落后的养殖技术，这是一个“艰难决定”——虽然这样的行为逻辑既是对公众健康的不负责任，更是导致行业继续保持在落后水平上的一个负向激励。
作为一个产业链极长、社会关联度极广，而产业自身又极为脆弱的特殊行业，乳业在全世界的发展，都与所在国的国家政策紧密相关。如何通过政策、资金、财政扶持等杠杆来使得一家一户的农户能够被逐渐整合成为牧场，在乳业先进国家都是政府及主管部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重要历史任务。而这些，单纯依靠企业自身的发展积累和扩张，是很难完成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的政府直到今天依然对行业进行大量扶持和补贴。中国作为一个奶业资源并不发达、成本相对于国际水平高很多的国家，奶业要发展，政府的工作要做很多，但绝不是降低标准。
“新国标”颁布后的一个小插曲值得行业管理部门仔细品味：广东乳品企业日前声称，其地实行的标准要远远高于国家标准。乍一看，这对当地消费者来说无疑是好事一桩，但仔细分析则可发现其中的“悖论”：如果广东当地以高于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购奶源，就意味着企业拒绝收购农民符合“国标”的原奶，这无疑违反了国家规定；另一方面，如果当地按照“国家标准”收购原奶，那么其“实行的标准要远远高于国家标准”则是一种变相的谎言。
乳品企业面对的这样一个“悖论”，恰恰是“新国标”迁就落后生产和养殖水平所带来的结果，也是 “新国标”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危害的一个预警：一个落后的标准绑架了整个行业，最终，政府的姑息产生负激励，造成了公众、企业、政府公信力的多重损失，于是，最后的胜利者出现了，那就是在大洋彼岸觊觎中国本土乳业市场多时、正以汹涌澎湃的姿态涌入中国的洋奶粉与跨国企业。
问题一：大企业起草标准究竟对不对？行业安全标准由行业大企业起草讨论稿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如此。在国际上，计算机系统制定标准不能缺少微软，雀巢等乳业巨头也会参与很多国家标准的制定。不过，最终的标准仍需国家相关部门拍板敲定。
问题二：大企业会因为降低标准获利吗？区域小企业在某些标准上确实低于大企业，从商场的产品包装上蛋白质含量等各项指标上，消费者就可以清晰地判别。提高标准意味着行业门槛的提高，对大企业来说，行业壁垒的提高，他们则更具控制市场的能力。
问题三：谁决定“新国标”成为“世界最低”？一位参与国标制定的专家曾表示，在倒数第二次的讨论稿中，制定的标准是国际通用标准：“最高菌落总数50万”，而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标准却突然变成“200万”。这位专家指出，事实的真相是：一些小企业在某省行业协会的带领下向卫生部表示，“标准太高他们受不了”。不过，这样一条颇具意味的消息最终淹没在了一片“大企业无良”的骂声之中。
“‘新国标’究竟如何形成”，这段过去仅仅一年的历史，竟然在不同市场参与者眼中成为完全不同版本的“罗生门”。然而，常识和逻辑是人们判定事物的最好武器。显然，在最后时刻能够修改、真正修改乳业“新国标”的不可能是大企业，而是负责制定国标的行业主管部门。政府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中国目前的奶源局面是七成散养，一家一户的农民难以在卫生标准和质量标准上提升，于是不得不降低标准迁就落后的养殖技术，这是一个“艰难决定”——虽然这样的行为逻辑既是对公众健康的不负责任，更是导致行业继续保持在落后水平上的一个负向激励。
作为一个产业链极长、社会关联度极广，而产业自身又极为脆弱的特殊行业，乳业在全世界的发展，都与所在国的国家政策紧密相关。如何通过政策、资金、财政扶持等杠杆来使得一家一户的农户能够被逐渐整合成为牧场，在乳业先进国家都是政府及主管部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重要历史任务。而这些，单纯依靠企业自身的发展积累和扩张，是很难完成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的政府直到今天依然对行业进行大量扶持和补贴。中国作为一个奶业资源并不发达、成本相对于国际水平高很多的国家，奶业要发展，政府的工作要做很多，但绝不是降低标准。
“新国标”颁布后的一个小插曲值得行业管理部门仔细品味：广东乳品企业日前声称，其地实行的标准要远远高于国家标准。乍一看，这对当地消费者来说无疑是好事一桩，但仔细分析则可发现其中的“悖论”：如果广东当地以高于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购奶源，就意味着企业拒绝收购农民符合“国标”的原奶，这无疑违反了国家规定；另一方面，如果当地按照“国家标准”收购原奶，那么其“实行的标准要远远高于国家标准”则是一种变相的谎言。
乳品企业面对的这样一个“悖论”，恰恰是“新国标”迁就落后生产和养殖水平所带来的结果，也是 “新国标”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危害的一个预警：一个落后的标准绑架了整个行业，最终，政府的姑息产生负激励，造成了公众、企业、政府公信力的多重损失，于是，最后的胜利者出现了，那就是在大洋彼岸觊觎中国本土乳业市场多时、正以汹涌澎湃的姿态涌入中国的洋奶粉与跨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