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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支撑‘新周期’的动力并没有出现。我认为，作出中国经济从‘新常态’转入了‘新周期’，可能会进入一轮较为强劲的经济复苏的判断，为时尚早。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稳定期，理论界与研究机构还是要慎言‘新周期’，不妨再多观察。”
最近，关于“新周期”的争议还在延续。
方正宏观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是“新周期”概念的提出者。今年2月，任泽平首提“新周期“的概念；4月，他发表了《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来自产能周期的多维证据》，其中对此做了很多论证，并展示了大量数据。
任泽平的观点是，中国经济走完增速换挡期“经济L型”，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
从经济数据来看，中国上、中游行业今年上半年确实有所复苏，但任泽平的“新周期”观点，仍然备受质疑。从初期的机构同行李迅雷、刘煜辉，到后来主流经济学家刘世锦、蔡昉等，反对者的阵容越来越大。
批评尖锐者，如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说“别高兴太早，中国经济从来都没有新周期”；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认为，新周期迟早要幻灭，从2011年开始，但凡中国经济有复苏苗头，就总有人跳出来高呼中国经济走出了“新周期”，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投机，而且是“投政治的机”。
观点温和者，如国务院发展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经济新周期的含义需要认真界定，如果有人以为中国经济又要重返一种高增长的轨道的话，这是不可能的。
争议几个回合后，承压巨大的任泽平坦言自己是少数派，但他坚持认为，从业17年，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深信，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起点。
9月2日，任泽平再次发文，称“新周期”与所有新生事物和机遇的到来一样，必将经历四个阶段：“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最后是“来不及”。
此前，在8月10日的一个经济论坛上，刘世锦说，中国经济不是进入新周期，而是进入新平台，一个中速稳定增长的新平台。他认为，这个平台上将来也会有一些周期性波动，是在一个大的“L”型底边加小的“W”型的波动。
在这个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说，“有些人希望我们有一个V字形反弹，回到过去的增长速度，即使回不到两位数，也可以回到8%或9%的增长速度，我认为这是幻想。”
民生证券副总裁管清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中央决策层有清晰的判断。“决策层坚持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继续深化改革的战略定力前所未有，不会为一些新概念、新观点所左右。”
在他看来，若对目前中国经济周期给一个定义，决策层也会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仍是“新常态”，处在迈向新周期的路上。
主流经济学界与大多数市场机构认为，中国经济仍然存在下行压力，如果政府希望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要么采取传统的“强刺激”，要么及早推出“强改革”。前者效率不高，且副作用已显现，“强改革”已成为力推选项。
关于“新周期”所引发的争议，《中国新闻周刊》近日采访了民生证券副总裁、经济学家管清友。
中国新闻周刊：“新周期”引发争议的实质是什么？
管清友：“新周期”是一个新造词，引发争议，其实质是当前经济理论的空白。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去年两会期间所提醒的，中国经济中的“整词儿”现象值得注意。
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缺乏理论定力，经济理论研究习惯政治正确，学界、机构的浮躁几乎到了无视现实的程度。
主流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在是否“新”，而不在“周期”上。没人否认由于行政化去产能和市场自然出清所导致的供给收缩、价格反弹和库存回补；没人否认行业研究员观察到现象的存在；没人否认环保督查对产能收缩的作用；没人否认中国经济出现的诸多亮点；也没人否认二级市场周期类股票会反映实体经济的这种变化。
但是，如果这种行政力量和计划力量推动的上游价格变化和产能变化，被称之为新周期，可能会导致政府陷入虚假的沾沾自喜，强化行政干预，不利于市场作用的发挥，不利于债务风险的化解，甚至进一步导致国进民退，结构僵化，效率低下。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界定中国经济目前的状态？
管清友：中国经济周期之辩是好事。界定中国经济周期转换的指标，还得回到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上，主要看有没有新动力释放出新动能。
从投资来看，当前的投资还是以政府投资为主，民间资本投资乏力。2016年，政府投资主导的基建投资增速较快。这一方面是因為2015年的基数较低。地方政府到期债务在2015年下半年集中爆发，同时债务置换进度不如预期，导致地方政府捉襟见肘。2016年地方财政有所缓解，基建投资才开始发力。其二，是2015年签约的PPP项目到了2016年集中落地，导致政府投资上扬。不过，由于2016年PPP优质项目已经大体告罄，2017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已很难持续拔高。再加上财政部出台多份文件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和支出，银监会也要求防控地方债务风险，很难设想2017年会出现基建投资的“大跃进”。
此外，如何判断经济是否真的良性回暖？民间投资是关键。判断经济数据改善是否源自结构性改善，最重要的指标在于看民间投资是否形成了正常的、由投资回报率来驱动的投资繁荣。
只要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在全社会投资中占比仍然显著超过20%（目前是40%），则经济低效是必然的，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必须做到投资主体的切换。
从消费来看，也并不乐观。从2011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速呈现出平稳下降的趋势。2016年，受到购置税优惠政策的影响，汽车销售同比增速高达15.9%，拉动了当年的消费增长，但优惠政策透支了未来几年的汽车消费，2017年前四个月汽车累计销售同比增速已经降为-1.4%。在居民收入没有明显改善、没有出现新的消费热点之前，预计消费只会保持增速平稳下滑的趋势。
从外需来看，外部需求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定，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效应不大。而美国经济增速已经接近潜在增速，特朗普的财政刺激政策前景并不明朗，欧洲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外部需求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限。
显然，支撑“新周期”的动力并没有出现。我认为，作出中国经济从“新常态”转入了“新周期”，可能会进入一轮较为强劲的经济复苏的判断，为时尚早。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稳定期，理论界与研究机构还是要慎言“新周期”，不妨再多观察。
中国新闻周刊：从周期律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如何才能走向“新周期”？
管清友：中国过去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没有哪个经济周期不是与体制变革相关，没有哪个周期不是与总需求的释放有关。1978年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动力所释放出的动能支撑中国经济二十余年。随后中国加入WTO，扩大开放也是一次重大改革，同样支撑了经济高速发展，期间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经济逐渐修复，步入“新常态”。
与此同时，新一轮改革大潮涌起，全面深化改革、向改革要红利成为共识。这轮改革才刚刚开始，改革所释放的红利正逐渐显现。
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方兴未艾，与之配套的“三去一降一补”、央企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等举措尚在艰难跋涉，还未释放出足够的动能。
经济指标暂时向好，并不能说明改革已取得了巨大成效。恰恰相反，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简单化和庸俗化为结构性管理和行政化宏观调控，这与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心是违背的。简单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吗？体制成本下降了吗？企业税费负担减轻了吗？僵尸企业处置完了吗？创新环境形成了吗？谁也不敢就目前的经济数据断言。
我们认为，传统的“强刺激”政策效应在递减，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没错，应该坚持“强改革”。如加速国有企业改革；开放能够切实改善民生、增加人民“获得感”的服务业，如医疗、教育、养老、通讯等；以更为市场化的方式推进城市化和环境保护；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等。这些改革将释放出强烈的信号，从根本上提振市场信心。
“新周期”作为学术观点，或市场机构一家之言，引发辩论争议无可厚非，但若涉及建言献策，还是出言谨慎些好。
最近，关于“新周期”的争议还在延续。
方正宏观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是“新周期”概念的提出者。今年2月，任泽平首提“新周期“的概念；4月，他发表了《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来自产能周期的多维证据》，其中对此做了很多论证，并展示了大量数据。
任泽平的观点是，中国经济走完增速换挡期“经济L型”，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
从经济数据来看，中国上、中游行业今年上半年确实有所复苏，但任泽平的“新周期”观点，仍然备受质疑。从初期的机构同行李迅雷、刘煜辉，到后来主流经济学家刘世锦、蔡昉等，反对者的阵容越来越大。
批评尖锐者，如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说“别高兴太早，中国经济从来都没有新周期”；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认为，新周期迟早要幻灭，从2011年开始，但凡中国经济有复苏苗头，就总有人跳出来高呼中国经济走出了“新周期”，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投机，而且是“投政治的机”。
观点温和者，如国务院发展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经济新周期的含义需要认真界定，如果有人以为中国经济又要重返一种高增长的轨道的话，这是不可能的。
争议几个回合后，承压巨大的任泽平坦言自己是少数派，但他坚持认为，从业17年，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深信，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起点。
9月2日，任泽平再次发文，称“新周期”与所有新生事物和机遇的到来一样，必将经历四个阶段：“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最后是“来不及”。
此前，在8月10日的一个经济论坛上，刘世锦说，中国经济不是进入新周期，而是进入新平台，一个中速稳定增长的新平台。他认为，这个平台上将来也会有一些周期性波动，是在一个大的“L”型底边加小的“W”型的波动。
在这个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说，“有些人希望我们有一个V字形反弹，回到过去的增长速度，即使回不到两位数，也可以回到8%或9%的增长速度，我认为这是幻想。”
民生证券副总裁管清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中央决策层有清晰的判断。“决策层坚持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继续深化改革的战略定力前所未有，不会为一些新概念、新观点所左右。”
在他看来，若对目前中国经济周期给一个定义，决策层也会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仍是“新常态”，处在迈向新周期的路上。
主流经济学界与大多数市场机构认为，中国经济仍然存在下行压力，如果政府希望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要么采取传统的“强刺激”，要么及早推出“强改革”。前者效率不高，且副作用已显现，“强改革”已成为力推选项。
关于“新周期”所引发的争议，《中国新闻周刊》近日采访了民生证券副总裁、经济学家管清友。
中国新闻周刊：“新周期”引发争议的实质是什么？
管清友：“新周期”是一个新造词，引发争议，其实质是当前经济理论的空白。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去年两会期间所提醒的，中国经济中的“整词儿”现象值得注意。
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缺乏理论定力，经济理论研究习惯政治正确，学界、机构的浮躁几乎到了无视现实的程度。
主流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在是否“新”，而不在“周期”上。没人否认由于行政化去产能和市场自然出清所导致的供给收缩、价格反弹和库存回补；没人否认行业研究员观察到现象的存在；没人否认环保督查对产能收缩的作用；没人否认中国经济出现的诸多亮点；也没人否认二级市场周期类股票会反映实体经济的这种变化。
但是，如果这种行政力量和计划力量推动的上游价格变化和产能变化，被称之为新周期，可能会导致政府陷入虚假的沾沾自喜，强化行政干预，不利于市场作用的发挥，不利于债务风险的化解，甚至进一步导致国进民退，结构僵化，效率低下。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界定中国经济目前的状态？
管清友：中国经济周期之辩是好事。界定中国经济周期转换的指标，还得回到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上，主要看有没有新动力释放出新动能。
从投资来看，当前的投资还是以政府投资为主，民间资本投资乏力。2016年，政府投资主导的基建投资增速较快。这一方面是因為2015年的基数较低。地方政府到期债务在2015年下半年集中爆发，同时债务置换进度不如预期，导致地方政府捉襟见肘。2016年地方财政有所缓解，基建投资才开始发力。其二，是2015年签约的PPP项目到了2016年集中落地，导致政府投资上扬。不过，由于2016年PPP优质项目已经大体告罄，2017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已很难持续拔高。再加上财政部出台多份文件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和支出，银监会也要求防控地方债务风险，很难设想2017年会出现基建投资的“大跃进”。
此外，如何判断经济是否真的良性回暖？民间投资是关键。判断经济数据改善是否源自结构性改善，最重要的指标在于看民间投资是否形成了正常的、由投资回报率来驱动的投资繁荣。
只要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在全社会投资中占比仍然显著超过20%（目前是40%），则经济低效是必然的，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必须做到投资主体的切换。
从消费来看，也并不乐观。从2011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速呈现出平稳下降的趋势。2016年，受到购置税优惠政策的影响，汽车销售同比增速高达15.9%，拉动了当年的消费增长，但优惠政策透支了未来几年的汽车消费，2017年前四个月汽车累计销售同比增速已经降为-1.4%。在居民收入没有明显改善、没有出现新的消费热点之前，预计消费只会保持增速平稳下滑的趋势。
从外需来看，外部需求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定，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效应不大。而美国经济增速已经接近潜在增速，特朗普的财政刺激政策前景并不明朗，欧洲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外部需求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限。
显然，支撑“新周期”的动力并没有出现。我认为，作出中国经济从“新常态”转入了“新周期”，可能会进入一轮较为强劲的经济复苏的判断，为时尚早。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稳定期，理论界与研究机构还是要慎言“新周期”，不妨再多观察。
中国新闻周刊：从周期律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如何才能走向“新周期”？
管清友：中国过去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没有哪个经济周期不是与体制变革相关，没有哪个周期不是与总需求的释放有关。1978年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动力所释放出的动能支撑中国经济二十余年。随后中国加入WTO，扩大开放也是一次重大改革，同样支撑了经济高速发展，期间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经济逐渐修复，步入“新常态”。
与此同时，新一轮改革大潮涌起，全面深化改革、向改革要红利成为共识。这轮改革才刚刚开始，改革所释放的红利正逐渐显现。
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方兴未艾，与之配套的“三去一降一补”、央企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等举措尚在艰难跋涉，还未释放出足够的动能。
经济指标暂时向好，并不能说明改革已取得了巨大成效。恰恰相反，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简单化和庸俗化为结构性管理和行政化宏观调控，这与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心是违背的。简单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吗？体制成本下降了吗？企业税费负担减轻了吗？僵尸企业处置完了吗？创新环境形成了吗？谁也不敢就目前的经济数据断言。
我们认为，传统的“强刺激”政策效应在递减，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没错，应该坚持“强改革”。如加速国有企业改革；开放能够切实改善民生、增加人民“获得感”的服务业，如医疗、教育、养老、通讯等；以更为市场化的方式推进城市化和环境保护；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等。这些改革将释放出强烈的信号，从根本上提振市场信心。
“新周期”作为学术观点，或市场机构一家之言，引发辩论争议无可厚非，但若涉及建言献策，还是出言谨慎些好。