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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著名西班牙画家戈雅收徒弟的条件是这样的：“聪明但贫穷的学生，不要学费我也收；又笨又穷的学生我不要：有钱但笨的学生我也收，毕竟他们的学费能够供养第一类学生；至于聪明且有钱的学生，我到现在还没碰到。”如果戈雅活到现在，估计会如愿碰到这么一批既优秀又有钱的“优质生源”。
聪明、家境好、比你还努力的学霸们
刚做教师时，发现学校里的顶尖学霸正是戈雅所说的第一类学生，他们往往家境一般，聪明有天赋，异常勤奋。
学生W，父亲瘫痪，母亲无业；勤奋学习，成绩优异，综合素质优秀，高考全省前十名，升入清华大学。
学生L，父母离异，家境窘迫；文静秀气，异常勤奋，高考全市第一，升入清华大学。
学生Z，家庭贫困，靠亲友资助求学，高考全省前三，升入清华大学。
或许是个案，却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二十年来，社会巨变，学校里的顶尖学霸们，也悄然地发生变化。
最近几年，升入顶尖名校的学生，大多是中等以上的家庭环境，而班级里表现较差的学生，往往不再是过去的“官二代”“富二代”子弟，而是来自于低收入家庭。
越是中等以下阶层的家长，对学校教育的配合度越低，越是较高社会阶层的家长，对学校教育的配合度越高。学习成绩和家庭环境、父母身份、早期教育的相关性越来越强。
家长为择校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
好学校喜欢“好学生”。无论是驰名中外的超级中学，还是普通的中小学，他们都孜孜不倦地追求“好学生”。为了吸引优质生源，他们不惜开出种种优惠条件，包括奖学金、重点班、配备顶尖师资等。道理很简单，只有优质生源能为学校带来升学率、名校率。有了升学率的提升，学校才能获取排名、政绩、利益、资源的提升。
好学生钟情“好学校”。所有的家长和学生都热衷“好学校”。毋容置疑，这里师资优、校风好、学风正、管理严、升学率有保证。所有家长和学生都逃避“差学校”，这里人心涣散、校风差、管理松，升学率无从谈起。
当然，不是所有学校都能招来好学生，更不是所有学生都能进入好学校，所以，才有了“考试”这种东西。
结果，少数学校成了“好学校”，门槛越来越高，一位难求；更多学校成了普通学校，招生门可罗雀，几乎濒临倒闭。家长为择校付出的经济和时间成本越来越高，不是没学上，而是没“好学校”上。
均衡义务教育政策能否缓解家长焦虑
义务教育阶段是“公共产品”，它的定位就是为社会成员提供合理水平的教育保障。在义务阶段过分强调考试竞争，必然导致普通学校的大面积塌陷，进而影响到教育保障的水平和质量。因此“均衡义务教育”的组合政策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如：
取消所谓重点学校（主要是取消小学和初中阶段的重点学校）；
适龄幼童按学区就近入学，严禁进行入学测试；
取消小升初考试，实行初中招生“摇号”的抓阄制度；
对薄弱校实行资金、师资、管理的傾斜政策；
高中实行“分配生制度”，即把重点中学的大部分招生指标按人数等比例分解到各个初中。
核心思路就是通过负向矫正，均衡各个小学、初中的生源质量。
其实，所谓“好学校”的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好生源，尤其是当所谓的“好学校”是公办学校时，更是如此。
应该说，通过生源均衡，进而均衡各个学校的办学质量，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所以，“均衡义务教育”在一段时间内还是收到了一定效果，缓解了家长们的择校焦虑，各校都有好学生，各校都有好老师，没有了过去的重点校，也减少了烂校，大家都是“中等校”，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然而，世界并没有这么简单，博弈每时每刻都进行着。
一面诅咒一面趋之若鹜的应试
由于中招、高招依然存在，由于残酷的升学竞争依然存在，比拼考试成绩仍然是莘莘学子的最终出路，家长们对于“好学校”的渴望依然存在，他们对于均衡政策下的“中等校现象”并不满足。可见，家长们对于“考试”的情绪是何其复杂？
我们要上更好的学校，要有更高的升学率，我们不但需要好老师，还需要好同学，哪怕让我掏钱也行，多掏一点也行。世界的逻辑就是，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利益，就会有产品满足这些需求。这时候，产品就出现了，这就是民办的“好学校”。
这种产品，天生对公办学校形成全方位碾压。
它可以跨学区通过考试选拔优质新生，所以它的生源是好的，这里有好同学，这是民办学校的第一个核心竞争力，也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它可以高薪吸引优秀师资，同时由于采取公司化聘任制管理，民办学校对教师的管理和业绩考核也更加严格。而公办学校的低薪资，客观上也促使大量公办教师加盟民办学校。这里有好老师和好管理，这是民办学校的第二个竞争力。
民办学校可以规避某些办学政策，以所谓“全封闭”“全寄宿”等理由，延长学生在校学习时间，进而提升考试成绩。这也客观上迎合了部分家长的家庭教育懒惰。办学行为天然形成政策特区，这是民办学校的第三个竞争力。
以上三个竞争力同时发威，民办学校在升学成绩上碾压公办学校，几乎呈现摧枯拉朽之势。
公办学校的两次寒冬是如何来临的
随着民办“好学校”的崛起，公办学校迎来了第二次寒冬。
第一次寒冬：公办普通校在上世纪末被公办重点校压制而一度步履维艰。
短暂的复苏：本世纪初得益于均衡政策，公办普通学校一度复兴，甚至有的学校办得很有特色。
这第二次寒冬，可没有上个寒冬那么好熬。
对于任何学校来说，办学寒冬可能是资金的困境，也可能是政策的制约，也可能是师资的匮乏，但最残酷最致命的风暴，应该是生源质量的恶化。
好学生投奔民办学校，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好学生。
此时，师资、硬件都已经不再是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了，家长们高价消费，主要目的就是在购买好的同伴环境。
了解基础教育现状的都知道，沿海地区最优质的小学、初中已基本被民办学校垄断。
上海家长心目中最牛的20所小学除了两所是公办，其余均为民办，且大多出现在上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初期，正是均衡义务教育政策推行期的衍生品，初中情况也类似。
这种现象正在向内地蔓延。
当然，民办校的崛起也未必一定导致公办普通校的崩盘。比如：由于民办校的办学经费基本来于自筹，政府节省下来的大量教育经费完全可以投入到公办普通校的升级改造上，比如硬件提升、师资培训、提高教师薪金以吸引高素质教师、改造大班额实行小班化教学等，甚至可能是整体提升义务教育保障水平和质量的新契机，关键看管理层的决心、信心和方法。
公平和效率是个永恒的难题，就看博弈的主导权在谁手中。
摘自晋课堂
聪明、家境好、比你还努力的学霸们
刚做教师时，发现学校里的顶尖学霸正是戈雅所说的第一类学生，他们往往家境一般，聪明有天赋，异常勤奋。
学生W，父亲瘫痪，母亲无业；勤奋学习，成绩优异，综合素质优秀，高考全省前十名，升入清华大学。
学生L，父母离异，家境窘迫；文静秀气，异常勤奋，高考全市第一，升入清华大学。
学生Z，家庭贫困，靠亲友资助求学，高考全省前三，升入清华大学。
或许是个案，却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二十年来，社会巨变，学校里的顶尖学霸们，也悄然地发生变化。
最近几年，升入顶尖名校的学生，大多是中等以上的家庭环境，而班级里表现较差的学生，往往不再是过去的“官二代”“富二代”子弟，而是来自于低收入家庭。
越是中等以下阶层的家长，对学校教育的配合度越低，越是较高社会阶层的家长，对学校教育的配合度越高。学习成绩和家庭环境、父母身份、早期教育的相关性越来越强。
家长为择校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
好学校喜欢“好学生”。无论是驰名中外的超级中学，还是普通的中小学，他们都孜孜不倦地追求“好学生”。为了吸引优质生源，他们不惜开出种种优惠条件，包括奖学金、重点班、配备顶尖师资等。道理很简单，只有优质生源能为学校带来升学率、名校率。有了升学率的提升，学校才能获取排名、政绩、利益、资源的提升。
好学生钟情“好学校”。所有的家长和学生都热衷“好学校”。毋容置疑，这里师资优、校风好、学风正、管理严、升学率有保证。所有家长和学生都逃避“差学校”，这里人心涣散、校风差、管理松，升学率无从谈起。
当然，不是所有学校都能招来好学生，更不是所有学生都能进入好学校，所以，才有了“考试”这种东西。
结果，少数学校成了“好学校”，门槛越来越高，一位难求；更多学校成了普通学校，招生门可罗雀，几乎濒临倒闭。家长为择校付出的经济和时间成本越来越高，不是没学上，而是没“好学校”上。
均衡义务教育政策能否缓解家长焦虑
义务教育阶段是“公共产品”，它的定位就是为社会成员提供合理水平的教育保障。在义务阶段过分强调考试竞争，必然导致普通学校的大面积塌陷，进而影响到教育保障的水平和质量。因此“均衡义务教育”的组合政策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如：
取消所谓重点学校（主要是取消小学和初中阶段的重点学校）；
适龄幼童按学区就近入学，严禁进行入学测试；
取消小升初考试，实行初中招生“摇号”的抓阄制度；
对薄弱校实行资金、师资、管理的傾斜政策；
高中实行“分配生制度”，即把重点中学的大部分招生指标按人数等比例分解到各个初中。
核心思路就是通过负向矫正，均衡各个小学、初中的生源质量。
其实，所谓“好学校”的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好生源，尤其是当所谓的“好学校”是公办学校时，更是如此。
应该说，通过生源均衡，进而均衡各个学校的办学质量，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所以，“均衡义务教育”在一段时间内还是收到了一定效果，缓解了家长们的择校焦虑，各校都有好学生，各校都有好老师，没有了过去的重点校，也减少了烂校，大家都是“中等校”，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然而，世界并没有这么简单，博弈每时每刻都进行着。
一面诅咒一面趋之若鹜的应试
由于中招、高招依然存在，由于残酷的升学竞争依然存在，比拼考试成绩仍然是莘莘学子的最终出路，家长们对于“好学校”的渴望依然存在，他们对于均衡政策下的“中等校现象”并不满足。可见，家长们对于“考试”的情绪是何其复杂？
我们要上更好的学校，要有更高的升学率，我们不但需要好老师，还需要好同学，哪怕让我掏钱也行，多掏一点也行。世界的逻辑就是，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利益，就会有产品满足这些需求。这时候，产品就出现了，这就是民办的“好学校”。
这种产品，天生对公办学校形成全方位碾压。
它可以跨学区通过考试选拔优质新生，所以它的生源是好的，这里有好同学，这是民办学校的第一个核心竞争力，也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它可以高薪吸引优秀师资，同时由于采取公司化聘任制管理，民办学校对教师的管理和业绩考核也更加严格。而公办学校的低薪资，客观上也促使大量公办教师加盟民办学校。这里有好老师和好管理，这是民办学校的第二个竞争力。
民办学校可以规避某些办学政策，以所谓“全封闭”“全寄宿”等理由，延长学生在校学习时间，进而提升考试成绩。这也客观上迎合了部分家长的家庭教育懒惰。办学行为天然形成政策特区，这是民办学校的第三个竞争力。
以上三个竞争力同时发威，民办学校在升学成绩上碾压公办学校，几乎呈现摧枯拉朽之势。
公办学校的两次寒冬是如何来临的
随着民办“好学校”的崛起，公办学校迎来了第二次寒冬。
第一次寒冬：公办普通校在上世纪末被公办重点校压制而一度步履维艰。
短暂的复苏：本世纪初得益于均衡政策，公办普通学校一度复兴，甚至有的学校办得很有特色。
这第二次寒冬，可没有上个寒冬那么好熬。
对于任何学校来说，办学寒冬可能是资金的困境，也可能是政策的制约，也可能是师资的匮乏，但最残酷最致命的风暴，应该是生源质量的恶化。
好学生投奔民办学校，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好学生。
此时，师资、硬件都已经不再是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了，家长们高价消费，主要目的就是在购买好的同伴环境。
了解基础教育现状的都知道，沿海地区最优质的小学、初中已基本被民办学校垄断。
上海家长心目中最牛的20所小学除了两所是公办，其余均为民办，且大多出现在上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初期，正是均衡义务教育政策推行期的衍生品，初中情况也类似。
这种现象正在向内地蔓延。
当然，民办校的崛起也未必一定导致公办普通校的崩盘。比如：由于民办校的办学经费基本来于自筹，政府节省下来的大量教育经费完全可以投入到公办普通校的升级改造上，比如硬件提升、师资培训、提高教师薪金以吸引高素质教师、改造大班额实行小班化教学等，甚至可能是整体提升义务教育保障水平和质量的新契机，关键看管理层的决心、信心和方法。
公平和效率是个永恒的难题，就看博弈的主导权在谁手中。
摘自晋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