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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系江汉大学学生，因大四学费无法缴清导致无法进行选课，以至于无法顺利毕业，欲借款5400，一月当如数奉还 @余元洲。”
两个星期前，江汉大学前法律系教授余元洲的微博上多了这样一条留言，他没有给对方去私信，而是转发并回复道：
“我的《内经新编》在京出版，需拿44830（近4.5万）元，合同已签，又向谁借呢？而且我有河南信阳90平米房产证（因无土地使用证无法办理抵押贷款），还愿意支付与银行贷款同样的利息，比你的条件还优惠啊！好啦，不开玩笑了。帮不上你忙，也不能说怪话。是不是？现我就跟小学同学作文所说一样：狗急跳墙！”
表面上看，他的日子过得不错，宽敞的套房位于毗邻江汉大学的高档小区，辞职两年有余，每月10号五千元左右的工资仍按时到账，甚至一日三餐只需揣着教工饭卡，便可享受学校食堂的物美价廉。只是，这位前法律系教授的“副业”太烧钱，去年创作交响组曲《首义颂》，找人配器花了13万，至今欠着7万，随着新书的出版，旧债未偿又添新债。
他给记者展示近几年出版的10本书，从法律到历史，从哲学到经济，涉足甚广，甚至有英译《道德经》。提起超经济学和政治垄断竞争体制（均为他书里的核心内容），他毫不怀疑自己找到了拯救中国乃至世界政经危机的良方，同时慨叹伯乐难觅。至于他为人所知的原因，网站百科词条的解释是：为挺李庄而辞职。
先辞了再说
余元洲真正开始介入，是在李庄案“第一季”结束之后。
他先是在博客上连写3篇挺李庄的文章，篇幅不长，影响力有限。二审开庭后，李庄当庭认罪。次日，见大势已去，他又发表了后来点击超过二十万次的“辞职宣言”：为了履行对自己三挺李庄行為负责的诺言，现宣布辞去江汉大学法学教授一职，以谢天下。
“说是说‘以谢天下’，其实是我的小狡猾。”时隔两年，他提起这个决定依然难掩激动，“我有什么错？我支持李庄百分之百正确。李庄案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我必须表明态度。这个机会怎么能放过呢？”
57岁的余元洲是武汉大学国际法的博士后，2003年被江大政法学院作为人才引进，妻子小他17岁，凭借教师家属的关系在校图书馆供职，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用他自己的话说，无论在小家还是大家都能“胡作非为”。
他不屑于谈辞职的过程，说“做决定一晚上就够了”，家人反对，不告诉他们就是了。直到第二年春节，妻子才从同事口中得知这一消息，两人之间就此结下疙瘩。79岁的老母亲，至今蒙在鼓里。
和家人“不想支持也不好反对”的冷处理相比，更刺激他神经的是网上左右两派的泾渭分明，“赞成我的劝我回到讲坛，痛骂我的恨不得我立马去跳楼。”
真正困扰他的是辞职后要干什么。他考虑了各种可能性，最坏的一种是被江大扫地出门后走投无路，大不了回老家河南信阳投奔初中同学，卖菜挖地过丐帮生活。为了避开“大不了”，他琢磨过开“耕读园”，后因不合教育资质和报名弟子不靠谱而作罢。去年夏天，他在北京昌平区沙河镇老牛湾盘下一个铺子，顶着经济学硕士的文凭，不顾妻子反对，下海当起了餐馆老板，“余氏药膳面馆”开张一个多月，净亏3万多元，亏到后来把信用卡里的两万五都提出来也不够了，只得在报纸上贴出转手广告后“仓皇出逃”。
提起开餐馆的经历，他喜欢用“如果”，“如果我成功了，不但不用拿江大的钱，双方都有面子，而且每月肯定比最厉害的老师赚得还多”，说罢，一声叹息。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辞职前，余元洲在江大法学院就已是另类。
法学院院长李卫东和他私交不错，两人都有跨学科背景，勉强可以搭上话。之所以说勉强，是因为在李卫东看来，他们的思维不在一个层面，“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你跟余老师谈法学，他跟你谈历史，你跟他谈历史，他跟你谈经济，你跟他谈经济，他又跟你谈法学。”
这样的跳跃，纯法学出身的副院长赵立新也不以为然，“学校说引进一个博士后，我们都很期待，后来发现余老师写的大多数书，像《老子新编》、《春秋通序》跟法学完全挨不上，他法学的书我看了前面一些，没看下去，可能是因为他的兴趣太广泛了，没看到专业深度。”
赵立新还记得，有一次在公车上，余元洲感叹自己的经济思想没人懂，他给江泽民寄了《超经济学》一书，没收到回复。赵调侃说寄给格林斯潘，余说会泄露国家机密。“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这是一个农民，或者十几岁的孩子说的话，还可以理解，但是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教授嘴里说出来，就很奇怪。”
在李卫东看来，是江汉大学的包容催生了余元洲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包容在辞职事件中得以凸显。“我既不理解他，也不认同他，但我尊重他。”
对于余元洲就李庄案的发声，这位法律人也保留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和角色。街上的愤青随口一说也表达一种观点，高校老师既是学者，又是布道者，他所有的声音都必须建立在严谨的学术基础上。这是愤青和专家的区别。”
赵立新也觉得教授余元洲在李庄案中的行为“给人感觉更像一个愤青”，“他是一个执着燃烧的学者。这种热情是一种可爱，但不具备建设性。他生活在自己的精神状态里，这是一种我们难以企及的幸福。”
我不后悔
人物周刊：为什么辞职？
余元洲：作为一个公民，必须尊重司法，我是一个法学教授，更应该做到这一点。什么叫尊重司法？一方面是必须对一切践踏司法、破坏法统的行为敢于直言，在李庄案中尊重司法的另一方面和它直接冲突——尊重司法，法院的判决要不要尊重？即便是冤假错案也得服，得承认判决的法律效力。这种冲突让我内心很痛苦，不知道如何面对学生。全中国的法学教师不可能因为这个案件都不上课，但至少要有一个不去上课了。这件事不能都去做，但必须有人做。各尽各的能力和心意。我辞职，本质上和杨金柱坐飞机到重庆、陈有西在学术网上发言没有什么不同。如果现在是两年前，我绝对还是会辞职的。
人物周刊：作出辞职决定的同时期待它会对李庄案的结局产生影响吗？
余元洲：我辞职，李庄案就改判，那怎么可能？我所做的对李庄案有没有效果、有多大效果根本不知道，但我做了心里就舒服，不做就窝火。全国的教授都辞职是扯淡，但没有一个人辞职恐怕也不正常。这个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不会被任何一个人左右它的进程，如果历史按照某一个人、一个集团的设计走，那会非常危险。恩格斯提出平行四边形理论，就是为了说明历史是无数力量汇到一起，形成一股合力后的结果。写文章、辞职甚至跳楼，都不能决定这个案件的结果，更不能决定法治进程。
人物周刊：李庄案的负面影响是什么？
余元洲：李庄案百分之百是冤假错案。从法律角度看李庄无罪，从政治角度看很危险，从伦理角度看很荒唐。我把李庄犯罪依据的《刑法》306条拿出来，细分为8个要点，都不符合。也就是说，无论从法律适用的角度，还是从事实认定的角度来看，李庄伪证罪，都不成立。即使外行都能看出问题，何况我对法律多少有些了解。政治上，如果市委书记、公安局长破坏法制，就非常危险，他们本该带头遵守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维护它的严肃性。伦理上，别人给你辩护，你却反咬一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刑之下必有屈服”，但即使被动地咬自己的辩护人，也容易造成社会整体的道德滑坡。
人物周刊：你对李庄案的前景怎么看？
余元洲：我过去认为李庄申诉胜诉的可能性是49%，其实就是基本没可能，现在升到50%，不像李庄自信满满，认为99%会赢。平反会导致骨牌效应，好多案件要推倒重来，龚刚模要改判，樊奇杭这条人命要赔钱，相关检察官、警察要依据错案追究制度被处分。整个过程可能漫长，但做好它对国家稳定大有裨益，因为可以树立维护法统、有错必纠的形象。有远见的话一定要平反，有远见就不能怕苦和麻烦。
两个星期前，江汉大学前法律系教授余元洲的微博上多了这样一条留言，他没有给对方去私信，而是转发并回复道：
“我的《内经新编》在京出版，需拿44830（近4.5万）元，合同已签，又向谁借呢？而且我有河南信阳90平米房产证（因无土地使用证无法办理抵押贷款），还愿意支付与银行贷款同样的利息，比你的条件还优惠啊！好啦，不开玩笑了。帮不上你忙，也不能说怪话。是不是？现我就跟小学同学作文所说一样：狗急跳墙！”
表面上看，他的日子过得不错，宽敞的套房位于毗邻江汉大学的高档小区，辞职两年有余，每月10号五千元左右的工资仍按时到账，甚至一日三餐只需揣着教工饭卡，便可享受学校食堂的物美价廉。只是，这位前法律系教授的“副业”太烧钱，去年创作交响组曲《首义颂》，找人配器花了13万，至今欠着7万，随着新书的出版，旧债未偿又添新债。
他给记者展示近几年出版的10本书，从法律到历史，从哲学到经济，涉足甚广，甚至有英译《道德经》。提起超经济学和政治垄断竞争体制（均为他书里的核心内容），他毫不怀疑自己找到了拯救中国乃至世界政经危机的良方，同时慨叹伯乐难觅。至于他为人所知的原因，网站百科词条的解释是：为挺李庄而辞职。
先辞了再说
余元洲真正开始介入，是在李庄案“第一季”结束之后。
他先是在博客上连写3篇挺李庄的文章，篇幅不长，影响力有限。二审开庭后，李庄当庭认罪。次日，见大势已去，他又发表了后来点击超过二十万次的“辞职宣言”：为了履行对自己三挺李庄行為负责的诺言，现宣布辞去江汉大学法学教授一职，以谢天下。
“说是说‘以谢天下’，其实是我的小狡猾。”时隔两年，他提起这个决定依然难掩激动，“我有什么错？我支持李庄百分之百正确。李庄案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我必须表明态度。这个机会怎么能放过呢？”
57岁的余元洲是武汉大学国际法的博士后，2003年被江大政法学院作为人才引进，妻子小他17岁，凭借教师家属的关系在校图书馆供职，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用他自己的话说，无论在小家还是大家都能“胡作非为”。
他不屑于谈辞职的过程，说“做决定一晚上就够了”，家人反对，不告诉他们就是了。直到第二年春节，妻子才从同事口中得知这一消息，两人之间就此结下疙瘩。79岁的老母亲，至今蒙在鼓里。
和家人“不想支持也不好反对”的冷处理相比，更刺激他神经的是网上左右两派的泾渭分明，“赞成我的劝我回到讲坛，痛骂我的恨不得我立马去跳楼。”
真正困扰他的是辞职后要干什么。他考虑了各种可能性，最坏的一种是被江大扫地出门后走投无路，大不了回老家河南信阳投奔初中同学，卖菜挖地过丐帮生活。为了避开“大不了”，他琢磨过开“耕读园”，后因不合教育资质和报名弟子不靠谱而作罢。去年夏天，他在北京昌平区沙河镇老牛湾盘下一个铺子，顶着经济学硕士的文凭，不顾妻子反对，下海当起了餐馆老板，“余氏药膳面馆”开张一个多月，净亏3万多元，亏到后来把信用卡里的两万五都提出来也不够了，只得在报纸上贴出转手广告后“仓皇出逃”。
提起开餐馆的经历，他喜欢用“如果”，“如果我成功了，不但不用拿江大的钱，双方都有面子，而且每月肯定比最厉害的老师赚得还多”，说罢，一声叹息。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辞职前，余元洲在江大法学院就已是另类。
法学院院长李卫东和他私交不错，两人都有跨学科背景，勉强可以搭上话。之所以说勉强，是因为在李卫东看来，他们的思维不在一个层面，“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你跟余老师谈法学，他跟你谈历史，你跟他谈历史，他跟你谈经济，你跟他谈经济，他又跟你谈法学。”
这样的跳跃，纯法学出身的副院长赵立新也不以为然，“学校说引进一个博士后，我们都很期待，后来发现余老师写的大多数书，像《老子新编》、《春秋通序》跟法学完全挨不上，他法学的书我看了前面一些，没看下去，可能是因为他的兴趣太广泛了，没看到专业深度。”
赵立新还记得，有一次在公车上，余元洲感叹自己的经济思想没人懂，他给江泽民寄了《超经济学》一书，没收到回复。赵调侃说寄给格林斯潘，余说会泄露国家机密。“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这是一个农民，或者十几岁的孩子说的话，还可以理解，但是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教授嘴里说出来，就很奇怪。”
在李卫东看来，是江汉大学的包容催生了余元洲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包容在辞职事件中得以凸显。“我既不理解他，也不认同他，但我尊重他。”
对于余元洲就李庄案的发声，这位法律人也保留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和角色。街上的愤青随口一说也表达一种观点，高校老师既是学者，又是布道者，他所有的声音都必须建立在严谨的学术基础上。这是愤青和专家的区别。”
赵立新也觉得教授余元洲在李庄案中的行为“给人感觉更像一个愤青”，“他是一个执着燃烧的学者。这种热情是一种可爱，但不具备建设性。他生活在自己的精神状态里，这是一种我们难以企及的幸福。”
我不后悔
人物周刊：为什么辞职？
余元洲：作为一个公民，必须尊重司法，我是一个法学教授，更应该做到这一点。什么叫尊重司法？一方面是必须对一切践踏司法、破坏法统的行为敢于直言，在李庄案中尊重司法的另一方面和它直接冲突——尊重司法，法院的判决要不要尊重？即便是冤假错案也得服，得承认判决的法律效力。这种冲突让我内心很痛苦，不知道如何面对学生。全中国的法学教师不可能因为这个案件都不上课，但至少要有一个不去上课了。这件事不能都去做，但必须有人做。各尽各的能力和心意。我辞职，本质上和杨金柱坐飞机到重庆、陈有西在学术网上发言没有什么不同。如果现在是两年前，我绝对还是会辞职的。
人物周刊：作出辞职决定的同时期待它会对李庄案的结局产生影响吗？
余元洲：我辞职，李庄案就改判，那怎么可能？我所做的对李庄案有没有效果、有多大效果根本不知道，但我做了心里就舒服，不做就窝火。全国的教授都辞职是扯淡，但没有一个人辞职恐怕也不正常。这个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不会被任何一个人左右它的进程，如果历史按照某一个人、一个集团的设计走，那会非常危险。恩格斯提出平行四边形理论，就是为了说明历史是无数力量汇到一起，形成一股合力后的结果。写文章、辞职甚至跳楼，都不能决定这个案件的结果，更不能决定法治进程。
人物周刊：李庄案的负面影响是什么？
余元洲：李庄案百分之百是冤假错案。从法律角度看李庄无罪，从政治角度看很危险，从伦理角度看很荒唐。我把李庄犯罪依据的《刑法》306条拿出来，细分为8个要点，都不符合。也就是说，无论从法律适用的角度，还是从事实认定的角度来看，李庄伪证罪，都不成立。即使外行都能看出问题，何况我对法律多少有些了解。政治上，如果市委书记、公安局长破坏法制，就非常危险，他们本该带头遵守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维护它的严肃性。伦理上，别人给你辩护，你却反咬一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刑之下必有屈服”，但即使被动地咬自己的辩护人，也容易造成社会整体的道德滑坡。
人物周刊：你对李庄案的前景怎么看？
余元洲：我过去认为李庄申诉胜诉的可能性是49%，其实就是基本没可能，现在升到50%，不像李庄自信满满，认为99%会赢。平反会导致骨牌效应，好多案件要推倒重来，龚刚模要改判，樊奇杭这条人命要赔钱，相关检察官、警察要依据错案追究制度被处分。整个过程可能漫长，但做好它对国家稳定大有裨益，因为可以树立维护法统、有错必纠的形象。有远见的话一定要平反，有远见就不能怕苦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