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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1月号伦敦《亚洲季刊》上，一篇名为《中国先睡后醒论》的文章引起轰动，作者吹捧清朝“洋务”成果，将从西方购入的新式军舰、武器一一罗列后，宣布：“中国不过似人含睡，固非垂毙也”，“再有战事，中国终不至有庚申（1860年）之祸”。
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曾纪泽，曾国藩长子，此时他刚结束11年使欧生涯，回到中国。1879年，崇厚越权与俄签订《利伐第亚条约》，令朝野大惊，毁约则中俄必战，接受则丧权辱国，当慈禧太后决定派官场新手曾纪泽使俄时，重臣皆称反对。中俄谈判迁延日久，俄方一度中断会谈，增兵派舰，以武力要挟，可在重签的条约中，中方期望几乎全部满足，还有颇多意外收获。
曾纪泽从此名声鹊起，被西方人赞为“真正的外交家”，曾工诗文，还会写英文诗，待人接物有儒家风范，得到列强信任。《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前，人们忽略了他“愤青”的一面。
西方人搞不懂这个温和的人为何突然剑拔弩张，无人敢正面回应。毕竟清朝正在“洋务运动”巅峰期，经济迅猛发展，此前两场战争，清军表现尚可，一是左宗棠平定新疆，一是中法之战，法国连战争赔款都没得到。种种迹象表明，清朝确有“睡醒”迹象。
近代以来，“睡”与“醒”常被用来形容中国，似乎她真的能量惊人，只需精神振作，就能打倒一切对手。对此，中国精英阶层常有焦虑感，觉得主观上已很努力，为何老大帝国还是醒不过来呢？所以他们要么去“唤醒”民众，要么向西方人展示肌肉。
对曾纪泽这一套，列强啧有烦言，讽为“一贯自大的最新型式”。对即将成军的北洋水师，亦挖苦道：“中国目前所最迫切需要的，是驾驶军舰的官兵；没有他们，军舰势将搁浅，或者被敌舰掳去。”
正面回应曾纪泽的，是香港人何启和胡礼垣，他们在《曾论书后》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国之所以称盛者，非徒多战舰炮台，国皆能置故也。侯欲治外，请自内治始；侯欲治内，请自得民始；侯欲得民，请自得民之心始。”他们认为，制度不改，买再多先进设备，也不是真正“睡醒”。此文风靡一时，天津《中国时报》编者表示，希望这次讨论，能引起“高尚开明”的中国官绅熟虑。但曾纪泽没有回应，不知是正在深思，还是不屑。
《曾论书后》作者之一胡礼垣是曾纪泽的忠粉，称赞曾“于中外交涉事体，昭然若揭，洞中机宜”，但他怎么也理解不了，有曾纪泽这样的明白人，大清朝为何继续暗弱，而曾却变得越来越糊涂。
其实，道理不难理解，作为外交家，曾纪泽在忠诚、善辩、谋略、勇敢等方面均属一流，可在知识上却有明显短板。他批评清流套用战国时纵横旧说来理解现代国际秩序，可他自己也常这么看问题；他曾努力学习西方技术，却又认为它们是老祖宗玩剩下的；他羡慕西方器物，却自夸东方道德领先……曾纪泽对西方人能以礼相待，但止于言利，不肯从“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的视角看问题，当官后，曾纪泽学习新知的努力便中断了，只靠经验维持。
有激情而乏知识，有立场而欠理性，曾纪泽最终无法突破传统的窠臼。
1890年，不满51岁的曾纪泽因病去世，未能亲历5年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惨剧，天假以年，也许以他的外交才华，中日战争会推迟，可再怎么拖，不突破制度瓶颈，天朝与世界的差距将越拉越大，民族悲剧只会更加深重。这是一个吊诡的局面：个人才华、器物进步反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昏睡剂。
（唐山）
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曾纪泽，曾国藩长子，此时他刚结束11年使欧生涯，回到中国。1879年，崇厚越权与俄签订《利伐第亚条约》，令朝野大惊，毁约则中俄必战，接受则丧权辱国，当慈禧太后决定派官场新手曾纪泽使俄时，重臣皆称反对。中俄谈判迁延日久，俄方一度中断会谈，增兵派舰，以武力要挟，可在重签的条约中，中方期望几乎全部满足，还有颇多意外收获。
曾纪泽从此名声鹊起，被西方人赞为“真正的外交家”，曾工诗文，还会写英文诗，待人接物有儒家风范，得到列强信任。《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前，人们忽略了他“愤青”的一面。
西方人搞不懂这个温和的人为何突然剑拔弩张，无人敢正面回应。毕竟清朝正在“洋务运动”巅峰期，经济迅猛发展，此前两场战争，清军表现尚可，一是左宗棠平定新疆，一是中法之战，法国连战争赔款都没得到。种种迹象表明，清朝确有“睡醒”迹象。
近代以来，“睡”与“醒”常被用来形容中国，似乎她真的能量惊人，只需精神振作，就能打倒一切对手。对此，中国精英阶层常有焦虑感，觉得主观上已很努力，为何老大帝国还是醒不过来呢？所以他们要么去“唤醒”民众，要么向西方人展示肌肉。
对曾纪泽这一套，列强啧有烦言，讽为“一贯自大的最新型式”。对即将成军的北洋水师，亦挖苦道：“中国目前所最迫切需要的，是驾驶军舰的官兵；没有他们，军舰势将搁浅，或者被敌舰掳去。”
正面回应曾纪泽的，是香港人何启和胡礼垣，他们在《曾论书后》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国之所以称盛者，非徒多战舰炮台，国皆能置故也。侯欲治外，请自内治始；侯欲治内，请自得民始；侯欲得民，请自得民之心始。”他们认为，制度不改，买再多先进设备，也不是真正“睡醒”。此文风靡一时，天津《中国时报》编者表示，希望这次讨论，能引起“高尚开明”的中国官绅熟虑。但曾纪泽没有回应，不知是正在深思，还是不屑。
《曾论书后》作者之一胡礼垣是曾纪泽的忠粉，称赞曾“于中外交涉事体，昭然若揭，洞中机宜”，但他怎么也理解不了，有曾纪泽这样的明白人，大清朝为何继续暗弱，而曾却变得越来越糊涂。
其实，道理不难理解，作为外交家，曾纪泽在忠诚、善辩、谋略、勇敢等方面均属一流，可在知识上却有明显短板。他批评清流套用战国时纵横旧说来理解现代国际秩序，可他自己也常这么看问题；他曾努力学习西方技术，却又认为它们是老祖宗玩剩下的；他羡慕西方器物，却自夸东方道德领先……曾纪泽对西方人能以礼相待，但止于言利，不肯从“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的视角看问题，当官后，曾纪泽学习新知的努力便中断了，只靠经验维持。
有激情而乏知识，有立场而欠理性，曾纪泽最终无法突破传统的窠臼。
1890年，不满51岁的曾纪泽因病去世，未能亲历5年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惨剧，天假以年，也许以他的外交才华，中日战争会推迟，可再怎么拖，不突破制度瓶颈，天朝与世界的差距将越拉越大，民族悲剧只会更加深重。这是一个吊诡的局面：个人才华、器物进步反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昏睡剂。
（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