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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柳传志,或者说对中国的企业家,普罗大众的误解可谓由来已久。一种误解,是把企业家当成了单纯的富人,人们的情绪因此朝着古老而又坚定的仇富思维方式而去,本来属于企业家的命题,很快变成这个社会简单粗糙的公平问题。另外一种误解,则是把企业家当成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将这个时代所有的社会命题强行加在企业家的身上,本来属于企业家市场交换与创新的问题,如今变成了一个宽泛的社会责任问题。
在最近关于柳传志所谓“在商言商,不谈政治”的言论中,这种误读几乎具有普遍性。人们不了解企业家在市场里的作用,不了解企业家对于市场、社会的隐蔽的改进力量。在历史的流变之中,人们存在着一个错误的观念:今天中国社会有限的进步,是体制有意改进、有意设计的结果。但熟悉历史的人必然知道,是农民的自发的市场行为,是企业家的自发的市场行为,推动了中国的一点进步。
正是在这样的维度上,我坚定地认为,在各种稀缺的常识之中,中国人最稀缺的常识,或许是关于企业家的常识,因此必须要在这个命题上多说几句。
柳传志是企业家,而不是别的——这是谈论他的立足点。检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在市场自由交换和技术改进的意义上,在开放社会的意义上,企业家产生出来的边际效应是递增的。所以我不同意人们对柳传志的指责,相反,我认为他在商言商的姿态,是一种专业的精神。企业家的天职是赚钱。企业家赚钱的过程,既是推动市场自由交换的过程,也是创新的过程;既是纳税的过程,也是解决就业的过程。这是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里非常稀缺的一种专业化的企业家精神。
遗憾的是,包括一些看上去有一点经济学训练的人,也不能理解柳传志先生的姿态。他们信手拈来的批评言辞,是柳先生不关心国家的命运,是活在财富的陷阱里,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
中国人习惯宏大叙事,家国情怀。结果就是,不仅背离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秩序,而且导致中国人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专业精神,企业家不像企业家,工程师不像工程师,学者不像学者,政治家不像政治家,每个人都被一种宏大叙事裹挟,看上去家国情怀,但事实上却是在挥手之间,被一种肤浅的激情埋葬。
必须要警惕中国企业家的宏大叙事,因为这不仅破坏企业家的专业精神,还会破坏我们刚刚有限展开的市场秩序。
我所了解的企业家宏大叙事,是一串历史。比如人们熟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很多企业家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葬送了自己的企业建设和市场改进。比如著名的晚清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把一个纯粹的企业技术的学习与改进,置换成大国崛起的宏大目标,结果就是企业家灰飞烟灭,国家也一蹶不振。比如郑观应高喊出来的“商战”,事实上是借用战争思维、革命思维来理解企业家的市场行为。中国人多年以来积累着太多的民族主义悲情,以至于在面对市场竞争的时候,不自觉地沿用了一种野蛮的、粗鄙的战争思维方式。
人们还记得一句口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一句看上去正确的话,但在市场经济秩序的维度上,却是典型的宏大叙事,鼠目寸光。其内在的逻辑,是用民族主义的情绪阻止了市场的自由交换,阻止中国人向现代化学习的可能。还有“产业报国”这样的口号,很多企业家都将这句话挂在嘴巴上,仿佛不这么喊,就不是一个爱国者。但是真正的企业家,他的惟一的使命,只能是让消费者满意。
如今新一轮的宏大叙事又来了,比过去所有的宏大叙事都要“看上去更美”。正是在这里,人们展开了对柳传志先生的攻击。
上个世纪80年代,学者李泽厚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分析范式,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高于常识的普及,高于价值观的构建,高于一个好小说家的埋头写作,高于一名诗人的抽象的歌唱,当然,也高于一名企业家对市场的深度开掘。但我们必须要说出一个历史的事实——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宏大叙事,导致我们每个人淹没在时代洪流中。
在最近关于柳传志所谓“在商言商,不谈政治”的言论中,这种误读几乎具有普遍性。人们不了解企业家在市场里的作用,不了解企业家对于市场、社会的隐蔽的改进力量。在历史的流变之中,人们存在着一个错误的观念:今天中国社会有限的进步,是体制有意改进、有意设计的结果。但熟悉历史的人必然知道,是农民的自发的市场行为,是企业家的自发的市场行为,推动了中国的一点进步。
正是在这样的维度上,我坚定地认为,在各种稀缺的常识之中,中国人最稀缺的常识,或许是关于企业家的常识,因此必须要在这个命题上多说几句。
柳传志是企业家,而不是别的——这是谈论他的立足点。检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在市场自由交换和技术改进的意义上,在开放社会的意义上,企业家产生出来的边际效应是递增的。所以我不同意人们对柳传志的指责,相反,我认为他在商言商的姿态,是一种专业的精神。企业家的天职是赚钱。企业家赚钱的过程,既是推动市场自由交换的过程,也是创新的过程;既是纳税的过程,也是解决就业的过程。这是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里非常稀缺的一种专业化的企业家精神。
遗憾的是,包括一些看上去有一点经济学训练的人,也不能理解柳传志先生的姿态。他们信手拈来的批评言辞,是柳先生不关心国家的命运,是活在财富的陷阱里,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
中国人习惯宏大叙事,家国情怀。结果就是,不仅背离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秩序,而且导致中国人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专业精神,企业家不像企业家,工程师不像工程师,学者不像学者,政治家不像政治家,每个人都被一种宏大叙事裹挟,看上去家国情怀,但事实上却是在挥手之间,被一种肤浅的激情埋葬。
必须要警惕中国企业家的宏大叙事,因为这不仅破坏企业家的专业精神,还会破坏我们刚刚有限展开的市场秩序。
我所了解的企业家宏大叙事,是一串历史。比如人们熟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很多企业家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葬送了自己的企业建设和市场改进。比如著名的晚清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把一个纯粹的企业技术的学习与改进,置换成大国崛起的宏大目标,结果就是企业家灰飞烟灭,国家也一蹶不振。比如郑观应高喊出来的“商战”,事实上是借用战争思维、革命思维来理解企业家的市场行为。中国人多年以来积累着太多的民族主义悲情,以至于在面对市场竞争的时候,不自觉地沿用了一种野蛮的、粗鄙的战争思维方式。
人们还记得一句口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一句看上去正确的话,但在市场经济秩序的维度上,却是典型的宏大叙事,鼠目寸光。其内在的逻辑,是用民族主义的情绪阻止了市场的自由交换,阻止中国人向现代化学习的可能。还有“产业报国”这样的口号,很多企业家都将这句话挂在嘴巴上,仿佛不这么喊,就不是一个爱国者。但是真正的企业家,他的惟一的使命,只能是让消费者满意。
如今新一轮的宏大叙事又来了,比过去所有的宏大叙事都要“看上去更美”。正是在这里,人们展开了对柳传志先生的攻击。
上个世纪80年代,学者李泽厚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分析范式,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高于常识的普及,高于价值观的构建,高于一个好小说家的埋头写作,高于一名诗人的抽象的歌唱,当然,也高于一名企业家对市场的深度开掘。但我们必须要说出一个历史的事实——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宏大叙事,导致我们每个人淹没在时代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