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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岁的政治哲学博士马修·克劳福德在美国开了一间摩托车修理店，十年的修理工经历让他写了一本书。出书后，他被政府官员邀请一起吃饭，费上好大劲才将双手洗得干干净净。当其他国家的哲学家同行来他工作室时，他总要提醒他们走路时别被地上的空气软管给绊倒了。
克劳福德13岁起就在社区做电工助手，15岁进了一间汽车修理店当修理工，从高中到大学的7个暑假都在兼职做电工。从加州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因为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进入芝加哥大学。在获得政治哲学的博士学位后，克劳福德进入华盛顿一家智库担任执行董事。
然而这份工作始终让他感到疲倦。“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凭什么拿那份工资？我究竟向什么人提供了什么有形的产品或者有用的服务？”无用感让他沮丧。
很长一段时间里，早前认识的一位技艺精湛的机车修理工弗雷德，总在他脑海中不断浮现。5个月后，他辞去了那份薪水相当可观的工作，开了一间摩托车修理店。
2010 年，克劳福德的《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在美国出版后，立即成了畅销书。评论者们将他的书视作“新一代的《禅与摩托车修理》”（又译作《万里任禅游》），将作者本人视作梭罗和罗伯特·M. 波西格（前书作者）的继承者。
今年 5 月，该书在国内出版。马修·克劳福德在第一章的标题里开宗明义地提出：寻回失落的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指工匠们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工匠们对细节有很高的要求，他们追求完美和极致，努力把品质从99%提高到99.99%。”这方面最为人称道的是德国和日本。一定意义上，制造业文化就是工匠文化，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往往需要从业者具备一种所谓的“工匠精神”。 近年来，这个术语也开始在中国工商界流行，苹果的成功被归因于乔布斯、乔纳森等人的“工匠精神”，国内多家手机制造商皆号称以“工匠精神”做手机。
“考工记”
“工匠精神”并非舶来。在中国，工匠古已有之。
现存成书年代（战国初期）最早的手工艺专著《考工记》，将社会组成概略分为六种：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与妇功，所谓“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
在战国时代，中国人已经将卓越的能工巧匠视作具有“济世”之能的“圣人”。他们能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行水”。所谓“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
唐代后期的敦煌文献《二十五等人图并序》对中国传统工匠给予这样的描述：“工人者，艺士也，非隐非仕，不农不商......虽无仕人之业，常有济世之能，此工人之妙矣”。这是在长久以来中国传统内圣外王、修身齐家平天下主流价值之外，对能工者、善工者的勇敢歌颂，对工匠精神的至高认同。
清代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 匚部》注解中说：匠，以木工之称，引申为凡工之称也。又曰：百工皆称工。
技艺精湛的鲁班，“游刃有余”的庖丁，一直被中国的工匠们视作毕生的追求。除了庖丁，《庄子》塑造了大批匠人巧者的形象。《达生》篇里的承蜩者，“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粘蝉若拾；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
道法自然，合于天道。工匠的最高境界便如是。
与世界的亲近感
虽传统中国主流价值观以仕为上，重农抑商（“商”包括工和商），然而工匠在数千年中以手艺滋养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传承着各式各样的技艺和美学。这个沉默而广大的群体经过20世纪的战乱和后来历次政治运动后，渐渐失去生存的土壤。
及至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经济的狂奔突进和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带来产量剧增、效率至上、价格低廉的机器大生产方式。工厂和流水线的诞生，加速了最后一批工匠的流散。此后，工匠隐没于民间，而工人这个群体和阶层于流水线上艰难诞生。
被称作“日本手工匠倾听者”的盐野米松发现，没有了手工业之后，才发现“原来那些经过人与人之间的磨合与沟通之后制作出来的产品，使用起来是那么的适合自己的身体，还因为他们是经过手工一下下地做出来，所以他们自身都是有体温的。这体温也让使用它的人感到温暖”。
有感于机器大工业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变革，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其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认为，相比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手工原作，“即使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这一切构成它的原真性，原真性是复制所达不到的。”
与流水线、印刷术、摄影、复制技术带来的“产品”不同，本雅明将独一无二的“作品”所具有的特质称作“光韵”（Aura）。在机械复制与大生产技术带来的产品中，他发现，作品的“光韵”随之凋谢与消失。
在书中，克劳福德感到，“作为消费者，我们被庞大的不可抗力量所控制；而作为工作者，我们每个人的主体性慢慢消失。”
克劳福德所伤逝的“工作者主体性”，正是消失于20世纪以来，被视作开展工业一般方式的标准化生产、流水化作业。从曾经带有“光韵”“温度”“独一无二”的作品，到机器流水线制造的“产品”。这个变化背后是制造者从工匠到工人身份的变化。
不论工作者还是其作品，都不再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尊严和“光韵”。克劳福德发现，“想要抓住这个世界，有些人开始在纽约的公寓楼顶种菜养鸡，有的人开始织毛衣。”亲手制造一个物品，与这个世界发生最直接最实在的联系，在久违的手工劳作里，“虽然会把指甲弄脏，但会给我带来一种主体感”。
工匠的身份令克劳福德意识到作为人的“完整性”。“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可能会觉得与世界脱节，而手工劳动者却能实实在在地改变世界，哪怕只是修一个马桶、装一个灯泡。”克劳福德还引用了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话，人们制作的耐用品“让他们对这个世界产生亲近感”。
2011年夏季，马修·克劳福德在北京北海公园附近的胡同遇到一位自行车修理师傅，“他看起来自信满满，基本不说话，好像根本没有必要去推销自己的服务，不用穿着统一的制服，用不着满嘴废话”。他觉得他找到了同类。
当看见修好的摩托车驶出修理店，即使已经在硬邦邦的水泥地面上站了整整一天，油门快速运转发出的清脆“噗噗”声，让他心花怒放。当地有三家餐馆的主厨都找他修过摩托车，每当他去用餐时，他都能获得最高待遇，这让他感到骄傲。
寻找专业代表
在当下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群体与价值多元的现代社群，正和危机四伏的公共环境、食品安全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对峙。人们对手作、手工产品的认同，和对工匠、职人精神的追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过。
从传统的农业，到新兴制造业；从手机生产线到各种“小而美”的电商自品牌，“拜手工教”和工匠精神成为迷茫了太久的中国实业家、创业者们众里寻他之后抓住的教义与口号。
在“灵光”消逝的大众消费与机械复制时代，我们试图寻找失落已久的工匠精神，旨在重拾造物者和工匠的尊严，重新发现器物的尊严和“光韵”，重塑使用者和消费者的尊严，重建人与器物之间朴素珍重的关系，以此有限的自由选择来抵抗来自四面八方的限制、控制和异化。
我们试图寻找当下中国社会里，以一己之心力践行工匠精神的行动者：他们将技术塑造成一门艺术，穷其一生打造手中的技艺；他们适应时代的变革，既有坚持又有创新；他们代表一个领域的最高水准，是专业精神的代表。
我们称他们为“中国新工匠”，以此为工匠精神正名，重拾失落已久的工匠精神。 （记者_安小庆 ）
（注：本文参考《庄子》《考工记》《中国古代科学》 《传统工匠的现代转型》《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工匠精神》《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消费社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