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文化模式，是一种现代教育的管理理论。它强调组织的非正式方面，以人为本，关注学校成员的价值观、信仰、行为规范，以及成员与学校的认识观念的结合，等等。盡管它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作者经过查阅资料，发现金陵女子大学在20世纪中前叶的学校管理模式中就蕴含着文化模式，故本文以文化模式为总背景，以金女大为分析对象，浅述金女大学校管理文化模式的相关内容，并反思文化模式在我国教育管理中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 金陵女子大学文化模式管理文化“模式”启示
一、文化模式的内涵
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一些教育理论家对教育管理的理论与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尝试，分析总结出了五种官方正式的模式：正规模式、学院模式、政治模式、主管模式、模糊模式；又在批判传统正规模式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种强调管理精神方面的模式——文化模式，这种模式弥补了其他理论模式的缺陷和不足，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时代性，以独特的视角和科学的管理理念成为20世纪90年代西方管理界的热点。
文化模式强调组织的非正式方面的因素，它关注组织中个体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规范，以及个体的认识如何与被认可的组织的认识观念相结合；它通过文化符号和意识，而不是通过组织的正规结构来体现。［1］换言之，文化模式具有以下特点：（1）强调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和信仰，尤其强调组织中主题文化的作用，并承认多种亚文化冲突的存在，还试图加以正确处理；（2）强调共享规范和共有认识观念的形成。认为组织成员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形成的具有学校独特文化特征的行为模式是学校管理工作的基础和主要前提；（3）典型礼仪和模范人物作为学校文化的具体表现，对学校的价值观和信仰起着支持和促进作用；（4）假定组织中存在“英雄人物”，并视之为组织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具体体现。
二、金陵女子大学校管理文化模式的解析
任何教育管理模式在现实中都有体现，经过查阅文献，我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学校管理中发现了文化模式的影子，金陵女子大学早就发挥“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学校成员共同价值观和信仰的培养、优秀健康的校园组织文化的建设，形成了学校组织成员之间的持久而深刻的凝聚力。
在《当代西方教育管理模式》一书中，托尼·布什采用“目标、结构、环境、领导”四要素框架分析教育管理模式，这个分析标准被托尼·布什论证了能够帮助我们洞察不同模式的显著差异和特点，并有力证明了“教育管理理论具有规范性和选择性”这一特点。［2］以下参照这四要素标准，客观分析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学校管理文化模式。
（一）学校目标
一所学校或学院的文化可以通过目标来表达，对目标的陈述，以及成员以行动所表现的拥护，等等，都强化了组织的价值观和信仰。金陵女子大学以“厚生”为校训，以“培养妇女领袖”为大目标。“厚生”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德本康夫人与蔡路得合作的《金陵女子大学》一书中说：“校训是由学生和教师共同选定的……校训‘厚生’——在前进道路上有艰难险阻，以及人们的精神需要春雨的滋润时，是人们精神的源泉。”［3］金陵女子大学的人，不论老师还是学生，不论是在什么年代，对于自己的校训都保持着一种严肃性和强烈的认同感。说到底，目标的文化管理价值在于大学是否承担了社会理想，在于大学是否达标社会良知，在于大学是否实现了教育责任，在于大学是否具有崇高目的。所以在“厚生”精神的影响下，金陵女子大学确定了明确的目标，即为中国培养妇女领袖。在这样的目标熏陶下，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一般都以志存高远、自立自强而自勉：“受高等教育之女子，应知责任之重大，盖社会事业，既不能由男子独负，则女子教育当然不能落后，而此种责任，先知先觉之女子，实责无旁贷也。”［4］
在目标和价值观一致的地方，组织就会有凝聚力，正如克拉克提出：“对学校、学院或其下属部门目标的清楚描述，都会帮助形成共同的认识和价值观。很好陈述的目标将有利于获取每一个组织成员的兴趣。这样的目标将会帮助创造一个强有力的文化。”［5］金陵女子大学以“厚生”为校训，以“培养妇女领袖”为大目标，通过设置名人演讲、学生讲座、演说比赛、鼓励学生组织各种活动团体、开办特色的体育班和音乐舞蹈班、举行体育运动会、社会实践等教学活动，培养未来妇女人才，一改女性怯弱内敛、多愁善感较弱纤细、缺少对社会关注的视野局限等旧形象，塑造了强健清新、积极向上的新形象。［6］其中所体现的正是文化模式中的关键：学校目标的表达。
（二）学校组织结构
结构是物质的或可见的组织文化，组织的价值观和信仰以学校或学院所建立起来的角色模型和角色关系来表达。金陵女子大学是当时中国唯一由各差会合办的女子大学，集中了一批学业专精、具有基督教信仰和教书育人责任心的女性精英，组成了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管理团队，使金陵女子大学独具特色。女教师们在这个“女儿国”里担任校长、训导主任、教务主任、总务主任、系主任、教授、学生导师等一系列行政和教学职务；她们制定学校的教育目标、教学管理计划，并且督促执行；她们完成教学计划，担任学生团体顾问，参加学生活动，引导学生言行举止，关心学生个人学习生活。［7］
更重要的是，这个“金陵团队”将自己的角色关系定位在一致的精神追求上：为女性服务，热爱女子教育事业，尊生、爱生，对自己从事的教育事业有极大的认同和神圣的期望，有博大的宗教情怀，纯粹的敬业精神，精深的专业知识和足够化育人格的文化内涵。因此在学校教学管理等很多方面，金女大教职员工们都以同样的理念引导自己的工作，在几十年内保持了金陵女子大学的独立性，应对种种现实困难，创造出一个“金陵神话”。金陵女子大学的团队组织以精神一致、强凝聚力、高效率的特点，共享金女大人特有的价值观和信仰，展现了学校组织文化特色，铸就了金陵女子大学独特的组织结构。
（三）学校外部环境
奥尼尔（1994）认为，环境是价值观、规范和行为的来源；教师的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产生教育的价值观，从而提供共享文化发展的潜在可能性。［8］金陵女子大学创建时期，正值美国“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基督教的博雅教育、文明传承的使命感，以及对于精神领域的诉求和信仰追求，都对金陵女子大学特色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9］首任校长德本康夫人的美国文化背景，对“厚生”的校训和“培养妇女领袖”的大目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二任校长吴贻芳，对于政治和外界环境十分重视和敏感，顺应了来自美国基督教和美国大学的环境因素，又敏锐地觉察到当时中国的文化环境，尽其所能地将金陵女子大学的文化与外界的主流文化相融合，坚持爱国主义，从而使金陵女子大学能更深地扎根于本土的文化中，尽显“中国教会女子大学”的色彩。
两位校长都很好地把握住了外部环境的特点，将其融汇到金陵女子大学的办学文化和管理中，形成了金陵女子大学别具一格的价值观和信仰，是学校管理文化的重要体现。
（四）学校领导
组织的领导者为学校文化的巩固与发展负主要责任，表现在构建和巩固学校文化、在组织内部和外界传递组织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信仰等。瑟几奥瓦尼（1984）提出：“领导的文化力量的总效力就是要使学生、教师以及其他员工都成为学校工作的信仰者……当人们成为凝聚力很强的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他们就会有机会享受个人在其中的重要价值和成员感。”［10］吴贻芳校长主持金女大20余年，常以“象牙坛儿紫檀盖，里面坐着一棵小白菜”的谜语教育学生：做人要纯正、坚强、有原则、有立场，要平易近人，为人民所用。［11］鼓励学生去服务于社区、国家、民众，并为学生提供实际的服务机会，特别是服务中国的妇女们。这种“服务于别人”的理念，将一届届的女大学生引上了人生的坦荡大道，并被她们奉为终生的信仰，使她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无私奉献，献身于国家的建设事业。植物学家胡秀英是金陵女子大学一位杰出的校友，她曾经回忆说，金陵女子大学深化了她在农村养成的舍己为人的习惯和在教会中所受的为上帝而活的训练。对此，胡秀英写道：“道德最高的境界是忘记自己，服务他人。虽然世界各地的人们语言不同，但是大家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相同的。”［12］
吴贻芳校长牺牲了个人的年华和幸福，将一生都獻给了金女大的教育事业。她以高姿态的文化领导象征力，引导着金陵女子大学的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和继承，也是对学校管理文化模式中领导因素的很好诠释。
三、启示
本文分析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学校管理文化模式，“将信仰、价值观和观念看成是组织的中心”、“建立在‘文化人’假设的基础上”。可以说，她的这种模式是我国教育管理文化模式的先驱，是学校教师组织共同价值观和信仰的体现，也是其校长教育哲学观、管理哲学观的体现，更是学校文化影响力的综合体现。
金陵女子大学在学校管理文化上的经验给现代中国教育展示了一种良好的发展模式。从实践的角度考虑，面对学校管理面临着新形势和新课题的冲击，文化模式理应成为我国学校管理必须思考的方面。本文抛砖引玉式的初探，是想说明只有透过那些显示大学中所存在的大量文化现象的观察、描述和分析，我们才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和把握大学整个群体的学校管理文化模式。我们何不将文化模式的种种理论加以本土化，将学校的优良文化作为教育的生命机制，并形成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特色文化模式，以合理特定的价值观和目标为指向，有计划地对学校各方面教育工作施加影响，逐步把师生引导这个目标上来，形成相协调甚至一致的价值观和信念，以及行为方式，使校园文化和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得到有益的滋养和升华。同时，又以自身所形成的文化模式中特定持久的文化力量，来激励学校师生积极向上。最终使文化模式成为学校管理的灵魂之一，突出学校的文化职能，兼容传统的学校管理模式，二者相互补充、彼此平衡，有效地建设中国教育。
参考文献：
［1］［2］［5］［10］托尼·布什.当代西方教育管理模式［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4］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J］第24期，1935，1，16.
［6］［7］［9］［12］金一虹.吴贻芳的教育思想与实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8］O’Neill.“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ulture”，in T.Bush and J.West-Burnham（eds.），Th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1994.
［11］中华女子学院学报［J］.第15卷第5期，2003.10.
关键词： 金陵女子大学文化模式管理文化“模式”启示
一、文化模式的内涵
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一些教育理论家对教育管理的理论与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尝试，分析总结出了五种官方正式的模式：正规模式、学院模式、政治模式、主管模式、模糊模式；又在批判传统正规模式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种强调管理精神方面的模式——文化模式，这种模式弥补了其他理论模式的缺陷和不足，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时代性，以独特的视角和科学的管理理念成为20世纪90年代西方管理界的热点。
文化模式强调组织的非正式方面的因素，它关注组织中个体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规范，以及个体的认识如何与被认可的组织的认识观念相结合；它通过文化符号和意识，而不是通过组织的正规结构来体现。［1］换言之，文化模式具有以下特点：（1）强调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和信仰，尤其强调组织中主题文化的作用，并承认多种亚文化冲突的存在，还试图加以正确处理；（2）强调共享规范和共有认识观念的形成。认为组织成员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形成的具有学校独特文化特征的行为模式是学校管理工作的基础和主要前提；（3）典型礼仪和模范人物作为学校文化的具体表现，对学校的价值观和信仰起着支持和促进作用；（4）假定组织中存在“英雄人物”，并视之为组织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具体体现。
二、金陵女子大学校管理文化模式的解析
任何教育管理模式在现实中都有体现，经过查阅文献，我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学校管理中发现了文化模式的影子，金陵女子大学早就发挥“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学校成员共同价值观和信仰的培养、优秀健康的校园组织文化的建设，形成了学校组织成员之间的持久而深刻的凝聚力。
在《当代西方教育管理模式》一书中，托尼·布什采用“目标、结构、环境、领导”四要素框架分析教育管理模式，这个分析标准被托尼·布什论证了能够帮助我们洞察不同模式的显著差异和特点，并有力证明了“教育管理理论具有规范性和选择性”这一特点。［2］以下参照这四要素标准，客观分析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学校管理文化模式。
（一）学校目标
一所学校或学院的文化可以通过目标来表达，对目标的陈述，以及成员以行动所表现的拥护，等等，都强化了组织的价值观和信仰。金陵女子大学以“厚生”为校训，以“培养妇女领袖”为大目标。“厚生”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德本康夫人与蔡路得合作的《金陵女子大学》一书中说：“校训是由学生和教师共同选定的……校训‘厚生’——在前进道路上有艰难险阻，以及人们的精神需要春雨的滋润时，是人们精神的源泉。”［3］金陵女子大学的人，不论老师还是学生，不论是在什么年代，对于自己的校训都保持着一种严肃性和强烈的认同感。说到底，目标的文化管理价值在于大学是否承担了社会理想，在于大学是否达标社会良知，在于大学是否实现了教育责任，在于大学是否具有崇高目的。所以在“厚生”精神的影响下，金陵女子大学确定了明确的目标，即为中国培养妇女领袖。在这样的目标熏陶下，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一般都以志存高远、自立自强而自勉：“受高等教育之女子，应知责任之重大，盖社会事业，既不能由男子独负，则女子教育当然不能落后，而此种责任，先知先觉之女子，实责无旁贷也。”［4］
在目标和价值观一致的地方，组织就会有凝聚力，正如克拉克提出：“对学校、学院或其下属部门目标的清楚描述，都会帮助形成共同的认识和价值观。很好陈述的目标将有利于获取每一个组织成员的兴趣。这样的目标将会帮助创造一个强有力的文化。”［5］金陵女子大学以“厚生”为校训，以“培养妇女领袖”为大目标，通过设置名人演讲、学生讲座、演说比赛、鼓励学生组织各种活动团体、开办特色的体育班和音乐舞蹈班、举行体育运动会、社会实践等教学活动，培养未来妇女人才，一改女性怯弱内敛、多愁善感较弱纤细、缺少对社会关注的视野局限等旧形象，塑造了强健清新、积极向上的新形象。［6］其中所体现的正是文化模式中的关键：学校目标的表达。
（二）学校组织结构
结构是物质的或可见的组织文化，组织的价值观和信仰以学校或学院所建立起来的角色模型和角色关系来表达。金陵女子大学是当时中国唯一由各差会合办的女子大学，集中了一批学业专精、具有基督教信仰和教书育人责任心的女性精英，组成了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管理团队，使金陵女子大学独具特色。女教师们在这个“女儿国”里担任校长、训导主任、教务主任、总务主任、系主任、教授、学生导师等一系列行政和教学职务；她们制定学校的教育目标、教学管理计划，并且督促执行；她们完成教学计划，担任学生团体顾问，参加学生活动，引导学生言行举止，关心学生个人学习生活。［7］
更重要的是，这个“金陵团队”将自己的角色关系定位在一致的精神追求上：为女性服务，热爱女子教育事业，尊生、爱生，对自己从事的教育事业有极大的认同和神圣的期望，有博大的宗教情怀，纯粹的敬业精神，精深的专业知识和足够化育人格的文化内涵。因此在学校教学管理等很多方面，金女大教职员工们都以同样的理念引导自己的工作，在几十年内保持了金陵女子大学的独立性，应对种种现实困难，创造出一个“金陵神话”。金陵女子大学的团队组织以精神一致、强凝聚力、高效率的特点，共享金女大人特有的价值观和信仰，展现了学校组织文化特色，铸就了金陵女子大学独特的组织结构。
（三）学校外部环境
奥尼尔（1994）认为，环境是价值观、规范和行为的来源；教师的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产生教育的价值观，从而提供共享文化发展的潜在可能性。［8］金陵女子大学创建时期，正值美国“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基督教的博雅教育、文明传承的使命感，以及对于精神领域的诉求和信仰追求，都对金陵女子大学特色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9］首任校长德本康夫人的美国文化背景，对“厚生”的校训和“培养妇女领袖”的大目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二任校长吴贻芳，对于政治和外界环境十分重视和敏感，顺应了来自美国基督教和美国大学的环境因素，又敏锐地觉察到当时中国的文化环境，尽其所能地将金陵女子大学的文化与外界的主流文化相融合，坚持爱国主义，从而使金陵女子大学能更深地扎根于本土的文化中，尽显“中国教会女子大学”的色彩。
两位校长都很好地把握住了外部环境的特点，将其融汇到金陵女子大学的办学文化和管理中，形成了金陵女子大学别具一格的价值观和信仰，是学校管理文化的重要体现。
（四）学校领导
组织的领导者为学校文化的巩固与发展负主要责任，表现在构建和巩固学校文化、在组织内部和外界传递组织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信仰等。瑟几奥瓦尼（1984）提出：“领导的文化力量的总效力就是要使学生、教师以及其他员工都成为学校工作的信仰者……当人们成为凝聚力很强的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他们就会有机会享受个人在其中的重要价值和成员感。”［10］吴贻芳校长主持金女大20余年，常以“象牙坛儿紫檀盖，里面坐着一棵小白菜”的谜语教育学生：做人要纯正、坚强、有原则、有立场，要平易近人，为人民所用。［11］鼓励学生去服务于社区、国家、民众，并为学生提供实际的服务机会，特别是服务中国的妇女们。这种“服务于别人”的理念，将一届届的女大学生引上了人生的坦荡大道，并被她们奉为终生的信仰，使她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无私奉献，献身于国家的建设事业。植物学家胡秀英是金陵女子大学一位杰出的校友，她曾经回忆说，金陵女子大学深化了她在农村养成的舍己为人的习惯和在教会中所受的为上帝而活的训练。对此，胡秀英写道：“道德最高的境界是忘记自己，服务他人。虽然世界各地的人们语言不同，但是大家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相同的。”［12］
吴贻芳校长牺牲了个人的年华和幸福，将一生都獻给了金女大的教育事业。她以高姿态的文化领导象征力，引导着金陵女子大学的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和继承，也是对学校管理文化模式中领导因素的很好诠释。
三、启示
本文分析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学校管理文化模式，“将信仰、价值观和观念看成是组织的中心”、“建立在‘文化人’假设的基础上”。可以说，她的这种模式是我国教育管理文化模式的先驱，是学校教师组织共同价值观和信仰的体现，也是其校长教育哲学观、管理哲学观的体现，更是学校文化影响力的综合体现。
金陵女子大学在学校管理文化上的经验给现代中国教育展示了一种良好的发展模式。从实践的角度考虑，面对学校管理面临着新形势和新课题的冲击，文化模式理应成为我国学校管理必须思考的方面。本文抛砖引玉式的初探，是想说明只有透过那些显示大学中所存在的大量文化现象的观察、描述和分析，我们才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和把握大学整个群体的学校管理文化模式。我们何不将文化模式的种种理论加以本土化，将学校的优良文化作为教育的生命机制，并形成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特色文化模式，以合理特定的价值观和目标为指向，有计划地对学校各方面教育工作施加影响，逐步把师生引导这个目标上来，形成相协调甚至一致的价值观和信念，以及行为方式，使校园文化和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得到有益的滋养和升华。同时，又以自身所形成的文化模式中特定持久的文化力量，来激励学校师生积极向上。最终使文化模式成为学校管理的灵魂之一，突出学校的文化职能，兼容传统的学校管理模式，二者相互补充、彼此平衡，有效地建设中国教育。
参考文献：
［1］［2］［5］［10］托尼·布什.当代西方教育管理模式［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4］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J］第24期，1935，1，16.
［6］［7］［9］［12］金一虹.吴贻芳的教育思想与实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8］O’Neill.“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ulture”，in T.Bush and J.West-Burnham（eds.），Th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1994.
［11］中华女子学院学报［J］.第15卷第5期，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