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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贸易转型的必要性
(一)我国对外贸易对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过去30年，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对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贸易价值量顺差的同时，大量出口所产生的巨额环境逆差的凸显，形成了“产品输出国外，污染留在国内”的尴尬局面。
环境与贸易专家组初步研究表明(胡涛等，2008)：虽然我国对外贸易存在价值量顺差，但资源环境方面却在产生逆差。专家组运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CGE模型计算结果表明：我国“十五”期间SO2污染物排放量中，如忽略生产结构与贸易结构的差异性，我国“十五”期间每年对外贸易造成的“SO2逆差”约为150万吨，占我国每年SO2排放总量的近6％。如果考虑生产结构与贸易结构的差异性，由于贸易增速远高于生产增速，因而，由外贸拉动的“SO2逆差”将更高。
同时，通过分析外贸行业对节能减排的重要指标SO2、CO2与COD排放量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入世以来外贸对污染物排放与能耗的贡献也非常惊人。相关计算结果表明，外贸在过去十年中对SO2、COD等污染物排放的贡献都在20％以上，对CO2排放的贡献在30％以上。这意味着，我国20％的SO2、COD和30％的CO2排放是由净出口到国外产品中的隐含污染物排放所致。如果按照欧洲碳交易市场平均交易价格10欧元／吨计，2007年净出口所产生的碳排放相当于我国损失了171亿欧元，即我们替其他国家生产产品释放了碳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补偿。
(二)对外贸易发展正面临转型临界
1.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形成我国外贸转型的倒逼机制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前，全球存在以我国为主的东亚出口模式、欧美高消费模式以及资源供给国的经济模式，形成三角循环，世界经济处于黄金组合期。但金融危机基本打破了这些模式，使得国际市场总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产品的总供给能力越来越强，但全球的总需求水平在金融危机后大大下降了，欧美发达国家市场持续低迷。那么未来的全球市场在哪里?是否依然可以依赖全球市场为我国“十二五”、“十三五”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经济增长动力?可以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形成了促使我国外贸转型的外部倒逼机制，今后不能再主要依赖外部市场支撑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必须考虑扩大内需。
2.支撑出口导向贸易政策的比较优势正在迅速变化
按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201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4000美元。“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劳动力价格上升迅速，有技能的劳动力明显短缺。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廉价自然资源时代已经逐步被进口自然资源的模式所替代。2010年我国进口了约2.4亿吨石油，石油的外部依存度达到50％以上。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木材、铁矿石等的主要进口大国。
支撑我国出口导向贸易政策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的比较优势正在迅速变化，加工贸易的出口产品在逐步萎缩。以生产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为主的“世界加工厂”，在国际市场上正面临着严峻挑战。随着资源、环境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的迅速丧失，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必须发生根本转变。
3.粗放式出口导致国际贸易摩擦加剧
作为贸易大国，我国出口产品近年来在海外市场频繁遭遇到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产品召回或通报等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我国已连续15年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的重点，每年涉案损失300多亿美元，2009年我国出口占全球的9.6％，而遭受的反倾销案件却占全球的40％左右。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反”调查成为个别国家对华调查的主要形式，涉华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案件也在增多。
2004年以来，国外将我国诉诸WTO争端机制的案件涉及集成电路、汽车、原材料、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产业政策以及金融、关税政策。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最近在2011年全国贸促工作会议上说，2010年全年中国遭遇贸易摩擦64起，涉案金额约70亿美元(新华社，2011)。贸易摩擦不仅来自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也来自于巴西、阿根廷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其中既有针对中国传统优势产业的，也有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的。
最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匆忙结束根据其国内301条款调查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案后，以中国对风能设备制造的补贴违反WTO的《补贴与反补贴协议》为由，将我国正式起诉到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寻求国际仲裁(USTR，2010)。这是在继美国起诉中国的稀土管制案后的另一个重大案件。
而且，据我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首席代表介绍(高虎城，2011)，后金融危机时期，贸易摩擦形势依然严峻，贸易摩擦的政治化倾向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对国际贸易活动构成障碍。
4.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
由于外贸大幅顺差造成外汇累计储备持续增长，我国的2.8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已成为众矢之的，不仅美欧压迫人民币升值，连巴西、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敦促人民币升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也不断暗示人民币汇率需要更灵活的调整。进入2011年，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依然居高不下，并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外交战略。
由此可见，随着对外贸易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环境、资源与劳动力等面临较大压力，同时严峻的国际外部环境，也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面临转型的临界点，绿色贸易转型势在必行。
二、构建我国的绿色贸易转型战略
本部分主要基于中国“能源一经济一环境”CGE模型，针对不同的绿色贸易转型方案，对2010～2020年的对外贸易引致的进出口隐含能源消耗量、进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出口隐含SO2排放量、出口隐含COD排放量进行了模拟，以考察不同转型方案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极其减排效果。
(一)绿色贸易转型方案的设计
“绿色贸易转型战略”的基本目标是尽快消除贸易的环境逆差，并逐步实现环境顺差。这就要求我国单位净出口产值的隐含碳排放(或隐含碳排放强度)、净出口拉动的SO2排放量及隐含COD排放量等指标不断下降。也就是说，由贸易拉动的各项隐含污染物排放逐步降为零，甚至由正排放量变为负排放量。
为了争取在今后的5～20年内使我国外贸的环境逆差转变为零，我们设计了以下3种外贸转型方案。
1)快速转型方案：2015年“十二五”末实现我国外贸的环境平衡，即要求各项隐含污染物指标年均20％的减排率逐年递减。这不仅需要为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采取更多的 经济手段，如征收碳税、硫税等，而且还需要停止实施金融危机后启动的鼓励出口的普遍出口退税政策，需要对主要污染行业的“两高一资”产品征收10％以上的出口环节的环境关税。
2)中速转型方案：2020年实现我国外贸的环境平衡，即要求各项隐含污染物指标每年以10％的减排率逐年递减。这也需要停止实施金融危机后启动的鼓励出口的普遍出口退税政策，需要对主要污染行业的“两高一资”征收5％～10％左右的出口环节的环境关税。
3)慢速转型方案：2030年实现我国外贸的环境平衡，即要求各项隐含污染物指标以大约5％的减排率逐年递减。这基本上相当于在此期间不采取新行动的基准情景。即到2030年，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趋势，保持目前的节能减排力度，不采取其它贸易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措施，我国也基本能够实现对外贸易中环境逆差的平衡。
(二)绿色贸易转型的情景模拟
1.绿色贸易转型方案对部门出口的影响
绿色贸易转型方案对不同的行业部门影响有所不同。我们运用CE3～GEM模型模拟给出了定量的影响程度，并把慢速转型方案作为基准情景，比较对快速与中速转型方案的影响。
在快速转型方案和中速转型方案中，相对于基准情景，受政策影响最大的前几个行业主要是8个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依次为炼焦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加工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化学工业、石油开采业。
在快速转型方案中，这8个重点行业在“十二五”时期的最后一年，相对于基准情景，出口减少的幅度为18.3％～23.134％，而其他行业所受影响很小，相对基准情景，部分行业出口速度稍有放缓，甚至有的行业出口速度有一定的增加。重点行业的污染减排为实现“十二五”时期的环境核算平衡贡献最大。对投入一产出表中各个行业的影响如表1所示。
在中速转型方案中，这8个重点行业在“十二五”期末，相对于基准情景，出口减少的幅度为3.352％～9.562％，而在“十三五”期末，相对于基准情景，出口减少的幅度为3.014％～9.556％。其他行业所受影响也很小，相对于基准情景，出口变化率在-1％～l％之间。通过“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重点行业的节能减排，也可基本实现环境核算平衡。对投入一产出表中各个行业的影响如表2所示。
2.绿色贸易转型方案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通过模拟计算，我们考察相对于慢速转型的基准情景，快速转型和中速转型方案中GDP、总进口和总出口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率，以了解不同方案对宏观经济的可能影响。具体模拟结果见表3和表4。
总的来说，快速与中速转型方案对GDP的影响有限。尽管短期内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GDP的增长速度，但长期来看，由于技术进步等因素，这种负面影响会逐渐减弱，甚至可能转变为正面的。表8.8和表8.9的快速和中速转型方案中，相对于基准情景，GDP变动幅度不大，减少的幅度均小于0.05％。如在快速转型方案中，在转型实施初期，GDP所受的影响最大，比基准情景的数值减少了0.039％。同时，从快速和中速转型方案的模拟结果也可看出，短期内GDP虽然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2010年GDP的增长速度小于基准情景，但自2015年之后，GDP的增速都超过了基准情景。且在中速转型方案中，相对于基准情景，GDP的增速在不断提高，这说明长期内绿色贸易措施可能会促进GDP的增长。
由于快速和中速转型方案中采取不同程度的节能减排政策，因此，相对于基准情景，在政策实施后，总出口额增长的速度放缓，受影响的程度远远高于GDP。如在快速转型方案中，与基准情景相比，总出口比基准情景的总出口额减少了1.371％。2015年政策的力度大幅增加，因此相对干基准情景，总出口减少的幅度增至1.74％。尽管相对于快速转型方案，中速转型方案的政策措施相对温和，但相对于基准情景，总出口减少的幅度也在0.434％～0.862％之间。
总体而言，快速和中速转型方案的实施对总进口的影响不大，相对于基准情景，总进口的增速也在放缓，但相对于基准情景其减少的幅度很小，在0.001％～0.091％之间。总进口额增速放缓的原因可能是，当中国采取相关措施抑制主要能源与环境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时，短期内这些部门的生产规模将萎缩，这将促使资本和劳动力向别的相对清洁的部门转移，从而使得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满足了国内市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而不必再大量进口，因而总进口将不断减少。
三、实现绿色贸易转型的政策建议
为实现绿色贸易转型就必须实施绿色贸易政策。我们在此所界定的绿色贸易政策是指一切有利于我国环境友好的贸易方式。也就是说，在进出口环节增加一个可调节的环境保护“阀门”，限制资源环境密集产品出口，鼓励资源环境密集产品进口。
(一)绿色贸易政策矩阵
绿色贸易政策的“阀门”可设置于进、出口环境关税环节、市场准入与退出环节与投资环节，可以作用干产品、企业与行业3个层次。根据贸易理论与多年的实践，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与贸易专家组总结归纳出了绿色贸易手段主要可能的政策矩阵，如表5所示(李丽平等，2008)。由表可见，可选择的绿色贸易政策手段包括出口政策与进口政策。
如针对一些高能耗产品，可采取的措施有：征收出口关税及调节出口关税税率，而且要在征收出口环节关税基础上，加征出口资源环境关税，使环境成本内部化，限制其出口规模；加强这些产品的许可证管理、环境标准管理，强调环境审计，适当缩小该类产品的贸易规模；投资政策方面，可运用信贷限制手段，缩小对这些产品生产的外资规模。
禁止贸易类产品是指对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破坏自然资源或损害人体健康的产品，如“两高一资”产品。对于这类产品，要禁止准入，禁止任何外商投资。
许可贸易类产品是指非鼓励贸易类、限制贸易类和禁止贸易类产品。大多数产品属于这一类型。对于这一类产品，要结合环境管理的需要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征收出口关税及调节出口关税税率，适当加征出口环境关税；同时，加强这些产品的许可证管理、环境标准管理，强调环境审计，提高贸易环境效率；按需确定投资规模。
由于已经形成并实施的WTO、自贸区等多双边国际贸易规则，对进口产品往往不易实施限制与禁止政策，除非已纳入已有的国际、国内法规体系中。而对于出口产品，目前的国际法规定不多，主要根据我国的环境分类指导政策。因此，我们的绿色贸易政策更多地作用于出口产品上，以避免与现行的国际法冲突。
(二)以征收出口环节的环境关税为主导的绿色贸易政策
对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产品征收出口环节出口关税(退税、补贴等可视为负关税)是最主要可行的绿色贸易政策。
我国从2007年6月1日起对142种“两高一资”产品 开始征收出口关税。从2007年7月1日起中国取消了553项“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财政部，2007)。目前我国征收出口关税及出口退税的产品涉及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品，包括煤炭、焦炭、原油、成品油等能源性产品，粗钢、铁合金等钢铁类产品和铝、铜等有色金属和稀土金属等，并对减少这些产品出口、调整国内产业结构、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还有许多高污染、高风险的产品尚未纳入其中。此外，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暴发和蔓延，我国于2008年下半年开始调整出口政策，共连续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并降低出口信保费率、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
鉴于此，我们建议在“十二五”期间，系统考虑对煤炭、石油、金属矿、炼焦、化工、冶金等8个行业的产品加征出口环节的环境关税，包括彻底取消对这些产品的出口退税。
从我们模型对绿色贸易转型的模拟的结果来看，出口环节的环境关税与取消出口退税对节能减排有非常明显的贡献，政策力度越大则转型越快。具体见表6。
(三)对生态标志产品实施出口退税等差别税，鼓励生态标志产品出口
在我国，生态标志产品包括：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节能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态纺织品，低碳标识产品等等。鼓励生态标志产品出口，不仅是我国企业突破发达国家贸易壁垒、提高竞争力的客观必然，同时，也将为我国转变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出口结构，促进节能减排，实施绿色贸易战略做出重要贡献。
从相关配套政策和生态标志产品的规模来看，我国已具备了鼓励出口的市场条件。以中国环境标志产品为例，到目前为止，中国环境标志已经在家电、办公设备、日用品、纺织用品、建筑装修材料等领域开展了66大类产品的认证，有2000余家企业生产的21000多个品种规格的产品获得了中国环境标志；获得中国环境标志的产品年产值已经达到900多亿元。我国制定的政府绿色采购标准、清单为下一步制定鼓励中国环境标志产品出口奠定了基础。
同时，我国已经与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北欧、泰国、中国香港8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互认合作协议，并与美国、加拿大、德国等20多个国家组成的全球环境标志网(GEN)及瑞典、加拿大、丹麦等6个国家组成的全球环境产品声明网(GED)加强了交流与合作。这为中国环境标志产品出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今后，我国应通过各种渠道和合作方式，进一步加快中国环境标志产品与他国环境标志的互认工作，如可以与美国EPEAT电子产品环境标识体系，共同开发中国电子产品环境标识认证、监管和服务体系。
在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家的出口退税政策对选定产品采取统一的退税规定，无论环境行为好坏。我们建议对生态标志产品应实施差别税率，对生态标志产品出口产品退税税率可高于没有获得标志的同等产品的政策t并可以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在原六位税号基础上给生态标志产品一个新的海关税号，从而有利于生态标志产品的识别以采取差别税率。
(四)鼓励进口替代政策，促进节能减排
我国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进口“两高一资”产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替代国内生产，促进节能减排。例如，我国应当进一步鼓励进口废旧钢铁，出台鼓励进口生铁等其他重化工产品的政策，实现进口替代，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以减少这类产品在国内生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加快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可以通过降低关税、进口退税、减免进口增值税等方式，用经济手段鼓励这类产品的进口。
(五)人民币汇率适度升值有利于绿色贸易转型
汇率对一国的经济总量、结构与效率都有很大影响，而这些经济因素又直接影响到一国的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如果运用得当，汇率可以成为很好的节能减排的宏观经济手段。
我们利用静态的能源一环境CGE模型，模拟了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升值1％可能对环境的影响(胡涛等，2011)。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人民币汇率不变的情形，提高人民币汇率将会促进全社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下降，降低单位GDP能耗，同时促进单位GDP碳排放量的下降。
对于目前正处于绿色经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利于绿色贸易转型，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反之，人民币贬值则可能鼓励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产业的产品继续出口，不利于绿色贸易的转型。
(一)我国对外贸易对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过去30年，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对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贸易价值量顺差的同时，大量出口所产生的巨额环境逆差的凸显，形成了“产品输出国外，污染留在国内”的尴尬局面。
环境与贸易专家组初步研究表明(胡涛等，2008)：虽然我国对外贸易存在价值量顺差，但资源环境方面却在产生逆差。专家组运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CGE模型计算结果表明：我国“十五”期间SO2污染物排放量中，如忽略生产结构与贸易结构的差异性，我国“十五”期间每年对外贸易造成的“SO2逆差”约为150万吨，占我国每年SO2排放总量的近6％。如果考虑生产结构与贸易结构的差异性，由于贸易增速远高于生产增速，因而，由外贸拉动的“SO2逆差”将更高。
同时，通过分析外贸行业对节能减排的重要指标SO2、CO2与COD排放量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入世以来外贸对污染物排放与能耗的贡献也非常惊人。相关计算结果表明，外贸在过去十年中对SO2、COD等污染物排放的贡献都在20％以上，对CO2排放的贡献在30％以上。这意味着，我国20％的SO2、COD和30％的CO2排放是由净出口到国外产品中的隐含污染物排放所致。如果按照欧洲碳交易市场平均交易价格10欧元／吨计，2007年净出口所产生的碳排放相当于我国损失了171亿欧元，即我们替其他国家生产产品释放了碳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补偿。
(二)对外贸易发展正面临转型临界
1.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形成我国外贸转型的倒逼机制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前，全球存在以我国为主的东亚出口模式、欧美高消费模式以及资源供给国的经济模式，形成三角循环，世界经济处于黄金组合期。但金融危机基本打破了这些模式，使得国际市场总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产品的总供给能力越来越强，但全球的总需求水平在金融危机后大大下降了，欧美发达国家市场持续低迷。那么未来的全球市场在哪里?是否依然可以依赖全球市场为我国“十二五”、“十三五”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经济增长动力?可以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形成了促使我国外贸转型的外部倒逼机制，今后不能再主要依赖外部市场支撑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必须考虑扩大内需。
2.支撑出口导向贸易政策的比较优势正在迅速变化
按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201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4000美元。“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劳动力价格上升迅速，有技能的劳动力明显短缺。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廉价自然资源时代已经逐步被进口自然资源的模式所替代。2010年我国进口了约2.4亿吨石油，石油的外部依存度达到50％以上。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木材、铁矿石等的主要进口大国。
支撑我国出口导向贸易政策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的比较优势正在迅速变化，加工贸易的出口产品在逐步萎缩。以生产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为主的“世界加工厂”，在国际市场上正面临着严峻挑战。随着资源、环境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的迅速丧失，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必须发生根本转变。
3.粗放式出口导致国际贸易摩擦加剧
作为贸易大国，我国出口产品近年来在海外市场频繁遭遇到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产品召回或通报等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我国已连续15年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的重点，每年涉案损失300多亿美元，2009年我国出口占全球的9.6％，而遭受的反倾销案件却占全球的40％左右。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反”调查成为个别国家对华调查的主要形式，涉华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案件也在增多。
2004年以来，国外将我国诉诸WTO争端机制的案件涉及集成电路、汽车、原材料、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产业政策以及金融、关税政策。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最近在2011年全国贸促工作会议上说，2010年全年中国遭遇贸易摩擦64起，涉案金额约70亿美元(新华社，2011)。贸易摩擦不仅来自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也来自于巴西、阿根廷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其中既有针对中国传统优势产业的，也有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的。
最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匆忙结束根据其国内301条款调查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案后，以中国对风能设备制造的补贴违反WTO的《补贴与反补贴协议》为由，将我国正式起诉到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寻求国际仲裁(USTR，2010)。这是在继美国起诉中国的稀土管制案后的另一个重大案件。
而且，据我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首席代表介绍(高虎城，2011)，后金融危机时期，贸易摩擦形势依然严峻，贸易摩擦的政治化倾向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对国际贸易活动构成障碍。
4.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
由于外贸大幅顺差造成外汇累计储备持续增长，我国的2.8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已成为众矢之的，不仅美欧压迫人民币升值，连巴西、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敦促人民币升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也不断暗示人民币汇率需要更灵活的调整。进入2011年，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依然居高不下，并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外交战略。
由此可见，随着对外贸易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环境、资源与劳动力等面临较大压力，同时严峻的国际外部环境，也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面临转型的临界点，绿色贸易转型势在必行。
二、构建我国的绿色贸易转型战略
本部分主要基于中国“能源一经济一环境”CGE模型，针对不同的绿色贸易转型方案，对2010～2020年的对外贸易引致的进出口隐含能源消耗量、进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出口隐含SO2排放量、出口隐含COD排放量进行了模拟，以考察不同转型方案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极其减排效果。
(一)绿色贸易转型方案的设计
“绿色贸易转型战略”的基本目标是尽快消除贸易的环境逆差，并逐步实现环境顺差。这就要求我国单位净出口产值的隐含碳排放(或隐含碳排放强度)、净出口拉动的SO2排放量及隐含COD排放量等指标不断下降。也就是说，由贸易拉动的各项隐含污染物排放逐步降为零，甚至由正排放量变为负排放量。
为了争取在今后的5～20年内使我国外贸的环境逆差转变为零，我们设计了以下3种外贸转型方案。
1)快速转型方案：2015年“十二五”末实现我国外贸的环境平衡，即要求各项隐含污染物指标年均20％的减排率逐年递减。这不仅需要为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采取更多的 经济手段，如征收碳税、硫税等，而且还需要停止实施金融危机后启动的鼓励出口的普遍出口退税政策，需要对主要污染行业的“两高一资”产品征收10％以上的出口环节的环境关税。
2)中速转型方案：2020年实现我国外贸的环境平衡，即要求各项隐含污染物指标每年以10％的减排率逐年递减。这也需要停止实施金融危机后启动的鼓励出口的普遍出口退税政策，需要对主要污染行业的“两高一资”征收5％～10％左右的出口环节的环境关税。
3)慢速转型方案：2030年实现我国外贸的环境平衡，即要求各项隐含污染物指标以大约5％的减排率逐年递减。这基本上相当于在此期间不采取新行动的基准情景。即到2030年，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趋势，保持目前的节能减排力度，不采取其它贸易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措施，我国也基本能够实现对外贸易中环境逆差的平衡。
(二)绿色贸易转型的情景模拟
1.绿色贸易转型方案对部门出口的影响
绿色贸易转型方案对不同的行业部门影响有所不同。我们运用CE3～GEM模型模拟给出了定量的影响程度，并把慢速转型方案作为基准情景，比较对快速与中速转型方案的影响。
在快速转型方案和中速转型方案中，相对于基准情景，受政策影响最大的前几个行业主要是8个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依次为炼焦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加工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化学工业、石油开采业。
在快速转型方案中，这8个重点行业在“十二五”时期的最后一年，相对于基准情景，出口减少的幅度为18.3％～23.134％，而其他行业所受影响很小，相对基准情景，部分行业出口速度稍有放缓，甚至有的行业出口速度有一定的增加。重点行业的污染减排为实现“十二五”时期的环境核算平衡贡献最大。对投入一产出表中各个行业的影响如表1所示。
在中速转型方案中，这8个重点行业在“十二五”期末，相对于基准情景，出口减少的幅度为3.352％～9.562％，而在“十三五”期末，相对于基准情景，出口减少的幅度为3.014％～9.556％。其他行业所受影响也很小，相对于基准情景，出口变化率在-1％～l％之间。通过“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重点行业的节能减排，也可基本实现环境核算平衡。对投入一产出表中各个行业的影响如表2所示。
2.绿色贸易转型方案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通过模拟计算，我们考察相对于慢速转型的基准情景，快速转型和中速转型方案中GDP、总进口和总出口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率，以了解不同方案对宏观经济的可能影响。具体模拟结果见表3和表4。
总的来说，快速与中速转型方案对GDP的影响有限。尽管短期内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GDP的增长速度，但长期来看，由于技术进步等因素，这种负面影响会逐渐减弱，甚至可能转变为正面的。表8.8和表8.9的快速和中速转型方案中，相对于基准情景，GDP变动幅度不大，减少的幅度均小于0.05％。如在快速转型方案中，在转型实施初期，GDP所受的影响最大，比基准情景的数值减少了0.039％。同时，从快速和中速转型方案的模拟结果也可看出，短期内GDP虽然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2010年GDP的增长速度小于基准情景，但自2015年之后，GDP的增速都超过了基准情景。且在中速转型方案中，相对于基准情景，GDP的增速在不断提高，这说明长期内绿色贸易措施可能会促进GDP的增长。
由于快速和中速转型方案中采取不同程度的节能减排政策，因此，相对于基准情景，在政策实施后，总出口额增长的速度放缓，受影响的程度远远高于GDP。如在快速转型方案中，与基准情景相比，总出口比基准情景的总出口额减少了1.371％。2015年政策的力度大幅增加，因此相对干基准情景，总出口减少的幅度增至1.74％。尽管相对于快速转型方案，中速转型方案的政策措施相对温和，但相对于基准情景，总出口减少的幅度也在0.434％～0.862％之间。
总体而言，快速和中速转型方案的实施对总进口的影响不大，相对于基准情景，总进口的增速也在放缓，但相对于基准情景其减少的幅度很小，在0.001％～0.091％之间。总进口额增速放缓的原因可能是，当中国采取相关措施抑制主要能源与环境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时，短期内这些部门的生产规模将萎缩，这将促使资本和劳动力向别的相对清洁的部门转移，从而使得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满足了国内市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而不必再大量进口，因而总进口将不断减少。
三、实现绿色贸易转型的政策建议
为实现绿色贸易转型就必须实施绿色贸易政策。我们在此所界定的绿色贸易政策是指一切有利于我国环境友好的贸易方式。也就是说，在进出口环节增加一个可调节的环境保护“阀门”，限制资源环境密集产品出口，鼓励资源环境密集产品进口。
(一)绿色贸易政策矩阵
绿色贸易政策的“阀门”可设置于进、出口环境关税环节、市场准入与退出环节与投资环节，可以作用干产品、企业与行业3个层次。根据贸易理论与多年的实践，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与贸易专家组总结归纳出了绿色贸易手段主要可能的政策矩阵，如表5所示(李丽平等，2008)。由表可见，可选择的绿色贸易政策手段包括出口政策与进口政策。
如针对一些高能耗产品，可采取的措施有：征收出口关税及调节出口关税税率，而且要在征收出口环节关税基础上，加征出口资源环境关税，使环境成本内部化，限制其出口规模；加强这些产品的许可证管理、环境标准管理，强调环境审计，适当缩小该类产品的贸易规模；投资政策方面，可运用信贷限制手段，缩小对这些产品生产的外资规模。
禁止贸易类产品是指对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破坏自然资源或损害人体健康的产品，如“两高一资”产品。对于这类产品，要禁止准入，禁止任何外商投资。
许可贸易类产品是指非鼓励贸易类、限制贸易类和禁止贸易类产品。大多数产品属于这一类型。对于这一类产品，要结合环境管理的需要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征收出口关税及调节出口关税税率，适当加征出口环境关税；同时，加强这些产品的许可证管理、环境标准管理，强调环境审计，提高贸易环境效率；按需确定投资规模。
由于已经形成并实施的WTO、自贸区等多双边国际贸易规则，对进口产品往往不易实施限制与禁止政策，除非已纳入已有的国际、国内法规体系中。而对于出口产品，目前的国际法规定不多，主要根据我国的环境分类指导政策。因此，我们的绿色贸易政策更多地作用于出口产品上，以避免与现行的国际法冲突。
(二)以征收出口环节的环境关税为主导的绿色贸易政策
对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产品征收出口环节出口关税(退税、补贴等可视为负关税)是最主要可行的绿色贸易政策。
我国从2007年6月1日起对142种“两高一资”产品 开始征收出口关税。从2007年7月1日起中国取消了553项“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财政部，2007)。目前我国征收出口关税及出口退税的产品涉及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品，包括煤炭、焦炭、原油、成品油等能源性产品，粗钢、铁合金等钢铁类产品和铝、铜等有色金属和稀土金属等，并对减少这些产品出口、调整国内产业结构、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还有许多高污染、高风险的产品尚未纳入其中。此外，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暴发和蔓延，我国于2008年下半年开始调整出口政策，共连续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并降低出口信保费率、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
鉴于此，我们建议在“十二五”期间，系统考虑对煤炭、石油、金属矿、炼焦、化工、冶金等8个行业的产品加征出口环节的环境关税，包括彻底取消对这些产品的出口退税。
从我们模型对绿色贸易转型的模拟的结果来看，出口环节的环境关税与取消出口退税对节能减排有非常明显的贡献，政策力度越大则转型越快。具体见表6。
(三)对生态标志产品实施出口退税等差别税，鼓励生态标志产品出口
在我国，生态标志产品包括：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节能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态纺织品，低碳标识产品等等。鼓励生态标志产品出口，不仅是我国企业突破发达国家贸易壁垒、提高竞争力的客观必然，同时，也将为我国转变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出口结构，促进节能减排，实施绿色贸易战略做出重要贡献。
从相关配套政策和生态标志产品的规模来看，我国已具备了鼓励出口的市场条件。以中国环境标志产品为例，到目前为止，中国环境标志已经在家电、办公设备、日用品、纺织用品、建筑装修材料等领域开展了66大类产品的认证，有2000余家企业生产的21000多个品种规格的产品获得了中国环境标志；获得中国环境标志的产品年产值已经达到900多亿元。我国制定的政府绿色采购标准、清单为下一步制定鼓励中国环境标志产品出口奠定了基础。
同时，我国已经与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北欧、泰国、中国香港8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互认合作协议，并与美国、加拿大、德国等20多个国家组成的全球环境标志网(GEN)及瑞典、加拿大、丹麦等6个国家组成的全球环境产品声明网(GED)加强了交流与合作。这为中国环境标志产品出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今后，我国应通过各种渠道和合作方式，进一步加快中国环境标志产品与他国环境标志的互认工作，如可以与美国EPEAT电子产品环境标识体系，共同开发中国电子产品环境标识认证、监管和服务体系。
在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家的出口退税政策对选定产品采取统一的退税规定，无论环境行为好坏。我们建议对生态标志产品应实施差别税率，对生态标志产品出口产品退税税率可高于没有获得标志的同等产品的政策t并可以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在原六位税号基础上给生态标志产品一个新的海关税号，从而有利于生态标志产品的识别以采取差别税率。
(四)鼓励进口替代政策，促进节能减排
我国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进口“两高一资”产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替代国内生产，促进节能减排。例如，我国应当进一步鼓励进口废旧钢铁，出台鼓励进口生铁等其他重化工产品的政策，实现进口替代，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以减少这类产品在国内生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加快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可以通过降低关税、进口退税、减免进口增值税等方式，用经济手段鼓励这类产品的进口。
(五)人民币汇率适度升值有利于绿色贸易转型
汇率对一国的经济总量、结构与效率都有很大影响，而这些经济因素又直接影响到一国的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如果运用得当，汇率可以成为很好的节能减排的宏观经济手段。
我们利用静态的能源一环境CGE模型，模拟了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升值1％可能对环境的影响(胡涛等，2011)。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人民币汇率不变的情形，提高人民币汇率将会促进全社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下降，降低单位GDP能耗，同时促进单位GDP碳排放量的下降。
对于目前正处于绿色经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利于绿色贸易转型，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反之，人民币贬值则可能鼓励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产业的产品继续出口，不利于绿色贸易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