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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笛卡儿“两分法”的信息技术思想，将在未来互联网向纵深发展中遭遇质疑。如果不了解这种思想根源所面临的巨大困境，我们将从思想上失去互联网。
从思想上失去互联网的结果是，我们的命运将降格为可以任意编码的任何玩意儿——或许会很“繁荣”，但没有灵魂。
美国著名的IT咨询顾问公司加德纳（Gartner），每年都会发表未来年度的IT十大战略技术排行榜。二○一○年十月份，在加德纳公司发布的这份榜单中，“云计算”继去年夺魁后，再列榜首，引起各方极大关注。
近两年，在大众媒体和公共话语中，云计算赫然成为炙手可热的词汇。云计算与物联网，成为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制定新一轮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要素之一。这些战略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都将未来的“制网权”作为国家竞争力的制高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这一战略热点的诸多讨论或者质疑，其实都没有跳出长期以来IT产业既有的“腔调”，这种“腔调”的基本特质就是：在秉承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笛卡儿主义“主客两分法”思想方面，未能逾雷池半步——这既是美国版本的互联网哲学的阿喀琉斯之踵，也是中国互联网战略值得深思的发力点。
两种声音，共同盲点
在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概念成为构造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词时，有两种声音值得关注：其一是，敦促和呼吁尽快建立云计算和物联网的国家发展战略，或可称为“呼吁派”。这一派观点实际上在二○一○年十月十八日发改委和工信部《关于做好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该通知确定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无锡等五个城市先行开展云计算试点示范工作。
其二或可称作“质疑派”，即从二○○九年底开始，在若干研讨场合，有学者和机构就IBM“智慧地球”战略提出质疑，并涉及到云计算。此派主要观点认为，美国将云计算、物联网列为国家发展战略，其宗旨和目的，依然是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利用IT技术深度嵌入战略基础设施的机会，利用数据资源跨边界快速流动的机会，最大限度地预留“后门”，为控制、威胁别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类数据资源保留足够的余地，从而获得未来信息社会的垄断性、独占性和先导性的话语权。据英国《每日邮报》六月十八日报道，美国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资深参议员乔·利伯曼，曾向美国参议院提出题为“像保护国有资产一样保护互联网空间法案”(The Protecting Cyberspace as a National Asset Act，简称PCNAA)的提案。根据该提案，在美国发生紧急情况时，总统奥巴马可以命令谷歌、雅虎等搜索引擎运营商暂停互联网服务。
当然这两派的观点并非截然对立。“呼吁派”更多地从跟踪发达国家战略优势、针对性地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角度，提出了对发展大势的研判和“跟随式”战略等观点；“质疑派”则从冷静分析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和国家战略形成的背景和氛围入手，对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不可避免地携带的“国家主义”立场予以揭示。
然而，这两派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盲区：都没有深入探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秉持的“发展逻辑”及其背后所依赖的类似云计算、物联网等高科技的哲学基础或理念基础。
这个哲学基础就是，长久以来将科学技术等同于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并极力渲染和传播单一的科学进步主义价值观，是美国维持“二战”之后形成的军事工业联合体经济形态的道德光环，也是美国经济近期显露颓势的深刻思想根源。
奥巴马在二○○九年初美国工商业领袖“圆桌会议”上宣称：“经济刺激资金将会投入到宽带网络等新兴技术中去，毫无疑问，这就是美国在二十一世纪保持和夺回竞争优势的方式。”借助云计算、物联网这一具体问题，可以看到这种“重新夺回竞争优势”的真实面目，也有助于洞察美国百余年来一贯坚持的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对丰富“自主创新”的内涵、认识争夺“制网权”的理念基础和思想要素，做出有益的探索。
云计算的“潜台词”
“云计算”可谓计算理论六十余年发展一脉相承的产物，这个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将人的思维与行为，归之于物理学定律”的不懈努力。这一努力固然收获了大量科学技术成就，但也因此蒙上浓厚的“计算主义”的机械认识论色彩。
从原理上说，云计算主要是大规模并行计算、分布式数据处理和虚拟化技术的综合，在技术创新中并无跨越式的突破。这一综合的前提有两个：一个是在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和大规模网络带宽的瓶颈得到有效缓解之后，机器与机器、终端与终端，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充分互联，将带来不可逆转的全球“社会网络化”进程，并迅速形成社会、组织、生产、生活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另一个则是，随着充分互联的全面展开，计算与数据、计算与存储、计算与服务过程，可以分离开来，以便获得广泛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这两个假设，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了目前绝大多数处于工业化后期和信息社会前期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和现状，也刻画出了一幅激动人心的未来图景。但是，这两个假设都在“潜台词”中暗含了“还原论”的技术思想，且有意无意地回避、模糊了“主导权”、“控制权”的问题。
从美国过去六十年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发展历程和经济格局来看，在公众舆论和对外宣传上，极力宣扬“伟大社会”的崇高理念，淡化和模糊“主导权”、“控制权”，一直是美国社会和政府“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性。这种思维习性，在学界、舆论界和新闻界，被美化为“美国精神”的进步符号，美化为现代人类文明的基因。
更重要的是，这种“淡化和模糊”已经不能用“刻意为之”来形容，这已经是长久以来西方思维模式中固有的一种富丽堂皇的信念，即“科学代表理性”、“科学带来进步”。这一信念的起点可追溯至五百年前的文艺复兴时期。
认真考察涵盖资本主义萌芽、大机器生产、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社会发轫，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条“科学至上主义”的发展轨迹，这条轨迹就是云计算话语所携带的文化基因，是构筑云计算“话语权”的“潜台词”。
值得注意的是，沿着这样貌似客观、公正的，携带有“潜台词”的技术哲学的套路，在美国版本的技术战略的延长线上，构建后发国家的云计算、物联网发展战略，其思考、对话和想象空间，已经遭遇了“先天的”压缩和划定。
换句话说，倘若仅仅认为“云计算”属于技术政策，或者仅仅从政治警觉出发构筑有关云计算的发展战略，都不能很好地看到云计算“潜台词”的全貌。对这一“全貌”的识别、研究和分析，需要把目光瞄准西方五百年发展历程中，业已透入骨髓的“科学基因”和“进步话语”。
“云”，还是“钟”？
在理解和认识“云计算”这个诗情画意的术语时，我脑子里其实出现的是另外一个词，叫“云与钟”。这是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一九六五年四月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一次演讲中的一个题目，后来收入他的著作《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
据波普尔讲，过去的一百年，让这个世界的知识经历了一次大的逆转。这次逆转之前，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被概括成：
所有的云都是钟——甚至最阴沉的云，也是钟。
波普尔用“云”这个词，概括那些不规则的运动、看上去毫无规律可言的生物种群的行为、人的心理活动、湍流的水、难以预测的股票市场曲线等等，总之这类事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像天边的云彩一样，变幻莫测。
“钟”则象征确定性、精确、可拆解成更加细小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有严格遵从某种内在的规律，它的行为是完全可知的、可以预测的、可以掌控的。比如哥白尼的天体理论、牛顿的力学体系、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等。
一个裹挟着真实世界的符号世界正在四处弥漫，在日常生活中极度扩散。这种扩散已经大大超越了第一代电子商务，那个时代的兴奋者大多是互联网的“移民”。他们眼里的所谓“电子交易”，仅仅是一个更快的、更便捷的交易平台，而不是“生活方式本身”。
Semiosphere，是苏联的一位社会学者尤利·洛特曼（Jurij M. Lotman）在一九八四年发明的一个新词。它是Semiotics（符号学）和Atmosphere（大气层）的组合。这个词或可翻作：符号层。洛特曼认为，真实世界、物理世界已经被这种厚厚的“符号层”完全地包裹了起来，构成了人们呼吸、生存、结成社会关系的庞大“云团”。
这个庞大的电子化的、网络化的、碎片化的“云团”，正在或者必将成为所有人们起居、嬉戏、娱乐、思考、工作、交往的“场所”。这个场所的一切法则，从某些特征上看，兴许和“传统的空间”并无二致：比如那些人类共同的美德和超越时代的价值观。但是，这个“符号空间”与“传统空间”会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即当传统的主体演变为比特化的“碎屑”，飘浮在符号空间的时候，一切有关“价值”和“意义”的判断，都不是来自“先定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或者“缜密的逻辑推导”，而是某种“秩序的自然涌现”。
换句话说，我们在“传统空间”里习以为常的“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黑白逻辑”，因为它是秉持笛卡儿的“两分法”而来的，将变得极端荒谬。在“符号空间”里，繁多的个体的碎片“比邻而居”，他们/她们/它们彼此之间相互缠绕、渗透、扭结、交叉转录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图样，在这种图样中，很难把那一个局部的“斑点”还原为某个笛卡儿式的、独立的“自我”——“我”，只存在于符号的片断之中。
沉浸与涌现
未来网络世界的“我”是小写的，且是“多调式”的、“多面孔”的。“我”沉浸在巨大的“符号空间”中。拿如今火爆异常的微博为例来说，每一位博主与博友和“粉丝”结成的动态的小圈子，其实就是一个小生态，是一个“微媒介”（MicroMedia）存在。
人们往往纠结于快速淹没的“作为一条一条存在”的微博上的所谓“内容”，慨叹于没有那么充足的时间或者从容“阅览”那些快速闪现的“新闻”、“趣闻”、“资讯”。但实际上，微博的价值更在于透过这些鲜活的“内容”串接起来的个体的长链。这是一个群体社会。
这种“符号圈”的生存状态，其实只是更大规模“碎片化生存”的预演和前奏。
符号圈的存在，其实是将个体的生活“深度嵌入”到社交媒体中，透过记录生活的状态和点点滴滴，让社交媒体中有一个自己肉身的替身。你不可能认识所有的人，你只是微博上的一个“存在”，你需要注意的是，只要你在微博上出现，你就是在这个虚拟的真实空间中行走、呼吸。你的踪迹和气息会刻写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在符号层里留下印记。
我们总是习惯于在真实的、面对面的时候，用话语触摸对方或者与对方论战。但在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里，群体行为要比个体存在更有价值。
在互联网的群体社会里，秩序并非整齐划一的代名词，也并非源自遵从某个预先确定的“脚本”，按照既定的“剧情”上演。秩序不是这种“同意的文本”，而是在大量动态的状态衔接、信息交叉之后，涌现出来的某个无法控制、阻隔的“场景”。
在微博中，大量的转发、评论、回复，再转发、再评论、再回复——在微众参与的量超过了某个“临界点”之后，立刻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群体汇聚的场景”就会“涌现”（Emerging）出来，各种信息穿插、编制而成一幅日渐清晰的“画卷”。这种看似无序的“涌现”，让所有关注这幅画卷的人，深深地“卷入”其中，扮演着万条经纬上的小小节点、万里波涛中的小小浪花的角色。
从二○一○年六月的足球世界杯比赛到唐骏“学历门”事件，从记者仇子明到《大迁徙》作者谢朝平，从李萌萌高考招生事件到诸多社会热点、焦点人物，数以万计的关注、评论，几十万次的点击、转发，汇聚成公共空间里的一次次“声浪”：没有边界但呈现出秩序和良知，没有组织但涌现出自律和真实的声音，没有编排但拼贴出逼近真相还原现场的轮廓——这一切，都无法通过事先划定交往范围、锁定交往对象、确定交往的“调式和旋律”来得到。
事情才刚刚开始……
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自如地在虚拟空间找到了自己的家园的时候，最令人惬意的应该是这个家园不再秉持“笛卡儿主义”。正如法国哲学学会前会长雅克·敦德（Jacques D’Hondt）在一篇评述笛卡儿的文章中说的那样：“我们的科学哲学也许还不十分完善，但是我们知道二十一世纪的认识论将不是笛卡儿式的。我们已经形成了另一种生活经验，形成了另一些思想英雄。”
没有笛卡儿的日子，将意味着我们不再执拗地争辩逻辑层面的“对与错”、“是与非”；我们不再需要“理性地同意”才能达成一致；甚至我们不再奢求“一致”。没有什么普遍的准则可以为我们担保“同意的逻辑”在虚拟空间里继续有效。
我们只剩下“会意”。
这种“会意”是思想的碎片超越文本的“跨距”奏鸣，是情感的片断超越言辞牢笼的“远程”和弦。相似的结构自身会寻找彼此妥帖的接缝，“秩序”在这里并非“齐一化”、“同质化”，虽然秩序并不拒绝“齐一”、“同质”的内容，但异质的、跨界的“符号”更能映衬出彼此存在的“间隙”，将流动的意义嵌入到“上下文”中，互为景观。
这种主体破碎、意义消亡的世界里，未来的一代将慢慢学会重构物理世界、逻辑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哲学。这一次重构，他们将严厉批判笛卡儿的“两分法”，将一开始就采纳“合一的辩证法”的姿态，重新审视和继承人类璀璨的文明成果。
事情才刚刚开始。
从思想上失去互联网的结果是，我们的命运将降格为可以任意编码的任何玩意儿——或许会很“繁荣”，但没有灵魂。
美国著名的IT咨询顾问公司加德纳（Gartner），每年都会发表未来年度的IT十大战略技术排行榜。二○一○年十月份，在加德纳公司发布的这份榜单中，“云计算”继去年夺魁后，再列榜首，引起各方极大关注。
近两年，在大众媒体和公共话语中，云计算赫然成为炙手可热的词汇。云计算与物联网，成为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制定新一轮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要素之一。这些战略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都将未来的“制网权”作为国家竞争力的制高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这一战略热点的诸多讨论或者质疑，其实都没有跳出长期以来IT产业既有的“腔调”，这种“腔调”的基本特质就是：在秉承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笛卡儿主义“主客两分法”思想方面，未能逾雷池半步——这既是美国版本的互联网哲学的阿喀琉斯之踵，也是中国互联网战略值得深思的发力点。
两种声音，共同盲点
在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概念成为构造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词时，有两种声音值得关注：其一是，敦促和呼吁尽快建立云计算和物联网的国家发展战略，或可称为“呼吁派”。这一派观点实际上在二○一○年十月十八日发改委和工信部《关于做好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该通知确定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无锡等五个城市先行开展云计算试点示范工作。
其二或可称作“质疑派”，即从二○○九年底开始，在若干研讨场合，有学者和机构就IBM“智慧地球”战略提出质疑，并涉及到云计算。此派主要观点认为，美国将云计算、物联网列为国家发展战略，其宗旨和目的，依然是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利用IT技术深度嵌入战略基础设施的机会，利用数据资源跨边界快速流动的机会，最大限度地预留“后门”，为控制、威胁别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类数据资源保留足够的余地，从而获得未来信息社会的垄断性、独占性和先导性的话语权。据英国《每日邮报》六月十八日报道，美国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资深参议员乔·利伯曼，曾向美国参议院提出题为“像保护国有资产一样保护互联网空间法案”(The Protecting Cyberspace as a National Asset Act，简称PCNAA)的提案。根据该提案，在美国发生紧急情况时，总统奥巴马可以命令谷歌、雅虎等搜索引擎运营商暂停互联网服务。
当然这两派的观点并非截然对立。“呼吁派”更多地从跟踪发达国家战略优势、针对性地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角度，提出了对发展大势的研判和“跟随式”战略等观点；“质疑派”则从冷静分析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和国家战略形成的背景和氛围入手，对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不可避免地携带的“国家主义”立场予以揭示。
然而，这两派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盲区：都没有深入探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秉持的“发展逻辑”及其背后所依赖的类似云计算、物联网等高科技的哲学基础或理念基础。
这个哲学基础就是，长久以来将科学技术等同于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并极力渲染和传播单一的科学进步主义价值观，是美国维持“二战”之后形成的军事工业联合体经济形态的道德光环，也是美国经济近期显露颓势的深刻思想根源。
奥巴马在二○○九年初美国工商业领袖“圆桌会议”上宣称：“经济刺激资金将会投入到宽带网络等新兴技术中去，毫无疑问，这就是美国在二十一世纪保持和夺回竞争优势的方式。”借助云计算、物联网这一具体问题，可以看到这种“重新夺回竞争优势”的真实面目，也有助于洞察美国百余年来一贯坚持的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对丰富“自主创新”的内涵、认识争夺“制网权”的理念基础和思想要素，做出有益的探索。
云计算的“潜台词”
“云计算”可谓计算理论六十余年发展一脉相承的产物，这个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将人的思维与行为，归之于物理学定律”的不懈努力。这一努力固然收获了大量科学技术成就，但也因此蒙上浓厚的“计算主义”的机械认识论色彩。
从原理上说，云计算主要是大规模并行计算、分布式数据处理和虚拟化技术的综合，在技术创新中并无跨越式的突破。这一综合的前提有两个：一个是在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和大规模网络带宽的瓶颈得到有效缓解之后，机器与机器、终端与终端，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充分互联，将带来不可逆转的全球“社会网络化”进程，并迅速形成社会、组织、生产、生活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另一个则是，随着充分互联的全面展开，计算与数据、计算与存储、计算与服务过程，可以分离开来，以便获得广泛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这两个假设，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了目前绝大多数处于工业化后期和信息社会前期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和现状，也刻画出了一幅激动人心的未来图景。但是，这两个假设都在“潜台词”中暗含了“还原论”的技术思想，且有意无意地回避、模糊了“主导权”、“控制权”的问题。
从美国过去六十年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发展历程和经济格局来看，在公众舆论和对外宣传上，极力宣扬“伟大社会”的崇高理念，淡化和模糊“主导权”、“控制权”，一直是美国社会和政府“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性。这种思维习性，在学界、舆论界和新闻界，被美化为“美国精神”的进步符号，美化为现代人类文明的基因。
更重要的是，这种“淡化和模糊”已经不能用“刻意为之”来形容，这已经是长久以来西方思维模式中固有的一种富丽堂皇的信念，即“科学代表理性”、“科学带来进步”。这一信念的起点可追溯至五百年前的文艺复兴时期。
认真考察涵盖资本主义萌芽、大机器生产、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社会发轫，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条“科学至上主义”的发展轨迹，这条轨迹就是云计算话语所携带的文化基因，是构筑云计算“话语权”的“潜台词”。
值得注意的是，沿着这样貌似客观、公正的，携带有“潜台词”的技术哲学的套路，在美国版本的技术战略的延长线上，构建后发国家的云计算、物联网发展战略，其思考、对话和想象空间，已经遭遇了“先天的”压缩和划定。
换句话说，倘若仅仅认为“云计算”属于技术政策，或者仅仅从政治警觉出发构筑有关云计算的发展战略，都不能很好地看到云计算“潜台词”的全貌。对这一“全貌”的识别、研究和分析，需要把目光瞄准西方五百年发展历程中，业已透入骨髓的“科学基因”和“进步话语”。
“云”，还是“钟”？
在理解和认识“云计算”这个诗情画意的术语时，我脑子里其实出现的是另外一个词，叫“云与钟”。这是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一九六五年四月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一次演讲中的一个题目，后来收入他的著作《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
据波普尔讲，过去的一百年，让这个世界的知识经历了一次大的逆转。这次逆转之前，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被概括成：
所有的云都是钟——甚至最阴沉的云，也是钟。
波普尔用“云”这个词，概括那些不规则的运动、看上去毫无规律可言的生物种群的行为、人的心理活动、湍流的水、难以预测的股票市场曲线等等，总之这类事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像天边的云彩一样，变幻莫测。
“钟”则象征确定性、精确、可拆解成更加细小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有严格遵从某种内在的规律，它的行为是完全可知的、可以预测的、可以掌控的。比如哥白尼的天体理论、牛顿的力学体系、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等。
一个裹挟着真实世界的符号世界正在四处弥漫，在日常生活中极度扩散。这种扩散已经大大超越了第一代电子商务，那个时代的兴奋者大多是互联网的“移民”。他们眼里的所谓“电子交易”，仅仅是一个更快的、更便捷的交易平台，而不是“生活方式本身”。
Semiosphere，是苏联的一位社会学者尤利·洛特曼（Jurij M. Lotman）在一九八四年发明的一个新词。它是Semiotics（符号学）和Atmosphere（大气层）的组合。这个词或可翻作：符号层。洛特曼认为，真实世界、物理世界已经被这种厚厚的“符号层”完全地包裹了起来，构成了人们呼吸、生存、结成社会关系的庞大“云团”。
这个庞大的电子化的、网络化的、碎片化的“云团”，正在或者必将成为所有人们起居、嬉戏、娱乐、思考、工作、交往的“场所”。这个场所的一切法则，从某些特征上看，兴许和“传统的空间”并无二致：比如那些人类共同的美德和超越时代的价值观。但是，这个“符号空间”与“传统空间”会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即当传统的主体演变为比特化的“碎屑”，飘浮在符号空间的时候，一切有关“价值”和“意义”的判断，都不是来自“先定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或者“缜密的逻辑推导”，而是某种“秩序的自然涌现”。
换句话说，我们在“传统空间”里习以为常的“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黑白逻辑”，因为它是秉持笛卡儿的“两分法”而来的，将变得极端荒谬。在“符号空间”里，繁多的个体的碎片“比邻而居”，他们/她们/它们彼此之间相互缠绕、渗透、扭结、交叉转录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图样，在这种图样中，很难把那一个局部的“斑点”还原为某个笛卡儿式的、独立的“自我”——“我”，只存在于符号的片断之中。
沉浸与涌现
未来网络世界的“我”是小写的，且是“多调式”的、“多面孔”的。“我”沉浸在巨大的“符号空间”中。拿如今火爆异常的微博为例来说，每一位博主与博友和“粉丝”结成的动态的小圈子，其实就是一个小生态，是一个“微媒介”（MicroMedia）存在。
人们往往纠结于快速淹没的“作为一条一条存在”的微博上的所谓“内容”，慨叹于没有那么充足的时间或者从容“阅览”那些快速闪现的“新闻”、“趣闻”、“资讯”。但实际上，微博的价值更在于透过这些鲜活的“内容”串接起来的个体的长链。这是一个群体社会。
这种“符号圈”的生存状态，其实只是更大规模“碎片化生存”的预演和前奏。
符号圈的存在，其实是将个体的生活“深度嵌入”到社交媒体中，透过记录生活的状态和点点滴滴，让社交媒体中有一个自己肉身的替身。你不可能认识所有的人，你只是微博上的一个“存在”，你需要注意的是，只要你在微博上出现，你就是在这个虚拟的真实空间中行走、呼吸。你的踪迹和气息会刻写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在符号层里留下印记。
我们总是习惯于在真实的、面对面的时候，用话语触摸对方或者与对方论战。但在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里，群体行为要比个体存在更有价值。
在互联网的群体社会里，秩序并非整齐划一的代名词，也并非源自遵从某个预先确定的“脚本”，按照既定的“剧情”上演。秩序不是这种“同意的文本”，而是在大量动态的状态衔接、信息交叉之后，涌现出来的某个无法控制、阻隔的“场景”。
在微博中，大量的转发、评论、回复，再转发、再评论、再回复——在微众参与的量超过了某个“临界点”之后，立刻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群体汇聚的场景”就会“涌现”（Emerging）出来，各种信息穿插、编制而成一幅日渐清晰的“画卷”。这种看似无序的“涌现”，让所有关注这幅画卷的人，深深地“卷入”其中，扮演着万条经纬上的小小节点、万里波涛中的小小浪花的角色。
从二○一○年六月的足球世界杯比赛到唐骏“学历门”事件，从记者仇子明到《大迁徙》作者谢朝平，从李萌萌高考招生事件到诸多社会热点、焦点人物，数以万计的关注、评论，几十万次的点击、转发，汇聚成公共空间里的一次次“声浪”：没有边界但呈现出秩序和良知，没有组织但涌现出自律和真实的声音，没有编排但拼贴出逼近真相还原现场的轮廓——这一切，都无法通过事先划定交往范围、锁定交往对象、确定交往的“调式和旋律”来得到。
事情才刚刚开始……
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自如地在虚拟空间找到了自己的家园的时候，最令人惬意的应该是这个家园不再秉持“笛卡儿主义”。正如法国哲学学会前会长雅克·敦德（Jacques D’Hondt）在一篇评述笛卡儿的文章中说的那样：“我们的科学哲学也许还不十分完善，但是我们知道二十一世纪的认识论将不是笛卡儿式的。我们已经形成了另一种生活经验，形成了另一些思想英雄。”
没有笛卡儿的日子，将意味着我们不再执拗地争辩逻辑层面的“对与错”、“是与非”；我们不再需要“理性地同意”才能达成一致；甚至我们不再奢求“一致”。没有什么普遍的准则可以为我们担保“同意的逻辑”在虚拟空间里继续有效。
我们只剩下“会意”。
这种“会意”是思想的碎片超越文本的“跨距”奏鸣，是情感的片断超越言辞牢笼的“远程”和弦。相似的结构自身会寻找彼此妥帖的接缝，“秩序”在这里并非“齐一化”、“同质化”，虽然秩序并不拒绝“齐一”、“同质”的内容，但异质的、跨界的“符号”更能映衬出彼此存在的“间隙”，将流动的意义嵌入到“上下文”中，互为景观。
这种主体破碎、意义消亡的世界里，未来的一代将慢慢学会重构物理世界、逻辑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哲学。这一次重构，他们将严厉批判笛卡儿的“两分法”，将一开始就采纳“合一的辩证法”的姿态，重新审视和继承人类璀璨的文明成果。
事情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