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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某天，有个小孩问你：“在长大前，就是要每天念书、背课文、解数学题，将来才会有出息吗？”望着他清澈的眼神，你会怎么回答？可能你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怎么考大学，找到体面的工作？”或者你强抑内心的冲动说：“不一定，但如果不上学，不读好书，多半只能像砌墙工一样做苦力。”如果他继续追问：“可是，砌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啊。”这时，他得到的回答十有八九是“没出息！”这样，为了避免以后的人生变得悲惨，他只能战战兢兢地重新拎起沉重的书包。
可以确信一点，他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可能己经懵懂地感受到生命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任务——必须要“上学”，一个“不得不”的选择。当下，大多数学生都是如此，他们生活中的幸福在于单调地沿着成人世界划好的路线拼命地奔跑，否则未来只有失败。 “软弱”“无助”“愚昧”的标签迫使他们需要克制自己，在“成功”之前不应享有自己快乐的生活。赫伯特·斯宾塞“教育要为儿童未来完满生活作准备”的论断是对这种图景再恰当不过的描绘。它所导致的道德后果是：被抽空灵魂的个体失去生命的根基，充斥着恐惧的内在空间被注满各种知识、理性与现实，这一切导致儿童只能像一台被控制的机器般不停地运转。
看看坐在教室里的学生，透过他们空洞的眼神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对未来生活进行沉重地思考，戴上脚镣艰难地行走外，他们的生活很难再有任何想象的空间。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这样描述自己：“我没有办法停下来。甚至对于睡觉这件事，我只是担心如果不休息好，就没办法完成做不完的作业。”某重点初中一名尖子生，在写完当天的作业后结束了生命，留下的信中写着“对不起爱我的人，生活太累了，原谅我。”年轻的生命本该充满朝阳与活力，前方的路还有无限的可能，可他们还没有等到真正上路，就选择了放弃。
生活在他们的体验中竟如此“悲惨”，是年轻一代的心灵太脆弱了吗？未必。前不久，一名小学生留下“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我好几次都缩回来了”的遗言后从三十层高的楼跳下。十一岁的小孩，被轻轻擦伤都可能会本能地喊疼，因此不难想象，他经过了怎样的内心挣扎，又鼓起多大的勇气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这并不是用简单的“脆弱”能解释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自杀是“毁灭自我”的行为，是自我存在感的极端丧失而与外界进行的抗衡。
透过现象回归本质，现实的种种迹象无不折射出：学生的生命空间正在被过度侵占，他们无法选择只能接受，生命的弦紧绷到了极点。他们被填满了各种成人世界里的恐惧，害怕失去、缺乏安全感。卡伦·霍妮曾描述过这样的情景：我们可能会想要从高处鸟瞰风景而爬上一棵树；我们也可能因为被一只野兽追赶而爬上这棵树。仔细想想，我们未来的一代是在自己的探索中主动赋予“上学”以意义的，还是在恐惧中想拼命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狗逼急了会跳墙，被压迫的生命终究也会用消极的方式抵抗。因此，给生命留下一点空间吧。真正的教育应该能够唤醒个体的创造力、生命感和价值感，开拓他们内在的自由空间。有教育学者认为，如果个体生命成长是一个启蒙的过程，则教育应该是一束光。原始的个体生命状态是混沌的，光的逐渐进入赋予个体灵魂以秩序和理性。但更重要的是，它必须保护生命的私密空间，防止被过度照亮，因为这些空间孕育着生命的无限可能性。
艾里克森认为，青少年尚且需要在看似“荒唐的行为”与“游戏”中才能完成自我同一性的探索与形成，强调不要以成人的理想和标准去逼迫他们。这是一种选择的可能性，是生命自在自由发展所需要的空间。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是否更应该认识到，只有在现实游戏的探索中，他们才可能真正通达自己的需要，发现“上学”的真实意义？
（作者单位：广东省中山市华侨中学，中山，528400）
编辑 / 黄才玲 终校 / 于 洪
可以确信一点，他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可能己经懵懂地感受到生命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任务——必须要“上学”，一个“不得不”的选择。当下，大多数学生都是如此，他们生活中的幸福在于单调地沿着成人世界划好的路线拼命地奔跑，否则未来只有失败。 “软弱”“无助”“愚昧”的标签迫使他们需要克制自己，在“成功”之前不应享有自己快乐的生活。赫伯特·斯宾塞“教育要为儿童未来完满生活作准备”的论断是对这种图景再恰当不过的描绘。它所导致的道德后果是：被抽空灵魂的个体失去生命的根基，充斥着恐惧的内在空间被注满各种知识、理性与现实，这一切导致儿童只能像一台被控制的机器般不停地运转。
看看坐在教室里的学生，透过他们空洞的眼神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对未来生活进行沉重地思考，戴上脚镣艰难地行走外，他们的生活很难再有任何想象的空间。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这样描述自己：“我没有办法停下来。甚至对于睡觉这件事，我只是担心如果不休息好，就没办法完成做不完的作业。”某重点初中一名尖子生，在写完当天的作业后结束了生命，留下的信中写着“对不起爱我的人，生活太累了，原谅我。”年轻的生命本该充满朝阳与活力，前方的路还有无限的可能，可他们还没有等到真正上路，就选择了放弃。
生活在他们的体验中竟如此“悲惨”，是年轻一代的心灵太脆弱了吗？未必。前不久，一名小学生留下“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我好几次都缩回来了”的遗言后从三十层高的楼跳下。十一岁的小孩，被轻轻擦伤都可能会本能地喊疼，因此不难想象，他经过了怎样的内心挣扎，又鼓起多大的勇气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这并不是用简单的“脆弱”能解释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自杀是“毁灭自我”的行为，是自我存在感的极端丧失而与外界进行的抗衡。
透过现象回归本质，现实的种种迹象无不折射出：学生的生命空间正在被过度侵占，他们无法选择只能接受，生命的弦紧绷到了极点。他们被填满了各种成人世界里的恐惧，害怕失去、缺乏安全感。卡伦·霍妮曾描述过这样的情景：我们可能会想要从高处鸟瞰风景而爬上一棵树；我们也可能因为被一只野兽追赶而爬上这棵树。仔细想想，我们未来的一代是在自己的探索中主动赋予“上学”以意义的，还是在恐惧中想拼命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狗逼急了会跳墙，被压迫的生命终究也会用消极的方式抵抗。因此，给生命留下一点空间吧。真正的教育应该能够唤醒个体的创造力、生命感和价值感，开拓他们内在的自由空间。有教育学者认为，如果个体生命成长是一个启蒙的过程，则教育应该是一束光。原始的个体生命状态是混沌的，光的逐渐进入赋予个体灵魂以秩序和理性。但更重要的是，它必须保护生命的私密空间，防止被过度照亮，因为这些空间孕育着生命的无限可能性。
艾里克森认为，青少年尚且需要在看似“荒唐的行为”与“游戏”中才能完成自我同一性的探索与形成，强调不要以成人的理想和标准去逼迫他们。这是一种选择的可能性，是生命自在自由发展所需要的空间。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是否更应该认识到，只有在现实游戏的探索中，他们才可能真正通达自己的需要，发现“上学”的真实意义？
（作者单位：广东省中山市华侨中学，中山，528400）
编辑 / 黄才玲 终校 / 于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