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其中第五条内容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条以法律形式确定的内容，为我国未来教育的性质、目标等指明了方向。
大众普遍能够认同教育目标中“建设者”这一表达。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的教育方针中，“劳动者”曾多次被提起，也被大众所熟知，“建设者”是与其在表述方式和概念上相近的词汇。但是“接班人”进入培养目标，却令人颇费思忖。由于我们党的领导人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训之时，曾多次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高度重视“接班人”问题。这使得大众很容易从政治视角理解《教育法》中的“接班人”，以为其专指党的领导人。有人甚至误以为“建设者”和“接班人”并提，意味着要培养两个阶层的人，或二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我们在理解“接班人”的含义时，应当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不是只有党和国家未来的领导才是“接班人”，任何行业中能够独当一面的人都可以称作“接班人”。“接班人”不一定有具体的职务，但是他们必须起到堅守或引领某一事业发展的作用。如果采用现代教育的专业术语，就可以认为“接班人”是具有“领导力”的人。我国政府将“接班人”嵌入教育目标，意味着对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高度重视。在2018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自20世纪初期至今，学术界一直没有停止对于领导力、领导特质、领导理论等的探究。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高等院校推行“领导力培养”，其对于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并不局限于高等院校，普通中小学校和职业学校也都在推行。200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领导力研究”课题组将领导力定义为：“领导者在特定的情境中吸引和影响被领导者与利益相关者并持续实现群体或组织目标的能力。”从感性认识层面出发，笔者认为领导力亦可视为以领导能力为重点的领导素养的总和。
领导力培养并非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我国也有培养“治国平天下”人才的优秀教育传统。国内也有学者开始致力于西方领导力理论与中国传统智慧的比较研究，试图从中探寻符合人性规律的、普适性的领导力发展之道和实现永续经营的根本路径，将“儒学”与“领导力”建立起联系。这样的研究，似能证明我国的管理传统拥有值得重视的、培养领导力的现代价值。尽管领导力培养在国内外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但是揭示领导力培养的形成规律，仍是建设这门学科尚未完成的核心任务。
笔者认为，我国传统管理历史对探索领导力培养规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的历史有可能为人们提供有关领导力培养的“十分丰富的现象”。这里所说的现象，就是史实，史实对于认识规律来说，其价值往往比一般现象更高。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培养治术人才的教育，涉及数千年的教育实践，有可能为我们展现治术人才教育过程中“反复起作用的”的制度、实践和思想，为我们发现和认识规律提供重要依据。此外，由于规律具有“再现性”，现实的治理实践能使我们见其“时效”，培养治术人才的教育历史却可以使我们见其“长效”，不至于误认“时效”为“规律”。因此，从理论上说，要想探究培养领导力的教育规律，学习和研究管理教育的历史应是一条必经之路。
中国传统的管理教育史，凝结着中华先哲对治理人才培养规律探索的心血，记录着他们的实践经验和智慧。这些都是我们继续探索领导力培养规律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那么，我国具体的治理传统是否具有现代价值？笔者曾讲授过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编撰过有关教材，并于20世纪90年代在《中小学管理》《教育研究》《人才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过《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复兴》《〈孙子兵法〉与人才群体管理》等文章；从教学实践和研究中，深切感受到我国古代先哲思想中蕴含的丰厚的领导力培养资源。
以记载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著作《论语》为例，历史上之于《论语》的评价中，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盛赞。如今它又被日本、新加坡等亚洲经济发达国家用作培训管理人才和提升管理者领导力的教材。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汤姆·彼得斯与南希·奥斯汀所著的《赢得优势—领导艺术的较量》中，提出的管理原则与我国儒家“德治”管理原则极其相似：他们认为管理思想的核心是“爱人”，管理者实施管理时必须从被管理者的角度出发。而早在2500年前，孔子就曾告诫弟子樊迟，实行仁德的管理就是“爱人”，即所谓“仁者，爱人”。美国总统里根在发表演说时，也曾引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以告诫各级各类领导者“不要折腾”。用《孙子兵法》来指导“商战”，提高商业战线CEO的领导力，也是外国人的一大“发明”。
纵观现代有关领导力的学说不难发现：领导力培养，着力研究的是怎样做人而不仅仅是怎样做事的艺术，最后决定领导者能力的是其个人的品质和个性。我国对治术人才的培养，首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不仅体现了领导力培养“以人为中心”的理念，而且已形成逻辑体系，历经千年的实践检验后，证明其是有效而成功的。
我国历史上有关培养领导力的思想和实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魅力四射。笔者决心在这先贤遗留的、广袤的思想田野中做个“拾穗人”，以丰富我们领导力培养的教育内容。
参考文献：
[1] 车丕照.关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一些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3）.
[2] 邵天.领导力研究综述[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3] 张卓玉，王维平，马兆兴，等.现代教育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 梅汝莉.黄钟大吕之声—写在“经典教育家办学”系列文章之前[J].中小学管理，2009，（8）.
大众普遍能够认同教育目标中“建设者”这一表达。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的教育方针中，“劳动者”曾多次被提起，也被大众所熟知，“建设者”是与其在表述方式和概念上相近的词汇。但是“接班人”进入培养目标，却令人颇费思忖。由于我们党的领导人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训之时，曾多次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高度重视“接班人”问题。这使得大众很容易从政治视角理解《教育法》中的“接班人”，以为其专指党的领导人。有人甚至误以为“建设者”和“接班人”并提，意味着要培养两个阶层的人，或二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我们在理解“接班人”的含义时，应当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不是只有党和国家未来的领导才是“接班人”，任何行业中能够独当一面的人都可以称作“接班人”。“接班人”不一定有具体的职务，但是他们必须起到堅守或引领某一事业发展的作用。如果采用现代教育的专业术语，就可以认为“接班人”是具有“领导力”的人。我国政府将“接班人”嵌入教育目标，意味着对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高度重视。在2018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自20世纪初期至今，学术界一直没有停止对于领导力、领导特质、领导理论等的探究。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高等院校推行“领导力培养”，其对于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并不局限于高等院校，普通中小学校和职业学校也都在推行。200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领导力研究”课题组将领导力定义为：“领导者在特定的情境中吸引和影响被领导者与利益相关者并持续实现群体或组织目标的能力。”从感性认识层面出发，笔者认为领导力亦可视为以领导能力为重点的领导素养的总和。
领导力培养并非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我国也有培养“治国平天下”人才的优秀教育传统。国内也有学者开始致力于西方领导力理论与中国传统智慧的比较研究，试图从中探寻符合人性规律的、普适性的领导力发展之道和实现永续经营的根本路径，将“儒学”与“领导力”建立起联系。这样的研究，似能证明我国的管理传统拥有值得重视的、培养领导力的现代价值。尽管领导力培养在国内外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但是揭示领导力培养的形成规律，仍是建设这门学科尚未完成的核心任务。
笔者认为，我国传统管理历史对探索领导力培养规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的历史有可能为人们提供有关领导力培养的“十分丰富的现象”。这里所说的现象，就是史实，史实对于认识规律来说，其价值往往比一般现象更高。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培养治术人才的教育，涉及数千年的教育实践，有可能为我们展现治术人才教育过程中“反复起作用的”的制度、实践和思想，为我们发现和认识规律提供重要依据。此外，由于规律具有“再现性”，现实的治理实践能使我们见其“时效”，培养治术人才的教育历史却可以使我们见其“长效”，不至于误认“时效”为“规律”。因此，从理论上说，要想探究培养领导力的教育规律，学习和研究管理教育的历史应是一条必经之路。
中国传统的管理教育史，凝结着中华先哲对治理人才培养规律探索的心血，记录着他们的实践经验和智慧。这些都是我们继续探索领导力培养规律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那么，我国具体的治理传统是否具有现代价值？笔者曾讲授过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编撰过有关教材，并于20世纪90年代在《中小学管理》《教育研究》《人才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过《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复兴》《〈孙子兵法〉与人才群体管理》等文章；从教学实践和研究中，深切感受到我国古代先哲思想中蕴含的丰厚的领导力培养资源。
以记载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著作《论语》为例，历史上之于《论语》的评价中，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盛赞。如今它又被日本、新加坡等亚洲经济发达国家用作培训管理人才和提升管理者领导力的教材。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汤姆·彼得斯与南希·奥斯汀所著的《赢得优势—领导艺术的较量》中，提出的管理原则与我国儒家“德治”管理原则极其相似：他们认为管理思想的核心是“爱人”，管理者实施管理时必须从被管理者的角度出发。而早在2500年前，孔子就曾告诫弟子樊迟，实行仁德的管理就是“爱人”，即所谓“仁者，爱人”。美国总统里根在发表演说时，也曾引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以告诫各级各类领导者“不要折腾”。用《孙子兵法》来指导“商战”，提高商业战线CEO的领导力，也是外国人的一大“发明”。
纵观现代有关领导力的学说不难发现：领导力培养，着力研究的是怎样做人而不仅仅是怎样做事的艺术，最后决定领导者能力的是其个人的品质和个性。我国对治术人才的培养，首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不仅体现了领导力培养“以人为中心”的理念，而且已形成逻辑体系，历经千年的实践检验后，证明其是有效而成功的。
我国历史上有关培养领导力的思想和实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魅力四射。笔者决心在这先贤遗留的、广袤的思想田野中做个“拾穗人”，以丰富我们领导力培养的教育内容。
参考文献：
[1] 车丕照.关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一些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3）.
[2] 邵天.领导力研究综述[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3] 张卓玉，王维平，马兆兴，等.现代教育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 梅汝莉.黄钟大吕之声—写在“经典教育家办学”系列文章之前[J].中小学管理，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